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国际、国内地缘环境的变迁，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边疆研究。在当前全球化趋势和中国对外知识需求增长的背景之下，中国边疆研究也面临着新的知识与方法转型。边疆民族志作为对当代中国边疆社会与文化加以深入描述与阐释的新理念与新方法，在发掘与构建中国边疆社会的新知识方面具有重要价值。本文对边疆民族志的定义、方法以及在近代以来中国边疆知识形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做了初步的分析与论述，并在此基础上，从理念与方法等方面论述了边疆民族志在建构中国边疆学上的可能性问题。
引论：民族国家与国家边疆
自近代以来，民族国家（nation-state）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的主体，而民族国家体系也相应地成为国际政治关系的主流体系。在此背景之下，作为确定民族国家稳定与否的要件之一，是否具有确定而稳固的边界就成为其中的重要一环，而与边界相对应的，就是国家的边疆与边疆地区。
杜赞奇曾指出，种族、民族与历史这三个词汇依靠历史主体的叙述建构统一了起来，并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被加以阐释。[2]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民族国家这一结构本身就使作为民族和历史混合体的国家边疆的存在、发展与巩固有了相应的基础与舞台，而国家边疆的稳定与巩固又反过来强化了民族国家，在国家边疆问题上的相关波动都会影响到民族国家内部的认同与治理。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国家与国家边疆彼此共生，并成为国家与国际关系发展所必不可缺的要素。
在中国古代，历史叙述向来以王朝为叙述对象，对于具体的制度特征及内部意识问题并不是特别在意，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上，基本上是在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秩序下处理与周边藩属国之间的关系的。直到盛清时期，清廷在国际秩序方面一直抱持着中国中心观的传统。直到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对世界秩序的看法方面才发生根本性的转折，在面对西方观念冲击的过程中，逐步接受了西方国家的诸多意识观念，在一般意义上接纳了民族国家的观念，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对这一民族国家观念也一直在进行着再解释。[3]可以说，官方与民间对边疆的体认也正是在中国重新定位对外与对内关系的过程中逐渐清晰和深化起来的。“自从夏朝建立、国家疆域形成开始，又经历了4000多年的沿革，历代政府和各族人民，均致力于国家疆域的管辖与治理，绵延流传，代代相承，累世不辍；中国疆域的发展，经历了政治局势的分立、统一和大一统的过程。在元、明、清大一统以前，中国疆域格局往往表现为多类型和一定的层次结构。这反映了分与合政治局势的演化和管辖对策的施行，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发展的必然过程，而不是实质性的分裂；中国传统文明的发展，是历史上支撑和维系整个疆域的脊梁”。[4]而随着元、明、清三代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与巩固，中国国家的领土版图在清朝康乾时期基本底定，并在随后近代国际关系格局中通过相关边界协定等而固定化、法理化，最终成为我们目前国家领土版图的基础。在这数百年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中央政权力量对国家边疆的控制力度经历了一个由弱到强的阶段，并最终将整个国家边疆都纳入到中央政府的有效治理当中。当然，在中国历代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强化治理的过程中，也伴随着边疆地区在社会、文化、传统等方面的调适与融合，进而形成具有整体性的国家社会与文化结构。
在19世纪末西方力量的外部压力下，中国传统的世界秩序观逐渐瓦解，不得不向近代国际关系体系转型，并纳入当时西方殖民力量话语所编织的国际等级网络当中。[5]随着一战，尤其是二战的爆发，中国获得了改变自身国际地位的契机，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新的中国国际秩序观。随着近代化和全球化潮流的推进，现代民族国家在很多方面获得了之前所不具备的国家治理技术与手段，对于国家各个领域的控制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也将民族国家机体的巩固能力提高到一个全新的水平。中国也概莫能外。但我们也注意到，在这种国家治理能力空前提高的过程中，边疆地区社会、文化等方面所具有的独特性、地区性被主流话语冲击和垄断，进而无法凸显国家边疆所应有的“边疆性”，使国家中央政权在处理周边事务的过程中面临一个“知识失语”的困境，也就是说，我们在处理国家相关事务的过程中，面对周边国家对靠近我国边疆地区的邻接地区社会、文化状况的详细与清晰把握，我们对于这些边疆地区相关知识的了解与掌握处于弱势，双方在对各自边疆周边地位掌握的知识密度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有鉴于此，如何在民族国家发展的过程中，更好地实现国家对于边疆地区认识的知识增量，进而对这些边疆地区本身的地方特征及其在整个国家体系中的位置有更为清晰的把握与认识，就成为在新形势下对中国本身加以重新认识与思考的一个重要渠道。
一. 知识空间：民族志与学科构建
在近代以来知识体系的形塑过程中，西方世界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知识分类体系，诞生了诸如社会学、政治学等人文社会学科，并随着向周边大陆与海洋的殖民浪潮，将这种知识与学科分类推广到世界其他地区。在这一过程中，具有自身知识传统（如经、史、子、集）与学科分类的中国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在经历了抵抗与冲突之后逐渐败下阵来，最终被迫向西式学科分类与知识体系屈服，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1905年废除科举制。对此，当时主张废科举的袁世凯曾言：“且设立学堂者，并非专为储才，乃以开通民智为主，使人人获得普及之教育，具有普通之智能，上知效忠于国，下知自谋其生也。其才高者固足以佐治理，次者亦不失为合格之国民，兵农工商，各完其义务而分任其事业，妇人孺子，亦不使佚处而兴教于家庭。无地无学，无人不学，以此致富奚不富，以此图强奚不强。”[6]可以说，这种观念实际上就完全摒弃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路径，而接纳了西方意义上的国民教育体系，力求在培养国民素质的同时，为近代的国家建设铺路。
当然，知识、学科的划分与近代国家体系的形成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联。华勒斯坦等学者曾专门分析了近代学科建构与发展的过程，强调了学科构建过程中对于知识增量的目标需求以及对于知识创造者的培养需求，并指出：“十九世纪思想史的首要标志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即创立了以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结构。多元学科的创立乃基于这样一个信念：由于现实被合理地分成了一些不同的知识群，因此系统化研究便要求研究者掌握专门的技能，并借助于这些技能去集中应对多种多样、各自独立的现实领域。这种合理的划分保证是有效率的，也就是说，具有思想上的创造性”。[7]他们在分析中进一步指出，尽管目前诸多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各不相同，研究路径各有侧重，但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些学科都是在国家主权领土这一空间基础上组织起来的。不管是社会学家眼里的社会、宏观经济学家眼里的国民经济、政治学家眼里的国家、史学家眼里的国史与民族史，还是人类学家眼中的本国人类学、文学家眼中的本国文学，都将研究空间限定为政治疆界的范围之内，并在此领域内实现各学科间的交流与互动，在这些学科当中，存在着一个默认的前提，即，在这些学科所关注的政治、社会与经济等过程之间存在着基本上的空间一致性，这也就是说，这些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所一手提携起来的，国家疆界所囊括成的空间成为这些学科产生与发展的容器。[8]从这个角度上说，近代以来相当多的社会科学学科都是以国家领土疆域整体空间作为其叙述及推演空间的，学科的空间往往跟国家的空间相重合。
而边疆学的情况则有所不同。笔者以为，作为一个力图通过对边疆研究的系统、多层面分析进而确立起整体性架构的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的边疆与边疆事务，与之对应，就并不是以整体性的国家领土疆域空间作为其叙述及推演空间，而是以国家领土边疆及周边地域空间作为其叙述及推演空间，换句话说，这是以环带状的中国边疆地区为主要叙述对象，并涉及中央与边疆关系的放射网状结构的学科形态。
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就能够对中国边疆地区这一环带状区域进行有重点的关注，在这过程中，对于这一环带地域所进行的史学层面的、对边疆历史纵向的考辨与论述理所当然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这种史学角度的论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入国史（national history）的范畴，其目的旨在巩固和强化边疆地区各族群对于民族国家、国家意识与国家文化的认同。而在另一方面，这些边疆地区内部各具特色的区域性社会、文化结构本身，应该如何加以体认？是应该用一种整体性的国家文化来加以覆盖，还是站在当地民众本位的角度去描述和记录这些区域性文化本身？在习惯了从中心对边缘加以叙述之后，我们应该如何面对“从边缘对边缘”，以及更进一步的“从边缘对中心”的叙述问题？[9]对此，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指出的：“他们需要从碎片的角度对后殖民或后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思考。所谓碎片就是指那些不能被轻易地归入某一国家的人或部分，他们存在于社会的边缘和外围。他们又构成了国家理解自身的一个渠道”。[10]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王明珂先生在研究中国古代边地族群变迁的时候曾指出：“人类学与历史学在此可有一个诠释的中界面（interpretive interface）。结合人类学的历史研究，简单地说，便是将历史记载当作田野报告人的陈述，以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态度进入史料世界之中”，[11]这实际上就强调了田野叙述在历时层面上的边疆研究中的重要性，而更进一步加以思考的话，笔者认为，民族志能够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一种反思性的建设作用。
简略言之，民族志（Ethnography）是一种建立在具体田野工作的第一手观察和参与互动基础上的对于对象文化与社会的描述，并以此对所这一对象文化与社会作出相应的理论性和结构性解释。作为一种方法，它是人类学非常重要的叙述和表达手段。“民族志学者意识到理解认识论原理对于选择方法的重要性。民族志研究的典型模式是建立在现象学导向的范式（paradigm）基础之上的。这一范式因承认多重现实而包括多元文化观点。人们依据他们的个体理解而行动，这些行动带来真实后果，因而每个个体看到的主观事实并不比客观上限定和测量的事实要虚假”。[12]正是由于民族志能够更好地把握对象社会的细节，并从对这些细节的观察与分析中得出某种全局性的认识，因此，在具体的研究上，它为各个学科所借鉴，并在广度上加以拓展。
与传统的历史文献梳理方法不同的是，民族志所面对的是现实的、活生生的社会生活，所强调的是对具体社会生活与过程的适应与理解。例如，人类学大师马凌诺斯基于20世纪初期在对西太平洋地区的新几内亚东部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进行的田野调查过程中，曾“成年累月地呆在土著人中间，像土著人一样生活，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用他们的语言交谈，并且从最稳妥的渠道搜集资料——亲自观察并且在没有翻译介入的情况下由土著人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对他讲述”，[13]他就是在此基础上完成了经典之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而书中所提到的研究方法也成为后来者进行相关调查研究的范例。
而我们也注意到，研究视角的选取过程实际上也呈现着民族志书写在边疆学研究中的独特性。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民族志研究可以在具体的研究中采取一种整体性的视角来分析和描述社会的广阔图景，而避免了诸多学科研究中的“碎片化”趋向。而在对社会图景进行描述的过程中，对社会群体的历史、宗教、政治、经济以及环境等问题加以关注。随着学术研究的发展，目前已经没有哪项研究能够对某种文化或者社会群体加以一劳永逸、彻底完整的叙述，但是在整体论视角下的研究将使研究者能够超越单个文化图景或事件，而揭示出众多文化图景与事件之间多层次的彼此关联。[14]可以说，正是这种民族志的有效性与特殊性，使得研究者能够不受自身所处位置的局限，既可以身处边疆，也可以在边疆之外的地点进行写作，但却能对曾经亲自调查过的边疆社会与文化在历史梳理之外作出更具理论性的解读与阐释。从这种意义上说，这是在边疆研究积累方面真正的知识增量；而就其与学科构建的关系而言，则是在学科型构方面所拓展出的新的知识空间，这种知识空间的获取不是通过对既有学科资源的裂分或迎合获取的，而是以特定的问题意识以及分析方法为核心，对原有学科所忽略的社会知识细部进行有意识的记录与梳理，进而形成全新的知识增量和阐释空间。
二. 交互式的历史图景：边疆民族志的多重视野与解读可能
中国对边疆的重视由来已久，并始终在传统的国家知识网络中占据着一定的位置。当然，边疆在国家话语中的具体位置往往随着中国历史上游牧-农耕力量之间的力量对比而出现变化。在王朝政局稳定亦或将游牧与农耕文明加以有效整合之时，对边疆空间的想象与向往往往成为一种时尚，中心地带民众对边地的探寻之旅往往跟边地民众赴京朝圣之旅相映成趣；而当王朝政局尤其是边疆政局出现动荡之时，民众对于边疆的恐惧与躲避成为相应的标志，而边地民众对王朝中心地带的想象也变得固化和简单化。在中国近代以来边疆研究的第一波高潮出现在十九世纪中期。“及至鸦片祸起，割地赔款，遂使外人知我国家之柔弱，政府之无能，纷至沓来，皆挟其所欲而去，夺我藩属，割我良港，造成空前之耻辱，贻吾族以无穷之患难”，[15]“自乾隆后边徼多事，嘉道间学者渐留意西北边新疆、青海、西藏、蒙古诸地理”，[16]当时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了解边疆社会与边疆知识对于维持和巩固清朝的重要性。对此，梁启超曾有过总结：“以边徼或域外地理学名其家者：寿阳祁鹤皋（韻士）、大兴徐星伯（松）、平定张石洲（穆）、邵阳魏默深（源）、光泽何愿船（秋涛）为最著，而仁和龚定庵（自珍）、黟县俞理初（正燮）、乌程沈子敦（垚）、固始蔚子潇（湘南）等其疏附先后者也。此数君者，时代略衔接，相为师友，而流风所被，继声颇多，兹学遂成道光间显学”。[17]而在这些学者及其相关边疆著述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对边疆地区社会、文化与生活态势的观察与描述。当时的读者正是通过这些作品，才真正开始对边疆地区、边疆事务有所关心和了解。
在学界的努力之下，近代中国的边疆调查取得了很多开创性的进展，而在这中间，有学者也指出了其中所存有的遗憾：“然而科学上宝贵之材料，往往自实地调查创获而来。近来我国边疆调查，年必数起，民族学者极多参与之机会。惟时间极短，且多利用暑假，故只限于近边，而停留考察之时间亦不能过久，欲达到正确精密之结果则殊不可能，民族学者最大之损失，莫过于斯”。[18]而且，由于当时人们对于边地民众及其文化的知识了解甚少，又受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因此在观念上往往会隐含一种中原-先进、边疆-落后的对应关系，这就使得在材料的搜集与阐释方面会出现偏差。[19]而这种偏差，在某种程度上是跟中国当时所处的知识地位有关系。
高丙中教授曾将中国人与外部世界的直接接触和对于外部世界的表述分为三种形态，[20]受此启发，在对中国边疆社会与文化的认识与表述方面，笔者以为，也大致可以划分出三种类型的表现形态：其一是传统中原王朝朝贡体系对于边疆地区社会与文化的认识与表达，统治者与核心地区的民众以此来想象边疆地区，这形成了对于边疆地区的集体想象；其二是去边疆地区游历、戍守的个人甚至被发配至此的官员对于这些地区社会与文化的认识与表述，从历史的分期来看，这种认识与表述往往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近代之前，自中原去边疆的个人对于边疆地区的描述往往带着一种内在的自信，常常会关注当地的奇装异服、奇风异俗，而近代之后，由于中国核心地区本身已经受到西方力量的强力压迫，因此，在这些人描述边疆社会的时候，混杂着面对西方文明与知识时的自卑和在对边疆认识方面的某种自负，呈现出某种混杂性；其三则是以换位思考的态度，使用当地语言在当地生活与交流，对边疆社会与文化进行的深度描述与阐释，并在此基础上对本位文化进行反思。这种形式的表现形态是具有某种超越性的，它所型构的知识框架已经不再满足于对边疆知识的简单搜集与整理，而是在记录与描述的过程中，凸显出观察者、边疆社会本身以及描述过程各自的主体性，并让读者在对这几方面主体的阅读中了解到边疆社会本身的真实信息，并在此基础上确立起对于边疆社会与文化的新的认知。
而为了获得真正具有原始价值和生命力的边疆社会与文化的相关信息，光靠浮光掠影的描述是绝然不够的，而应该在对与这些边疆社会民众接触、共处的过程中，去理解这些社会与文化的内在逻辑，并加以民族志的描述。对此，我们也必须对描述的原则有所体认。“民族志伦理的首要准则是，民族志学者不能伤害他所研究的人或团体。在文化的荒野中寻找一条符合逻辑的道路，民族志学者要小心，不能伤害当地人的情感或亵渎他们的神圣文化。这种对社会环境的尊重，不仅确保了研究对象的权利和资料的完整性，而且保证了人们与研究者之间持久而有活力的关系。职业的作风和精细的步骤体现出民族志学者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尊重、赞赏和正确评价”。[21]而返观这些既有的游历或描述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有部分作者确实是站在被观察者的角度来看待边疆社会与边疆文化的，但更多地是以一种游历、点评式的居高临下姿态进行的描述，而在这种心态的指引下，对边疆社会与边疆文化的认识就显然是一种从中心对边缘的叙述，因为“民族志学者的工作不单单是从主位的或局内人的视角收集信息，还要从客位的或外界的社会科学的视角出发来解释这些资料”。[22]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近代的相关描述具有相当大的信息含量，可以有助于我们重新通过阅读来型构过去边疆社会与边疆文化的图景，但在有意识地对边疆社会与文化进行“渗入式”观察与访谈方面，却还需要相当的理论自觉。笔者关于“边疆民族志”的想法和概念正是在这种期待中逐渐成型的。
“边疆民族志”，并非简单地对边疆民族作“志”，[23]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地方志”，[24]而是民族志方法在边疆社会与文化研究上的运用，从更明晰的角度来说，这是面向边疆社会与文化所作的民族志书写。这种民族志类型，不同于一般二十四史中的《匈奴列传》、《土司列传》、《藩部列传》等的官方格式化叙述，也不同于从古代到近代的那些个人边疆游历观察作品，如东晋法显《佛国记》、北魏宋云《行记》以及近代的《西征续录》、《辛卯侍行记》等，而是在现代田野调查理念与参与访谈等基础上形成的对于边疆社会与文化的民族志文本。这种“边疆民族志”既跟西方意义上的完全立足于外域文化的民族志研究相区别，也在内容上超越了对传统汉人社会的民族志研究，而着重于对中国边疆这一环带空间的挖掘与分析，并进而阐释这一环带空间与中心、外域的关联与互动过程。总之，如果能够对边疆民族志以充分的重视，我们就可以通过自身学术圈的努力而形成一幅彼此互动、多元一体的边疆社会与历史图景。
三. 从边疆民族志书写到“边疆范式”型构：中国主体性理论话语的可能性
正如萨义德对“东方”及其意象的深刻揭示为我们展现了近代以来西方对于东方的描述与想象内部所蕴含的文化霸权（hegemony）一样，[25]近几十年来全球化的迅速推进也深刻影响着国际学术及其话语格局。借助着经济实力与创新驱动力方面的优势，欧美尤其是美国学术话语日渐社科学界占据垄断性的话语方式。表现在对中国边疆的研究方面，在很多时候，关于中国边疆的诸多议题都是由欧美话语所引导的，论证方式也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它们的深刻影响，而相比之下，国内的相关研究则往往处于被动应对的状态，而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跟当初“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局面类似的尴尬。
在民国时期，徐益棠先生曾敏锐地指出了民族志方法在中国边疆政策执行与研究中的重要意义：“边疆政策上民族学之应用。此亦为现代欧美民族学界人类学家所正待发挥光大者，所谓应用人类学及应用民族学者，近年来在英法有极大之进步。但此种新科，并非凭空产生，一方由于殖民地官员，应用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基础，参与实地的经验，整理而成为有条理有系统之著述；一方由于民族学及人类学专家，根据各方面殖民地官吏之报告，而用学理以分析、综合之，如行政的民族学、教育的民族学、犯罪的民族学、商业的民族学皆是也。我国不建设边疆则已，如欲建设边疆，则此种应用的民族学与人类学，必须急起直追，努力研求”。[26]他所提及的状况，正是在殖民时代西方对其殖民地知识建构与治理方面所形成的关于边疆的分类模式，这种分类有效地支撑着这些西方对这些边疆殖民地的统治。中国的情况与此不同，尽管边疆地区是中国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我们对边疆社会的认识往往还维持在20世纪50年代边疆调查所获取的知识背景与层级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同样需要经由这种实地的调查与整理，进而对当地社会与文化有更为全面而具体的认识。
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一波边疆研究浪潮中，凌纯声先生曾经这样期待当时和未来的边疆研究者：“我希望热心边疆问题的同志们，我们如果真正研究边疆，并不是集几个同志，结合一个团体，出版一种杂志，写几篇人云亦云、辗转抄袭，甚至虚造事实来充塞篇幅的文章，就算了事，我们研究一个问题，首先要搜集到可靠的材料，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史书和方志的材料、外人的记载、文人的游记、商贾的口述，只能作我们的参考，不能作为研究边疆现实的材料。所以要研究边疆，第一要有可靠的现实的材料作为研究的凭籍。我们希望研究边疆问题的……常到边疆去实地调查。有了可靠的材料，再谈得研究。否则喊几声‘筹边救国’的口号，写几篇很动听的文章，这都是欺人欺己的勾当，于边疆无益，于国家何益？现在住在京沪，从没有到过边地去的，或到过边疆而对于边地实情没有认识清楚的人们，对于边地常有误解。提起西北，则曰地广人稀、物产丰富，可以移民实边。说到西南，矿产遍地、天富之国，从速开发以裕民生。一旦发生边患，则斥帝国主义者之侵略，鲸吞蚕食。还有什么文化落后也，交通不便也，我们试看十篇筹边的策略，倒有九篇相同，都是人云亦云的老话。”[27]他的这段话对于我们无疑是一种警醒，使我们能够反思研究者与研究本身在研究定位、研究方法和目标旨趣方面所存在的误区与需要修正之处，从而更好地面对真正的边疆与民族问题，而避免将边疆问题、民族问题“问题化”，进而陷入为研究而塑造问题的死循环当中。
而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当然也会遇到新的问题。格尔兹曾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当代民族志所遇到的困境，他说：“他们面对的社会是半现代半传统的，面对的田野工作状况具有惊人的伦理复杂性，面对的描述和分析进路繁多且大相径庭。面对的主体能够而且的确为自己说话。不仅如此，他们还为沉重的内在不确定所钳制，几乎陷入一种认识论臆想，质问人们如何知道自己所说的其他生活方式的一切在事实上的确如此。信心的丧失及与之相伴的民族志写作危机，是当下的一种现象”。[28]这就告诉我们，在对中国边疆社会与文化加以新的揭示与描述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时刻反思我们作为观察者与描述者在其中所处的地位及秉持的视角，并努力做到让边疆社会本身来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而究竟怎样才能更好地将边疆社会自身的知识脉络表达出来，则需要研究者的不断努力。
目前国际范围内的边疆研究正处在范式转变的过程中，旧有的范式已经逐渐被抛弃，而新的范式还没有成型。一方面，我们可以从历史文献、档案材料的梳理中逐渐复原中国边疆的历史图景，使我们对于中国自身边疆社会的内在发展逻辑有切实、深入的理解与体会，进而形成对于边疆空间形成过程的总体认识；[29]而在另一方面，通过对边疆社会及文化本身进行的边疆民族志书写，我们可以逐步型构出具有我们自己观察视角与叙述内涵的知识空间，形成具有足够容量与活力的当代中国边疆社会的“原创知识”，进而使中国的边疆研究能够在此基础上，对当代中国的相关边疆问题有新的、更富有启发性与反思性的理解与认识，从而在构建边疆研究的“中国知识”上有所创造与突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边疆研究方面的知识增量，进而逐渐构成具有充分解释力的、可加以推广的新的“边疆范式”。[30]而这，也是重新发现“中国”、构筑中国自身主体话语的一个重要方面。
注释：
[1] 1981年生，江苏苏州人，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讲师。联系方式：rucyuanjian@hotmail.com。该文初稿曾在2013年11月14-15日于北京举行的“首届中国边疆学论坛”上宣读，得到与会专家的诸多指正，在此谨致谢意。
[2] 具体可参见[美]杜赞奇著，王宪明、高继美、李海燕、李点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南京：凤凰出版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8页。
[3] 袁剑：《民族国家的中国式阐释与中国主体性建构》，《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0年，第27卷第1期。
[4] 林荣贵主编：《中国古代疆域史》（上卷），导论，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4-5页。
[5] 具体论述可参见史华慈：《中国的世界秩序观：过去与现在》，载[美]费正清编，杜继东译：《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95-304页。
[6] 《袁世凯奏议》下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87页。
[7] 华勒斯坦、儒玛、凯勒、柯卡、勒古尔、姆丁贝、武者小路、普里果金、泰勒、特鲁伊洛著，刘锋译：《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8-9页。
[8] 具体论述可参见华勒斯坦、儒玛、凯勒、柯卡、勒古尔、姆丁贝、武者小路、普里果金、泰勒、特鲁伊洛著，刘锋译：《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28页。
[9] 袁剑：《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边疆史》，《读书》2009年第4期。
[10] [英]Robert J. C. Young著，容新芳译：《后殖民主义与世界格局》，南京：凤凰出版集团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65页。
[11]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5页。
[12] [美]大卫•M•费特曼著，龚建华译：《民族志：步步深入》，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页。
[13] [英]马凌诺斯基著，梁永佳、李绍明译，高丙中校：《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弗雷泽序，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1页。
[14] 参见[美]大卫•M•费特曼著，龚建华译：《民族志：步步深入》，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页。
[15] 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18页。
[16]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南京：凤凰出版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55页。
[17]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第321页。
[18] 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边政公论》，1941年，第1卷第5-6期。
[19] 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第114页。
[20] 具体可参见高丙中：《人类学国外民族志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载谢立中主编：《海外民族志与中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11页。
[21] [美]大卫•M•费特曼著，龚建华译：《民族志：步步深入》，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2页。
[22] [美]大卫•M•费特曼著，龚建华译：《民族志：步步深入》，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页。
[23] 尽管华启云早在1934年的《中国近代边疆民族志》一文（载《新亚细亚》，第8卷第5期）中就有了“边疆民族志”的说法，但他的叙述更多的是对中国边疆民族所作的简志。
[24] 一般意义上的“地方志”，包括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地方志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编纂的地方志，设区的市（自治州）编纂的地方志，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编纂的地方志”；以上可以视为“地方志”的权威定义。参见《地方志工作条例》（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67号颁布），http://www.gov.cn/flfg/2006-05/29/content_294229.htm，2013年12月20日访问。
[25] [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9页。
[26] 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边政公论》，1941年，第1卷第5-6期。
[27] 凌纯声：《边疆归来》，载《正论》1935年第43期。
[28]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著，方静文、黄剑波译，褚潇白校：《论著与生活：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