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意见指出：“在新的形势下，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是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任务。”当前，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将其建成“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①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文化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需要社会各方面大力研究和探讨。
有利于丰富民众的精神生活。人类的生活内容主要由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构成。在资源相对匮乏的社会，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下去，首先必须满足物质上的欲望。但是，当资源比较丰富或者人们满足了物质欲望之后，精神生活则上升为人们的第一需要。一般而言，人们的精神生活存在方式主要有两种，或者是私域的，即个体单独地通过阅读、倾听、观看等形式完成；或者是公域的，即个体融入到社会当中，与社会其他成员一起完成—公共文化生活。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公共文化生活逐渐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主体部分。人们若希望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仅仅依靠自己的阅读、倾听、观看等方式远远不够，而必须要参与到公共文化生活中来，与社会其他的成员共同实践，共同交流、共同分享，共同提高，这是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的总趋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正是在这些背景下产生的。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能够为社会成员搭建更广泛、更舒适的文化生活平台和载体，能够为社会成员提供更适合、更方便的文化生活参与机会与参与形式，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和丰富社会成员的精神文化生活。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现代社会成员的精神生活普遍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这一方面取决于现代社会的民众具有更多的能力与技巧，能够去探索和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但是，更取决于现代社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社会民众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当然，由于人们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人们对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需求也是没有限度的。随着人们欲望的不断丰富，人们对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尤其是对精神生活会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而要实现这些要求，除了人们自己要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技能之外，只能依靠社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与不断完善。而且，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国民众虽然获得了比较丰富的精神生活，但是，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我们只有继续构建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才能进一步丰富和提高中国民众的精神生活，并逐渐缩小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最后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有利于繁荣民族的文化事业。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我们知道，一个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繁荣，需要两个方面的合力：一方面要靠民众的自觉推动，另一方面也要靠国家的主流引导。民众的自觉推动与国家的主流引导是密切不可分、相辅相成的。忽视或是放弃任何其中一个方面，都不能最好地发展繁荣民族文化事业。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光辉灿烂民族文化的古老国家。但是近代以来，中国遭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举入侵，民族文化被严重破坏，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一度陷入低谷。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通过多种方式积极推动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是，由于战争的原因，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也建立不起来。新中国成立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党和政府虽然投资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发展民族文化事业，但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干扰，仍然忽视了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直到改革开放尤其是十六大之后，在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背景下，党和政府才将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上国家的议事日程。这充分说明了党和政府对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繁荣民族文化的高度重视，也说明了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繁荣民族文化事业的条件已经具备与成熟。发展繁荣民族文化事业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集中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努力，共同推进。党和政府提出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就是充分发挥国家在主流引导方面的作用，用国家的引导力、凝聚力与感召力汇聚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一起推动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繁荣。发展繁荣民族文化事业是中华民族的重大使命，是全体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责任，每个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华侨，都需要为这个事业作出积极贡献。全体中华儿女可以利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契机，既享受文化服务，又推进文化建设，从而实现双赢和多赢。总而言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一方面有利于丰富社会民众的精神生活，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推动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繁荣。
有利于提高国家的竞争实力。传统中国之所以能够屹立于东方，成为世界向往的神秘之地，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不仅拥有世界上强大的经济实力与科技实力，还在于中国拥有世界上强大的文化实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文化实力，一并构成了传统中国的竞争力，但文化实力是传统中国的核心竞争力。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一个民族真正有力量的决定性因素。”②认清这一点，我们就不难发现，明清以降，中国落后的原因可以说是技术不如人，也可以说是制度不如人，但最主要的是文化不如人。换言之中国文化衰败，造成了近代中国的经济、科技与制度跟着衰败。发展经济是硬道理，但发展文化也不是软道理。当前诸多现象表明，世界各国竞争力，靠经济实力，也靠军事实力，但更靠文化实力。文化实力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强大的标志。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下，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将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落后国家转变为一个名列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经济大国。虽然中国的经济上去了，但是，中国的文化并没有跟着上去。甚至，文化不仅没有上去，反而还下降了。国内社会产生的诸多不良现象，都明证了这一事实。由于文化发展处于较低水平，因此，西方国家经常用“暴发户”来形容中国，即用文化来激将和打压中国。总体来看，中国在国际文化领域，基本上没有什么话语权，文化话语权完全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掌握和控制。③文化的实力不仅表现在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上，而且还表现在它能够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氛围和提供强劲的动力。也就是说，中国文化发展滞后，会消解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
中国经济要持续健康发展，除了靠科技动力之外，更要靠文化动力。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通过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载体，从而推动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增强，进而促进中国经济一如既往地快速发展。所以，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有利于提高国家的竞争实力。
公共文化体系构建的体制机制不完善。当今中国，政府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长期扮演着主要角色，发挥着主导作用。这样固然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其中的弊端也是十分明显的，其主要表现就是，市场与民间社会缺乏自主性与能动性，以至于本该由市场完成或者由民间社会完成的工作，政府却难于或不敢放权，造成一些事关国计民生的事情往往被拖延和耽搁，最后甚至不了了之，使国家与民众的利益一同受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事例。众所周知，公共文化供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服务，它不是仅仅满足公民的基本精神生活需求，而是关系到国家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凡是关系到国家的指导思想与意识形态的事情，它就更为复杂。对于这么一件复杂的事情，政府在定位上面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即始终在政府提供与市场供给之间徘徊。
事实上，尽管公共文化服务关系到国家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但其本质依然是公共物品。既然是公共物品，政府显然是难以完全提供的。这就必须要市场和民间社会介入和协助，并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可是，当前的这种体制机制却难于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在不能胜任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一事时，主观上非常希望市场和民间社会参与进来，共同为民众提供较好的公共文化服务。
但是，一旦市场与民间社会真正参与进来之后，政府又会担心因其作用与职能被缩小而造成权威被削减，于是又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过程中对市场和民间社会进行排挤和打压（国进民退），这样一来，其不仅给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造成了破坏，而且也极大地打击了市场和民间社会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上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总之，现有的体制机制，导致政府难于正确定位，分不清哪些工作应该由政府做，哪些工作应该由市场或是民间社会做，政府要么越位—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要么缺位—该做的事情却没有做。其间，市场和民间社会却被严重边缘化—始终进入不了权力中心和参与不了核心决策，最终造成的后果便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不起来。
公共文化体系构建中投入需求难以满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是一项十分庞大的系统工程，它需要投入巨大的财力和物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这为国家兴办各种产业、事业提供了强大经济支撑和物质基础。近几年，随着发展繁荣文化产业、事业上升到国家宏观战略发展层面，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开始越来越重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并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各种文化产业建设和文化事业发展。但是，总体来看，各级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上的投入还远远不够。
在中央政府层面，虽然中央政府积极进行大规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但是，与中央政府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军队国防事业、科学技术发展等方面的资金相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上的投入资金是十分匮乏的。④这一方面，是因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一个长期性、渐进性的工作，它对于国计民生来说，远不如基础设施建设、军队国防事业、科学技术发展等紧迫，因此，中央政府给予的资金投入会分阶段逐步进行；另一方面，是因为受各种利益集团的影响，国家的财政支出进入“路径依赖”，财政支出很难向新的项目，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倾斜，从而导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资金投资严重不足。
在地方政府层面，虽然地方政府在文件上和会议上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地方政府往往根据是否有利于GDP增长来落实。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资金投入方面，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相比，无论是绝对数据还是相对数据，都是严重偏低的。其原因固然有“山高皇帝远，中央不敢管”的思想作祟，但主要还是受目前狭隘偏颇的政绩观的深刻影响。我们知道，与其他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相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需求更大，时间更久，且投入之后短期内难于见到成效。因此，一些地方政府由于见不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立刻呈现的效果，进而不能给自己的政绩加分，也就不能给自己的升迁铺路搭桥，于是就往往选择一些投资小，见效快的项目，而舍弃一些投资大，见效慢的项目—这种现象在各级地方政府，都是普遍存在而屡见不鲜的。
大众思想文化难以适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的发展趋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一方面为社会大众创造了更加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从而能够促进社会大众在享受文化生活的过程中提高自己的精神品质与文化品位；另一方面，也需要大众具有较高的精神品质与文化品位，以适应和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也就是说，大众文化水平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是相辅相成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促进了大众文化水平的提高。然而，从中国民众整体文化水平来看，其还不能适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的发展趋势。首先，社会民众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缺乏应有的认识水平，错误地认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是国家与政府的事情，与自己的生活与工作没有关系或者说直接关系不大，于是回避或是拒绝参加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其次，社会民众虽然认识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的重要性，但是由于看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一种公共物品，自己投入与否与享受与否不存在相关性，因而出于私利的考虑，往往“搭便车”不愿意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做出自己的积极贡献。再次，社会民众虽然接受了一定的文化教育，并拥有一定的知识技能，但普遍缺乏创造性与应用性，不知道将自己所学的知识与技能转化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中所需要的内容，因而很难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发挥出重要的作用。最后，社会大众的文化水平与公共文化发展趋势不适应，导致社会大众对现有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具体文化内容与内涵的理解都还存在一定的困难，更不谈上享受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全构建起来之后为其提供的具有较高品位与较高品质的文化成果了。进一步讲，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是一项公共文化工程。作为公共工程，自然离不开社会大众的广泛参与；作为文化工程，自然离不开参与的社会大众必须具有较高的思想文化水平。如果缺乏一批具有较高思想文化水平的社会大众参与其中，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即使构建起来了，那也是有缺憾的，更是难以持续的。总而言之，目前社会大众的思想文化还适应不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的发展趋势。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的主体层面。体制机制建设是当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优化体制机制，最主要的是把政府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不能让政府的权力肆无忌惮，扰乱市场和社会秩序。政府的权力过大，没有制约，是导致诸多乱象的根源。只有限制政府的权力，对政府的权力进行有效制约，才能规范政府的行为，让政府在法定的范围内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具体而言，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上，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做出宏观上的规划与指导，定出方向，其他的操作层面的具体事宜交给市场与社会。政府要相信市场和社会的能力，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要充分发挥社会在运用资源过程中的主导性作用。⑤当然，政府仅仅这样还不够—因为毕竟市场和社会存在失灵的可能性，即政府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存在盲目性和滞后性，社会在运用资源的过程中存在垄断性和失衡性。当市场和政府失灵时，政府就要主动站出来发挥宏观调控和有形干预的作用，而不是袖手旁观，在一旁看热闹。如果政府坐视不管，同样是失职，同样要接受政治问责与法律制裁。优化体制机制，还要形成一套规范的官员选举与任免制度。要逐步实行真实的选举制度，让民众投票选举官员，这样才能做到官员的任免与官员任期内真实的业绩挂钩，而不是与官员表面的政绩以及与上级领导的亲疏远近相联系。只有官员的选举与任免规范了，官员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过程中，才可能下大力气，动真功夫，才可能从长远考虑，肯投入资金，否则就是打造面子工程，形象工程，不管民众的需求，敷衍了事。
建立多元融资模式，共创坚实、可靠的经济条件。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上，要转变“一切向钱看”的观念，树立“一切向前看”的意识，积极“建立财政投入稳定增长机制”⑥。当然，由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一个增量工程，而且中国的人口基数庞大，相应地所需要的文化项目、文化产品的数量也十分巨大，因此，即使政府加大资金投资力度，仍然还是满足不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所需要的资金规模。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更好地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政府就要充分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建立多元融资模式，多方筹集资金⑦。
当前，非政府组织或社区作为社会中比较特殊的两个公共性组织，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面前更是义不容辞。对于非政府组织而言，参与构建公共文化本身是它的一项重要工作。非政府组织联结着政府与市场，是社会的中间力量。只要政府允许和支持非政府组织参与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非政府组织就会积极调动自己所掌握的物力和财力，投资其中。非政府组织参与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仅可以扩大自己的影响，而且可以密切与政府、与公众的关系，为他们之间创造更多的合作机会，促进双赢与多赢。
对于社区而言，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由于是为社区居民创造更加优越的精神文化生活条件，因而也是社区职责范围之内的工作，更是其乐意开展的工作。社区是公众集中的地方，社区可以充分发挥其他组织难以具备的这个优势，调动社区内的广大居民，献计献策，“动手动脚”，捐款捐物，共同构建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共同打造社区精神文化生活新天地。
搭建公共教育平台，培育浓厚、有序的文化氛围。教育是一个社会化过程，与人的一辈子都密不可分，它不仅要依靠学校，还需要依靠家庭与社会。我们首先看学校方面的教育。一般而言，在学校，受教育者可以接受一般化的理论知识与基本技能，这能够为受教育者离开学校走进社会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并能够为受教育者在今后的人生当中继续接受再教育提供一定的条件。但是，在中国，由于受教育的程度与个人的成功概率有时候并不成正比，以至于造成很多人对于学校教育持怀疑甚至否决态度，辍学现象在中国尤其是一些偏远山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还十分普遍。此外，由于学校教育往往被当成人生教育唯一的阶段和方式，学校教育之后的继续再教育长期得不到大家的重视，学校教育阶段之后的公共教育基本上处于“真空状态”，因而，公共教育平台也就比较匮乏。也就是说，大多数受教育者离开学校之后，难以有继续接受再教育的机会，这就造成了社会大众的思想文化水平适应不了社会发展的需要，适应不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的需要。所以，政府在这方面要努力创造条件，搭建公共教育平台，为那些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完成学校教育的人提供受教育的机会，也为那些接受了良好学校教育的人提供接受继续再教育的机会，这样才能提高社会民众普遍的思想文化水平，从而为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造条件。我们再看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方面。政府还要利用搭建好的公共教育平台，引导社会民众积极参加文化公益活动，提高公众在文化方面所获得乐趣与价值，进而提高民众对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重要性的认识，提高公众参与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积极性。
除政府之外，广大民众也要主动利用政府搭建好的公共教育平台，积极融入社会公共文化生活，加强与社会其他成员的交流与联系，提高自己的见识与认知能力。并且，在家庭中，家长也要善于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培育小孩子的文化细胞和文化品位，使小孩子从小就具备参加公共文化生活的素质与技能。当然，浓厚、有序的文化氛围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单一力量能够促成的，尤其是在当前缺乏浓厚文化氛围的时代环境中，更需要政府、社会、家庭等共同努力，长期努力。
注：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当代中国文化民生保障机制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3YJC810022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新华社，2011年3月16日。
②温家宝：“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2010年3月6日。
③罗云川，张彦博，阮平南：“‘十二五’时期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学术论坛》，2011年第12期，第9页。
④涂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财政投入：规模、结构域效率—一个理论研究综述”，《当代经济》，2011年12月（下），第86页。
⑤周宜开：“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前进论坛》，2011年第10期，第2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