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交往中的话语文本常常需要人们通过“两次识读”（double-reading）①的方式来理解原初话语系统中所无法兼容的矛盾事实。通过扫描自威尔逊已降的美国外交政策文件光谱可以发现：在任何一个可以考察的时段内，美国对待国际事务的实际态度与其坚称维护的理想原则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背离。而这种背离更多地表现出基于角色定位与利益认知所产生的话语偏向。角色定位是如何影响话语偏向的？话语文本的选择又如何塑造与强化身份的认知闭合效应？揭示身份与话语的互主性建构关系对研究霸权国选择性干预问题又存在哪些重要的启发？本文正是要对这一客观现象背后起主导作用的因果关系进行探究，以期更好地理解美国外交政策话语背后的政治逻辑。
通过对霸权国选择性干涉研究的前期成果梳理发现：当前国内外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种理论范式基础之上，即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攫取权力、护持权力与彰显权力”角度；结构现实主义的“权力制衡”、“权力转移”与“霸权稳定”角度；修正现实主义的“威胁制衡”角度；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大国争霸”与“争夺边缘地带”角度；自由主义关于“人道主义”、“白人的责任”、“打击暴政”与“天赋使命”等角度；帝国主义理论关于“市场之争与利益扩张”等角度；建构主义关于“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等角度。②但上面几种对霸权选择性干预行为所构建出的学说在“逻辑的真实”与“经验的真实”之间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解释力缝隙。前期理论中存在的缝隙为我们撕开霸权国选择性干涉理论的创新空间提供了宝贵的机遇，也为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霸权国选择性干涉的政治逻辑提供了难得的契机，进而为我国外交战略转型与积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供新的思路。
问题在于，传统霸权干涉理论研究对国家“经济人”假定的依赖严重脱离了对文化表征系统中另一重要元素“社会人”假定的关注。通过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范式的梳理可以发现：建立在“关系性”与话语范式基础上的霸权干涉理论比建立在“结构性”与“进程性”范式基础上的霸权干涉理论有着更强的解释效力。
一、角色身份与话语文本的互主性建构关系
面对现有的霸权干涉理论与国际政治现实经验之间存在的解释缝隙，我们能否在新的假说土壤中培育出一种更具解释力的范式与文化表征系统来重新阐释霸权干涉理论的内在逻辑呢？通过“关系性”范式的引入，以及揭示角色认知与话语选择之间的因果联系能否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霸权干涉理论研究中尚未被观察到的“月球背面”的图示？国际政治是一门典型的人文学科。而人文学科作为一种拟科学，如果放弃了对角色认知与话语建构作用的双向探讨，其本身就是不完整的。人类行为——包括人类对社会本身的理解——不过是由更深层且独立存在的语言逻辑或知识结构衍生出的表层实践。角色的差异性认知不仅需要特定话语的上层建筑来加以塑造和维护，话语结构及其隐含的逻辑也通过建构社会规范与常识而使行为体受到自身角色的影响。因此，从福柯（Michel Foucault）“权力造就知识”或“角色支配话语”③的角度来讲，我们就有必要对角色认知与话语偏好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重新理解。本文认为，身份利益与话语文本之间并非遵循线性的因果律逻辑，而是遵循着互为因果的建构律逻辑，即角色身份决定了话语文本的选择，话语文本也会潜移默化地塑造和强化角色身份的动态认知。
1.1身份利益决定话语选择④
身份利益对话语建构的逻辑链条可以被简单概括为：行为体的角色认知决定着利益的理解方式，进而决定着对相关国家的干涉动机与干涉力度，并表现为对不同话语文本的选择偏好。
主权国家——作为一个抽象的政治建筑——本身是无法做出任何政治决定或角色认知的。就像经济学将公司假定为“法人”一样，将主权国家抽象假定为“政治人”的目的是为了便于人们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尽管国家内部不同利益集团均有将自身利益诉求与行为选择表述成维护国家利益的话语动机，⑤但是，究竟哪一个集团或哪一种诉求能真正地代表国家利益则不仅取决于某一压力集团的代言，而更取决于带有自我意识的国家行为体所表现出的整体性“社会共识”或“社会公意”。国内利益集团所表述的国家利益就像是拍照：当摄影师把镜头向左的时候你就右了；当摄影师把镜头向右的时候你就左了。而事实上，国家利益——作为一种共识性的客观存在——就在那里，哪也没动。因此，本项研究借鉴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D.Krasner）对国家利益的判定方法，认为：“主权国家作为一元整体性的建构实体，其利益应兼具整体性与稳定性两大特征。整体性确保国家利益是社会共识或绝大多数成员的共有认知；稳定性确保国家战略目标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不会轻易发生变化。”⑥只有将国家看做一个政治实体，才能对基于角色所衍生的国家利益给出客观的判定。
实证主义研究方式与后实证主义研究方式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前者偏重于将“经济人”假定引入对国家行为的探讨之中，而后者偏重于将“社会人”假定引入对国家行为的探讨之中。“经济人”假定倾向用成本—收益的“结构性”或“进程性”视角来解释国家的行为选择，而“社会人”假定倾向用角色认知的“关系性”视角来诠释国家的行为选择。国家运行于国际社会之中，角色定位对于国家主观利益的认知与判定有着重要影响。社会身份的差异性认知会产生不同的行为预期，并进而塑造主权国家的利益偏好。因此，利益——作为一种社会共识——是主观建构的产物，并牢固地内嵌于社会“关系性”的判定之中。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认为：“行为体对利益的判断是依据其身份与角色而界定的。”⑦在主流建构主义理论中，行为体的话语是由角色与身份决定的。话语传递的文本意涵体现出权力意志和角色区分的功能性需求。关系性权力需要营造特定的语境和意义网络来形塑社会规范，并以此确保其权力的正当性与角色的稳定性。
在这种情况下，主权国家会依据其在国际社会中所形成的稳定角色关系来确定战略目标和利益诉求，并且可能随着角色身份的演变而调整利益诉求。在国际政治交往互动中经常可以发现国家间关系随着身份角色——而非权力结构——的调整而对自身的安全利益产生新的理解与判定。例如，在整个19世纪英国奉行“光辉孤立”政策的年代里，英国人普遍认为防止对手俄国人控制达达尼尔海峡和君士坦丁堡是英帝国永远不变的核心利益。但当《英俄协约》签订后，俄国人变成了英国人的重要盟友，英国人又力促俄国人控制达达尼尔海峡，并认为俄国人控制土耳其海峡有助于维护英国海上的安全利益。1934年，墨索里尼认为，希特勒是意大利在中欧地区加强影响力的重要战略对手，因此，阻止希特勒吞并奥地利对意大利的安全利益有着重要影响，故而在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遇刺后将四个山地师派往布伦纳山口震慑德国并迫使希特勒退却。而到了1938年，随着意大利同纳粹德国结盟，双方就变成了朋友关系。这时意大利人转而认为德国吞并奥地利有助于法西斯联盟整体实力的扩大和意大利在欧洲和地中海区域战略目标的实现。
角色定位决定利益认知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是双方在互动过程中话语文本的选择。国家在朋友式的关系互动中倾向于选择带有善意的话语符号，而同竞争者或有敌对关系的国家互动时倾向于选择带有恶意的话语符号。每当角色系统发生调整时，话语系统也需要相应地进行转换，以便适应新的角色认知。例如，随着“一战”前联盟关系的转换，英国媒体对欧洲国家的称呼也发生了改变。勃兰特•罗素（Bertrand Russell）写到：“在我年轻的时候英国人称法国人是‘青蛙佬’，但是到了1905年英法结盟之后，我就再也没听见有人使用这样的蔑称了。”⑧19世纪，英国人认为德国人文明高效，俄国人野蛮粗鲁。但是到了“一战”前期，英国人却认为德意志人野蛮粗鲁，俄国人则因具有某种斯拉夫品格而更加可靠。
1.2话语文本影响身份定位
话语文本影响身份定位的逻辑链条可以被简单概括为：话语文本及其形成的背景知识塑造并强化了国家间角色定位和利益认知，进而决定着对相关国家的干涉动机与干涉力度。最终，在话语所建构的宏观语境或意义表征系统中对国家间身份认知与角色转换产生重要影响。
国际关系的“月球背面”是由多种带有本体意义的话语符号系统所构成的。哪一种话语结构能够成为特定时代或特定区域的主导规范取决于角色认知与话语偏向之间的意义共识，即“国际政治与国际道德之间的共识”⑨。阿诺德•汤因比（Amold Toynbee）认为：当国际政治与国际道德之间达成话语共识的时候，国际社会系统便呈现出稳定与和平的局面，如维也纳体系或中国的大一统朝代等。当国际政治与国际道德之间难以达成话语共识的时候，即新的话语所孕育的道德开始对占据主导话语规范的道德进行解构的时候，国际社会系统便会呈现出动荡与战争的局面，如三十年宗教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春秋战国或五胡乱华时期的中国等。同时，只有将具体的话语符号嵌入到特定语境所包含的身份表征系统之中，才能更好地理解其要传递的文本意涵。单个的话语符号如果脱离了主体间性的支撑就可能被曲解、误读或利用。同样，被曲解的话语一旦再度被纳入完整的语境之中，便可以被轻易地解构或还原。因此，对现象背后“已知角色”与“话语文本”的非相合性进行解构，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政治话语中所蕴含的关系性意图与结构性权力之间的政治逻辑。
秦亚青认为：“绝大多数的国际政治行为都是在背景知识引导下进行的，背景知识才是行为的主要驱动和基本逻辑。”⑩背景知识蕴含于话语建构的主导语境之中，并通过特定的语境来影响单元的行为偏好与思维逻辑。当话语文本与身份定位呈现相合性时，话语会对身份认知产生强化与促进作用。带有角色定位的话语文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被反复用于描述某一行为体时，就会与该行为体的身份认知建立起意义关联。这种皮格马利翁效应可以通过对行为体潜意识的影响而逐渐塑造其思维方式与价值偏好。菲尔柯（Karin M.Fierke）认为：“国际政治中的语言话语文本可以对交往互动产生本体性的影响。带有共识性的话语能够建立起社会规范，规范体系会构造出带有价值偏好的整体语境，整体语境通过对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个体思维方式产生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意义关联，意义网络通过关系性认知确立带有集体共识性质的身份角色，并进而决定行为体的利益认知和行为选择。”（11）珍妮丝•马特恩（Janice B.Mattern）认为，话语可以通过造就叙事结构的方式产生权力。在这一过程中，行为体在特定叙事语境下可以有目的的选择使用话语，这种话语往往带有社会共识的规范压力，并对行为体产生一种基于集体身份和自我认同的强制效力。（12）
需要指出的是，并非只要国家间存在着共同的身份利益就会产生友好的角色认知，身份利益必须通过话语的表述才能在主体间产生共识与内化。集体身份的话语建构对国家利益认知有着重要影响。话语文本可以造就一种叙事结构或意义网络系统，角色与身份在话语搭建的语境中被不断地塑造与强化。角色认知——作为一种双向的身份博弈结果——必须在话语文本互动中达成意义共识才能被确认和强化。这种角色系统的稳定性也需要话语的维持与再建构。从这一角度来看，话语能够通过选择性的叙事来建立起足够影响人们思维逻辑的社会共识或常识性认知。而利益作为一种主观性价值判断就蕴含于社会常识性认知的框架之中。在此基础上，话语通过对共同利益的文本阐释来塑造或强化主体间的身份认同。
不同语境的根本差异在于它们蕴含的话语符号承载的互动逻辑是截然不同的。如果话语文本与身份定位呈现出非相合性，话语就会对身份认知与利益共识的形成产生弱化与阻碍作用。当身份利益已经发生或需要发生转变，但是话语叙事及建立在叙事结构上的互动逻辑仍按照旧的身份进行表述，则会产生身份错位与利益混乱。不同的话语符号系统塑造并强化了单元间不同的互动逻辑与身份认知，这种语境影响下的身份选择对于国际政治的互动存在重要的影响。良性的话语互动能够促成友善的身份认知并起到改善国家间关系的作用；敌意的话语互动能够阻碍良性的身份认知并起到迟滞或恶化国家间关系的作用。例如，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朝之间共同的战略利益已经愈发减少。但由于两国官方媒体间持续在话语文本上强调“鲜血凝成的友谊”等良性身份符号，才使得两国之间甚至在重大战略利益背离——朝鲜不顾国际社会反对试验核武器与试射战略运载工具——的条件下仍保持了长期的盟友身份。
话语符号系统对身份认知的塑造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语境中所蕴含的巨大影响力如果被有效地加以利用，则可能会促进良性的身份认知或缓解恶性的敌意螺旋。例如，在“文革”语境中，“黑五类”的身份具有看似不变的继承性，并同“无产阶级革命利益的破坏者”之间建立起意义文化表征系统。而到了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整体语境从阶级斗争范式转换到经济发展范式，传统话语中的“黑五类”等符号则不再成为具有重要身份认知的标识。因此，精明的政治家往往能够看出话语对身份认知的塑造潜能，并善于运用话语来积极主动地塑造身份认知的转变，而不是被动地等待身份利益演变后的话语变动。
总之，话语及其建构的语境通过弱意识的自然反应对单元行为选择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13）对身份定位与利益认知有着巨大的能动作用。一旦将话语文本与具体的国家利益相结合，便能够聚集起道义的旗帜或情感的共鸣，从而为国家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同时，话语也可能会削弱国家的力量，因为它可能会使国家对利益与身份的认知出现混乱，或者可能使国家对政策目标与行动的协调程度抱有过高的期望，并进而导致失望的结果和身份认知的逆向转化。
角色身份作为一种判定国际社会成员间相对亲疏远近的基本方式，不仅影响着国际行为体对行为动机与意义的理解，同时也决定着其话语偏好的选择。本项研究拟从霸权者的视角出发，发现霸权国会依据体系成员对霸权话语所构建出的国际规范的认同程度，或对霸权者利益的促进程度来判定其他国家的身份类属。
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从霸权国视角出发，对国际社会成员进行类属划分并简要归纳出四种基本角色，即霸权的联盟者、霸权的统治者、霸权的挑战者和霸权的摒弃者。（14）在此基础上，霸权国和霸权的联盟者被叙述或建构成国际社会中遵纪守法且具有责任担当的“模范公民”形象；霸权的统治者被叙述或建构成国际社会中被动接受霸权领导且被迫承担国际责任的“可改造公民”形象；霸权的挑战者被叙述或建构成国际社会中现有秩序与规则的“颠覆者”形象；霸权的摒弃者被叙述或建构成国际社会中无所适从的“化外之民”形象。霸权国基于身份类属对上述四种国际社会成员角色进行了划分，并依此制定出体系内的“阶级路线”，即依靠联盟者、团结被领导者、打击挑战者和摒弃失败者。
假定霸权国利益具有一元整体性，那么霸权国在体系中最核心的战略利益就是维护全球的霸权地位。因为这种身份确保了霸权国拥有最大的国际权力——超越规范的行动自由。（15）当一个国家问鼎体系霸权之后，其所有的国家利益都建立在维持与强化这一身份的基础之上。霸权者可以通过其在体系中独一无二的影响力来引导与制定有利于自身的游戏规则，并在这种“结构性权力”（16）影响下来攫取更大的国家利益。霸权的身份话语正是依赖于其他国家对这一利益的促进程度而建构的。霸权的联盟者因奉行在现有霸权规约机制下的“内向型战略”而追求“联系性权力”；霸权的挑战者因奉行打破现有霸权规约机制下的“外向型战略”而追求“变位性权力”（17）；霸权统治下的骑墙国家依据成本收益来确定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选择。霸权国会依据不同国家对其领导地位的认可程度与在霸权地位护持问题上的合作程度来决定其话语选择。国家间关系并非是一个均质化的晶体，而是一个存在着不同密度与亲疏远近的交互网络。因此，在形式平等与程序正义的外衣下，霸权国会依据其他国家与自身的角色关系——而非国际准则或国际规范——来确定自身的话语选择。
霸权的话语偏好与角色认知的“关系性”之间存在着互主性建构的正反馈回路。一方面，角色定位直接决定了霸权国在国际政治互动中话语文本的选择。具体来讲，霸权国对需要依靠的盟友往往选择支持、欢迎或默许等一系列善意性话语文本；对需要防范与打压的挑战国或潜在的挑战国往往表现出担忧、谴责、警告或宣战等一系列对抗性或侮辱性的话语文本；对国际社会中骑墙国家的政治反应往往依据该国与挑战国之间的关系，以及霸权国与挑战国之间的对抗态势而做出灵活的话语反应；对想要摒弃的失败国家，则倾向于选择沉默、无所作为等一系列推卸责任的话语文本。
另一方面，话语文本的选择对霸权者的角色认知有着巨大的能动作用。具体来讲，霸权国对某一国家身份角色所选取的话语叙事会开启二者之间身份互动的进程并建构角色共识的微观语境。当霸权国选择特定的话语文本与具体国家角色进行匹配时，就会产生自我实现和自我强化的身份认知与互动逻辑。同时，在崛起国同霸权国的战略互动中，话语选择常常会塑造霸权国对崛起国的角色认知。明智的话语互动可能帮助崛起国塑造或强化与霸权国之间良性的身份认知并降低崛起压力；敌意性的话语互动可能导致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陷入自我实现的冲突寓言或大国政治的互疑悲剧。话语文本对角色认知的更大影响在于，即便是崛起国怀有取代霸权者的挑战意图，如果能够在战略互动中有效地运用话语加以掩饰，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霸权国敌意身份认知的形成；即便是崛起国没有取代霸权者的挑战意图，但在崛起国的战略话语中却反复强调对霸权国的颠覆，则可能最大程度地激发霸权国敌意身份认知的形成。
二、影响美国选择性干预的动因分析
冷战结束和两极结构的坍塌使美国成为当今国际体系中唯一的超级大国。为了护持其霸权地位，美国对全球政治与军事干预的动机、频率与烈度都出现了明显的增长。（18）如果要想探寻美国对外干预的政治逻辑，就需要重新发现美国政治话语与政治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实证主义研究方式最大的缺陷可能来自于材料的可信性。当前国内许多分析美国外交政策走向文章的根本缺陷就在于严重依赖于美国官方发布的政治文件，而不是美国实际的政治行为。但问题在于，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官方发布的外交政策文件更显得冠冕堂皇的吗？上面的问题表明：如果要想真正理解美国外交政策背后的政治逻辑，就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在言行之间发现矛盾并建立起真正的规律性认识，即通过对话语文本的二次识读来找出话语内部存在的矛盾，进而发掘话语背后的政治动机和行为规律。
冷战结束后，美国始终打着道义的旗号并在冠冕堂皇的形式平等与程序正义背景下进行对外干涉。但事实上美国的干涉却并非遵循一套统一的道义准则与国际规范，而是依据体系成员对其霸权地位护持过程中的促进程度以及美国自身的相对权力地位来进行选择性干预。首先，美国会依据其他国家与美国的亲密程度来决定是否进行干涉。在相同的条件下，对于其盟友暴露出的政治问题往往表现出善意的谅解或选择性失明。美国对盟友的善意与宽容，不仅能够增加盟友对美国的依赖程度，同时也为国际社会中其他成员树立了无形的奖惩结构。其次，美国对外选择性干预很大程度上受既有的话语文本影响。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前面两方面决定着美国对外干涉的动机和意愿，而美国在体系中的相对权力地位决定了其对外干涉的程度与手段。
具体而言，首先，美国选择性干涉的根本逻辑在于国际政治的“关系性”（19）而非“结构性”，即美国首先会依据体系成员与自身的关系来决定是否对其进行干预以及介入干预的程度。新现实主义理论认为，体系结构决定行为选择。因此，美国选择性干预的原因在于受到国际体系权力“结构性”的影响，即霸权国力图护持现有的权力结构，而挑战者试图重塑现有的权力结构。这种“权力转移”视角下的结构性矛盾造成了国际关系史上周期出现的“修昔底德陷阱”。如果霸权干涉理论仅仅内嵌于现实主义宏观理论所关注的国家间“权力的此消彼长”，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可避免的权力斗争或结构性对抗，那么它就将沦为简单而又粗糙的“国家资产评估学”或精巧量化国家间能力排名的“国际政治福布斯名单”。国际政治中的“关系性”为“结构性”赋予了更大的意义与内涵。这正如一把宝剑，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关键不在于宝剑的锋芒，而在于握剑的手。片面内化结构性话语逻辑的一个重要危险，就在于可能导致自我加证与自我实现的敌意螺旋或陷入到“手中有锤子便无处不是钉子”的冲突思维之中。相对“结构性”而言，“关系性”更加注重对身份角色进行判断，并以此来确定国家间的互动逻辑与话语选择。
从“关系性”视角出发，能够很好地解释引言部分所举出的传统“结构性”理论所无法完全解释的现象。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所推演出的霸权选择性干涉理论建立在“权力结构决定行为选择”这一假说基础之上。该观点虽然可以解释冷战期间中美苏战略大三角中的“中美关系的战略接近”问题，但却不能有效地解释下面的问题：为什么在苏联核武仍然呈现净增长且两极权力结构没有发生变化的1989年（20）——而不是在苏联解体后军备极大萎缩的1991年底——提前出现了美苏战略缓和和中美战略关系的解体？无可否认，作为超级大国的苏联所掌握的权力资源要远远高于中国。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在两极权力结构尚未出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美国通过加大对昔日盟友中国内政的干涉力度来实现战略隔离与抛弃？单纯关注权力结构性变量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核武器数量相对更多的戈尔巴乔夫时代美苏对彼此在国际事务中行为的干涉与对抗呈现出大幅降低的态势？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末萨达姆对库尔德人使用化学武器屠杀时，不仅没有受到宣扬“人权外交”的美国的制裁，反而得到了来自美国的经济援助与制造生化武器的技术原料。（21）而到了2003年，在萨达姆没有能力使用化学武器对周边安全构成威胁的时候却成了美国重点干涉与改造的对象？为什么在两极结构下，1972年“文革”时期中美之间在人权领域反倒没有问题，而到了1989年中国人权状况明显大幅提高的时候却出现了美国极力干涉中国人权的问题？因此，对于当今国际体系霸权者美国来讲，“关系性”真正地决定着其对外选择性干涉的动机和意愿。
能够说明美国对外干涉动机中“关系性”因素优先于“结构性”的一个很好的例证，便是美国国务院对中国内政西藏问题选择性干预的外交政策变动图谱。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中美之间经历了“二战”时期的并肩作战，中国是美国在远东地区的重要战略盟友。在这种朋友式的语境下，白宫和国务院在公开场合均明确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权利。而随着新中国政府“一边倒”向苏联阵营并连续卷入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中国逐渐成为美国霸权在远东地区的有力挑战者。在这种敌对式的语境下，美国外交政策中关于西藏问题的话语表述也逐步变成了“宗主权”。（22）随着中美关系在七八十年代的缓和，中美逐渐结成了“一条线”的反苏准军事盟友关系，这时美国开始有意降低对西藏问题的政治关注——就像反法西斯联盟建立后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一样——并在70年代中期低调地解散了“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但是，随着1989年美苏关系重构——此时冷战尚未结束，但两极结构仍然存在——戈尔巴乔夫政府逐渐从“秩序破坏者”变成了“可改造公民”。苏联的角色转变使得尚未对政治改革方向表态的中国逐渐从“可改造公民”变成了“潜在的挑战者”。至今，美国虽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权利，但是却打出了“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在同藏独势力的关系上表现出与台湾问题类似的暧昧立场。
其次，从话语文本对身份认知的反向建构角度来看，积极的话语互动能够促进良性的国家身份认同，消极的话语互动能够产生敌对的身份认知。当话语作为一种共识被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内化后，就会形成体系互动的主导逻辑。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句话更确切的表述应该是，每个社会人都是成长在特定语境之中并且被特定语境所建构的角色与意义认知的政治动物。话语建构了常识与特定时空内行为体互动的主导逻辑。例如，在1840-1949年之间，同样是面对被外国列强欺凌的局面，为什么“五四运动”会在1919年爆发？因为在这之前，国际政治话语所建构的是“丛林语境”以及“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在这种语境之中，对于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认知使得我们只能依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法来维系民族生存。而1919年，随着威尔逊“主权独立与民族自决”等新的话语逻辑的产生，我们开始重新思考角色与身份的问题，所以才会有“五四运动”的爆发。同样，如果没有特定语境建构下的角色认知的支撑而去探讨霸权的干涉行为，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在门罗主义时代美国热衷于对拉美地区的军事干涉，（23）而到了今天却对一个在身边反美的蕞尔小国古巴或委内瑞拉保持了极大的战略忍耐？
让•皮亚杰（Jean Piaget）认为：“话语系统中的结构内蕴许多转换机制，每一种观念性的话语结构都包含着三大要素，即系统性、可转换性与规范的自我实现性。”（24）作为一种开放的系统，如果话语可以在历史进程的链条中被无限地解构与再建构，那么能否通过对主导话语体系中所蕴含的逻辑混乱的揭示来使政治权威所蕴含的道义超验性变得式微与溃散？如果“概念的话语文本依附于特定的权力关系”（25），那么在这种“权力性造就知识”的单向逻辑链条背后，是否还存在着话语对角色认知与互动语境的反向建构与塑造？
不同于传统线性思维推演出的因果律，这种互为因果的建构律逻辑强调的是一种在话语文本和角色定位之间的互构关系，并可能在“话语—身份—利益—话语”的互动中产生自我强化的认知正反馈回路。角色并非是一种对现实的客观表述，而是在互动中被不断地阐释、强化、解构与再造的动态过程。话语文本为角色认知提供了观念上的支撑，并通过对身份认知的阐释而获得新的意义。例如，亲以势力对美国国会和媒体有着重大的话语影响力。美国国会议员沃伦•拉德曼（Warren Laderman）说：“他们总是有很符合美国人口味的产品来兜售。他们用民主国家的话语让所有美国人都一再明确这样一种信念——支持以色列是美国总体利益中的重要部分。”（26）同理，在2001年，由于布什政府将朝鲜公开列为“恐怖轴心国”，这一话语文本的选择深度激化了美朝之间的敌意螺旋，使得没有退路的朝鲜转而更加确信美国的敌人角色与拥核自保对政权安全的必要性。
第三，身份与话语因素决定着美国对外干涉的动机和意愿，而体系中的相对权力地位决定了美国对外干涉的程度与手段。霸权国选择性干预的目的是为了护持作为其核心利益的霸权地位。如果对外干预可能导致霸权地位受到相对削弱——也就是当战略手段与护持核心利益的战略目标背道而驰——美国就有可能选择更为灵活的干涉方式。（27）从这一角度，推论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在两极格局下，霸权国对地区大国倾向于采用支持区域次强国的“离岸制衡”手段进行干涉，对中等敌对国家——而不是另一个霸权者——更倾向于采用直接武装干涉的手段。这样既可以树立霸权者的威信，同时也能在不触及另一极核心利益的情况下间接削弱另一个权力核心的声望；在单极格局中，霸权国选择性干预更倾向于采用“离岸制衡”的手段，通过与地区强国的对手结盟来实现对潜在挑战者的压制，而尽量避免与独占一块地缘政治板块的区域大国发生直接冲突。（28）“离岸制衡”手段是霸权国对“推卸责任”的地缘结构与“均势战略”的权力结构的综合运用，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护持霸权者在全球的影响力与可信度。例如，在冷战的两极格局背景下，美苏“核恐怖均衡”能够相互确保摧毁。在“不与汝皆亡”的理性认知下，美苏两大霸权国均极力避免发生直接军事对抗与政治干预，而选择通过权宜结盟或支持代理人战争的方式来削弱与威慑对方。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仅仅是一个地区大国，由于彼时中国实行“美苏并反”的战略——在两极格局极为牢固的情势下坚持要成为体系内的第三极——而成为美苏共同的“挑战者”。同时，由于直接同中国冲突必然会像朝鲜战争或越南战争一样消耗霸权者的权力资源，此时“离岸制衡”就成了美苏两国打压中国的重要战略手段。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20世纪60年代会出现美苏两个相互敌视的超级大国竞相为印度提供各种援助的奇怪现象了。冷战结束后，美国一超独霸的政治地位使美国新干涉主义势力明显抬头，依据身份划界的新保守主义在小布什任期内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伸张”。美国希望通过对中等国家的四次战争逐步塑造单极治下的美国权威与国际规范。但随着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金融危机的持续消耗，美国权力与道义的相对优势逐渐流失。因此，奥巴马执政下美国的对外干涉政策再一次从“无所不在的美利坚帝国”（29）退回到了艾森豪威尔或尼克松时期的局部退出与离岸制衡的“收缩”阶段。（30）
综上所述，美国选择性干预遵循着身份话语和相对权力两个基本条件。身份话语决定了美国选择性干预的意愿和动机，相对权力位差影响着选择性干预的手段和力度。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认为：为了护持霸权地位这一核心战略利益，美国对具有挑战意图的中等国家干涉动机最强；对具有挑战意图的地区大国——这种地区大国可能具备成为潜在超级大国的可能性——的干涉动机次之；对于两极格局下的另一超级大国虽有干涉欲望，但为了避免陷入“相互摧毁”的困境往往选择有限战争的代理人冲突并避免直接卷入对抗（见表3）。
三、结论与启示
自建国以来，美国人一直沉迷于上帝王国的话语，谋取的却是凯撒王国的利益。例如，在“一战”后召开的巴黎和会上，被称为理想主义之父的威尔逊总统一方面主张“民族自决”与“主权平等”，另一方面又公开支持将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事实上，这位在“十四点原则”中坚决反对“秘密外交”的理想主义之父，早在1917年就派他的国务卿与日本达成了有关划分中国势力范围的附有秘密外交备忘录的《兰辛—石井协定》。以至于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在会上调侃到：“每当威尔逊总统讲起话来我都觉得他像是基督降世，但每当他做起事来却像另一个劳合•乔治。”（31）
探寻美国选择性对外干涉的政治逻辑这一问题，需要我们发现在美国浩繁的道义外交卷帙掩藏下的由各种精妙语言组织起来的话语背后存在的矛盾。例如，人们普遍认为19世纪孤立主义的美国人专心致力于国内发展，而对国际事务很少表现出征服与扩张欲望。但这样的观点只有在将美国对外扩张定义为卷入西半球之外的地区时——尤其是欧洲地区——才能成立。事实上，自美国立国后，它就最大限度地通过在美洲地区的征服与扩张建立自己的霸权。亨利•洛奇（Henry Rocky）认为：“看似孤立主义的美国在整个19世纪里的对外征服与扩张是世界上任何民族都难以望其项背的。”（32）同理，当今天美国试图对中国及其他国家分裂势力进行干涉时也不应忘记下面事实：当19世纪60年代美国南方各州通过公投宣布独立后联邦政府所采取的反制措施。面对南方分裂国家的举动，北方将领威廉•谢尔曼（William Sherman）采取了造成数十万南方民众死亡的“焦土战略”。当人们问他是否觉得这一手段过于残忍时，他说：“我就是要让整个佐治亚州变成地狱！我就是要让这些支持独立的男女老少们感受到刻骨铭心的痛苦……我就是要让他们的子子孙孙都记住分裂这个国家的代价。”（33）今天，谢尔曼成了美国人民心中的英雄，“二战”时美军的主战坦克就被冠以“谢尔曼”之名。同时，每当今天的美国人高举“自决权”对其他国家内部分裂势力表示理解与支持时，都不应忘记当19世纪全球霸主英帝国试图对美国南方各州表示支持以削弱美国国家实力，彼时的美国人又是怎样一种心态。
美国选择性干涉政治逻辑的背后是角色定位、利益认知和话语建构相互强化产物。这一研究结论对于未来中国崛起进程中减少来自美国干涉的压力有着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讲，只有理解了美国选择性干涉背后的政治逻辑，才能够在这一逻辑体系中有效地重塑美国所认同的话语和身份，进而降低美国的干涉动机。正如莫里斯•阿米塔伊（Maurice Amitai）解释到：“除非你总是能将自己的诉求转化成美国利益的话语，否则你就失败了。”（34）例如，2005年中国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其英文翻译为Antisession Law，这便较好地占据了道义制高点，因为“反分裂”这个词汇是美国南北战争的话语。（35）
更重要的是，国际政治中的战略机遇期也是可以通过话语选择进行积极培育和塑造的。正如好的战略家不甘于被动地等待有利于自身战略环境的出现，而是像好的水手一样，不论在何种风向条件下都能够最大程度地运用风帆来使航船保持前行的航向。如果正在崛起的中国能够长期保持向美国发出善意的身份信号，就可能形成良性的话语互动，或最大限度地减少基于现实主义“最坏假定”推演出的权力“挑战者”的身份。这就要求我们强化运用现有国际机制参与者而不是颠覆者的身份话语来塑造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在把握“内线推动，外线拓展，内外互补，以外促内”（36）的原则下，逐步获得体系霸权者及其联盟成员的接纳与认可。毕竟，一旦陷入自我实现的敌意螺旋，崛起国可能面临的压力不仅仅来自于霸权国，而是整个霸权的联盟体系。（37）因此，只要我们能够有效地运用话语文本对角色认知的建构功能，就可能超越权力的“结构性”困境而在“关系性”基础上重塑霸权国对崛起国的威胁认知，进而再造崛起国与霸权国的身份认知，最终避免在崛起进程中过早地同霸权国陷入自证强化的敌意螺旋之中。
注释：
①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解构主义提倡对国际关系文本意涵进行分解，进而发现写在“纸缝中间”的真实。理查德•阿什利认为，一切看上去稳定的文本都是人为建构的，只有通过“两次识读”的方法才能实现对文本背后意图的解读：首先通过文本所蕴含的逻辑发现其要表达的意图，第二次识读文本需要通过揭示其内在的逻辑混乱发现其蕴含的多重意涵。Richard Ashley，“Untying the Sovereign State：A Double Reading of the Anarchy Problematique”，Millennium，Vol.17，1988，pp.403-434；R.B.J.Walker，Inside/Outsid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Political The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②A.F.K.Organski，World Politics，Alfred A Knopf，Inc.，1968；A.F.K.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The War Ledger，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ing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George Modelski，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7；Robinson and Gallagher，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The official Mind of Imperialism，Macmillan，1966，p.5；W.G.Hynes，The Economics of Empire：Britain，Africa，and the New Imperialism，1870-1995，Longman，1979；David Kenneth Fieldhouse，Economics and Empire，1830-1914，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3；Louis William Roger，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Middle East，1945-1951：Arab Nationalism，the United States，and Postwar Imperialism，Clarendon Press，1984；[美]保罗•肯尼迪著，陈景彪等译：《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6-227页。均提出了帝国主义干涉的原因。
③Ferdinand de Saussure，Perry Meisel，Haun Saussy，Wade Baskin，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1，p.20.
④温特式建构主义理论又被称为角色认知理论或身份认知理论，其理论的基本逻辑就是探讨行为体会在互动实践中形成基于“关系性”的角色认知，这种角色认识在身份内化等级理论中会进一步影响到国际行为体对基于身份而形成的利益的判断，进而影响到行为体的行为方式与政策话语偏好。本文侧重于对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关系性”进行探讨，具体表现在对基于“角色认知”基础上而形成的“身份利益”，以及二者之间基于身份内化等级关系表现出的一致性进行研究。
⑤在现代国际政治中，国家的利益涵盖了政治、经济、安全与文化等各个方面，也包括了政府、集团、社会和个人等各个层次。尤其是在主权国家内部存在着诸多诉求不同的利益集团。如果每个利益集团都试图将自身团体诉求上升表达为国家利益诉求，就可能使国家利益的话语表述呈现出逻辑混乱与自相矛盾。例如，在南海区域开发原油的海权战略是否符合中国崛起的整体战略的认识问题上，需要确保海外原油运输航线安全的中石油集团明确反对中国在南海问题上采取强势立场，而需要近海开采油气资源的中海油集团却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在南海问题上采取强硬对抗性政策。每一个利益集团都声称它们的主张是在维护国家利益，但究竟哪一个利益集团的话语真正代表了国家利益呢？
⑥Stephen D.Krasner，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Raw Materials Investments and U.S.Foreign Polic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8，pp.42-45.
⑦[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6-227页。
⑧Bertrand Russell，Which Way to Peace?，Joseph Limited，1936，p.158.
⑨Arnold Joseph Toynbee，David Churchill Somervell，A Study of Hist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p.132-135.
⑩秦亚青：“行动的逻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知识转向’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第181页。
（11）Karin M.Fierke，Changing Games，Changing Strategies：Critical Investigations in Security，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8；Karin M.Fierke，“Dialogues of Manoeuvre and Entanglement：NATO，Russia and the CEECs”，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8，No.1，1999，pp.27-52；Karin M.Fierke，“Logics of Force and Dialogue：The Iraq/UNSCOM Crisis as Social Interaction”，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6，No.3，2000，pp.467-497；Karin M.Fierke，Michael Nicholson，“Divided by a Common Language：Formal and Constructivist Approaches to Games”，Global Society，No.1，2001，pp.7-25.
（12）Janice Bially Mattern，“Why Soft Power Isn’t So Soft：Representational Force and the Sociolinguistic Construction of Attraction in World Politics”，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3，No.3，2005，pp.583-612；Janice Bially Mattern，“The Power Politics of Identity”，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7，No.3，2001，pp.349-397；Janice Bially Mattern，Order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Identity，Crisis，and Representational Force，Psychology Press，2005.
（13）Ted Hopf，“The Logic of Habi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6，No.4，2010，pp.539-561.
（14）George Modelski，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7；George Modelski，“The Long Cycle of Global Politics and the Nation-state”，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20，No.2，1978，pp.214-235.
（15）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5期，第113页。
（16）Susan Strange，States and Markets，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Ltd，2004，pp.45-119.
（17）T.Aumgartner，W.Buckley，T.R.Bums，“Unequal Exchange and Uneven Development：The Structuring of Exchange Patterns”，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Vol.11，No.2，1976，pp.51-72；T.Baumgartner，T.R.Burns，“The Structuring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19，No.2，1975，pp.126-159；[美]斯蒂芬•克莱斯勒著，李小华译：《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18）通过对1776-2014年间美国对外战争的统计发现：从美国1776年建国到1945年“二战”结束前的169年里，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平均每18年零8个月卷入一场战争；“二战”后，两极格局背景下，美国对外军事干涉的周期缩短成每2年零1个月；冷战后的二十几年中，美国对外军事干涉的周期缩短到每1年零4个月就卷入一场战争。
（19）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论”，《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69-86页。
（20）1980年苏联的核弹头数量为7480件。戈尔巴乔夫期间虽然苏美关系缓和，但是苏联核弹头数量仍增加了4 000枚。到了1989年，苏联拥有的核武器数量为11 320件。参见Robert S.Norris，WIlliam Arkin，“Nuclear Notebook：Worldwide Deployments of Nuclear Weapons，2009”，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Vol.65，No.6，2009，pp.86-98；Robert E.Berman and John C.Baker，Soviet Strategic Forces：Requirements and Responses，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1982；Philip A.Stemple，The Soviet Air Force and Strategic Bombing，Biblioscholar，2012.
（21）Noam Chomsky and Michael Albert，“Interview with Noam Chomsky about US Warplans”，August 29，2002，https://zcomm.org/znetarticle/interview-with-noam-chomsky-about-us-warplans-by-noam-chomsky/.
（22）程早霞：“美国对中国西藏政策的历史演变”，《国际论坛》，2011年第5期，第38-39页。
（23）"Annual Message to Congress，6 December 1904"，in Ruhl Jacob Bartlett，ed.，The Record of American Diplomacy ：Documents and Reading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Knopf，1947.
（24）Jean Piaget，“The Language and Thought of the Child”，Psychology Press，Vol.5，1959；Jean Piaget and Inhelder Brbel，The Growth of Logical Thinking from Childhood to Adolescence：An Essa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Formal Operational Structures，Vol.84，Routledge，2013.
（25）秦亚青著：《国际关系理论：反思与重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6页。
（26）Ben Bradlee，Jr.，"Lobbying for Israel"，Boston Globe Magazine，April 29，1984，p.64.
（27）刘雨辰、李慧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制衡逻辑——兼论中美互动的关系样态”，《太平洋学报》，2014年第10期，第49-60页。
（28）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W.W.Norton & Company，2014，pp.116-126.
（29）Max Boot，“The Case for American Empire the Most Realistic Response to Terrorism is for America to Embrace Its Imperial Role”，The Weekly Standard，Vol.7，No.5，2001，pp.1-5；Sebastian Mallaby，“The Reluctant Imperialist：Terrorism，Failed States，and the Case for American Empire”，Foreign Affaires，Vol.81，No.2，March/April 2002，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57800/sebastian-mallaby/the-reluctant-imperialist-terrorism-failed-states-and-the-case-f.
（30）王鸣鸣：“奥巴马主义：内涵、缘起与前景”，《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9期，第123-124页。
（31）Donn H.Crilly，A History of the World，Infusion media，2011，p.635.
（32）Anders Stephanson，Manifest Destiny：American Expansionism and the Empire of Right，Hill and Wang，1995，p.104.
（33）彭鑫著：《西点军校精英全传：精美的法则》，凤凰传媒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页。
（34）Marvin C.Feuerwerger，Congress and Israel：Forergn Aid Decision-making in the House Representative，1969-1976，Greenwood Press，1979，pp.95-96.
（35）王义桅：“对美外交的十要十不要”，《联合早报》，2014年
（36）这一观点主要参考了复旦大学国关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陈志敏先生的研究报告。
（37）参考布鲁金斯学会在2014年5月发布的《克里米亚危机对于美国东亚政策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