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教育的理念在美国遇冷，然而却在亚洲国家的大学中日益受到追捧。《大西洋月报》网站刊登了卫斯廉大学校长迈克尔·罗思（Michael Roth）的文章，他认为自由教育的传统不应该被丢弃，自由是扩展个人认识自身和世界的工具。
近期，我到新加坡参加一所文理学院校园的揭幕仪式。这所名为“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的新学校是七年前这两所大学开展合作关系的产物。我们在新加坡开办了一所新的美国式学院，但是本土自由教育的办学原则却面临巨大压力。亚洲教育界的领袖们逐步偏离以测试为主导的课程和死记硬背的教育模式，越来越青睐经验性和跨学科的学习，以及探索研究和实践之间的联系。印度、韩国和中国的大学在传统上强调早期进行职业教育，现在也在考虑如何鼓励调查、合作和实验等美国自由教育传统中的关键元素。
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的首任校长伯里克利·刘易斯(Pericles Lewis)在首届课程报告的序言里将“教育的改造力”比作“及时雨”。而对于在自由教育领域辛勤劳作的美国人而言，财政支持和公众理解的枯竭就像遭遇了大干旱。在这段困难时期，很多权威人物和政策制定者要求推进快速且功利的微学位或证书项目，自由教育的维护者甚至也常常会许诺要让公众看到投入的成效，即文理教育能够提供职业优势。
但是这些维护者若要保持大学的“改造力”，他们更需要被泼一盆冷水。美国历史中的自由教育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挑战现状。今天的自由教育若要名副其实，必须要恢复其“不合时宜”的本性，给予教师和学生以勇气和能力去抵制狭隘的职业需求。
在高等教育中强调职业训练让专业过度细化的后果更为严重。和很多同道中人一样，我也曾维护过自由教育，试图证明为何职业教育本身是不够的，但是我也时常指出博采众长的学习模式对于职业发展的长期益处。但是在新加坡认真思索建立新大学的理想主义之后，我开始担忧像我这样的自由教育的提倡者是否过于集中在证明自由教育是成为电子经济领导者的最佳途径。毕竟，思考和教育的敌人是循规蹈矩。在庆祝这所新学院建立之时，我回想起美国自由教育的历史。自由教育的传统在于探寻实践的自由。我对这所新学院的期望是：弘扬自由本身之益处，自由是扩展个人认识自我和世界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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