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9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APEC峰会上表示，未来10年中国对外投资将达到1.25万亿美元；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连通中国与地中海的“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以及产业合作提供投融资支持。而在半月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21国刚刚签署了备忘录，共同决定成立以北京为总部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世贸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罗柏年认为，上述举措“是一种严肃的尝试，是为了发挥领导力，并且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形象，从而成为整个亚洲的领袖”。《纽约时报》则以“中国经济外交示好邻国”为题，对两则新闻进行了综合报道，逻辑与罗柏年并无二致：中国以输出资本作为提升政治影响力的手段，这和“马歇尔计划”实属异曲同工。
中国的“丝路基金”筹划以及“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确与“马歇尔计划”有共通之处：它们都以一个增速惊人、总量可观的经济体为后盾，都由政府行为主导，也都有相应的地理政治布局。但本质上，中国输出资本并非以遏制潜在敌国为政治动机的“马歇尔计划”重现，而是在一个需要开放、学习、包容的时代里，以“双赢多赢、互利共赢”的商业机会尽量达成“友邻、睦邻、富邻”的目标。所以，时下有论者称中国不可能戴“马歇尔计划”这顶渗透着霸权主义气息的“黑帽子”。当然，马歇尔计划至今仍被视为输出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绝佳范例，其富含的大战略思维和基于之前数十年美欧金融博弈经历的缜密利益盘算，仍然值得今天中国政府部门参考和自省。
马歇尔计划的大战略思维
马歇尔计划（即美国援欧复兴计划，1948~1952年累计对欧“输血”近170亿美元）虽然以美国第50任国务卿乔治·马歇尔之名推出，但其战略内核却由主张对苏联“非对称遏制”的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署主任乔治·凯南敲定，它有两大基本假设。
其一，国家在可量化的力量指标方面的强大，并不意味着在国际事务中就能予取予求，如果脱离自身利益诉求，不懂得利用现行国际体系的矛盾和平衡，而一味追求理想化的“国际新秩序”，强国依然有可能走向倾颓。其二，即便在经济总量足够庞大的背景下，无节制、无重心地挥霍力量依然不可取。一国在安全领域的诉求首先取决于它在世界地理格局中的位置，其次是现有的技术手段对地理潜力的开发水平。例如，19世纪大陆强国的资源动员速度较慢，英国可以采取平时“光荣孤立”、待冲突现端倪时再介入欧洲的策略；而1945年以后的苏联在行动的敏捷度上已经大大提升，美国必须在欧亚大陆建立常态存在，才能对安全危机做出及时回应。
正是从这两大假设出发，凯南认为重点扶植西欧是美国在1948年最明智的选择。首先，西欧作为当时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制造业基地、单一市场和战略原材料供应地，不能放任其落入苏联手中，否则美国会有遭遇经济封锁的危险。其次，西欧包括英国依然拥有一流的工业生产能力、军事潜力和技术人才储备，而在战争中遭破坏的基础设施可以通过短期投入资本来恢复。第三，通过复兴西欧，美国不必再以一己之力与苏联对抗，而是重启了欧洲过去几个世纪里反复生效的制衡机制，构筑起了一条能动的战略内线。
最重要的是，经济复兴将在心理上恢复西欧对西方阵营的信心，并对苏联形成压力。实际上，西欧在短期内恢复经济基础之后，立即对苏联及其代理人鼓吹的政经模式产生抵触，并启动了以美国为后盾的制衡机制；而莫斯科自知无法在经济上与美国匹敌，只得借助封锁柏林来向西方施压，并严令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卫星国拒绝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援助。此后苏联推出了以双边贸易支持东欧重建的“莫洛托夫计划”，但效果明显较逊。而美国随后将马歇尔计划模式移植到日本，在短期内就掌握了当时世界五大重化工业中心（美、苏、英、日、西欧）中的4个；莫斯科不得不另起炉灶，援助中国从头开始建设现代工业体系。两极之间的经济竞争从一开始就分出了胜负。
可以说，美国在选择西欧作为复兴计划的实施地之前，对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乃至投资的回报比进行了通盘考量，确认了对欧援助不仅不会血本无归，而且在对苏遏制方面能够提供长期收益。
布局旧大陆：美国的前期铺垫
应当指出，以美国资本扶植欧洲经济的构想，并非马歇尔计划首创。早在1919年，以英国财政部代表身份参加巴黎和会的凯恩斯，就提出了一项相当超前的方案：作为此际欧洲国家最大的债权方，美国可以酌情放宽英法等国的偿债年限，英法两国则应抵制一切在经济上盘剥和摧毁德国的想法，转而支持这个全欧洲规模最大、技术最成熟的重工业中心恢复产能，最终英法德三国将形成一个关联紧密的共同体，通过德国这个火车头来带动欧洲经济重建；届时美国不仅能收回战时提供给协约国的贷款，还会拥有一个更重要的贸易对象。
然而“凯恩斯方案”最终胎死腹中。除去法国在政治上的抵触外，美国不赞成该计划的主要原因在于：华盛顿固然欢迎一个复兴的欧洲，但在苏俄还不构成急迫威胁的情况下，美国更希望直接“接收”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中心地位；为此，伦敦必须取消英帝国框架内的帝国特惠制，法德等国也要和美国签署最惠国待遇条约，以实现最大限度的门户开放。而凯恩斯方案不仅没有包含以上条款，甚至还有促进欧洲孤立化的倾向。所以，从1920年代到“大萧条”时期，美国虽然在德国赔款问题上提出了多个调整方案，但在要求英国取消帝国特惠制方面从未松口。
直到1939年欧战再度爆发，英国被迫公开向华盛顿让步，同意以经济话语权换取租借物资，双方才正式开始就新的贸易条款进行谈判。从1943年到1944年，英国以凯恩斯、美国以哈里·怀特为代表，花费将近一年的时间设计出了新的世界经济秩序框架，即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为三大支柱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该体系以帮助参战各国进行重建融资为诱饵，实现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成员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以及确保门户开放和贸易自由，从而令美元“自然地”取代金本位制及其象征英镑。
换句话说，只有在美元已经成为储备货币和国际清偿手段、美欧之间的商品和资本流通也不存在制度障碍的背景下，美国政府才会大刀阔斧地援助西欧复兴，推行基本思路与凯恩斯方案并无二致的马歇尔计划。通过该计划，华盛顿将相当于美国经济总量1/20和黄金储备58%的巨额美元输送到欧洲，用于购买美国商品、原材料和重建基础设施，不仅使布雷顿森林体系得以全方位运转，还夯实了欧美商品和资本市场之间的联系，可谓深谋远虑。
一言以蔽之，马歇尔计划是对美国长期以来推进美欧经济一体化和美元核心地位的“阶段性总结”，有助于美国向西欧进行资本输出的制度条件在此前已创设完毕。相比之下，中国牵头主导区域经济合作的制度性安排与资本输出的步骤几乎同时启动，两者需要在推进过程中相互协调和妥协，方能取得预想的成效。而位于“一带一路”周边的国家在政治稳定性、经济发展水平乃至战略地理关联性上远较当初的西欧来得复杂，则放大了投资的风险。
关注投资风险，拒绝好高骛远
由中国政府牵头、对海外进行大规模定向投资的倡议，最早始于2009年。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前国税总局副局长许善达在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上提出，中国可以向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亿美元的国家贷款（含1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3万亿元人民币），要求这些国家在使用时须采购中国企业的商品，或由中国企业承担项目建设。2012年，前世界银行副行长、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也提出，包括中国在内的外汇储备大国和发达国家可以尝试建立总额2万亿美元的“全球恢复基金”，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基建等“瓶颈”项目，以带动全球经济复苏。
与这些早期倡议的规模相比，此番中国正式确定的对外投资目标和“丝路基金”的额度显然较小，但更多考虑到了地理政治格局以及输出影响力的重点。“一路”与“一带”针对的是陆海复合型国家的两个战略方向：前者旨在将亚太经济圈的繁荣延伸至印度洋，并与占用中国外援资金一半以上的非洲相接；后者则以“西进”经中亚和近东联通欧洲，除获取油气和矿业资源外，还与“高铁出国”等基建项目有关。亚投行、“丝路基金”与此前的金砖开发银行、非洲共同增长基金等项目有所重合而又不完全雷同，反映了近年来中国习得的新经验：多线布局、形成呼应和补充，避免一损俱损。
然而，将这番对外投资布局与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依然有过火之嫌。1948年时的美国在全球层面占据的货币霸权地位是今日的中国无法企及的；迄今为止，人民币在全球货币储备中仅占极小的份额。即使大规模对外投资能对人民币的结算量和受认可度有所提升，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的地位仍相差千里。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意义在于，它一方面赋予了美国一整套调控和主导世界经济的机构平台（如IMF和IBRD），另一方面要求美国提供以充足的流动性为代表的各种公共产品；但今日的中国在这两方面都难言胜任：北京在重要的国际治理机构如G20、WTO和IMF中扮演的仍是参与者的角色，即使近年来参与发起和影响了包括上合组织、中非合作论坛以及中国-东盟自贸区在内的若干地区级平台，与昔日的美国差距仍很明显。而中国提供包括货币流通性和安全保障在内的公共产品的能力，即使与今日的美国相比差距也很明显，这都决定了新一波的对外投资带有试验性质。
更重要的是，与马歇尔计划中具备良好工业基础、仅仅是暂缺投资拉动的西欧国家不同，“丝路基金”指向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市场完善程度、政治稳定性乃至多边关系方面差异极大，这对海外投资的回报率构成了明显影响。中国以基建换取自然资源的投资模式在非洲已经试行了相当长时间，仍难言圆满。“一带”战略中的陆上西进，由于同时牵涉外交倾向各异的多国，尤须从长计议、稳扎稳打。
总的来看，从亚投行、“一带一路”到“丝路基金”，中国在输出资本方面正追随日韩等亚洲先发经济体做出有益的尝试，但不宜过早赋以新“马歇尔计划”的称谓。中国需要在历练中增加经验，而不必过早背上“胜败在此一举”的负担，亦不宜以一国之力取代甚至对抗现有的国际平台和组织，而虚掷宝贵的财政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