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11年密松水电站项目被缅政府叫停，该事件标志着缅甸排华的民意思潮成为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标志着缅甸国内的反华思潮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中缅之间的关系开始被政府和学界广泛关注。缅甸当前兴起的反华和排华思潮是由于其内部不同阶层对在缅华企、华人和华侨的某种情感而引起的一系列事件的结果，这一思潮影响较深、涉及面广、行为主体构成复杂。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行为体与结构是互相建构的，而行为主体共有的观念、社会结构中的规范和文化在国家行为及利益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1]，缅甸排华思潮就是缅甸社会结构中的规范、文化和不同阶层作用于中国在缅投资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结果。
情感的冲突已成为影响当前地缘政治格局的重要因素，由恐惧、羞辱和希望构成的文化重塑着我们的世界[2]。缅甸民主改革之后，被英国殖民以来的“羞辱”文化和改革的“希望”文化并存。伴随着缅甸经济对中国的过分依赖，这种“羞辱”文化在西方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过度自由化之下迅速转化为“仇恨”文化，“仇恨”与“希望”文化的并存造就了缅甸民众在排华的同时，又希望大量外部投资进入缅甸，加速缅甸的民族化进程和经济社会的改革步伐。缅甸各阶层这种矛盾的心态加上民主改革后极度自由的媒体、民粹主义泛起、复杂的民族构成、武装割据突出等因素，使得民众长期以来在军政府统治下的民怨和矛盾爆发。这种爆发，不仅体现在愈加激烈的宗教冲突和缅政府与民族地方武装的冲突，也表现为将这些怨气向对缅甸影响最深的中国企业和在缅甸的华人、华侨释放。这股由缅甸“羞辱”文化演变为来的“仇恨”文化表现为缅甸近年来的一系列反华事件和兴起的排华思潮，给缅甸的华人和华企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因此，了解当前缅甸反华和排华思潮的表现形式、清楚其影响范围、掌握其主体、了解其特征、剖析其动力机制并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对于我国企业在缅甸健康发展、保护华人华侨安危，为我国在缅甸投资营造良好氛围都有积极的参考作用。
缅甸反华和排华思潮形成过程复杂，主体构成多样，用传统地缘政治学的国家尺度和跨政府经济合作的宏观视角对该思潮进行研究，似乎很难透彻地解释其整个发展过程，因此，我们尝试用新的情感地缘政治的情感文化；批判地缘政治学关注地理空间内的不同行为主体对地缘政治事件的认识和描述，关注地理知识、政治权利和学术、权力精英、社会机构和普通大众之间的活动反馈过程[3]；建构主义国际关系中“行为主体与结构构建”的视角对缅甸排华思潮的多行为主体进行解析。
目前，学界已有相关的成果研究排华问题，其中涉及国家主要有印度尼西亚、美国、朝鲜、澳大利亚、俄国、越南、墨西哥、泰国、菲律宾等。当前对排华思潮的研究最主要集中在对排华思潮的原因分析上。在众多排华原因中，民族主义被认为是形成排华思潮最主要原因之一[4]。罗俊红从种族优越论、种族文化歧视和美国传教士的种族偏见三个方面探讨了全美排华浪潮兴起的原因[5]。赵晓兰从民族融合角度指出华人组织———同乡会馆与唐人街的存在所造成的两种文化的冲突、民族融合的困难，是美国排华不容忽视的原因[6]。卢明辉综合分析战后东南亚国家排华原因[7]。经济因素是排华思潮形成的第二主要要素。陈晓燕通过对历史事实的深入分析，指出近代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同时期中国存在着巨大的反差，这一差距造成中国廉价劳动力对美国市场的冲击[8]。胡尧瑶通过分析20世纪初期印尼排华骚乱，得出经济因素是其中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9]。罗雪珍分析了越南1975年-1986年的排华运动，认为中越国家利益冲突，两国关系恶化是酿成排华的根本原因[10]。
除了研究排华思潮的原因之外，排华的影响或后果也是研究的另一个重点。杨建分析了1959年印尼排华事件与广东归侨安置问题[11]。吴金平通过进行田野调查，得出由排华所带给美国华侨的心理影响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了[12]。另外，粟明鲜关注了战后东南亚民族主义与排华之间关系[13]。国外的学者则从历史发展因素[14]、缅甸民主改革之后高度自由化的媒体作用等视角剖析了缅甸排华的原因[15]。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排华产生的原因，还是排华的影响，这些分析均以宏观或者微观的视角进行探讨，忽视了排华的各行为主体。而从宏观、微观视角相结合，从行为主体的行为对排华事件进行解构的研究不多。具体针对缅甸的成果中仅有回顾1967年缅甸的反华事件经过及其原因的少量文献[16]，这与2010年缅甸民主改革以来，缅甸日趋高涨的排华思潮形成强烈的反差。近现代以来，中缅关系一直交好，即不存在领土争端，“8888事件”之后，中国反而成为缅甸政治、经济等最大的支持国，但是为什么在缅甸还存在反华情绪？随着缅甸民主改革的进程不断推进，缅甸似乎和中国越走越远，是不是正如西方学者和媒体所提出的“中国官员和中共要人感到困扰的问题是‘：谁丢掉了缅甸’”[17]？中国到底有没有丢了缅甸？是谁丢了缅甸？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无论缅甸丢没丢，有一点不得不承认，“（缅甸）反华的情绪已经成为一种持续的态度，而不是短暂的公共意见”[14]。因此，这就要求我们重新思考新的中缅关系，思考缅甸产生排华思潮的深层原因。
文中指的华人主要指的是1988年以来，军人接管缅甸政权之后移民缅甸的华侨、中国人，当前在缅甸投资的中国商人和中国企业。缅甸人主要指的是缅甸的各民族和各阶层，具体的构成在行为主体中将详细解释。
（一）历史上的排华事件
历史上中缅之间曾经有不少的摩擦和战争，但真正意义的排华是缅甸在1967年6月-7月间对爱国华侨进行迫害的事件。该事件由6月22日中国女子中学华侨学生佩戴毛主席像章被扣押，并抓捕到学校领学生的家长开始，短短数日内这一排华事件漫延到曼德勒、彬马那、东枝、卑缪、毛淡棉等重要城市。事件中缅甸政府和民众对华侨进行抓捕、迫害，对华侨的商店进行打砸抢。整个过程导致华侨42人死亡，600多名学生、教师和家长被捕，损坏商店无数，围攻中国大使馆，致一名中国专家遇难[18]。该事件虽然与当时国内的过左思想有紧密的关联，但关键还跟华侨爱国激情被利用、缅甸国内局势紧张、军政府借机转移国内矛盾、缅甸民众将反华、仇华情绪转移到华侨身上等众多因素有关。事隔四十多年，该事件一直在华侨和华人心中留有阴影。
自2011年“密松水电站”搁浅到2014年8月底曼德勒贝京县中国数家金矿被打砸抢事件，缅甸的反华情绪和排华思潮上升到更高的层面。中国一直是缅甸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也是缅甸最大的经济援助国，但自缅甸民主改革以来所采取的一系列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透露出有意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与政治依赖，如此变革使中国在缅甸的经济利益与外交活动不断受到影响。2011年9月，中国投资的密松水电站因民众的反对被迫停工，民众反对华企开始以抗议的形式出现。2012年底，中缅莱比塘铜矿因排放物对环境污染和影响周边民众的健康，加之政府军处理民众抗议不当，致使反对该铜矿的抗议演化为全国性的事件，最终经过艰难的协调得以开工，但反华的情绪因这一事件而在全国蔓延。此后，一系列的反华、排华事件开始发生。例如少数民族及缅族舆论领袖一致反对萨尔温江水电开发项目；中国在中缅边境的矿产开发和木材开发被欧美及日本渲染为“掠夺资源”“、破坏生态”的事件；中缅高速铁路被搁浅；仰光新区招商涉华事件；孟邦中国人买地风波；曼德勒清查中国商人操纵房地产市场；缅甸政府成立反洗钱机构首先针对中国洗黑钱；缅政府宣布新水电项目优先西方国家“；在曼德勒的100万左右居民中，如今一半都是中国人……居民普遍抱怨中国资金、商品和人员的流入导致该市房地产和生活用品价格飞涨……将当地人‘赶’出了市中心”[18]，虽然外媒报道有失偏颇，但从中我们可以窥见缅甸排华情绪已经在曼德勒以及缅甸的大部分地区积蓄，2014年8月27日-9月3日曼德勒贝京县中国金矿被数百人持枪打砸抢事件就是当地群众情绪发泄的一种表现。
近年来，缅甸排华从目前排华的形式和排华的相关事件来看，当前的排华思潮具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排华的主体以民众为主，并有少量的政党和政府官员。其次，排华的主要对象以在缅甸投资的中国企业和中国人为主，华侨其次。第三，反华主要形式以抗议为主，逐步扩大到政府在经济领域对中国企业的控制，目前演化为民众的暴力事件。与以前的排华事件相比，这些排华不涉及残杀和逮捕华人华侨事件。第四，反华群体在不断扩大，其中西方势力、非政府组织是重要的力量。与1967年的排华相比，当前的排华更加复杂，它不仅是国内的事件，更是西方势力下缅甸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泛起的结果。最后，排华的区域集中在华人投资的区域和领域，华侨集中区反华情绪不断蓄积，其中曼德勒的反华情绪最为突出。
三、排华对我国造成的影响
缅甸排华思潮的出现给缅甸和中国双方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具体而言：首先，受缅甸排华思潮影响最直接的就是中国在缅甸的投资企业。中国在缅的投资集中在能源、资源型的产业，主要是水电资源开发、矿产资源开发和木材等行业。自21世纪初期中国企业和华人大量进入缅甸，中国一直位于其外资投资的前列，2011年成为缅甸最大的投资国。因为2011年以来一系列的排华反华事件，导致中国在缅甸的投资直线下降，2012财年仅为4.07亿美元，而此前两财年分别为43.5亿美元和82.7亿美元[20]。缅甸的排华思潮，及其引起的抗议、打砸抢、政府部门对中国企业和商人的限制等给中国的企业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损失。在最近的曼德勒贝京县的金矿打砸抢事件中，中国企业初步评估损失近1亿多缅币，折合人民币63万元左右[21]。2014年7月底，中国与缅甸签署的投资200亿美元、从皎漂港到昆明的高铁搁浅。这些都给国家、企业和民众带来极大的损失。
其次，缅甸的排华思潮给中国能源的安全供给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石油净进口国。中国经济发展对外资源的高度依赖，使得能源安全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目前，对于能源的供给，大部分政府官员和学者普遍认为开拓更多的能源供给地是保证能源安全供给的重要举措。而从中东动乱、利比亚国内动荡、马六甲海峡之困等一系列的事件和事实，我们不难发现拥有安全、稳定的能源供给地远远胜过“开拓更多的能源供给地”。因为在现有的中国“不干预内政”“、政经分开”的指导下，因局部性的战争和区域局势动荡，中国想在中东等地区获得稳定的能源供给很难得以保障；加之，中国能源进口的远距离特征明显“、马六甲海峡之困”等因素，中国要保证能源供给地的安全和稳定困难重重。学者梅育新就提出目前中国海外投资最大的障碍是当地社会的不稳定[22]。加之2013年中缅油气输油管道的贯通，缅甸和中东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可以更为安全、稳定的进入中国，缅甸逐步成为中国重要“稳定和安全的能源供给地”。但是由于缅甸的排华和反华情绪“，稳定和安全的能源供给地”受到极大的威胁。
再次，缅甸排华思潮给中国当前重大发展战略的实施带来较大的影响。缅甸是东南亚地区中国重要的周边国家，缅甸地处中国、东南亚、南亚的交汇区，西南和南面分别与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相临，其敏感、重要的地理区位和潜在脆弱的国内局势，对我国当前地缘环境的安全、保护缅甸华人利益、维护西南边疆和能源安全、推进“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促进“中印孟缅经济走廊”的建设、做好我国当前“稳定周边、开拓周边、塑造周边”的相关工作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排华思潮产生不仅给这些政策的实施带来了较大的挑战，同时为中国避开马六甲海峡而西出印度洋、冲破美国岛链的封锁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特别是皎漂港到昆明的高速铁路搁浅之后，这一影响更加明显。
第四，排华思潮给缅甸的华侨和华人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反华排华的思潮对华侨和华人的生活影响较大。具体表现为，缅甸政府内部因为过分依赖中国而产生的不安，从而在政策实施中采取的对华企和华侨的限制。另一方面，华侨和华人因为缅甸内部排华思潮而产生的担忧和恐惧。据相关报道，为了避免诱发排华思潮的蔓延，曼德勒的华侨商会发出公告要求华侨在参加聚会时尽量不要乘豪车、铺张，少出现在高档场所，甚至有些华侨在过春节都不敢贴对联以示庆贺[20]。这些报道虽然有断章取义的嫌疑，但从一个侧面也揭示了排华思潮对华侨的影响。最后，缅甸的排华思潮的影响就是直接对在缅华人的冲击。当然排华和反华思潮也给缅甸的社会经济发展、居民基本生活带来冲击。除了中国的国有企业在缅甸投资外，很多华商还专门经营关系缅甸生产生活的零售、日用品销售等行业。同时，缅甸90%边境贸易来自中国[23]。因此，缅甸的排华和反华思潮给缅甸国内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产生活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四、排华思潮产生的原因分析
批判性地缘政治学将地缘政治学理解为更宽泛的文化和社会现象，其中实用型、学术型和大众型是构成批判性地缘政治学的三种理论，每种理论的主体分别是国家和政策制定者，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媒体、民众及非政府组织等[24]。基于批判性地缘政治学研究既要关注国家、国际经济组织，也要关注媒体、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主体[13]，建构主义国家关系理论关于主体行对结构构建的理论，排华思潮产生的历史背景和行为主体，我们提出了缅甸排华思潮产生及运行过程的分析框架，该框架主要涉及宏观的历史及国内外综合影响，微观的排华思潮产生过程中参与主体的行为。具体而言，分析的框架涉及缅甸内部的运行机制、外部影响机制、行为主体、行为客体、媒介等几个方面。
1、“羞辱”文化转化为“仇恨”文化的结果
从宏观角度来看，缅甸排华产生最重要的因素与其近现代的发展历史有较大的关联。家庭、种族或者社会群体对某一历史事件的集体记忆，或者长期作用于本群体的认识具有传承性[25]，N.加内桑认为缅甸的排外情绪与其19世纪以来一直被英国殖民、然后被日本占领、目前在在国际政治中又夹在中国与印度之间有很大的关系，由于缅甸整个近现代的发展史中表现出的长期对宗主国的关系不密切，使得缅甸国民形成对外国人“深深的不信任”[20]。而从历史视角而言，在1967年的排华事件中，中国过左的思想对缅甸的影响、缅甸反华的情绪被错误引导等成为当前缅甸排华思潮产生的思想土壤。虽然1967年的排华事件得到平息，1971年中缅关系恢复正常，但是这种反华情绪和记忆一直在缅甸国民心中留存。当前，缅甸的发展过分依赖中国，其生产生活离不开中国，“既不想过分依赖中国，又无法摆脱”的心态使得缅甸“羞辱”文化被激起，在缅的华企、华人、华侨成为这种“仇恨”文化宣泄的对象。
民主改革之后，缅甸为了国家利益，多方寻求支持，将国门向世界敞开。各国投资者、媒体、非政府组织纷纷进入缅甸，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要么扶持代理人，要么过分关注中国在缅甸的投资，甚至为了某种目的故意丑化中国的投资等行为，给原本就很复杂的缅甸增加了混乱的成分。矛盾重重的社会变革使得整个缅甸充满了不确定性，加之改革不能立即奏效，因此，民众的情绪和意愿很容易被利用和诱导，从而自下而上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的民粹主义很容易产生，成为排华思潮产生的温床。
3、后殖民主义的民族文化心理是排华的思潮产生的直接诱因之一
缅甸民族主义者、政府精英、民众对中国过分依赖的担忧由来已久，他们普遍认为这是中国对缅甸新的经济殖民，但是迫于欧美制裁的压力他们又不得不依赖中国。民主改革之后，由于不同国家的投资和多方势力的参与，摆脱对中国的过分依赖成为可能，因此，缅甸在欢迎其他投资者的过程中，开始有意对中国疏远和排斥，使得中国与缅甸的经济合作没有以前那么畅通。目前无论是关系缅甸国计民生的电力、通讯、能源资源开发、国际贸易等产业，还是与普通老百姓关系最密切的服装、电器和化妆品等产品的供给和销售等，中国企业及华人、华侨都日益成为最主要的投资者和经营者。中国投资者在缅甸迅速发展，并很快在其社会经济各个领域占有重要位置的现状，导致了缅甸民族主义者的不满和担忧。这种担忧让部分缅甸的“精英阶层担心缅甸变得过于依赖中国”[20]，因而在政府执行某些政策时或在引导民众发展中很容易成为排华思潮产生的直接诱因。
4、欧美国家的介入使得中国与缅甸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民主改革之后，美国重返亚太，欧洲国家开始投资缅甸，他们在投资经济的同时，不断培育和扶持自己的代言人，这使得原本复杂的国内形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这些宏观的行为主体策略和投资行为的变化将影响着缅甸排华思潮发展的方向和动向。
缅甸排华的行为主体主要是指缅甸国内排华行为的施动者，排华思潮的主要承载者，其构成主要有排华的缅甸民众（既包括缅政府控制的民众，也包括少数民族武装控制区的少数民族民众）、政府精英、军方领导人和少数民族地方武装的领导、僧侣等。行为主体是缅甸排华思潮和行为的直接发出者，他们产生排华思潮的直接原因除了历史上的排华的群体记忆外，还包括：
1）华企、华人的进入破坏了各行为主体的利益。尺度本身就是一种权力[26]，华人、华企的进入大打破了不同尺度内部的权利均衡，而在不同尺度下，各方都站在自己的立场认为华人、华企侵害了他们的利益。这里的利益分为缅甸国家的利益，该部分主要由政治精英和民族主义者为代言人，担忧缅甸成为中国的附庸；各政党的利益，主要指的是各政党为了获取更大的政治资本，寻求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支持，而中国的进入会破坏各党派既有的格局或者中国这样的大国成为某一方的拥护者而侵害了其他方的政治利益；民众的利益，包括经济利益、社会福利和就业机会等，主要体现为华企在地方进行生产而地方民众无法获得足够的利益；少数民族的利益，为了在国内寻求更多的自治权和分享国内更多的资源，在少数民族控制范围内，他们具有绝对的权威来分配能源和带领民众，华人、华企的进入和与缅政府合作会挑战他们的权威，分化他们对民众的绝对指导；宗教人士的利益，华企进入，拆除寺庙、开发资源等侵害了宗教组织的利益，打破了宗教势力控制范围内的信仰平衡。
2）中国与军政府的经济合作被缅甸民众错误认识，导致其对中国反感情绪强烈。虽然中国一直秉承“不干涉内政”的宗旨，但在军政府时期，中国对缅甸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没有被民众正确认识，反而被理解为军政府在国内实施独裁统治的帮凶。
3）缅甸民众对华人的仇富心理，这是排华思潮产生的重要情绪来源。无论是新进入缅甸的华人还是祖辈在缅甸的华人都比较富有，“那些在郊区有别墅、去高档商场购物的，往往都是华人”[27]。缅甸主要城市房地产和生活用品价格飞涨被民众认为是大量华人的流入和资金进入的结果。因此，缅甸民众的仇富心态增加了缅甸排华情绪产生的可能性。
行为客体主要指的是排华思潮这一行为针对的对象，也就是受动者，主要是中国、缅甸的华企和华人，其中华人主要是指在缅甸从事生产的中国人和华侨。针对中国、华企和华人在缅甸不受欢迎原因剖析，学者范宏伟进行了深入的解析。他认为[28，29]：①从中国政府而言，缅甸产生排华情绪是中国在前军政府时期对缅甸实施的政策的后遗症。②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排华思潮，客观上与中国在缅甸投资企业的结构和特征有很大关联。中国在缅甸的企业主要集中在能源、资源性产业，因此没能给当地带来更大的就业机会。③中国企业与缅甸进行经济合作中对民生层面和普通百姓利益层面比较少。④中国企业在缅甸“走上层路线”，切入缅甸的社会的途径主要做了一些服务于当地的公益性事业，但是他们更多的不是通过非政府组织或者让当地民众能够接受的方式开展，而是通过政府部门或者其他民众反感的途径，既没有在投资地赢得声誉和支持，也没有使当地的民众受益。⑤中国企业和华人对缅甸的文化了解不够深入，不能更好地与投资地的缅甸民众沟通，例如密松被认为是克钦人的圣地，也是缅甸文明的发源地，密松水电站的停工不仅仅是西方势力的渗透和其他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也有深层次的文化原因和民族的情感。同时，中国企业缺乏与投资地的有效沟通，不能很好的切入到投资地人们的生产生活；华人忙于挣钱而忽视了如何更好地融入缅甸的地方社会，完全成为游离于缅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阶层，他们的生产生活既没有得到缅族的认可，也没有得到少数民族的支持，这样的状况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
从整个排华思潮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来看，媒介主要指的是非政府组织、新闻媒体等，也就是批判性地缘政治中的“大众型”理论的主体之一。非政府组织和新闻媒体对于排华思潮的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非政府组织是缅甸排华思潮的催化剂。在民族主义盛行、宗教冲突激烈、民粹主义泛滥、武装冲突不断、民主改革没有任何明确目标的缅甸，任何一种力量的进入都会使得整个原本混乱的局面更加复杂和无序。民主改革之后，非政府组织纷纷进入缅甸，不仅对中国的投资进行指责，而且发动和组织民众进行示威和抗争。增添了民众对中国企业不满和排斥情绪。密松水电站的搁浅、莱比塘铜矿遭到的抗议本来是小尺度的区域性事件，但是由于非政府组织的不断引导，从而将小尺度的地区事件演变为全国性的事件。
第二，媒体的过分关注，对事实的夸大和歪曲，加剧了缅甸排华主体对华企、华人和华侨的排斥和反感。媒体舆论的导向性非常明显，正确的媒体舆论在促进社会进步、引导人们的社会行为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作用，错误的媒体舆论则反之。民族改革之后，缅甸媒体高度自由化，缅甸主流媒体和其他私人媒体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过分的关注和夸大中国企业在缅甸的不良影响，营造出中国企业在缅甸只顾赚钱、不顾缅甸人民利益、生态和安危的形象，这无疑也给原本就有排华情绪的民众火上烧油。媒体过分关注缅甸的华人华侨，报道华人的奢侈生活等，刺激了缅甸敏感的民族性格，激起了缅甸盛行的民族主义情感，加深了缅甸民众对华人、华侨的不满和排斥。
缅甸排华思潮是一种“尺度政治的实践，它不仅表现为宏观的政治层面，也表现在微观社会运动和权力抗争”[30]。这种社会运动和权力抗争的形成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过程，要彻底消除需要很长的时间，但从其产生的动力机制和演变的过程，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预防其恶化和削弱其消极影响。
（一）反思中国现行的外交策略，调整中国外交的整体思路
正如学者范宏伟所言，缅甸会成为中国外交改变整体思维的触发点[26]，其实此种情况不仅缅甸存在，在中国投资的非洲、中东地区同样存在。中国在投资国经济上较热，政治上遇冷，地方民众一定程度上对中国企业有不满情绪，这是中国海外投资的困境，是中国大量海外投资的共性，也是需要政府和企业深刻反思的问题。李晨阳也指出，中国周边外交需要注重细节[31]。“不干涉内政”、“政经分开”政策确实是我国外交政策的经验总结，但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地缘环境的变化，中国不干预内政下的经济合作能否适应当前变化了的世界地缘政治格局？这一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因此，要摆脱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困境，首先需要对中国现行外交政策进行反思和调整，明确中国外交策略和立场。缅甸军政府时期，独裁是民众最大的不满，民众与军政府之间是一种对立的局面。中国奉行“不干涉内政”与军政府进行经济合作，民众有理由认为中国就是军政府的“帮凶”，协助军政府实施独裁。因此，从宏观上明晰外交策略，明确立场显得尤为重要。
（二）调整企业、华人和华侨的行为，注重缅甸的社会投入和融入
对于海外投资企业而言，反思原来“自上而下”的方针，采取恰当的方式加大投资地社会投入，关注公益事业势在必行。虽然中国企业在缅甸也花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但是中国企业采取的形式往往不是直接与民众交流，而是通过代理人完成这些工作，而这些代理人往往代表的不是民众的利益，很容易引起民众的不满[20]。作为缅甸的中国企业“，入乡随俗”还没有完全得到地方社会的支持，更多的企业与投资地脱离，仅仅作为投资地的一块进行资源开发的飞地。因此，中国企业应当像中国驻缅使馆政治处主任高明波所说的那样“：（中国企业）必须保持当地社区的支持……要开放、要参与”。如何转变这种局面，怎样得到当地社区支持，参与到当地社会生活成为华企能否在缅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对于华人和华侨，中缅贸易的增长，给他们带来了长足的致富机会，因此，他们“只顾赚钱，不参与（当地）政治”，“住高档别墅，出入高档场所的往往是华人”[25，26]。这些不恰当的行为引起了缅甸民众极大的不满情绪。“曼德勒贝京县打砸抢华人金矿、警察坐视不管的事件”客观反映了华企和华人没能很好地融入当地社会这一事实。鉴于此，无论是企业，还是华人、华侨，都应注重缅甸的社会投入，融入缅甸的社会。
（三）了解地方文化，平衡投资地利益分配
深入了解缅甸的地方文化、关注地方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是在缅华企必须面临的问题。很多反华事件，就是由于华企、华人没有清楚了解地方政治文化、风俗习惯引起的。华企、华人往往把在中国自上而下的业务开展方式应用在缅甸，殊不知缅甸社会构成复杂，民族矛盾突出，政府管理能力相对有限，地方割据明显等特征决定了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行不通。密松水电站的搁置虽然有复杂的原因，但不了解当地文化是主要原因之一；莱比塘铜矿事件除了影响环境，也与企业要拆迁当地的一座古老佛寺有很大的关联。因此，了解当地文化极其关键。注重投资地的利益分配也非常重要“，中国企业的确也提供了服务……（但它们）并未让当地人真正受益”[16]。缅甸当地民众不能受益，眼睁睁看着自家门前资源被拿走，个人没有获得任何利益反而要承受因资源开发而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局面，是缅甸民众反华排华的直接根源。因此，建立有效的机制，平衡各阶层的利益分配非常必要。莱比塘铜矿事件最终得以平息是企业承诺将获得收入的2%让渡给社区的结果。
（四）熟悉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运作方式，加强对缅甸非政府组织的扶持和合作
对缅甸非政府组织的不了解和对其影响作用的低估，是中国企业在缅甸遇到障碍的主要原因之一。国内政府和学术界对缅甸非政府组织的关注起始于密松水电站的搁浅，学者普遍指出了缅甸非政府组织在密松水电站被迫停建中的重要作用[32，33]。对于华企和华人而言，熟悉缅甸非政府组织的运作方式，了解其最终诉求是减少在缅甸的障碍，减弱排华思潮的重要途径。只有掌握其运作机制、诉求掌握，才能根据华企和华人自身的需求对非政府组织进行干预，从而将对华企和华人的危害降到最低。同时，华企、华人也应当正确认识非政府组织的意图，加强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可以主动让非政府组织了解自身的目的和诉求。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对其进行经济上或者其他方面的扶持，通过了解、合作、扶持等方式引导其向对华企有利的方向发展。
（五）利用媒体舆论的正面引导和宣传，树立中国大国形象
缅甸的主流媒体和私人媒体对中国企业行为的过分夸大或者不切实际的报道，过分关注华人在缅甸的影响对于缅甸排华思潮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媒体舆论对小事件的过分关注给民众产生华企华人为了赚钱大肆破坏缅甸生态环境、不顾缅甸民众健康的错觉；形成中国企业为了掠夺资源不考虑缅甸民众情感和宗教信仰等不负责任的形象。片面夸大华企、华人的影响，放大了华企、华人在缅甸民众心目中的不良影响。因此，华企、华人应当正确、积极的做好缅甸媒体舆论过分关注和夸大华企、华人的不良影响的回应，让缅甸民众明白事情原委，使其从客观上认识华企华人在缅甸的投资。鉴于此，华企、华人也应当学会正确利用媒体舆论的力量，在缅甸主流媒体上正面宣传华企、华人在缅甸的积极作用。加强与地方媒体的沟通，学会利用媒体为华企、华人树立良好形象，树立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致谢：
感谢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范宏伟教授的意见和建议，感谢云南大学缅甸研究中心顾问欧阳红军老师和博友繁霜的帮助，文责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