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危言耸听或一知半解，几乎没有议题能比中国的煤炭使用和国家统计数据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前者描绘了一系列重霾之下的城市图景，形象生动地突显出不顾后果的工业增长的危害。后者则引发了舆论对中国官方统计可信度的怀疑，强化了对一个不甚透明的治理体系的成见。事实上，两者都事关中国的透明度问题：一个是字面本义，另一个则是比喻。
《纽约时报》在11月3日的一篇广为其他主流媒体所采用和解读的报道中对这些争议性议题进行了汇总。报道声称，中国自2004年来平均低报了17%的煤炭消耗量，因此也低报了其碳排放数量。《纽约时报》总结道，这些“大量的”数据修改将昭示出中国减排所面临的被低估的挑战。再加上今年的巴黎气候大会，我们已目睹了预料之中的激烈争论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华尔街日报》称中国是“在碳方面抄近道”，而《琼斯夫人》杂志则称“中国的碳排放正超出我们的想象。”在华盛顿特区，美国共和党参议院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指责中国“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而同时美国却被迫做出就业和收入上的牺牲。
然而，由于种种重要却被忽视的原因，这些对中国统计偏差的忧虑或许是杞人忧天。首先，修改最初发布的国家统计数据（该数据覆盖了从地方财政收支到能源使用的所有信息）在中国是一种常见的行为，这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好消息是，随着可获取的信息越来越多，中国正努力修正这些数据，并公布这些勘误。
统计中国的煤炭使用与排放面临一个难题，即大量小型企业的存在。小型企业（年营业额在2007年少于500万元[约78.5万美元]以及在2011年少于2000万元[约320万美元]的企业）通常被遗漏在当前的统计体系之外。它们曾经是无足轻重的碳排放者，然而在过去的十年间，随着其数量的不断增长以及欠发达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小型企业的排放量已不容忽视。同样现象也发生在农村地区，在那里虽然生物质能曾是一种关键能源，但煤炭已逐渐取而代之。
为一个拥有13.5亿人口的国家统计其广泛的、相互关联的社会活动的数字细节，这必然不能是一门精确的科学——考虑到中国被划分为31个省份、直辖市和自治区，又被划分为2000多个县级区域，并且进一步被其他诸如国有企业之类的机构性报告主体所复杂化。它充满了复杂性，且必须考虑到无数的捏造与瞒报问题。
以上分析并非是为中国官方数据的问题找借口，而仅仅是指出了一个事实：国家统计极具挑战，而现有体系仍需改进。北京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且中国近期对煤炭消费数据的修正证明了有关当局正付出真诚的努力，并且及时更新他们的数据。显然，他们并非如一些批评所明示或暗示的那样，有意地将低报数据作为一种外交博弈。
中国的气候变化承诺
同时，近期关于中国修正煤炭消费数据的报道也离谱地声称，中国的气候变化承诺没有采用修正后的数据。事实上，这些修正在2015年年初就已发布，更新后的数据已经开始被研究者和决策者使用，并且已经被纳入到中国即将要在巴黎气候大会讨论的“国家自主贡献”（INDC）中。因此，该修正将不会改变中国在2030年左右达到排放峰值的政策目标，尽管它可能会使主要能源消费中非化石燃料占20%的目标更难实现。煤炭数据的修正预期将不会影响中国在巴黎大会的谈判姿态，也不会影响中国在气候变化方面作出的国际合作承诺，尤其是与美国。
中国的煤炭使用可能已经达到峰值并开始回落。煤炭消费在2014年下降了2.9%，并在今年持续收缩。这很可能是一个长期趋势的开端。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放缓，还在经历结构性变革，即进入所谓的“新常态”发展阶段。诸如钢铁和水泥等重工业的能源使用已经达到峰值。中国的经济正在朝着以服务业引领的增长方式转型，同时，在前三十年中驱动经济增长的能源密集型的出口和建设产业已经失去了势头。
考虑到煤炭使用进一步下降的压力，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实施减少煤炭使用和减排的政策。目前中央政府已经对10个省份的煤炭使用设卡，这将会成为接下来几年国家限量的基础。应对气候变化是这些政策的动因之一，另一个重要动机则是改善空气质量，而这一点已成为公众不满以及国际质疑的主要来源。2013年北京臭名昭著的“空气末日”招致了广泛且令人尴尬（至少对政府来说）的关注。首都北京在2010年消耗了超过2600万吨煤，但是到2020年将会减少至1000万吨。有迹象显示，这些政策已经开始见效。近期的研究表明，北京的空气虽未完全摆脱雾霾，但自2013年以来已经有了显著改善。
减少中国对于煤炭的依赖，准确地统计并报告节能减排数据，对中国的决策者和研究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任务。中国的数据确实存在问题，也包括碳消耗数据。中国的煤炭消耗虽然在减少，但仍将在接下来的十年内作为一种主要的能源来源。但是我们应当将这些挑战与已经实现的进步对比来看，并且将其置于当前的大环境下分析。若非如此，我们将会得出一些对政策既无启示也无指导意义的结论，正如一些谈判者间的流言或者被媒体热炒的消息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