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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产能过剩了吗?

银行的盈利是政策性补贴带来的

观察者网:我们在讨论当前金融改革建议的时候,你提到一个很新颖的看法,说中国的银行业已经产能过剩,本来应在2006年推出的放宽市场准入的改革,目前推出已不太合适。为什么说,银行业产能过剩了?

潘英丽:一个行业是不是过剩,有个标准。理论上可用利润平均化趋势的指标。资源最优配置的状态,应该是各行业获得同样的平均利润。如果这个行业存在垄断或行政垄断,就会存在超额利润,来自于垄断造成的产品供不应求。如果资本自由流动,超额利润会吸引更多投资进入,使产品的市场供给趋于饱和,最终生产企业都只能获得平均利润。

如果说产能过剩,就是生产企业已经不能获得平均利润,一个更直接的指标就是,这个行业已经不能获得投资者要求的回报率。

从这个指标来看,钢铁等重资产行业亏损得很厉害,肯定是过剩了。我想说的是,银行业是仅次于制造业、房地产业的中国第三大产能过剩行业。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银行看起来还是盈利的,但是这个盈利是政策性补贴造成的。

一直以来,中国银行业的市场准入受到严格管制。银行有超额利润的时候,谁都要办新银行,但并不容易,因此银行可以长期维持行政垄断性质的超额利润。同时我们要清楚,银行的超额利润不是市场需求带来的,而是政府的存贷款基准利率中的利差补贴政策提供的。

我曾看到外国学者的一项研究成果,在金融危机前的5-10年,十多家跨国银行存贷款平均利差为1.44个百分点。中国银行业存贷款基准利差1999-2007年维持在3.33-3.6%之间,2008-2013年间维持在3%,目前仍有2.85%的利差。因此与跨国银行平均水平相比,这里面其实包含了1.5到2个百分点的政策性补贴。

2004-2012年,扣除以CPI计的通货膨胀率,我国一年期存款的实际利率是-0.4%,因此,1.5-2个百分点的超额利差可看作是存款人给银行的补贴。

从1999年开始,政府扩大存贷款基准利率的利差,实施利差补贴政策。主要目的是帮助国有银行消化其不良资产。国有银行当时存在很多政策性坏账,比如给国企的“工资贷款”、“安定团结贷款”,肯定收不回来。这此财政补贴性质的不良贷款,政府也必须采取相应政策帮国有商业银行去消化。

这个过程中,新进入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比如民生银行的创立,它本身没有坏账,他们也没有放过什么政策性的贷款,也搭了高利差的便车。

这两个百分点的利差补贴跟银行信贷规模成正比。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银行有很大的扩张冲动。根据我们分析的数据,民生银行的总资产这几年年增长率都高达70%。新银行一要跑马圈地,二要快速做大,因为做大了,才能大而不能倒,出问题由政府买单。

这个高利差政策2006年就应该退出了。2006年,我们的国有企业、国有银行都已盈利,银行业的稳健指标也已达到国际水平。2006年退出高利差补贴政策,实现利率的市场化,放宽民营和外国资本的准入,正当其时。这样民营银行存在硬约束,不能借用国家信用过度放款,亏损、资不抵债就要破产,风险也不致于转嫁给国家财政。

但是利率市场化和市场准入的改革都没有推出。金融改革方案是谁提供?还是金融业的高官和金融专家来做,他们肯定不想改变自己的好日子。于是市场准入、利率市场化等消除行政管制和垄断的改革被搁置,信贷规模急剧扩张。

于是我们进入了一个恶性透支国家信用的阶段。比如地方政府借钱上项目,多多益善,基本不考虑还本,把银行贷款当第二财政。国有企业追求规模扩张,投资也是长期低效率。对银行而言,地方政府不会破产,国有大企业也是大而不会倒。银行自已也是大而不能倒。因此,银行信贷人员也都是我把能赚的钱先赚了,以后会不会坏账有总行冲销,由国家财政和央行托底。这就使得借款人、贷款人全都存在道德风险,恶性透支国家信用,使中国经济陷入高杠杆支撑的过度扩张和产能过剩状态。

银行产能过剩有五大原因

观察者网:那么为什么说银行产能过剩?你的论据是?

潘英丽:其实银行要不了几年就会陷入整体亏损。原因有几个方面:

其一是利差的缩小。现在银行存贷款利率还有2.5%以上,利率市场化与市场准入条件下,如果银行利差再缩小一个百分点,就相当于利差减少40%。再假定银行收入70%来自利差,二者相乘,缩小一个百分点的利差,就相当于银行减少28%的利润。利差缩小,银行利润就会大幅下滑。

其二是银行不良资产率仍将快速上升。目前银行公布的不良率在1-2%,但隐性的不良资产比例显然要比这高得多。最近有投行分析,目前上市银行价格隐含的不良率已达13%,银行价格是低估的。

我2014年年初估算,我国上市银行的市盈率比国际银行水平低很多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存在潜在不良资产,二是利率市场化缩小存贷款利差导致银行未来盈利能力下降,三是红利率过低投资者不喜欢大盘股。

假定三大因素的影响各占三分之一,从估值推算的不良资产比率应该在7%左右。银行一笔贷款本来只赚2-3%的利差收入,现在本金无法收回,对银行的利润和拨备的冲销是规模是很大的。如果一笔贷款坏账,相当于同样规模贷款40年的利差收入没有了,或者相当于40倍规模的当年贷款收不回利息。因此其对银行当年利润存在几何级数的不利影响。

尤其是当前重资产行业去产能的力度还是相对温和的,如果像上世纪80-90年代那样,政府强力推进过剩产能关停并转的话,银行的大量坏账就会爆出来。

其三就是金融脱媒对银行产业的冲击。现在如火如荼的第三方支付和互联网金融不断侵占着银行传统业务的地盘,还有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突破性发展,也就是直接融资的大幅度上升,会在银行负债与资产两端导致客户的大量流失,这对银行传统业务构成极为不利的冲击。

其四是银行资产在成熟金融体系中所占比重将长期下降。金融体系有其自身的演变规律。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银行间接融资比例会下降,而股票与债券等直接融资比重会上升。我们对美国和德国的成熟金融结构做个比较。一国金融总资产由银行总资产、股票市值和未到期债券余额构成。美国相关资产的比例分别是20%、 30%和 50%;德国则是 40%、 20%和 40%左右。

中国未来合理的成熟的金融市场结构,应该是介于美德之间。从制造业大国角度看,中国的银行资产比例会更接近德国,因为制造业有抵押品,有相对稳定的发展,可支撑银行的信贷业务。凡是制造业大国,银行业权重会高一些。

但是人民币要国际化,我们加入SDR后,人民币的国际自由使用会对中国金融结构提出新的要求。因此供境外投资者投资和流动性管理的、可交易的股票和债券资产所占比例应更接近美国。美国股票市值债券余额占比达80%,中国未来这两部分要有70%的规模。

因此,中国20年后的金融资产结构似乎会形成30%、30%和40%的结构。现在我们的银行资产占比70%,股票和债券各占15%。未来银行总资产的权重要下降到30%。

其实我们的国债、准国债市场未来可以比美国更有优势。省级地方政府债券,央企和国有控股的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债券,都是准国债。美国州政府的债券没什么国际影响。中国的省级政府就其人口而言已相当于欧洲的大国规模,从其未来发展潜力来看,省级政府债券也有很大发展空间,作为准国债会有重要的国际影响。因此,未来我国政府债券市场,会做的很大,以满足国际国内投资者管理流动性,获得稳定投资回报的客观需要。

再回到银行,未来20年,银行资产的权重可能要减少40%,传统银行业务肯定是要萎缩的。

其五,去杠杆意味着银行资产的增长率将大大低于经济增长率。根据中国社科院李扬主持的《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的测算, 2014年末,中国经济整体(含金融机构)的债务总额为150.03万亿元,其占GDP 的比重,从2008 年的170%上升到235.7%。包括地方融资平台的非金融企业的债务占GDP比例高达149%。

企业负债率接近 GDP的150%,显然不具有可持续性。所以现在我们提出去杠杆。去杠杆的什么意思的呢?也就是债务占GDP比例必须下降。去杠杆有两种办法,一减少作为分子的债务,一是做大作为分母的GDP。动态地看,必然要求债务的增速低于GDP的增速,只有这样,债务杠杆才能降下来。

因此,从去杠杆的角度看,未来银行信贷的增长速度必须低于经济的增长速度。假如经济增长6%-6.5%,银行信贷也许只能增长3-4%。

从以上五个方面来看,银行产能显然已经过剩。至少在中短期内,我们不再需要银行业扩张。

应暂停新设银行 暂停银行上市融资的规模扩张

观察者网:银行产能过剩,那么如何才能消化?银行资产那么庞大,压缩产能,听起来很困难?

潘英丽:我们建议现在开始暂停新设银行,暂停银行上市融资。上市融资就是规模扩张,银行业都已经产能过剩了,现在的利润有很大的水份,一部分来自政策补贴。民间资本还被这些利润吸引着往里冲,后面造成无序竞争,风险就更难控制了。

现在呼唤银行业对内对外开放,放开市场准入,推进利率市场化,已经为时过晚,有点教条主义,脱离实际了。现在更需要银行业的存量结构改革。

我的看法是,利率市场化、市场准入这些改革举措应该2006年就启动,按照WTO承诺, 2006年年底银行业人民币业务要对外资全面开放,但是我们并没有真正做到这一点。

1999年启动的国有银行资产重组和股份制改制,从增加资本金恢复银行功能角度看还算很成功的。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剥离1.3万亿不良资产,提供存贷款利差补贴、财政注资、外汇储备注资、央行再贷款,以及最后引进境外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把银行的窟窿给填上了,然后去香港上市融资。趁着出口和房地产业快速发展的两轮驱动,经济高速增长,银行业快速扩张,财务指标也得到充分改善。

不过,其中对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社会上两种批评。一是北京金融专家吴念鲁批评说银行股权贱卖了。当时国有银行部分股份按以1.2倍的市净率卖给外国投资者的,现在看也不能算贱卖。虽然2007年工中建交的股价大都达到净资产的3-4倍,外资银行价高时出售大都赚了很多钱。但是就11月21日收盘价来看,工农中建交的市净率大都在1倍左右。因此在当时银行功能快瘫痪的资产重组时期,1.2倍市净率出售国有银行股权不能算贱卖。

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对银行的帮助还是有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改善了银行的内部管理水平;二是帮助中资银行在香港成功发售股票,补充了资本金,恢复了银行融资功能。

另外一种是郎咸平的批评。我认为他的批评可以说更为切中要害。他说,建行20%股份卖给了美国银行,建行的1.5万家分支机构中相当于有3000家分支机构在为美国银行打工。后来大家知道,美国银行抛售了建行的股票,他们退出了,战略投资者变成了战略投机者。

郎咸平讲的观点我是这样看的,其实引进战略投资者而不是让这些外资银行设更多分支机构,实质上是让外国银行分享我们银行的垄断利润和利差补贴,通过这种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政策,来避免他们准入后对中资银行施加直接的竞争压力。

就是说,我们让外资银行参股进来,轻松赚取中国老百姓的钱,却没有改善银行对国内企业的服务,中小企业还是融资难融资贵,老百姓还是排很长的队,银行服务的质量没有提高,银行垄断的格局也没有为此改变。凭什么将高利差补贴给外国银行分享?

2006年,我们没有推进利率市场化,退出利差补贴政策,没有放宽银行服务市场的准入,改革被延误,改革良机被错失。

然后到了2015年,在银行产能已经过剩的情况下,才说放松市场准入,加快对民营资本和外资银行的开放,显然对形势没有看清,产生误判了。

应加快试点国有银行分支机构的分拆出售

观察者网:前面你讲了,停止新设银行,停止上市银行再融资,目前我们看到已经新设了5家民营银行,据媒体报道还有40多家民营银行正在申请上市,这要是让他们停止,可行性有多大?

潘英丽:我的核心观点是,当前的银行改革不应是扩大增量,而是要进行存量的结构改革。具体讲,就是要对现有大银行的支行,进行分拆出售,引入民营资本的结构改革。

比如工农中建交,每家拿出部分支行试点,卖给民营资本。国有控股银行还可以保留5%的少数股份,可以派出股东董事参加民营银行的董事会,经营管理的决策权交给民营资本,风险也由民营资本承担。大银行保留小数股份,可以借此对小银行提供业务指导,并将审慎经营文化像基因一样传给小银行,避免后者不规范的经营活动。这些拟出售支行的管理者,可以回总行另行安排工作,也可以成为民营银行家。因为民营银行还是要靠这些银行专家来打理的,出售行和被出售改制后的民营仍然可维持类似的父子关系。

支行分拆出售之后,原有大银行与民营小银行间可进行业务的分工合作。比如大银行可给小银行提供信贷风险评估、人员培训、信息系统服务和投融资代理等服务。民营小银行则进行属地化经营,提供小微企业贷款、零售服务,包括对创业创新和个体经济的支持等。相当于银行的零售业务,放给小银行去做。

我的建议是,这些小银行不设置分支机构,属地化经营。小银行不能跨地区发展,不能再做大。搞不好就实施破产。我们存款保险制度已经推出,通过风险分散化的机构促进小银行优胜劣汰。消除银行经营依赖国家信用的体制性缺陷。

这样的存量结构改革完成后,银行的生态系统就比较稳健了,大中小银行可以差异化发展,相互合作。与此同时,建立起健全的市场信用基础,建立起有效保护存款人或债权人的法律制度。同时借助大数据和社会共享的信用系统,可在防范风险和提高银行风险定价能力上起到很好的作用。

像你说的,40多家提出申请建民营银行。推进大银行存量结构改革后就没有必要了。可就让这些民营资收购大型银行的支行。暂停新设银行,不仅是要避免产能过剩下未来的过度竞争,也是需要为大银行支行分拆出售的改革储备一些市场需求。如果允许民营资本办自己的银行,大银行子行分拆出售就可能卖不出去了。事实上银行牌照是有价值的,民营资本通过收购大银行子行介入银行服务业,对形成良好的生态系统,避免自身陷入过度竞争的不利地位也是有好处的。

国有控股银行支行分拆出售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吗?

观察者网:如果按照你的建议,对国有银行地方分支机构进行分拆出售,人们可能会问,这样的改革,会不会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

潘英丽:资产流失不流失是一个的定价问题。我们国有企业的改革目标是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不是说国家必须控股很多机构。卖掉部分支行,国有银行还在,其资本金得到充实。国有银行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国有大银行应该把国内部分市场让渡一部分出来,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走出去。小银行不可能出去,一定是属地化的。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企业对外投资步伐都在加快,亚投行等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的设立,都表明中国主导的国际银行业务将有很大发展空间。亚洲又是全球经济未来发展的重心和引擎,中国的大型商业银行需要到境外上去铺设网点,特别是那些周边的新兴经济体,金融发展相当落后。这要求我们的大型商业银行提升全球化经营能力,这也是商业银行转型发展的内在需要。

国有资产流失,为什么说是定价问题。原来所说的国有资产贱卖存在一个误区。国有企业亏损了,不赚钱了就卖了,卖掉之后结果赚钱了,然后我们就说国有资产贱卖了。其实这里有个制度红利的问题。国有的时候,机制没理顺,低效率,变成民企后激励机制到位,体制也理顺了,就赚钱了。

如果商业银行资产在出售的时候能进行合理估值,就不会存在贱卖的问题。

互联网+:商业银行新突破

观察者网:新的民营银行还在开办,比如11月18日,中信银行与百度公司宣布斥资20亿元共同设立直销银行——百信银行,你对这个银行怎么评价?

潘英丽:中信和百度共建了一个百信银行,我觉得这思路是对的,银行传统存贷款业务未来一定是萎缩的,但不等于这些银行就会倒掉。现有银行未来需要在传统信贷业务之外,开拓一些创新业务 。

传统国有银行现在面临两大挑战:一,信贷风险居高不下,企业债务危机会不会引发金融危机?第二个挑战,银行经营效率太低,成本太高。未来5年银行最大的压力是怎么减员,最大的成本还是人力成本。

中信和百度的合作,在两方面都有突破。百信银行是要搞直销银行,直接在网上卖产品,这就大幅减少了成本,采取一种轻资产的形式来经营传统业务。

另外,原来银行传统的强势业务,跟互联网企业合作之后,可以利用其庞大的客户进行市场拓展,这对传统银行来讲,也是一条新的出路。

国有商业银行未来会把自己强势的业务,和非银行企业包括互联网企业嫁接起来,同时引入社会资本。现在银行都面临资本金不足问题,因此可以引进社会资本、社会资源,进行优势互补,强强联合,为银行的转型发展寻找新的突破。

观察者网:可是你前面讲建议停止新设银行呢,这是不是有矛盾?

潘英丽:银行面临产业过剩,从长远的银行改革角度看,我讲的是盘活存量、限制增量的结构改革,分拆出售国有商业银行的支行属于守成,主要是消化过剩产能,防范系统性风险。

后者则是出击,“攻”就是削减成本,然后寻找新的突破。商业银行发展要攻守结合。

未来银行的大趋势还是通过子公司的形式开展混业经营。总公司和子公司之间,有个风险隔离墙,这是现有银行的出路。

当然这个不是一刀切,各家银行需要研究自己的优劣势,扬长避短,加快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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