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新闻媒体和课堂教材提示人们，国际恐怖主义是当代国际社会肌体长出的一个毒瘤。这句话说对了一半，重点指向国际恐怖主义的危害性，但它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恐怖主义会生长出来且难以遏制。
在笔者看来，国际恐怖主义的产生绝非偶然，它是现有国际关系和权力构造的一种扭曲表达，折射出国际政治秩序的一些深层次、结构性的矛盾。国际关系里出现的各种斗争和冲突虽然各有原因，深层次的根源是国际政治权力构造的失衡。国际恐怖主义现象很能说明问题。
世人不难看到，国际恐怖势力和团伙活跃的那些地点，多半是社会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外部打压与内部动荡交织一块、各种矛盾累积甚久且无解决希望的国家和地区。那里经济落后，持续贫困，年轻人缺乏教育和就业机会，社会组织和管理方面混乱无序，是诱发野蛮气息和好斗风格的沃土。
但是，这些现象仅仅是滋生和培养恐怖主义分子的必要条件，绝非充分条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一些与世隔绝、自给自足的非洲丛林社会，缺乏信息的流动与对外部的了解，生活和文化水平虽然低下，但部落长者安排各种事务，人们悠然自得，甚至没有太多的抱怨与需求，更不会有恐怖活动和自杀意识。
研究证明，只有当信息大量流动、周边和国际上的消息快速传递到本国，人们不仅实际贫穷落后而且感受到这种状态的根源时，只有当各种努力收效甚微，外部的救助微弱、缓慢，内部的执政者腐败、无能，受压迫者普遍有一种无助无望、“破罐子破摔”的心态时，恐怖主义思想才开始滋长，杀人或自尽方式遂成为“黑暗地带”的选择。
现实也确实是这样：在缺乏国际关注、受到打压最严重的贫困地区，最有可能出现恐怖袭击；各种矛盾的激化导致更多激进势力的产生，尤其绝望者中间产生恐怖主义分子的比例较高。
从另一个方向观察，国家恐怖主义政策在某些时候某些场合的实施，大多与某些国家内部强势利益集团在对外政策上主张的强硬立场有关，与这些集团对国际决议和国际法的蔑视，对国际社会多数成员愿望的毫不尊重有关。
这些势力有时隐蔽，有时公开地宣扬种族仇恨学说，有些人身在决策机构，有些人躲藏在幕后推进强硬的单边主义报复方针，有些时候无视国际决议的存在，有些时候利用了国际法律的漏洞。
这些强大而危险的西方好斗集团，恰好与中东的“圣战”组织、阿富汗的“基地”和塔利班形成对立的两极势力，彼此仇恨、蔑视又相互叫板、刺激，都为消灭对方无所不用其极，事实上形成对国际社会多数国家和社会公众的双重威胁，酿成一种恶性循环，不可收拾。
不同极端势力之间的仇恨与对抗，带来的只是平民百姓的遭殃；每一次的袭击报复，都为下一轮更大的恐怖活动创造条件。
就当代国际权力构造而言，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很多事情明明不公正、不合理，以联合国为主要代表的国际大家庭经常束手无策，少数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却大行其道。面对不同类型的恐怖主义行径，在少数西方强权的威逼利诱下，安理会最终通过的决议总是把矛头焦点对准蒙面枪手或自杀性袭击这类“懦弱、卑鄙”的恐怖主义活动及背后的策划者，却从未制裁、甚至很少讨论如何制裁实施国家恐怖主义的国家。即使个别情况下国际社会对于国家恐怖主义行径有谴责、有追究，但谴责的声音往往不与实质的制裁挂钩，追究的结果多半不了了之。这种不公正的国际局面加深了处于不利境地的国家和民众的幻灭感，也为国际恐怖组织的仇恨性宣传提供了把柄，把更多的人推向制造麻烦和暴乱的行列。
冷战后三大“恐怖地带”
分析当下国际恐怖主义的态势，必须考虑冷战结束以来的总体国际背景。据我看，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及两极格局的消失，促成二战结束之后国际关系最重大的变革与调整。它不只带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迅猛发展，促进了各国的投资、贸易和人员往来，以及其他一些积极变化，还造成一系列新的麻烦和问题，包括国际安全领域的新挑战。
就国际恐怖主义这个话题而言，冷战结束后有几个值得注意的重大国际动向，分别带来国际冲突的热点集群和恐怖主义的多发区域：
第一，民族分裂主义倾向抬头并逐渐蔓延，助长了分离主义式的国际恐怖主义。
这一倾向主要表现在苏联东欧地区，在那里，最近的一二十年间，新出现了几十个新国家（单是苏联就分成十五个彼此独立的主权国家，南斯拉夫则一分为六）。尤其是，分离的过程伴随着狭隘排他的民族情绪和激进痛苦的决裂措施，引发原先各联邦国家内部不同民族和宗教之间新的猜疑与敌意。到现在，由此引起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仍未完结。
例如在俄罗斯内部一些较小的少数民族（特别是隶属不同地域和宗教文明的北高加索各个加盟共和国）内部，原有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带来的心理失衡和不满情绪早已存在，近来更在内外一些别有用心势力的推波助澜下，政治分裂主张和民族分离思潮渐成气候。在这一地区，具有分离主义色彩的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最为活跃，典型如在俄罗斯联邦内部车臣、印古什、达吉斯坦等地猖獗的反叛武装和“黑寡妇”。
第二，“伊斯兰弧带”成为全球主要高危地带，激进势力在这里被外部因素激怒并逐渐坐大。
当苏联解体、两极对峙局面终结后，以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为代表的西方强权得意忘形，自恃放眼天下无敌手，瞄准新的打击和改造目标，开始了新的“十字军东征”。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在世纪交替之际大肆推行的美国“布什主义”，一种傲慢强硬、军事优先、无视公法的对外打压方针，其首要目标是清剿所谓“伊斯兰极端势力”。加上“9·11事件”的烘托升温，美军及西方盟友在伊拉克、阿富汗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在中东、中亚和一些阿拉伯国家高举反恐旗帜，安插亲美势力，兴建军事基地，强力推广“美式民主”。
这一动向的直接后果之一，是使原本矛盾重重的伊斯兰世界更加动荡不安、困境加剧，“文明冲突论”由少数西方谋士的预言变为紧张焦虑的现实，以巴以冲突、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为标志的大片地带成了新一代国际恐怖主义的主要温床；借用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名言，“一个本·拉丹没有被抓住，成百上千的本·拉丹追随者却产生了”。
第三，南亚地区各种历史积怨相继爆发，这一地区成为继苏东地区、伊斯兰弧带之后的全球另一热点群。
历史上，南亚便是人口高度密集、资源争夺剧烈、种姓教派对立、边界冲突不断、有关国家长期反目的一个地区。冷战时期，美苏全球对抗的巨大阴影某种程度上抑制和掩盖了这些复杂问题及其影响。两极格局结束之后，上述各种旧的、受到压抑的矛盾重又发作，加上“塔利班”势力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壮大，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新一轮军备竞赛等因素的刺激，南亚各国内部的极端势力好似吸食鸦片一样兴奋活跃，各种恐怖袭击不断增多，方式手法不断翻新。这里面既有反叛武装对政府军及政府官员的伏击，也有边界地区对对方村民的野蛮骚扰，还有孟买恐怖袭击等典型国际恐怖主义案件，以及一些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围绕信仰及社会地位问题展开的争斗厮杀，问题之复杂，情形之差异，实在难以一一记述。不管怎么说，南亚作为恐怖主义势力的猖獗地带，乃不争事实。
上述三地情况不太一样，但有一大共同点，即：都有难以解决的痼疾，都受到国际因素的冲击，都是恐怖主义的多事之地。
众所周知，美国、以色列是遭受极端恐怖势力威胁最严重的国家，从美、以近年来的反恐进程反思，有两点值得重视的教训与启示。
首先，面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不能由军人主导整个反恐进程，军事无论如何不能成为唯一手段；对军事武力的使用必须慎而又慎，弄不好会带来大量无辜平民伤亡，从而激发更多的恐怖分子和恐怖事件。
“9·11事件”之后，布什政府表现出过分重视军力而忽视外交博弈的倾向，使得美军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大泥潭，各方面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虽然美军技术和装备占有压倒性优势，正面作战时也取得了速胜，但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在军事胜利之后的综合较量中却节节败退：误杀了众多平民，让反美极端势力坐大，外交手段与军事战略不匹配，不论在占领地还是国际社会都争取不到人心，扶植的当地政权政绩上乏善可陈、缺乏公信力。“布什主义”给超级大国自己套上了难解的多条绳索。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铁杆小兄弟以色列也面临类似的处境：以色列军队的飞机和枪炮越来越先进，巴勒斯坦难民营的仇恨怒火也越烧越烈，冤冤相报、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越是不可收拾。总之，军事力量在国际反恐斗争中的局限性暴露无遗。
其次，必须认识到，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是综合性的较量，很像是一场持久的国际博弈和人民战争，其间包括反恐者自身体制、机制及各方面关系的考验和改进。
上面提到，军事手段只能治标而不治本。真正想要治本，必须依靠合格的对外战略、智慧勇气和政治意愿。这里面既有对国际权力、道义和走势的充分认知，也有对自己和对手长短优劣的正确评估，还必须加上“外交优先军事”、“经济辅佐反恐”、“谈判有失才有得”等等组合策略。
例如，就上面提到的美国、以色列的反恐斗争来说，系统完备的治本之策，应当涉及对联合国及国际社会的游说和对主要大国的协调（交易），涉及静悄悄的军事斗争准备与积极有效的外交谈判的双管齐下，涉及到对目标国民众的争取人心工作和孤立极端势力的广泛持续努力，涉及投资民生工程、经济建设项目和教育文化事业乃至妇女儿童地位的改善，涉及大胆和富有创造性的妥协与退让方案（例如在巴以纷争地带实现“以土地换和平”，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推进民选自治的当地进程，及探讨与塔利班内部“温和势力”谈判合作的可能性），涉及主动将反恐程序、手段、机制对接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尝试，涉及对往届政府反恐方针的失误之处的道歉和纠正，涉及在各种国际和多边场合倡导比较合理、公正的议案以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等等。
只有当恐怖主义的仇恨与蛊惑宣传失效，民众不认可自杀性攻击和各种爆炸袭击的合理合法性，社会舆论总体上倾向于和谈与合作的解决办法时，持久的和平才会到来，恐怖主义才会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
自然，与军事打击的速效不同，综合治理的过程比较缓慢、复杂，成效有时很难测量，还会牵扯到对自身的反思和纠错，因而可能遭受政治上的反对意见，影响选民选票的偏好，被恐怖主义极端势力认为是软弱和有机可乘。假使对这一切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反恐进程又会自觉不自觉地回归老路，标本兼治也成了一句空话。
按笔者的观察，在现有的国际秩序和力量格局下面，期待美国、以色列这样的强国从根本上调整自己的心态、政策上做出大的改变，是不太现实的。冷战结束以来这些年西方列强对伊斯兰世界的打压，已造成积重难返的后果，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包括国际恐怖主义袭击在内等各种大的问题，仍然会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困扰国际社会，危害有关各方的安全与稳定。
近一二十年间，国内外有关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讨论逐渐增多，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安全学说。就国际恐怖主义这一特殊议题而言，在各种新的分析见解里，至少以下几点是有启发作用的：
第一，安全是综合的。当今的“安全”早已超出军事的范畴，变成一种综合性的事务，即所谓的“综合安全”。它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文化宗教、环境生态、信息技术、战略资源等各个领域面临的重大挑战。维护安全也不再只是军人的责任，而成了一种需要广泛参与和科学统筹的使命。如果说传统安全（如守卫疆土、防止外敌入侵）主要是在战场上决定胜负的话，那么非传统安全（涉及军事斗争领域之外的各种新威胁）更多是没有硝烟的较量。
国际恐怖主义现象既是传统安全问题，也是非传统安全挑战。这种思想提醒各国政治家和军人注意，反恐进程不可孤军冒进，更不能“单打一”。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除开军队、警察、安全部门等作用外，必须有其他部门的重视和社会公众的参与。
第二，安全是共生的。在复杂多变、险象环生的国际环境下，不同的安全导向产生大相径庭的后果；比较有利的安全目标及安全状态，不应是孤立的、绝对的、零和式的，而应是相互的、相对的和共享式的。
用比较通俗、简明的话讲，追求自身安全利益的时候，也要设身处地替他人着想，保持各方安全利益的理解与平衡。如果大家都这样考虑和努力，安全保障的水平就会不断提高，安全状态也更加持久。这一见解启迪世人，不能仅从恐怖主义受害者的方向考虑问题，还要从恐怖主义施暴者一方找出病因，防范及改善的努力应当是双向的、同步推进的。
第三，安全是建构的。与旧时的安全理念与强权政治逻辑不同，新的安全观强调把安全视为一个动态发展的、不断培育的过程，也就是说，安全状态不是给定的，相反是可以调整变化的，既可能变得更好，也可能变得较糟，主要取决于施动者的主观愿望和实际行动。
这种学说被称作“安全化”理论。其典型的一个事例是，很多国家都存在天然水资源的短缺，这本是一个自然地理现象，然而在少数国家和地区，它酿成了流血冲突和恐怖事件（“被安全指数化”），在另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它仅仅引起局部的搬迁过程与水价的变动（“去安全危险化”），其中的奥秘在于处置水资源短缺的不同观念、体制及做法（即不同的建构过程）。水资源的例子，也适用于分析恐怖主义问题：恐怖主义不是天生的、给定的，而是后天的、人为培养的。增强还是化解敌意，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政治意愿和实际努力。
第四，安全是可变的。理论逻辑和经验现实都表明，安全的内涵与边界是可变的，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和条件下发生各式改变。例如，就国际恐怖主义来讲，它既是传统安全问题，涉及军队和武装力量的使用；也是非传统安全问题，譬如说涉及与传统军事方式的作战形式（如生态恐怖主义、电子恐怖主义等等），涉及战场上通常不会涉及的社会心理（包括恐怖主义产生的大众文化及语言基础）；而且，观察国际恐怖主义这个特殊案例就会发现，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概念的界限有时是模糊的，它们随时可能发生转换。新的安全理论对于这种转换过程给予了更多重视和说明，拓展了安全空间和安全思维的灵活性。
第五，安全是一种“大政治”。决定安全与否的关键因素不是军事家，不是外交官，而是政治决策层对安全形势的评估及认知，处理安全问题时的政治意愿和动机，以及解决问题的智慧与能力。
安全状态的实现，在这里主要不是武器技术、威慑方式、战略原则等器物层面的问题，而被视为一种复杂的政治决策过程，被当成包含国际政治势力斗争和国内利益集团平衡的双重博弈。安全是政治的另一种延续和展示。例如，同样面对所谓“恐怖主义国家”、“基地”组织及塔利班势力，“布什主义”和“奥巴马新政”构成了美国应对这些挑战与危险的不同“大政治”。
注：
本文节选自王逸舟等著《恐怖主义溯源》，由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年7月出版，经作者授权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