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体系作为一种思维形式、学术理念、制度设置和实践方法，它不仅是“说什么话、怎么说话”的技术问题，也是一个民族国家思想状况、价值观念、形象认同的综合反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因此，要高度重视话语体系建设，在融通转化的基础上实现同频共振、同向发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优势真正转化为理论优势、话语优势。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建构符合高等教育话语逻辑的制度体系、行动方式，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是关涉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重大历史挑战及重要现实问题。
一、重拾遗失的话语权：从文明古国的衰落到当代大国的复兴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否拥有系统的话语体系，掌握较强的国际传播能力，与其自身的强弱兴衰息息相关。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通过陆海丝绸之路把先进的文化技术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在人类文明精神取得重大突破的轴心时期(公元前8-前2世纪)，中国和印度、希腊等文明古国出现了很多光耀千古的宗教界或哲学界伟人，产生了人类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世界宗教之源端。中国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次飞跃，毫无疑问都要回到这一时期，至今一直靠这个时代所产生的思想、概念、范畴及其话语体系而生存，或重新燃起精神的火焰。
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陈列展览时，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1]。其核心目标就是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逐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体表现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途径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弘扬民族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实施手段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2013年9月，他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一带一路)的伟大战略构想，提出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五通”举措[2]，这也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带给当代我们当今如何再次走向大国复兴之路的新的灵感和精神焰火。
实际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繁荣发展或再次复兴过程的实质就是对人类传统文明的理性审视和自我超越的过程，离开了这个基本逻辑，所谓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就会成为空话，失去根基，失去现实参照物，进而导致这个民族或国家思想文明体系出现先天不足或重大缺陷。在人类思想文明发展的第二个重要时期(14-18世纪)，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期间，欧洲出现了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休谟、康德等标志性人物。此时的中国却再也没有出现轴心时期同样的辉煌，基本没有出现能够掌握世界话语权的伟大思想家和科学家，由此衍生了至今没有定论的著名的“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在近代中国产生”的“李约瑟难题”。伴随着两方国家工业革命与社会政治经济的蓬勃发展，旧中国人民经历的却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近百年的屈辱史和血泪史，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何来奢谈掌握怎样的话语权？
当然，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繁荣发展，既需要在物质生产领域掌握相当的话语权，还需要在物质生产、思想创造与教育繁荣之间进行合理转换，把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引导到教育科学的理性发展轨道上来。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尤其改革开放30多年的迅猛发展，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列，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并显著增强了政治影响力。然而，尽管此时高等教育规模实现跨越式发展，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却在2005年提出至今无解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因为我国“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之问”最可贵之处在于提出了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这从根本上涉及了现代化强国建设和民族富强实现的大格局：如果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所以才“冒”不出杰出人才的话，是不是意味着我们首先必须构建培养创造发明型人才的培养模式，并提供创新创业型人才发挥作用和脱颖而出的机制呢？美国思想家加尔布雷思指出，“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远见卓识和品格的高下。”[3]这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除了物质的丰富和满足，还需要文化和教育的繁荣与强大。也就是说，国家的强大不仅体现在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方面，更是体现为文化和教育等软实力，尤其是思想文化领域掌握话语权的大师辈出。
二、建构高等教育话语权：从历史审视到自我超越
一般来说，强势文明体的知识传播总是单向度的，弱势文明体由于自身的弱者地位，常常会被动地吸收与接受强势文明体的学术思想、学术话语与价值观念。美国科学社会学家R.默顿20世纪30年代最早关注到世界科学发展与高等教育中心的相互关系，并运用定量研究方法首次研究科学中心转移现象。英国科学家贝尔纳在50年代首次提出“科学活动中心”概念，描述了近代以来科学活动中心在世界范围内转移的情况。日本科学史学者汤浅光朝则在1962年系统提出世界科学中心转移学说。他认为，近代以来世界科学活动中心发生了五次转移：意大利(1540-1610年)、英国(1660-1730年)、法国(1770-1830年)、德国(1810-1920年)、美国(1920年至今)。每个国家的科学兴盛期约为80年左右。美国学者本·戴维于1971年首次探讨世界高等教育中心(高深知识或学问)的转移现象。科学活动中心的转移与高等教育中心的转移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关联，两者的共存时间和周期也是大致重叠的。从英国、德国和美国的大学发展进程看，一个国家成为高等教育强国的标志是拥有一批享有世界声誉的一流大学、一流的学科成果与学术系统的强势话语权。因此，高等教育强国的实质就是拥有一流的大学、一流的人才与一流的成果，这样才能成为世界科学活动的生产中心和传播中心，才能掌握世界思想文明的话语体系。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一，但同时也要清楚地看到，中国与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在资源配置、结构布局和学科设置等方面还不适应国家现代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尤其是教育教学观念、人才培养方式、教学内容和方法较落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成效不明显，大师级和领军型人才非常匮乏。
历史经验表明，在摆脱了对于强势文明体的文化与学术依附的同时，弱势文明体一定需要通过自我审视、自我更新、自我发展和自我超越，开展自我的强势传播，此时，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才有可能。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5月4日的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我们要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我们不能数典忘祖，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也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因而“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是不可能办成功的。这里可以套用一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4]这实际上也是告诉我们，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要建设世界性的高等教育强国和一流大学，必须拥有民族特色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形成中西交融的现代大学制度话语体系。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认为，中国今后的发展一方面要把自己的文化传统与西方的科学传统结合才会有大成；另一方面，在当今之世界，要发展科学，必须构建一套优良的大学制度，否则难以成事。因为中华民族近现代发展史表明，缺少科学传统一直是阻碍炎黄子孙快速发展的一个障碍。因此，中西文化的结合是21世纪中国崛起的必然趋势。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也就是说，中国要真正建设成为高等教育强国，除了在高等教育布局、层次、类型、学科结构优化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全面提高质量，拥有一批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重点学科和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取得大量具有国际重大影响的科研成果，培养一批拔尖创新人才，真正成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领域在国际上拥有发言权和话语权的思想库和高级智库。
三、转换话语逻辑：从传统概念到中西对话
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高等教育话语体系内涵，必须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治理文化的合理成分。从常识意义上讲，教授会、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大学自治、董事会、理事会、评议会、大学章程等是具有极强西方大学制度特点的话语体系；而党委常委会、校长负责制、办学自主权、教授治学、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等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大学制度话语概念。众所周知，尽管现代大学起源于西方，现在却已成为世界文明的共同财富，我国在学习、借鉴西方现代大学治理基本概念、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同样亟须步入大学治理的“中国时代”，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治理话语体系。
首先，“大学理性”应成为中国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价值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现代大学尽管越来越多表现出为社会发展服务的价值倾向，但高等教育的确又坚守着与其他社会组织迥然不同的理性品质。相较于其他各种营利或非营利的社会组织机构，大学能够以独立形态自立于世，历经沧桑而依然矗立，所仰仗和依赖的正是大学理性。大学理性以内在的执著与坚韧构成了大学生存与发展的最基本方式，成为大学产生、存在、改革与发展的坚实根基[5]。大学理性虽脱胎于理性，呈现出明显的历时性特征，但最深层的内核如同顾明远先生所言，其本质就是求真育人。弘扬理性，追求真理，这是大学得以区别于其他一切社会组织的最本质特征。作为世界规模第一的中国高等教育，要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要让大学更好更恰当地服务社会，必须坚守大学理性，必须以理性为根基、灵魂和桥梁，使大学保持独立的主体姿态与社会其他机构之间的平等对话和沟通。
其次，“教授治学”是中国特色大学治理体系的核心。大学治理涉及很多问题，单纯的技术或制度不应该成为它的本质。最核心的问题是谁来控制大学，或说由谁主导大学发展。作为行会而诞生和发展的早期“先生大学”完胜“学生大学”，显示了教师在大学的独特作用，成为今天大学发展的主流，表明只有教师才是大学的主体和核心。因为只有教师才能完成大学最基本的功能：创造知识、传授知识和传承文明。因此，大学治理需要进一步落实的问题就是选择最合适的人成为大学教师，即甄别、选拔和激励大学教师。这说明，只有充分发现并发挥大学教师的主体作用，才能真正实现大学的有效治理。现代大学已经由一个目标单一的、根本利益一致的传统学术机构演变成为一个目标多元、根本利益相互冲突的现代巨型企业联合体，如果我们仍然囿于传统的正教授完全掌管一切事务的治理机制，显然已与当前社会发展现实相去甚远。当大学组织从一个学术行政一体化的微缩景观发展为一个国际巨型机构时，人们发现让教授既充当专业权威，又作为管理人员，已是力不从心。日常运行与国际竞争让大量行政人员和庞大官僚体系渗透并执掌了大学，治校权力逐渐成为不同主体、多种权力激烈博弈的重要筹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和治理结构，要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即“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的大学治理机制。因此，作为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学治理体系要特别重视“大学、政府、市场”和“书记、校长、教授”之间关系结构、权力配置、互动机制等因素，淡化教授治校概念之争，努力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这样才能既充分保证特定政体国体与大学权力结构之间的匹配，又明确呵护教师参与大学治理的良好意愿，尽可能发挥他们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
第三，适度扩大并落实办学自主权是保持中国大学活力的关键。办学自主权是大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机构进行创造性研究和教学活动的必要条件，是维持高校、政府、社会之间和谐关系的关键点和边界线，反映了政府、社会对大学及其学术活动的支持或干预程度。大学治理实质就是对大学控制权与决策权的博弈与分配过程，即如何确定办学自主权的限度、范围与配置关系。从世界各国大学发展史看，在欧陆法系国家(德国，日本和中国民国期间)，大学办学自主权强调特别权力关系，大学被认为是一种政府机构。政府需要控制和规范大学，但政府总体上保护学者追求真理的自由。在盎格鲁—北美传统国家(英美等国)，强调社会组织的自生自发秩序理论，承认市场为主导的选择机制，大学自治、学术自由被认为是大学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原则。相对于西方大学的这种公法人理论，中国公办高等教育法律以独立法人理论为法律基础。199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自批准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高等学校的校长是高等学校的法定代表人。”这明确规定中国公办高等学校为独立法人，拥有7项自主权，包括自主选拔学生、优化学科专业、开展教育教学活动、选聘人才、开展科学研究、管理使用学校财产经费、国际交流合作等。在这种情况下，从组织属性看，中国高等学校与政府管理机构之间的关系，既非内部管理关系，亦非平权关系，而是一种分权管理和相互协调的新型关系；从经济性质看，高等学校和政府的关系是一种差额拨款关系，即学校收取学费，国家拨付一部分办学经费，其余经费由高校采取多渠道筹措。当然，尽管公办高校独立法人理论赋予了中国高校很大的自主权，但今后继续适当扩大并真正落实办学自主权(权力清单)仍是未来的改革方向，也面临着很大的困难与挑战。
第四，重铸主体理性是中国特色大学治理体系的根本路径。陈丹青曾在《体制迷墙》中写过一段令人深思的话：“说它糊涂，则书中的议论者虽然提呈了大学教育的症状与处方，可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却是无解的，被悬置的——谁造成这一切？谁愿意出面辩护？谁承担责任？最后，谁能够改变局面——然而问题可能真是无解的，只能被悬置；在议论者口口声声的教育‘体制’中，确实看不见‘人’，即便当议论的内容几乎对准具体的‘人’，焦距便会自动模糊、闪开，回向那作为全景观式的教育‘体制’”[6]。就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而言，我国大学在如何看待自身和处理自身与外部种种关系而言，存在着理性发展的先天不足，导致自身的公共价值和人文精神难以充分彰显。因为中国社会及其各类主体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从半封建半殖民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经历理性化的完整历程。所以，各类大学在与外部世界的交汇、融通与较量当中，已有的大学理性不足以引领自身及其社会而起主导作用，不得不退居于从属乃至附庸的地位。对此，社会和大学都需要反省。事实上，中国社会甚至整个人类社会到现在为止，并未完全实现启蒙运动的思想目标，进步、合理性、意义、价值等社会理念仍然尚未完全展开或充分实现。因此，要真正建立、健全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治理体系，就必须重铸大学主体人格，重建大学理性精神，大学才能真正成为充分独立的法人组织，才能处理好自身及其与外部之间的多种复杂关系。只有大学拥有了理性的独立人格，才能充分利用法人主体地位和办学自主权，学会与政府、市场以及社会其他组织的合法、平等和正常交往。这实质就是大学的主体理性，它既涵括了大学的主体间性，又指大学的交往理性。大学的主体理性只有在开放社会各主体间的理性交往中，互相承认、友好相处、相互尊重的情形下才可能真正存在。重铸主体理性将是一个漫长的、艰辛的、曲折的发展历程。第一，健全大学治理体系的前提是所有大学必须取得独立的法人和主体地位，充分享受合法的办学自主权，是独立的高等教育实践主体；第二，在今天既定“教授治学”背景下讨论谁来控制大学，显然只有大学教师具备了独立自主的主体地位和理性精神才能真正成长为大学治理的核心，才能坦然面对“给教授搬凳子”的行政领导，毫不畏惧，理直气壮，最终才有可能心无旁骛从事寂寞的科学研究、繁琐的教书育人和中立的学术决策。
概言之，一方面，大学思想史研究表明，大学治理体系是一个集普遍性、复杂性、发展性、民族性诸多特点于一身的系统工程，过高估计或热衷于模仿、移植西方发达国家大学治理体系，或简单称道我国近代特别是民国时期的大学制度和生态，都不可取；建立高等教育强国和健全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出路，最终只能是构建一种既遵循大学发展一般规律和模式，又要适应国家和民族独特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融贯中西的大学治理体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大学治理的困局与难题，即强化大学党委的政治领导能力建设，制约各级行政管理者的行政权力泛化，重铸大学教师的主体理性，最终承担起培养国家和民族发展所需杰出人才的任务和责任。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清楚地意识到，世界经济中心、高等教育强国与学术话语权三者之间既有因果之嫌，同样也互为条件，都是形成鲜明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话语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健全中国特色大学治理体系，总体而言需要在历史尊重、时代回应、现实调适与中国特色等诸多方面着力，这样形成的高等教育话语体系才能真正展现出中国高等教育由大国走向强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参考文献：
[1]张炼.百年奋斗铸就历史辉煌，信心百倍推进复兴伟业[N].人民日报，2012-11-29.
[2]习近平.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N].人民日报，2013-09-08.
[3]张学文.教育民生与大国复兴[N].中国教育报，2015-04-15.
[4]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N].人民日报，2014-05-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