缘起
从全球来看，在未来五到十年，随着新一轮产业革命的不断拓展，技术突破和业态创新将逐步融合产业边界，全球投资贸易秩序将加速重构，产业内和产品内分工的重要性也将日益突出，服务贸易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重要地位将更加突出，服务业甚至研发活动都将呈现深入的产业内垂直分工的特征。从中国来看，目前中国已成为一个工业和贸易大国，是世界产业分工格局中的重要力量，但仍存在产业发展水平低、处于全球分工格局低端等问题，未来有望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向中高端升级，并在全球价值链治理中发挥越来越积极的作用。在这种背景下，“十三五”时期我国三次产业发展的定位、方向和政策都将面临重大的变化。
“十三五”时期应对产业结构升级思路进行重大调整：摒弃以往追求产业间数量比例关系优化的指导思想，产业结构调整的主线是提高生产率。
基于一般意义的三次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我国五年规划一般将三次产业产值和就业比例关系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指标，比如，“十二五”规划提出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从2010年的43%提高到47%。但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并不存在一个严格意义的三次产业数量比例关系，尤其是在当今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各个产业边界日趋模糊的大趋势下，统计意义的产业规模数量比例指标作为政策导向的意义已经越来越小，寻求最优产业比例关系、进行“产业结构对标”的产业结构升级思路，其合理性和操作性的基础已越来越薄弱。
实际上，产业结构演进升级的本质是生产率高的部门逐步替代生产率低的部门成为主导产业。虽然近年来我国第二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逐步下降、第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逐步上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演进趋势，但2013年我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仍高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存在第三产业比例上升而整体劳动生产率下降的潜在产业结构的“逆库兹涅茨化”，这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我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产业结构升级的本质是生产率的提升，不能够仅依靠三次产业的数量比例来判断三次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程度，关键是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升。
因此，“十三五”期间，我国三次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主题要从强调增长导向的规模比例关系转为强调发展导向的产业融合协调，中国产业发展战略的重点也要从产业数量比例调整转向产业质量能力提升，发展的核心在于提高产业的生产率；为了更好地适应产业融合的趋势，未来的产业政策应逐步突破传统的“产业结构对标”的思路，消除政府对部门间要素流动的扭曲和干预，减少部门垂直管理带来的产业融合障碍，通过促进产业间的技术融合、商业模式融合和政策协调，促进三次产业和各产业内部的协调发展。在具体制定“十三五”规划时，建议不要把三次产业结构产值和就业比例作为产业发展的“应然”目标提出，产业结构数量比例只是一个“实然”变化，重点考核三次产业发展的质量目标，可以用劳动生产率和技术创新指标等来衡量。
“十三五”时期应对三次产业的功能定位进行重大调整：在促进三次产业融合协调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提高发展能力进一步稳定农业的国民经济基础地位，通过培育工业创新驱动和高端要素承载功能实现从经济增长引擎到可持续发展引擎的定位转变，通过消除体制机制障碍实现服务业进一步拉动经济增长的功能定位。
当今世界，三次产业彼此融合与互动发展是大势所趋，从农业看，农业与工业和服务业的融合已成为农业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从工业看，制造业服务化和制造业信息化是工业化国家“再工业化”的两大趋势，是制造业重获竞争优势、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源泉；从服务业看，只有融合发展，服务业才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才能为制造业升级和农业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具体到产业功能定位和战略举措看，为了进一步稳定农业的国民经济基础地位，应转变过去主要通过财政补贴等扶持性的政策措施降低农业生产经营成本的思路，在继续贯彻惠农政策的同时，重点通过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拓展农业多种功能等措施逐步提高农业的发展能力；作为过去经济增长引擎的工业部门，要通过核心能力的构建进一步突出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创新驱动和高端要素承载功能，逐步由过去的促进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向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国民经济可持续增长能力和提升全球竞争力转变，发展模式将从标准化、模块化产品向一体化产品转型升级，从简单产品向复杂产品转型升级，由过去粗放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和模仿创新向精益化生产和自主创新转变；服务业要通过打破垄断和市场管制、改革投资审批、加强信用制度建设等措施消除体制机制障碍，促进现代服务业跨越发展，从而培育服务业部门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力。
“十三五”时期应对产业政策方向进行重大调整：推进产业政策从选择性主导转为功能性主导，产业政策的重心从扶持企业、选择产业转为激励创新、培育市场。
长期以来，我国实施的是选择性产业政策，通过投资审批、目录指导、直接补贴企业等手段直接广泛干预微观经济，以挑选赢家、扭曲价格等途径主导资源配置，这虽然发挥了经济赶超的重要作用，但也扭曲了市场机制。进入“十三五”以后，传统产业投资相对饱和，市场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企业需要不断创新寻求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此时政府部门难以正确选择“应当”扶持的产业、企业和产品。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政府实施产业政策了，而是产业政策方向需要转型，从选择性产业政策转向功能型产业政策。功能型产业政策是“市场友好型”的，它以“完善市场制度、补充市场不足”为特征，政府的作用是增进市场机能、扩展市场作用范围并在公共领域补充市场的不足。这种调整意味着，今后产业政策手段要从直接干预微观经济行为为主转向通过培育市场机制间接引导市场主体行为，虽然也存在补贴、税收优惠等扶持性企业政策，但扶持对象一般是前沿技术和公共基础技术，并强调研发、技术标准和市场培育的协同推进，多采用事前补贴、而不是事后奖励的方式，补贴规模不大、更多是发挥“带动”作用。
“十三五”期间产业政策的重点应该是两个方面，一是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完善要素市场机制。相对于一般商品市场，我国要素市场改革还相对比较滞后，“十三五”期间要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具体涉及农民工市民化改革，打破基础产业垄断、特别是行政性垄断，提高资本市场配置效率，推进科研体制改革，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等各个方面；二是优化创新生态、完善创新驱动机制、激励创新行为，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对创新行为要给予更大的空间和尽可能的包容。
“十三五”时期要对国有经济的产业布局进行重大调整：推进国有经济的产业布局从重化工领域转向高端和新兴制造业、公共服务业等领域，经营业务从整个自然垄断领域集中到具有自然垄断性的网络环节。
从产业布局结构看，在过去的十多年中，由于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重化工业处于大发展的时期，通过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国有企业大多集中到工业领域，尤其是重化工业领域，在工业领域超过60%的国有资本集中于能源工业（电力、煤炭）和原材料工业（钢铁、有色和建材）。但是“十三五”期间，我国将步入工业化后期，过去十几年中形成的国有经济倚重重化工业布局和规模扩张的发展方式，已无法适应工业化后期的经济新常态的要求。相对于大量国有资本分布在这些重化工领域，与《中国制造2025》相关的高端与新兴制造业领域、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相关的产业领域、与完善中心城市服务功能相关的基础设施，还有待国有资本的投入。这就要求通过国有经济布局与结构的再调整，积极推进这些重化工领域的部分国有资产逐步退出，转向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等领域。
从经营业务结构看，经过多年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在电力、电信、民航、石油天然气、邮政、铁路、市政公共事业等具有自然垄断性的行业中，国有企业占据了绝大多数。应该说，这总体上符合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但是，由于国有企业的经营业务涵盖整个行业的网络环节和非网络环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有效竞争，影响了社会服务效率。“十三五”期间要推进这些行业的改革和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形成主业突出、网络开放、竞争有效的经营格局。将电信基础设施和长距离输油、输气管网从企业剥离出来，组建独立网络运营企业的方式，通过网络设施平等开放推动可竞争性市场结构构建和公平竞争制度建设，使垄断性行业国有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具活力的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