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速度为什么下行，原因之一，就是政府、国企和金融体系长期对GDP分配力量日益强化，导致流向民营企业和城乡居民的部分减少，使其投资和消费能力下降；而政府、国企和银行等金融体系，由于负债率高企，国企产能过剩和结构转型困难，政府和国企投资及银行大规模地向政府和国企业放款受到可能触发金融危机的阻拦，而政府、国企和银行的三公消费由于反腐倡廉，受到抑制。因而，加上人口萎缩原因，社会总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增幅，从2011年后，掉头下行。
一、政府银行国企GNP收入分配比例的上升
一年内一个国家的财富是有限的，政府、金融体系和其他国企在GDP中分配的比率如果越来越高，挤出的将是城乡居民和民营经济所能分配的比例。
（一）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是多少
中国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数据，一直是一个迷。除了每年公布的狭义的预算收入外，还有各种基金、社会保险金、国有企业上缴利润（包括地方国企上缴的利润）等收入，还有一部分没有列入这些项目的各行政及事业机构的行政性收费及罚没款等。见表2-3列的项目。
从狭义的全国财政收入，即政府税收加进入预算内的收费等，占GDP比例的变化看，1995年只有10%，到2014年为22%。但是，从项目看，土地出让金从无到有，社会保险金从很少到规模很大，再加上行政机构和行政性事业收费罚款等非税收入增长较快，政府实际收入占GDP的比例迅速上升，1995到2014年分别为16.45%、21.1%、26.43%、36.22%、36.09%、35.84%、38.27%和37.59%，2014年比1995年上升了21个多百分点。其中，土地出让金增长规模太大，一方面表明对农民的土地财产分配过多，一方面高出让金和税费对城镇居民的收入形成分配；而在政府税收之外，有又相当大一块进入统计和没有进入统计的非税收入，成为再分配企业和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合理的强行分配机制。
平心而论，1995年政府全部收入占GDP16.45%，对于提供公共服务，是太低。但是，GDP2014年比1995年增长了10.64倍，而政府的全部收入增长了24.31倍，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并没有提供相当多的公共服务，看病上学住房都很贵的格局下，政府所收的钱也确实过头了。比例增长的这部分，实际就是对城乡居民对GDP分配很大程度的挤出。
（二）借贷利润对实业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再分配
我国银行，特别是商业银行，多年体制的垄断和行政定价特征较为明显。商业银行数目逐年增加，但是资产和业务的集中度仍然很高；贷款利率由央行定价，逐步放开，而存款利率2014年前则一直是央行定价，并且存贷利差只有1.8个百分点，而到1997年后扩大到3个百分点以上，实行到2013年，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①]加上银行其他费项的增加，以及花样翻新的业务，从城乡居民存款中所分配的收入越来越丰厚。
银行的净利润，是指扣除上交税费和工资以后的银行所得，从收入法讲，是GDP的一个组成部分。银行凭着垄断收费和各种花样，以及行政定价，获利的不合理的收入部分，是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竞争不对等，以及银行对储户权力过强格局下，银行对非金融企业和居民收入的一种扭曲的再分配。
实际上，除了银行外，还有其他金融和非金融机构进行借贷融资。一个国家，其借贷融资利润，占GDP的比例我认为以不应超过3%为合理。然而，从近几年的变化情况看，2010年，银行净利润为7430亿元，非银行非家庭的机构，如小贷公司、信托、租赁、典当行、担保、国企财务公司、基金发放的债券等等，其利润规模估计在7500亿元左右，民间家庭、集资、地下钱庄等借贷利润估计在5500亿元左右，全社会总的借贷利润为20430亿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5%左右，而当年全部非国有非银行实体经济利润收入框算为44560亿，占GDP的11.15%。
到了2014年，情况比2010年还恶化。银行业的净利润收入达到了18200亿元，非银行非家庭的借贷利润是10600亿元左右，民间借贷是18500亿元左右，全社会借贷利润47300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从5%左右上升到了7.44%，与此同时，非国有非银行实体经济的收入才42900亿元，占比从11.15%下降到了6.74%。全社会借贷利润比非国有非银行实体经济的利润收入还要多4400亿元。2014年非银行和非国有实体经济的利润收入，比2010年的数还减少了1660亿。整个国民经济已经严重高利贷化了。
国民经济高利贷化形成的原因在于：（1）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银行的高度垄断性，资金在几家大银行中太集中，几千万买家对应着为数不多的中农建工交银行，再通过各种服务理财信托等表内到表外环节流动，垄断导致资金分布和最终价格扭曲，所以中小企业，贷到的总是高利贷资金。（2）信托、租赁、国有企业财务公司、村镇银行、典当行、小贷公司等，都成了倒钱的机构。（3）整个社会都有一种投资短期化、高利化、赌博化等“不劳而获、一夜暴富”和“天上掉馅饼”的心态，由此一些融资机构和单位允诺高利率、借新债还旧债的庞式骗局，集资，地下钱庄，也对利率的不合理上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司法解释民间借贷，“利率可以超过法定基准利息率的四倍”，起到了保护和怂恿高利贷的不良作用。
从上述商业银行利益的增长率看，远高于非金融企业净利润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年增长速度。可以看出，这种与GDP、实业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不同步的高增长，含义就是银行优势位势对实业和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一种挤出。
（三）国有企业利润规模
国有企业是创造和分配GDP的一个重要领域。在GDP的创造中，相当多的国有企业从政府手中获得了较为便宜的划拨和出让土地；从银行获得了相当于民营企业利润一半，甚至三分之一的贷款；有的企业，获得了定价和经营方面的垄断权利；而有的企业，则得到了政府相当多的补贴。2013年，国有企业总资产104亿元，权益资产37万亿。总资产利润率1.83%，净资产利润率5.13%。[②]
国有企业净利润，是交纳财政税费和支付工资年薪等等后所分得的收入分配，是GDP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现在可以将政府银行国企所分配和再分配的GDP部分相加，看它们总的占到GDP的比例是多少？
政府银行国企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从1982年37.95%，1995年下降到16.66%，后又逐步上升，2014年达到了44.35%。剩下的国民收入，除了其中还有一部分文化广电出版等净利润外，就是城乡居民和民营企业对GDP的分配部分。
二、城乡居民和非国有实业分配了多少GDP？
除去政府银行国企收入在GDP中的分配部分，剩下的就是城乡居民和民企在GDP中的分配部分。观察这几个方面分配比例流程的变化，可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后面的投资和消费各个不同方面的拉动力的变化。
（一）城乡居民收入比例持续下降
我们先来看城乡居民分配了多少国民生产总值。1978年时，城乡居民收入占GDP比率为45.2%，改革开放后，城镇居民增加工资，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实行国企实行大包干，农村联产承包制，城乡居民增收，加上当时行政事业机构和人员负担还较少，政府轻税少费，1983年时，城乡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上升到62.8%，而到了2008年最低时，下降到41.8%，2014年才回升到44.34%，比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比例最高时，下降了18.46个百分点。
从1983年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占GDP的水平看，2014年城乡居民少分配了12.39万亿元；如果我们将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定在较为合理的55%水平上，则城乡居民也少分配了7.42万亿元。
（二）非国有实体经济分配受到挤压
国民收入中，政府银行国企收入，减去城乡居民收入，就是非银行和非国有等经济收入。通过下表的框算，我们看出，非银行和非国有经济收入，1982年时，只有2.4亿元，占国民收入比例仅为0.045%，1995年时规模为19097亿元，比例为31.93%，其后逐年下降，而到了2014年时，规模虽为42901亿元，但是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下降到了6.74%。非国有经济，从比例变化上可以看出，受到越来越强的政府税费罚没、银行净利润和国企净利润等三方面强制和垄断分配的挤压。
2013年银行业从业人员只有356.7万人，创造了14200亿元净利润，人均高达近40万元；国有如果仅算正式职工，每人净利润8万元，如果算全部职工，为5.14万元，全部创造了19000亿净利润；而多达25836万人的非国有实业经济从业人员，只创造了56839亿元净利润，人均只有2.2万元。
我们也可以计算出，2013年与2000年相比，GDP分配中，政府分配的规模增加了4.8倍，银行增加了8.9倍，国企增加了30.8倍，而非国有实体经济的分配，只增加了1.3倍。可见国民收入向政府银行国企的分配倾斜和集中力度十分强大。
需要指出的是，（1）土地出让金在21世纪以来的高速和大规模增加，以越来越高的地价和房价体现为地方为主的财政增收，然而，其实质是，由于土地进入建设领域，需要强制地将农村和城郊的集体土地征用为国有土地，政府对征地的补偿很低，而出售价格很高，实际上是将应该归农民的，一部分土地财产从农业和农村用地转成非农产业和城市用的增值性收益，大部分归为了政府自己所有；而另一方面，同，则通过推高房价，双从刚性需要住宅和投资房产的居民手中，集中了一部分价格脱离价值的收入。实际是，通过高地价和高房价，对农民和城镇居民两面不合理地分配他们的收入，而集中于政府。（2）社会保险金，高达工资的42%-50%，如我们这样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以30%为宜，实际上是过度从企业和员工收中进行再分配，将其收入集中于政府手中。（3）而中央和国务院三令五申要清理，但特别难清理，并且逆中央和国务院清理意愿高速增长，说明了近几年政府行政和事业机构的膨胀，并且行政和事业协编、临编和合同工大幅度增加，使地方财政需要更多的收费和罚款，导致中央和国务院禁令实际上难以执行，使企业，居民，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利润遭各种收费罚款盘剥的局面，久不能得以改观，并且有恶化的趋势。其后果无疑是，居民消费能力的下降和非国有实体经济创业和投资能力及意愿的下降。
三、居民消费能力趋弱
居民收入占GDP比例的高低，决定了其消费的支付能力。而投资与消费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投资→生产→分配→投资或者消费→购买生产的产品和服务”是一个循环。
从改革开放以来看，居民总收入比例是下降的：从1983最高的62.80%，降低到2011年的41.73%；而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同时也从1982最高时的54.46%，降低到了最低的2010年的35.21%，2013年收入比略有上升，为37.48%。
居民收入占GDP曲线和居民消费曲线占DGP的曲线，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也就是说，居民收入在GDP中分配比例的下降，是居民消费在GDP中比例收缩的最重要的原因。
迟富林等学者认为，中国到了从投资和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向消费导向的增长模式的转型的时候了。[③]而且，2009年等中央财政对农民消费进行家电、农机具等补贴刺激，后来对城市居民也进行家电消费的补贴，但是，从大数据看，效果非常有限。最为重要的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居民分配得较少，政府和资本分配过多，形成的基础设施和产品，没有居民足够的购买力平衡，是需求疲软，生产过剩，经济增长放慢的重要成因之一。因此，不解决居民的收入基础问题，想刺激消费，等于谋求无源之水。
社会零售消费品总额的增长幅度，从2008年的22.72%，下降到了2014年的12%，2015年，更有可能下降到10%，幅度达10个多百分点。这与21世纪以来，政府银行国企业在国民收入流程上越来越挤压中国居民分配，消费能力相对不足有关。
从2012年开始，我们对公款消费也进行了严格的限制，无疑会成为消费收缩的重要因素。然而，从国家治理和经济运行角度看，三公消费越大，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愿望和执行力越来越强，国民收入分配日益向政府倾斜，政府行政和事业单位从企业和居民收的税和费就需要越多，税费负担日益加重，创业遭到重创；国企和国有银行的三公消费，导致了国有经济的低效率；而且，在三公消费领域中，奢侈和依法盛行，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程度将会越来越低。即使消费所拉动的经济增长下行一些，三公消费一定要限制和逐步杜绝。
关键是三公消费下降的部分，如何通过居民消费的快速增长，加以替补。这就回到了上述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比例过低并下降问题，需要有思路解决此症结，使居民消费成为主体和正常增长，形成拉动增长的主要动力。
中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在20世纪80年代时超过62%，其中1985年时值为66%；而2000~2012年期间，消费需求对GDP的贡献率由62.3%降至49.5%，2013年这一数字虽然小幅增加至50%，但相比此前依旧没有改变下行的趋势。
四、利润被挤压和债务高风险迫使投资增速下行
非国有经济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高低，同样也影响着民营经济投资的水平。非国有实体经济，其净利润分配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持续下降，说明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其众多的机构和庞大的行政事业及协编、临编和合同工供养人员，包括社会保险金巨额的缺口，再加上地方政府扩张和攀比性建设的需要，所赖依运转的高土地供给成本、过头税收、高工资比例社会保险金，以及繁多的收费和罚款，长期侵蚀非国有实体经济的净利润，再有银行的高利率，非国有的实体经济遭到重创，投资意愿也日益下降，在2014年表现在尤为显著。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发，中国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出台了4万亿元投资的经济扩张计划，2009年人民币贷款和外币贷款的规模，达到了10.5万亿元人民币。其两个严重的后果是：（1）由于中国货币不是国际货币，扩张的几乎全部流入国内经济，导致了后来地价、房价和消费价格的快速上涨；（2）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利用这次经济刺激，从金融体系借了大量的债务，使其GDP负债率急剧上升，而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指标也恶化，还进一步加剧了全社会向高利贷格局发展，金融体系的风险越来越大。
（一）非国有实业经济投资意愿在下降
内资非国有实业经济，除了个体和私营经济外，还包括国有及银行以外的非国有控股的有限责任、股份有限等经济，从近几年这些经济的调查看，其扩张投资的意愿在下降。主要是这样五个方面的原因所致。
首先，税费负担持续增加，侵蚀了商户和企业的利润。这两年政府正在进行营业税转增值税，以及提高规模以下小型企业税收起征点的改革，国务院也再三下达给企业清费的文件，但是，根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在2014年的调查，在税收方面，认为税收负担“基本未变”的企业经营者占60.1%，“有所增加”或“明显增加”的占29.9%，“有所减少”或“明显减少”的占10%。关于企业非税费用的变化情况，与去年相比，认为2014年以来非税费用“基本未变”的企业经营者占52.5%，“有所增加”或“明显增加”的占34.3%，“有所减少”或“明显减少”的占13.2%。[④]
从2010年到2014年，非国有实业经济净利润，不仅没有增长，而且从57565亿元下降到了42901亿元。其净利润实际上，通过政府的过度收税收费，加上银行的高利率，转移成了政府的税费收入和银行超额利润。比如2014年1-9月，地方非税收入12613亿元，增长12.2%；11月地方非税收入1212亿元，同比增长13.4%，远高于税收增长和GDP增长的速度，实际上是过头收税和更过度地收费罚款。[⑤]
上述数据说明，即使在中央政府减税清费非常强烈的意愿下，这样的减轻企业负担的大政方针，在地方总体上没有被执行，并且还在恶化。究其主要原因，地方四级政府运转没有正规和大额的税收所保障，行政事业机构太多和人员庞大，协编临编人员越来越多，加上公务员、事业人员和协编临编人员工资社保的增长，最大限度收税，以及许多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收费罚款、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和罚款分成的运行体制，地方已经形成了向商户和企业千方百计收费罚款的强有力机制，各类国务院的文件也已经难以撼动。
其次，企业融资的高利率，已经重创实业。（1）银行方面，从民营经济的银行融资看，大型企业的贷款利率及其他收费一般需要12%，中型企业一般在16%-18%，小微型企业在20%-25%之间。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要求银行贷款向中小企业倾斜，并降低利率，但实际上大多数银行机构并不听政令，或者明降暗升，除了不断上浮的贷款利率，抵押物、担保费、咨询费、强行搭售理财产品等五花八门的要求也让企业不堪重负。[⑥]（2）多家到香港上市的小贷公司，其平均贷款利率高达15%到20%。[⑦]（3）近年兴起地网贷，在2014年一季度时，平均利率20%以上，11月虽然下降为16%。仍然远高于实业经济的平均利润率。（4）民间借贷方面，根据2014年5月29日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显示，民间有息借出资金规模在7500亿元，全国范围看，民间借贷利率为23.5%。
那么，非国有的实业企业，资金利润率到底多少呢，从宁波的百强制造业企业看，其总营收首超万亿，但其平均利润率却不足4%。[⑧]从全国餐饮业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1月-10月，营业总收入达到22591亿元，同比增长9.7%。不过餐饮企业的利润率较去年有10%的降幅，平均水平不足2.5%。小微企业的盈利能力较2012年有明显下降。2014年第三季度亏损企业的比例上升至15.9%，与2012年的6.3%相比，激增了1.5倍。许多制造和服务业企业表示，融资利率远远高于企业实际的利润率，不贷款是渴死等死，去贷款是吸毒找死。[⑨]
尽管四季度央行降息“放水”，根据央行2014年12月23日公布的《2014年第四季度银行家问卷调查报告》显示，今年四季度贷款总体需求指数为64.9%，较上季度下降1.7个百分点，创下2011年四季度以来新低。[⑩]据日前汇付天下与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共同发布的报告显示，2014年第二季度，21.6%的小微家庭工商业有信贷需求，2014年第三季度，该比例下降至16.4%，下降了5.2个百分点。[11]
在现在这种倒置的情况下，无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家庭，都在想办法用钱赚钱，国有企业用财务公司参与放贷，有些大的国有企业用财务公司赚的钱比它的实体赚的钱还多。有的私营企业干脆把工厂卖了去放高利贷。这将进一步影响整个经济的下行。
2014年和今年初值得注意的一个情况是：许多银行怕不良资产率上升，诱导中小企业还款，答应还后一段时间后可以续贷。一些中小企业按要求还款，在这“一段时间”中，借了高利的“过桥”贷款，结果银行不再贷款，致使企业不能过桥，陷入高利贷陷阱，相当多的中小企业停产、跑路，目前各地中小企业家以自杀消债的数量增多。当然，银行也有苦衷，也有骗贷的。
国民经济高利贷化，已经严重干扰了中央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资本无法流动到实业，而是被抽到了以钱赚钱的渠道，即使国家降息降准，钱还是跑到了银行表外，通过信托、租赁、理财、小贷公司放高利。通过降息降准扩大到流动性中的钱又变成了高利贷，降息降准对实体经济的作用已经非常有限。
再次，体制环境仍然不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从调研的情况看，一是许多办事人员红包不敢收了，礼物不敢拿了，宴请不敢出席了，但是，事也停着不办了；二是审批在清理，但是，清无关紧要的而不清实质性的权力，清很少要人去审批的而不清经常办理及有实惠的，清不收钱和收钱很少的项目而不清能大量收费的项目；三是负面清单管理，总是在宣传，但是没有落地，政府行政和行政性事业机构，总是要干预经济活动；四是环保、土地、技术、食品安全等等准入，以及各监督方面，在环评、资质等各方面，企业成本不减，刁难还不少。四是对于干预企业创办投资建设经营的体制机制改革力度如此之大的局面下，政府行政和行政事业性机构及其公务员，仍然以加强监管为名，为利益层层设置障碍，群蝇乱舞骚扰，使创业和企业可以说一步一求，甚至到了寸步难行的地步，这在蔡晓鹏所作的“国缺廉律鼠辈猖獗”一文中描绘的淋漓尽致，触目惊心。[12]
在世界银行对189个经济体2013年6月至2014年6月全球营商环境的评估中，营商环境便利度、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获得电力、登记产权、获得信贷、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跨境贸易、执行合同和办理破产。中国内地排第90位，其中“办理施工许可证”，在全球排名倒数第11位。“开办企业”一项，虽然中国政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从去年的151名升至128名，但在通常要求的所有手续，完成这些手续所需的时间和费用，以及最低实缴资本等方面，仍然是排在后面的国家。[13]如果反腐松懈，体制不能向负面清单管理彻底转轨，对行政权力的约束监督制度建设不能配套，创业投资建设经营环境恶化可能会复归。中国的营商环境并不乐观。
第四，创业者和企业家们对产权保护，司法体制能否清廉公正，未来所有制走势等，不甚明确，缺乏信任和安全感，也是国内投资实业经济意愿下降的重要原因。如恶法和司法腐败，随意侵扰和吞噬企业资产。唱红打黑，通过抽逃注册资金为罪等这样的恶法条款，加上公检法等机构可以在此类案件中提成和拍卖资产创收，地方政府也可以通过拍卖其资产获得政府罚没收入；甚至有的官商勾结、徇私舞弊，通过司法途径将正当企业的资产拍卖转移给利益相关的侵吞者，使一些民营企业家投资和经营有恐慌和不安感。还有许多民营企业家，感觉这个社会总归要“打富豪、分财产”，没有资产的安全感。最好还是“见好就收，小富则隐，转移国外”。一大批民营企业家已经移民、停业和向外转移资产，并且许多民营企业家总是观望，犹豫不定，一有风吹草动，便可转移资金。
全社会投资持续下降，与人口萎缩老化而消费市场相对不景气，劳动力成本上升，即人口红利的消失相关联；与体制惯性扭转缓慢，营商环境不佳，意识形态争论，创业者和企业对未来没有信任和安全感，投资意愿下降有关；更重要的是，与政府银行国企方面的强势分配力，对民营企业资源空间的压缩和对其利润的分配挤出关系更大。综合来看，民营经济投资的乏力，是从2009年开始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持续下滑的最重要原因。
民间投资，从2013年的23.2%，急剧下降到了2015年1到5月份的12.1%，增长速度下降了接近50%。
（二）金融高风险与政府国企投资再难重振
有的学者认为，消费主导推动，力度不够，特别是经济下行期，更要政府主导投资于交通、新能源、水利和其他基础设施等，包括加大国有企业的投资力度，来拉动经济增长。但是，特别需要指出的，一是2008底实施的投资扩张政策，造成了2009年开始的地价、房价和消费物价的过快上涨；二是借债投资，使得政府、国企和房地产商的GDP和资产负债率提高，经济下行和土地财政的收缩，使还款的违约风险加大，银行坏帐率也上升。再如果似2008年底的大规模投资来一轮，可能会引起金融体系的剧烈动荡。
1、政府债务
截至2013年6月底，全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206988.65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9256.49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66504.56亿元。即使不算今年增加的债务，目前外汇储备负债计算在央行资产表上，如果算在财政资产负债表上，加上2014年9月末3.89万亿美元，合人民币24.12万亿元人民币。[14]虽然国家审计局核查地方政府借债截止2013年6月为10.88万亿元。但是，渣打银行大中华区研究主管王志浩透露，截至2013年上半年末，该行测算的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估计在21.9万亿元，如果加上公司化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则债务总额最高或达24.4万亿元。[15]2014年11月20日报道的标普的分析暗示，31个被调查的中国地方政府债中，15个应评为“垃圾级”。
地方政府债务存在着瞒报的情况，官方口径和民间统计相差悬殊，地方债规模一直以来就像个谜。财政部要求2015年1月10日之前地方上报政府债务余额，江苏省苏南某县级平台公司负责人说，“我们来回搞了5次，才最终确定上报数据。”张涛告诉本报记者，“政府划定的存量债务红线是去年6月底审计数字乘以GDP增长率，绝对不能超过这个限额；所以，最后确认为政府债务的数字不到我们上报的1/3。”[16]
未来地方政府难以有足够的还款能力，将形成债务严重违约和展期格局。（1）土地出让金收入是地方政府融资还款的主要基础，但是住宅严重过剩，住宅用地市场火暴不再。从2014年10月土地供求情况看，全国300个城市共推出土地2279宗，环比减少14%，同比减少42%；成交面积4801万平方米，环比减少35%，同比减少63%；土地出让金总额为1317亿元，环比减少8%，同比减少56%。[17]（2）2014年由于经济形势下行，加上近几年的营业税改增值税，营改增的增量部分向中央财政集中，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增幅下滑，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发放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工资都困难的局面，更谈不上顾及对本级政府以往债务的还本付息，只能等中央银行再一次核销，或者中央财政出资相救。
2011年房地产开发投资61740亿元，比上年增长27.9%。其中，住宅投资44308亿元，增长30.2%；办公楼投资2544亿元，增长40.7%；商业营业用房投资7370亿元，增长30.5%。但是，到2015年1到5月，只增长5.1%。
2、企业负债率
企业的高负债也影响到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中国非金融企业整体负债率已经处于过高水平，企业负债占GDP的比例高达105%，不仅高于日本、美国、意大利，甚至接近于英国、法国的水平。2013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中国500强企业资产负债率平均高达84%，远高于发达国家大企业50%-70%的平均水平。[1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3年4月也指出，中国市值最大的前10%上市公司全球资产负债率较2003年上涨10%，是整体上涨幅度中间值的两倍。其中，工业、原材料、公共建设和房地产等行业上涨最快。[19]2014年三季度末，钢协会员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高达72%，银行贷款总额超过1.3万亿元；中国铁路总公司资产总计5.45万亿，负债率超过64.77%。2014年前三季度，45家上市房企的平均负债率为74.56%，中小房地产企业负债率达80%。
3、银行不良资产
预计2014年四季度不良贷款余额为8277亿元，不良贷款率从9月底的1.16%升至1.23%。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依据相关模型的测算结果显示，2015年四个季度的不良贷款余额分别为8973.21亿元、9715.73亿元、10506.57亿元和11347.37亿元，不良率分别为1.29%、1.36%、1.44%和1.52%。在不良贷款压力大增的情况下，一些银行采取了一些延缓措施，对一些“准风险”或风险项目继续提供信贷支持，延缓风险暴露，这在客观上加大了信贷风险程度。有学者认为，商业银行账面不良率“低估”和“大幅低估”实际信贷风险的受访者明显增多，其原因在于关注类、次级贷款的账面风险与实际风险偏差较大。[20]
从需求方面看，国民经济的增长是由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大需求拉动的。从流程上看，需求需要支出，支出需要收入作为基础，而生产形成供给；供给从形式上讲，实际是收入法形成的GDP。因此，“…→商品和服务生产者→商品和服务供给→形成在企业、银行、居民和政府间分配的收入→投资和消费支出→商品和服务生产者的收入→…”是一个循环的流程。我们需要以此为脉络和逻辑，去思考经济下行的一些影响因素，并对症治疗。
我们来看国民收入流向政府、国企银行、非国有实体经济和居民四大部分的演变过程。
我们简单从改革开放到1995年的历史数据看，国民收入流入政府部门，从高到低；居民部分，从低到高，再从高开始降低；而流入国企和银行很少，甚至为负；流入非国有实体经济领域的，则从几乎为零，达到最高峰。（1）20世纪80年代初时，流入城乡居民的收入部分比例较大，达到60%左右，主要原因是城镇职工调涨工资，以及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并且农产品价格上调，获得了较多的收入；政府收入主要来自于国有企业的利润等，国民收入流入政府部门的占几乎40%左右；而个体经济比例非常低，流入非国有经济的部分，可以忽略不计。（2）20世纪90年代中期时，由于1992年开始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国民收入流入非国有实体经济的净利润比例高达近32%；而由于国有企业全面亏损，加之增值税改革从1994年才开始，1995年时，国民收入流入政府的部分降低到了最低点的16.5%；国有企业全面亏损，而银行净利润也很少；流入居民部门的国民收入比例还在47.86%。其下降的原因：农村家庭承包和农产品价格改革带来的农村居民增收效应已经消失，分税制和增值税等改革刚刚启动，国企全面亏损和政府收入比例下降，不能给企业职工和政府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相应地增加工资，特别是进行下岗分流和减人增效改革等，影响城镇居民收入的分配。
这里我们重点来看从1995到2014年国民收入流量的演变：国民收入流入政府部门的从低到高，比例越来越高；流入国有企业和银行部门的从几乎无到有，比例也在逐步上升；而流入居民的流量部分，则继续下降，到2011为最低后，2013年稍微有所上升；流入非国有实体经济的国民收入流量，从最高降低到了最低。
流入政府部门的国民收入从1995年的16.5%上升到了2014年的37.59%。从到2014年收入项变动看，先是分税制和增值税改革，增强了政府税收的集中能力，2014年是1995年的19.73倍，为119158亿元；后是社会保险金的征收，从少到多，增加很快，是1995年211.7倍，为39592亿元；而土地出让金，则是从无到有，规模达42606亿元；而政府除了税收、社保、土地出让金三大项收入外，还有一大部分是进入地方财政基金收入项和由地方财政未进帐处理，甚至由行政事业部门和单位私自处理的，规模保守匡算达31874亿元之巨。因此，2014年政府全部收入为239265亿元。国民收入的37.59%，流入了政府部门。支出规模的扩大，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强力提高其在国民收入中分配流量的最主要动因。
1、行政和事业机构和人员扩张对收入的需求动力
政府行政事业部门和人员扩张，以及其工资上涨，事业单位的社保，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金，包括2012年前还没有能管住的三公消费，其支出规模剧增，迫使中央和地方政府需要增收。1978年时，事业和行政机关的人员为1964万人，退休人员的比例很低（上海市1978年职工离退休比例为1︰0.11，[21]上海是老龄化较早的城市，全国估计在1︰0.07左右），财政发放工资的职工，为137万人左右，在政府行政和事业单位中的协编临编和合同工人员也非常少；但是到了2014年，行政和事业单位人员规模为4100万人左右，财政发离退休金的2000万人左右，协编临编和合同工人员在1500万人左右，财政支付的供养人员，实际的规模在7600万人左右。占总人口比例，从1978年的2.04%，上升到了2014年的5.51%。也就是国民财政人口供养比，从1978年的50人供养1人，到2014年大幅度上升为18人供养1人。
由于相当一部分政府和行政事业的许多机构和人员，财政并没有拨款，或者全额拨款。这些部门和机构，有的将自己的收费设计想方设法挤进了有关法律，有的是在法律的实施细则中写入，有的是挤入了国务院的法规中，还有的是部门的和地方的条例中列有收费项目；有的与物价部门商量，是各级发改委物价部门核定的行政和事业收费项目；还有的干脆是本单位收费的“土文件”和“土政策”；有的设置资质准入、年检等，将政府应当买单的服务，变相成为会计公司、咨询公司、环评公司、拖车公司等等的第三方收费，而这些被行政和事业机构指定的公司，收费垄断和奇高；并与授权或建议客户去办理业务的行政和事业机构，以及负责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输送关系。[22]
这些不纳入财政完全不拨款，允许收费罚款，采取收支两条线体制，潜规则中超收奖励、罚款分成的行事和事业机构，以及工作人员办公、工资、社保缴费，甚至其“三公消费”，是2014年税外31874亿各种收费罚款的主要消耗者。从国民收入中流入政府收支两条线行政事业部门的这部分流量，占到全部政府收入的13.32%，占GDP的5%。
2、地方的GDP及投资建设冲动
地方政府建设重大项目，如地铁、办公楼、文体展览馆等建设需要的经费也越来越大，筹资的方式主要是借债和土地出让金收入，从需求上推动地方政府圈地囤地，招商卖地，推高地价房价，以此来满足建设的资金需要。但是，投资方面，地方党委和政府有着程度不同的GDP及建设等政绩取向；体制上有地方领导任职短期化，先任领导不顾后任领导是否能还款，新官不理旧帐等弊端；地方政府有着强烈的地方借债大搞建设和发展的冲动，而相当程度上有着将本地区金融体系可能形成的坏帐指望由央行和中央政府买单的行动意愿，也就是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与希腊政府欧盟和欧洲央行之间关系一样，也存在着地方政府将建设和发展借款的金融风险，最终向央行和中央政府转嫁巨大的道德风险。
（二）流入银行国企越来越多及其成因
1995年到2014年流入银行和国企国民收入流量，前者从1995年的只有0.2%，上升到2.87%，规模达到了18270亿元；流入后者的国民收入，更是从1995年的亏损，上升到3.89%，规模达到了24765亿元。银行和国企业，在2014年国民收入分配流量中，占到6.76%。
1、银行垄断对实体经济利润的过度再分配
当然，在垄断特征很明显的银行业中，由于经济转型，产能过剩，房地产不景气，政府杠杆率过高而违约，加之一些银行为了管理人员和员工的工资报酬等，隐瞒成本，虚报利润，2015年银行业可能面临着坏帐率上升和其利润被侵蚀的趋势。但是，这许多年来，银行存贷差过高，加上服务费等，企业贷款实际利率太高，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实体经济中大量的利润，通过过高的银行利率和收费，被转移到了银行，被其工作低效率、员工高报酬、业务高风险，甚至银行一些信贷过程中的内外腐败所消耗。而且，银行业实际上的高利率和高收费，与全社会的高利贷心态和行为，形成互动，与小贷公司、互联网信贷、信托典当和民间信贷一道，形成了非常不利于实体经济生存和发展的金融和社会风气及环境。
流入国有经济的国民收入，从占用资源、对国家贡献和体制方面看，有不正常的方面。一是体制照顾优势强，资产实际效率低。2013年，国有企业，正式职工，2365万人，加临时性农民工职工，以及派遣性质在国企工作的职工，共3698万人。资产规模达104.1万亿元，劳均资产规模在282万元到442万元。虽然资产利润率1.83%，资本金利润率5.13%，然而，国企的高资本利润率行业集中在电信、石油、烟草等高度垄断性的行业，少数几个行业的国企创造了国有企业利润的80%左右。而其利润主要来自于明或潜规则中贷款的所有制歧视和利率的所有制差别。从银行所得到的贷款利率，是大型民营企业贷款利率的50%，是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利率的17%到33%。如果将国有企业的贷款利率提高到与大型民营企业的一半，按照国有企业的负债资产的60%为银行贷款计算，将付出财务成本24156亿元，整个国企不但无分文利润，还将亏损5156亿元。另外，国企过去划拨土地的无成本，现在得到土地、矿藏等资源的较低价格，都成为国企利润的来源。
二是相对于所占有的资产、资源和体制优势，国有企业上交国家的利润较少，解决的就业贡献也较小。虽然国家曾经剥离和核销数万亿国有企业在银行的不良资产，1997到2007年免国企上交利润，土地矿产资源划拨和出让优惠，财政投入大量资本金，目前形成了37万亿的资产，但是，上交国家的利润，少之又少。2013年按照财政部公布的数据，为1288亿元，仅为19000亿净利润的6.78%。而大部分来自于石油石化、电力、电信和烟草等垄断性行业。而从就业方面的贡献看，国有企业104万亿元的资产，只容纳了正式职工2365万人就业，只占人国全部就业的3%，占全部城镇就业的6.2%；国资部门称的还有1333万就业，是临时和派遣工，虽然在国企中就业，可工资水平和社保缴费等福利与正式职工差别较大。
国有企业占用了大量的相对较低利率的贷款、土地和矿藏等资源，还有垄断位势，一方面挤压了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使民营经济发展的领域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向财政上交利润过少，使行政和事业单位需要向民营经济收过头税和繁多的收费罚款进行补充，进一步挤压和削弱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能力。
（三）脉络运行的结论
中国这几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除了受到人口“未富先老、未强先衰”和城市化“青出老回、未化先滞”的影响外，从体制及其运行看，国民收入流向政府银行国企部门相对越来越多，流向城乡居民和非国有实体经济的相对越来越少，向后者流动的国民收入比例受到了前三个部门逐年的排挤。
行政事业机构和人员的膨胀，需要更多的国民收入；而更多的国民收入，需要更多的税收、费项和罚款；而收上来的更多的国民收入，又促使行政事业机构和人员的膨胀。形成恶性循环。虽然已经提上改革议程，但是，我认为，直到现在，也没有形成真正的“人民—人大—税收—预算—行政机构人员规模”之间现代和有效的审议、批准和监督体制。
而金融体系的高利润，实际上是从居民低存款利率和实体经济高的贷款利率中获利的，也就是从居民收入和实体经济中吸取了相当部分国民收入。其后果是，实体经济的利润被转移，民营经济对实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升级换代等投资的意愿大大下降。造成高利贷经济泛滥，制造业等实体经济萎缩的局面。
税费负担过重，用地成本过高，社保工资等用工成本上升，房价高企，一方面，这些方式越来越多地使行政和事业部门再分配企业和居民的收入，不仅机构人员膨胀，而且“三公消费”也有了财源；另一方面，企业的利润被过分挤压，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相对较低，特别是一些房奴等，其消费更是被挤压到最低水平。
国民收入这样的流程，造成相互关联的国民经济运行后果：（1）在外部出口需求降低下来时，无法由国内需求来平衡国内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和供给，发生了产能过剩与内需之间的不平衡；（2）国有企业投资，包括一些民营经济的投资，由于居民收入部分相对被挤压，其形成的生产能力，也即供给，无法由居民需求所消化，发生了投资与消费需求的不平衡；（3）由于住宅供给过剩和城市化的“未化先滞”，加上制造业回落和中小企业不景气，土地财政和税费收入的增长空间受到影响，而前几年政府借债、国有企业负债率上升、产能过剩，给金融体系积累了巨大的风险，杠杆方式的投资已经了受到极大的限制，重启政府再如2008年底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缩小。
我们这样的高地价的土地财政，税外如此多的费和可以随意罚款，以及社保费率一开始定得如此之高，银行垄断导致高利贷机制，诸如这样的不正常的国民收入分流机制，与德日韩台发展过程体制比较，是我们特有的，必然会对经济增长持久的动力产生特殊的影响。
上述收入流程及投资与消费等经济运行的扭曲和不畅，必然是消费和投资景气，即需求活力受到影响；而沉重的税费利息等负担，则使国民经济的创业、创新、投资、经营等方面的活力，又受到重创和压抑。这样扭曲的国民收入流程，导致了经济增长速度的持续放缓。
六、宏观调控：从需求侧管理转向供给侧管理
我认为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转变：第一，由需求侧管理转向供给侧管理。需求侧管理是说，经济萧条了财政就扩大赤字，经济膨胀了财政就收缩赤字。货币政策从需求管理来看，就是经济萎缩了就扩大信贷规模，通货膨胀了就收缩信贷规模，实际上这是需求侧的管理办法。供给侧管理是说，西方有一个供给学派，它提出要减税，减税扩大生产、刺激创业、发展小微企业、增加制造业的利润、增加就业、增加收入。这是两个方面，鼓励创业，中小老板就多，中等收入者就增加；增加就业，有工资收入的人就增加。增加收入就能刺激消费，而且增加消费还有几个连带作用：第一是调整投资和消费的结构，第二是提高劳动和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另外，需求和供给可以良性互动，因为生产出来的东西有需求才能购买，光投资建厂生产出来的产品最后没有就业，特别是一些大的项目，就业人数少，造出很多产品，最后国内消费需求萎缩，只能出口，不能形成良性循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转型。
第二个宏观调控的根本性转变，就是要从总量调控转向结构调控。总量调控就是我们调控财政发债规模，货币政策中的存款准备金率以及贷款的行政指标控制，这些都是总量控制，但问题是总量调控往往在调控严厉的时候首先受影响的是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的贷款，一旦压缩贷款就是保国压民、保大压小、保政府压社会，这样将导致就业更加恶化。而贷款增加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增加到政府项目、大企业大资本和国有项目，这些项目对就业的增加不显著。所以总量控制有一定问题，宏观调控必须转到结构方面。调控结构说的是调控的部位是哪些，比如放贷款的时候要注意放到一些能增加就业的地方，财政政策的设计上要放在解决就业和居民消费上，而不是其他支出。
第三，要从以货币政策为主转向以财政政策为主。因为从今年来看，货币收缩是不可能的，但是放得太开就会导致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只能是微调放松，不能大放松。所以现在主要起宏观调控作用的只能是财政政策。
第四，财政政策要以扩大支出和增加财政收入为主转向以减税清费为主。实际上，从当前的经济运行来看，整个宏观调控模式需要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我认为，中国最适宜的还是供给学派的思路，就是减税，也就是刚才说到的供给侧的解决办法。从中国目前的经济问题来看，供给侧的思路是正确的。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最早的时候没有宏观经济学，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凯恩斯才建立了宏观经济学，建立了完美的理论和模型，这个东西管了大概20年—30年，比如罗斯福就实施了新政。但是罗斯福实施的政策给美国以及欧洲国家带来了滞胀，甚至到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依然给许多发达国家造成很大问题，即“两高一低”：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低增长率。从去年的状况来看，我们国家是“三高”，即高增长率、高失业率、高通胀率，表面看起来我们和西方遇到的情况差不多，但实际上也遇到了滞胀问题。当年，里根、撒切尔夫人都采纳了供给学派的意见，就是通过减税刺激工作的积极性、增加劳动的投入。除此之外，我觉得更大的意义还在于，通过减税增加要素的投入、扩大生产、增加就业、发展小微企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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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立栋专访：“周天勇：国民经济高利贷化亟须遏制”，《中华工商时报》，2015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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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吴江：“社保费率超发达国家，不只是减负问题”，《人力资源开发》，2011年第5期；
11、王玉波：“后土地财政时代地方政府角色转变与公共财政体系重构”，《改革》，201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