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治理处于历史转折点
天下大治，大国担当。无论是对于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这种典型的公共产品而言，还是对于人类以共治求共赢的历史重任而言，大国的主动作为都十分重要。
二战结束以来，全球化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经济体系复杂交融，生产要素深度互动，在全球范围内协调资源配置的需求日益迫切，由此开始了以联合国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一系列全球治理实践。但是，一些大国出于维护现有利益的需要，始终固守旧的治理格局，忽视新的治理诉求。在此背景下，全球治理实践固步自封，全球治理理论发展滞后，甚至就全球治理这个概念的内涵外延，都没有统一、清晰且权威的界定。
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利己利他的宏伟命题，全球治理从本质上看，就是全球的事怎么管、怎么办。作为“上层建筑”的全球治理应该由“经济基础”决定，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变化带来全球治理变革，这是当前全球治理处于历史转折点和制度升级期的根本原因。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迅速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对优势正在逐渐减弱，2008年金融危机把市场经济全球化推进到新阶段，也加速了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历史进程。截至目前，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以购买力平价折算的经济总规模已经超过发达国家。多极化的时代呼唤着规则制定与参与的多元化，全球治理从强权主导走向合作主导是大势所趋，这是全球资源有效配置和人类共同发展的客观要求。
但是，世界利益不会自然实现，固化格局不会自我瓦解，共同发展需要共同行动，而共同行动需要新兴大国积极主动、有所作为。与其不切实际地开展理论层面的务虚讨论，不如把全球治理作为国际社会的一个实践课题，用务实行动实现新的全球治理变革。事实上，作为崛起中的新兴大国，中国正主动承担起全球治理的大国重任。最近，围绕全球治理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五点判断：一是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问题的解决需要国际合作；二是全球治理体制变革要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三是要通过践行联合国宪章和原则，消除对抗和不公；四是要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五是要吸收人类各种优秀文明成果。这五点判断所体现的“中国思路”，可以高度概括为“共同发展”，也就是全球的事用和平的方式来“管”，用发展的方式来“办”，这也是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全球性事务始终坚持的观点和做法。
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要“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中国所推动的全球治理变革，是全球地缘政治、多元文化、经济贸易、金融货币、能源格局、产业结构和生态环保等多个层面的“共商、共建、共享”，以共同发展为唯一目标，通过构建利益共同体，实现责任共同体，最终打造命运共同体。
二、金融是确保全球治理公平合理的关键
当今世界，经济现象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各领域，现代世界体系主要是经济体系（沃勒斯坦，1998）；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政治影响力与日俱增（Epstein & Javadev, 2005）。构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命运共同体”，金融大有可为（张红力，2015）。事实上，从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机构、国际金融协定、国际金融市场、国际金融数据和国际金融监管六个维度看，金融在全球治理中都发挥着关键作用，但目前其公平合理性受制于少数国家对金融体系的把持。因此，以共同发展为目标谋求全球治理体制升级，金融是关键突破口。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支持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可谓是抓住了全球治理变革的要点。
（一）国际货币体系是全球治理的战略工具
国际货币体系本身就是各国政府为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共同发展而形成的一系列货币制度安排。二战结束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成为国际硬通货，美国也借此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并在全球治理中扮演核心角色。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国继续通过牙买加协议维持美元的国际影响力，虽然不断受到来自欧元、英镑、日元、人民币的挑战，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目前还没有被根本性动摇。美国借助美元特权，通过利率和汇率政策的变化，获取国际货币收益，同时向全球输出内部风险，这已成为全球金融动荡、经济危机乃至发展失衡的重要原因。
（二）国际金融机构是全球治理的重要主体
二战后，全球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国家主权意识高涨，全球治理下明目张胆的掠夺和干涉有所收敛，治理主体也从主权国家日益转化为非主权性质的国际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都是全球治理的早期实践者，对于二战后世界经济秩序重建和全球经济恢复增长，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治理思路与政治绑定、投票权被少数国家把持等原因，在全球化多元化发展的今天，国际金融组织的治理公正性不断受到质疑。以世界银行为例，其设置初衷是“建立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世界银行开始实施华盛顿共识，对落后国家给予援助的同时，附带贸易自由化、政治改革等条件，导致落后国家要么不满足条件无法得到援助，要么因为不切实际的改革而陷入困境。
（三）国际金融协定是全球治理的核心手段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驱动下，各利益主体间为了共同的政治经济诉求，往往会通过贸易金融协定的形式加强合作。然而，大多数协定都是由发达国家主导发起，广大发展中国家被动参与，虽然也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全球或区域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但从根本上而言，主要还是体现着协定主导国的意志和诉求。例如，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牙买加协议就是美元特权的重要依据，也是美国维持全球治理核心地位的重要手段。特别是美国近期推行的TPP协议，实质上就是基于美国利益的重返亚洲计划，对全球整体利益的助力相对有限。
（四）国际金融市场是全球治理的竞争要地
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多元化、多层次国际金融市场格局逐渐形成，并在全球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进入21世纪后，国际金融衍生品市场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国际资本参与。这不仅导致实体经济需要的资本投入供给不足，而且大量资本的快进快出也会影响市场稳定，对于全球经济波动和金融危机的爆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总体而言，虚拟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国际金融市场，其资源配置功能正在减弱，逐渐成为发达国家主导全球利益再分配格局的重要场所和少数国家维护其全球治理优势地位的必争要地。
（五）国际金融数据是全球治理的决策依据
数据资源丰富是金融业的显著特征，随着大数据技术的不断进步，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对金融账户异常资金流动的监测，打击洗钱、欺诈等不法行为；通过对日常交易行为的数据分析，判断市场流动性，排查风险隐患；通过国际金融市场上价格信息的分析判断，为一国应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提供预警。此外，大数据技术的深度挖掘还可以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关键信息。目前，由于少数国家主导着国际清算网络和大宗商品定价权，金融数据已成为这些国家“扶亲灭异”的重要依据，其他国家则在信息获取和使用上处于弱势地位。
（六）国际金融监管是全球治理的稳定基础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国际金融监管是维护全球市场稳定、化解全球金融风险的必要手段。但是，现行的国际金融监管规则在制定时就由少数国家主导，没有考虑各个国家的特殊国情。少数国家出于利益需要，对发展中国家“指手画脚”，却对本国高风险的金融活动“听之任之”，导致国与国之间的监管协作缺乏共识，进而引发了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等重大问题。当前，全球经济面临多重矛盾叠加、风险隐患上升的挑战，健全金融监管规则，落实金融监管协作，防范系统性风险发生，已成为当前国际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
中国是全球治理变革的中流砥柱，金融是全球治理的关键抓手，两大趋势深度结合，将中国金融推上了参与治理和引领变革的历史风口。一方面，中国所追求的共同发展不以利益为出发点，利益只是发展的结果。金融作为利益的重要抓手，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并服从、服务于共同发展。另一方面，中国金融在过去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已经充分证明，自身具有服务国内各区域、各部门、各民族共同发展的能力和信念。
全球资源的有效配置、世界经济的普遍增长和人类文明的深层进步需要一种和谐、稳定和可持续的全球治理理念，而这恰与中国金融的价值观不谋而合。现代西方文化的资本主义内核，以纯粹逐利为基础，不考虑交易对手与市场整体利益得失，常常对全球经济产生掠夺性后果。并且，西方的资本已经“民主化”，必须做到“政治上正确”才能惠及发展中国家。而现实情况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很难达到西方“政治上正确”的要求（郑永年，2015）。中国金融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核心思想是一个“和”字。一是“和而不同”的合作观，尊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现状和社会文化传统，以金融为纽带，推动经贸投资多层次合作，发挥各方差异化优势，实现多元化繁荣。二是“和衷共济”的产业观，以支持实体经济为首要目的，利用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互补优势，发挥资源配置和金融杠杆作用，在实体经济繁荣的基础上谋求金融自身的价值实现。三是“和风细雨”的发展观，不追求短期疾风暴雨式的爆发性增长，旨在实现长期稳健的可持续发展，时刻保有把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思维，用规则、文化和政策共同抑制住人类贪婪和激进的本能，从根本上防范金融危机。四是“和谐有序”的监管观，不仅注重发挥市场作用，激发金融创新活力，更注重营造有序的市场秩序，减少恶意攻击，推动交易公平与透明，以稳定的金融环境促进经济发展。
目前的全球治理规则下，大多数国家的权利和义务并不平衡，意愿和利益也得不到反映，共同发展难以实现。在全球治理转折升级的新时代，中国理应代表发展中经济体获得更多话语权，中国金融也有实力承担起相应责任。一方面，中资银行在全球银行十强排行榜中已占据半壁江山，中国证券市场体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中国金融正在不断向外释放长期稳定、公平公正、可预期的政策信号。另一方面，中国已成为改革后的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推动设立了金砖银行、亚投行以及丝路基金、南南基金等多边金融组织，正在带动广大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国际金融规则的制定。
（三）中国金融的“变革观”：多边共治体系的共同建立
自二战以后，全球治理体制一直表现为“泛多边化的单中心”治理模式。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这种模式往往导致某些国家将自己意志强加给别国，进而产生越来越多的全球治理失灵问题。很多发展中国家与小国，与其说是参与治理，不如说是“被治理”。中国金融长期伴随、支持中国经济成长，更能理解发展中经济体的成长诉求，具有更好的国际兼容性和学习性。在全球金融合作中，中国金融更注重国家间长远的理解与认同，在自身主导设立的亚投行中也没有谋求一票否决权。中国金融的这种“去霸权”做法，使其在全球治理体制中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渗透力和共鸣度，能够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实现真正的“多边共治”。
（四）中国金融的“实践观”：国际货币体系的公正透明
联合国宪章提出“促成全球人民经济及社会之进展”的基本理念与精神，而在现有治理体制的霸权模式已经限制甚至损害了全球整体利益，需要更合理的全球货币体系来践行联合国宪章。人民币作为新兴市场货币，以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外汇储备为后盾，与32个国家与地区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具有币值稳定的客观基础。目前，人民币已成为国际贸易融资的第二大货币、全球第四大常用支付货币和外汇交易第七大货币。因此，人民币国际化不仅是中国的需要，更是国际社会改进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需要, 有助于缓解经济发展成果分配的不公以及风险和责任匹配的不公。
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实质上是个别利益优先和既得利益优先。中国金融则主张共同发展、平衡发展与长远发展，最终实现同呼吸、共命运。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例，中国与沿线国家正建立起超越纯粹逐利性和单一经济性的多边合作关系，以金融为重要媒介和内在驱动，将中国改革开放的共同发展模式带入到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范围内，最大限度地避免对排他性利益的单纯追求。在刚结束不久的联合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将成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并免除部分不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债务，更是中国金融促进全球发展成果公平分享的实际举措。
中国金融在解决怎么管、怎么办的问题中，有其独到的理念优势。欧美金融近些年来更加关注金融衍生品交易，在虚拟经济中追求资本利益的最大化，全球金融衍生品持仓的名义价值与全球GDP的比值一直都在10倍左右。中国金融与欧美金融截然不同，向来注重服务实体经济，与实体经济共同发展，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中国金融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中国梦”指引下的各种国际金融实践，无论是“一带一路”倡议，还是亚投行、丝路基金，都是为了带动全球实体经济的增长，而且把中华民族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紧紧绑定，在共同发展中打造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因此，中国金融必须“自强不息”，时刻以提升自身实力、完善金融服务功能、维护金融安全为己任，然后在此基础上，加大“走出去”，突破“小我”，避免“独乐乐”。中国金融机构要“走出去”，实施中国金融治理措施；中国货币要“走出去”，实现国际货币体系公平再造；中国资本市场要“走出去”，推动全球金融市场更加高效、多元和活跃；中国金融监管要“走出去”，传播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监管思想；中国金融理念要“走出去”，践行正确的义利观，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将金融作为全球共同发展的工具，而非某一方谋取私利的工具。在政策层面，要进一步统筹好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为中国金融加快“走出去”创造良好条件。
国内方面，一是打造金融战略家和金融外交家队伍，加强国家层面金融统筹型人才的培养和锻造。二是提升金融从业人员的责任意识，要对“中国梦”有认同，对国家安全有担当，对全球治理有远见。三是加强金融“走出去”的顶层设计，既要有专门的战略部署机构，也有要专门的强力推动机构，实现金融资源的统筹配置，保证金融治理效应的最大化发挥。四是通过货币政策保证中国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持续支持，营造稳健、互动的货币政策环境，保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持续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五是利用财政政策引导中国金融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用好税收减免、利息补贴等支持手段，携手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多元利益主体的共同发展需求。六是优化对内投资巩固中国经济发展基础，避免境内外风险的相互传染，减少中国金融“走出去”的后顾之忧。
国际方面，一是在国际贸易合作中体现中国金融话语权，依托中国第一大贸易国的地位，主动参与、引导国际贸易规则、融资规则和支付规则的制订。二是推动人民币在国际融资市场的运用，降低境外人民币的资金成本，使其与主要国际货币的融资成本保持在相近水平，扩大境外人民币资产的供给。三是加快建设离岸证券交易中心，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重点企业赴中国上市，建立沿线国实体经济与中国资本市场的直接联系，提振境内投资者在国家战略实施中的利益分享，并用金融手段切实增强中国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的影响力和主导地位。四是发挥金融引领企业“走出去”作用，通过金融引领来优化全球资源配置，推动产业变革、文化传播和信息交互，用金融手段建设命运共同体。五是加强中国金融“走出去”的风险管理，做好国内金融稳定制度建设的同时，通过外交手段推动双边政府层面的保障机制建设，通过金融手段避免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带来大规模损失，通过安保手段提供好“物理安全”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