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将结构视角带回来: 留守儿童研究问题意识的重构
( 一) 留守儿童研究的反思
伴随着大规模农民外出打工的出现,留守儿童现象在中国已经存在了二十余年。尤以近年来, 诸多问题不仅为学术研究所揭示,也广为社会媒体所报道,以致于成为社会大众面对转型社会的一种普遍性焦虑。部分学术研究认为,长期留守会导致留守儿童学习成绩不理想、逃学、辍学、纪律观 念差、迷恋网吧等情况,或因隔代抚养、代管或无人抚养而缺乏应有的教育和监督; 留守儿童比非留守儿童更容易产生心理上的孤独感、自闭、自卑、冷漠、内向等情绪或性格,道德观念、情感、人格、行为上更容易出现偏差。 不过 ,既有的反思性文献已经指出 ,秉持实证主义科学所进行的 对于留守儿童面貌的刻画的研究文献,多是一种“问题化”的研究进路。学者事先预设了留守经历对于留守儿童存在的负面效应,进而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去对其进行理解,是一种预设价值甚于研究对象本身的 “问题化”思路 。
在否认了留守儿童作为“问题儿童”之后,谭深提到,应该重新构建留守儿童研究的问题意识。 需要关注的不是留守儿童是否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与他们的父母之间的责任关系 ,而是“在长远看来农村家庭的留守现象已经是一个难以逆转的事实 ”的背景下 ,留守儿童身上所承受的“农村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深远变化”。这种结构的交织对于作为“参与者和承担者”的他 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以及由此而来,社会应该如何进行干预以帮助他们?
在笔者看来 ,谭深已经明确提出了推进留守儿童研究的方向 ,即抛弃以往 “问题化”的刻画式研究思路(不管是使用定性的研究方法还是定量的研究方法) ,而将留守儿童研究这一议题中的社会结构要素带回来。在本文看来,这指向了既有留守儿童研究的核心问题所在: 即研究者既缺少理化和其结构化具体过程的自觉感知。站在社会结构的高度上,才能对留守儿童的现状做出清楚得当的判断; 把握留守儿童作为延续了几十年的社会安排,会对社会整体带来怎样的影响; 也唯有站在社会结构的高度上,方能 够真正应对这一从1980年代延续至今的劳动力再生产安排,对此做出充分的准备。
( 二) 作为结构要素的留守儿童
社会结构的概念包罗万象。在一篇论文中试图将所有的因素都包含在内,是一个几乎不可能 完成的任务。本文试图结合当前中国社会学分析中非常重要的“阶级”概念,将留守儿童问题放置 在劳动力再生产之下进行讨论,强调这种特定的劳动力再生产方式会对社会生活的延续与更替带 来怎样的冲击; 进而,这种特殊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会带来怎样的劳动者群体。在以往的研究中, 我们曾指出,当前支撑中国的“世界工厂”的最为重要的劳动体制,是“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 制”[6],这一体制虽然不起源于、也不独存于当下中国,但是却在中国最大程度地发挥了其功效,可 以说是支撑着中国的“经济奇迹”的一个核心的“体制奇迹”之一。对于这种体制所给劳动者带来 的影响,学界早已有涉及; 但是对于这一体制的深远影响及其挑战,目前还缺乏前瞻性的分析。
为达到这一目的,我们有必要将近年来社会理论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即 “ 结构化 ”引入 ,这 一概念可与社会学中经典的“结构/行动者”关系结合起来理解,指向行动与结构之间在相互依持、 互为辩证的关系下以内在于社会行动者身上的形式存在的社会结构的生成过程[7 - 8]。这一概念能 够非常有效地帮助我们勾连作为个体的留守儿童及农民工与作为社会总体的社会结构之间的联 系,改变以往相关研究中见个体不见总体的缺陷。在结构化理论的帮助下,我们将指出,表面上看起来作为个体现象的留守以及新工人的培育,实际上都具有结构性的后果,对前者来说,留守经历 意味着农村社会结构的重大更迭; 对后者来说,留守经历给世界工厂所提供的新工人,与老一代农 民工有着截然不同的差别。
谭深最早在国内学界运用了社会结构的相关分析工具分析留守儿童。她指出,留守儿童所面临 的结构的交织包括“支持性拆分型家庭模式和传统支持资源及其逐步消失”“解体的农村社会”和“差 距扩大化的城乡二元教育”等方面,正是这些结构因素构成当前留守儿童生活世界中最为重要的部 分,而其变化也将限制着留守儿童未来的可能性。我们在文中进一步将这种结构的外延拓宽,同时, 我们也将其问题意识进一步推进: 被这一结构所塑造的个体,将会构建出怎样的新社会结构?
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回顾威利斯在劳工子女教育的经典研究《学做工》。在此文中,他联结教育过程与社会结构变迁,就工业发展下的劳工子女成长状况对于社会结构的影响做出了典范性理解。他刻画了 1970 年代英国工人阶级子女的“反学校文化”,认为这是工人阶级子女洞悉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分化的基础上进行的对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反抗的结果,而其抵抗行为本身,正恰恰是再造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再生产过程,个体的反抗行为导致了社会结构再生产。易 言之,社会行动者的主体选择和行动,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生产与固化过程。
跟随这一经典研究的进路,以对广西中部南镇壮族村校的田野考察为基点,我们试图对当前中国语境下的劳工子女的留守生活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进行初步的分析。为完成博士论文,我曾在该地进行了数年的田野调查。
二、作为隐形背景的农民流动经历
( 一) 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下的儿童照料
在进入对于留守儿童日常生活的分析之前,我们需要对作为留守儿童隐性的生长背景的农民 流动图景进行简单的描述。这一生活场景虽然不会出现在我们对于留守儿童的生活世界的观察当中,但是却真真切切地影响留守儿童的成长过程。 这种背景就是“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下的劳工生活的状况。“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下的劳动者是半无产阶级化的,因为半无产阶级化的家庭中的工人能够接受更加廉价的工资,农民 ( 工) 生产了自己所需要的部分资料,包括劳动力再生产[10 - 12]。劳动力向劳动的实现在城市中进 行,而劳动力的再生产则在乡村进行,组成农民工家庭劳动力再生产必要元素的老人和孩子被放置 在背后的乡村老家,对于在城市与乡村中生活的人而言,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不会出现对方的身影 ( 只有在某些特殊的时刻,如对于农民工子女来说,在寒暑假期间他们有可能会出现在父母生活的 城市空间) ,但是从社会学上来说,他们却是一个完整的家庭,也只有双方的联合才有可能维持家 庭的继续运作。
农民工的流动经历成为高度影响留守儿童成长过程的不在场的“隐形背景”。在留守儿童的 生活场景中,父母在场的形式是“不在场”; 父母和孩子在两地之间以“永远的候鸟”形式存在的不 断往返,构成这种隐形背景影响孩子成长的充分条件。对于父母而言,外出务工只是一个权宜之 计,是为了家庭需要所承受的必要的辛苦,在城市中恶劣的工作环境和消极身份效应,都会由于农村老家的存在和延续而被消解。换句话来说,城市的生活与工作在老一代农民工的日常生活中“在场”,但是在他们的生活意义中却“不在场”,他们在城市的辛勤工作只是一种满足老家需要的一种手段,老家的社会生活才是他们生活的内在支撑。
然而,同样的城市与乡村的场景,对留守儿童来说却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虽然对于城市 生活的具体场景孩子并不全然熟悉,但是这种因素对他们的意义构建来说却是具有真实作用的。 这是因为,虽然他们出生在农村、成长在农村,但是城市是在人生的早期最重要的对象也即父母的 生活地。他们成长的关键时期,虽然身居乡村,却心向城市,因为那里有他们想念的父母。可以换 一个形象的说法,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来说,他们“人在城市,心在乡村”; 然而,对于他们的子女来 说,却是“人在农村,心在城市”。如果说对于前者,学界已经有比较多关注,那么对于后者而言,这 种安排所具有的长期影响,则远远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所以,在留守儿童研究中,一定要充分重视这种“隐形背景”。
不仅如此,城市社会对于农村留守儿童来说还可能具有进一步的意义。这种意义的生成同样 与在父母那里有所不同。如果作为流动农民工的父母在城市的身份是受制度挤压和社会排斥的, 那么,留守儿童所认知的城市面貌也就同样如此,并成为其内在主体性中不可忽视的一面。
这样,城市社会的存在在孩子的生长经历中扮演了双重的角色: 一方面,它是孩子们向往之处, 因为那里是他们的父母所在的地方; 另一方面,在“城市中的乡村”的生活经历又使其早早地感受 到了城市社会对于外来者的排斥效应,由此更进一步推动其努力摆脱乡村的背景。这种不在场构 成留守儿童成长中重要的因素。
( 二) 少数族群的地方认同与城乡体验
我们在广西中部 G 市南镇所进行的调查地的农民工涉及独具一格的劳动类型和产业方式,也 带来独特的居住形态与子女交往模式。南镇地处广西中部,该镇 97% 以上人口是壮族。1992 年起 南镇人开始大规模赴广东养猪。2006 年,全乡 7. 2 万人口中,有 2 ~ 3 万人常年在广东养殖生猪, 遍布广东省各个大中城市。2010 年以后,由于珠三角普遍驱赶养猪者,养猪人有所减少,但是依然 保持在较大规模。
在广东 ,养猪人住在郊外 ,在鱼塘边上搭建棚户,在棚户中生活与工作。利用 “ 基塘农业 ”,乡人则在鱼塘边搭建简易的棚子,在棚子里住宿和圈养生猪。养猪人每日的基本生活就是到城里收 集潲水运回家,再将之煮沸用以喂猪。由于工作辛苦、工作微观环境很脏,这种身份给养猪人带来 的更多的是当地人和“有着体面工作的外地人”极具污名化的评价。
南镇养猪人的职业与地域紧密结合的形态,在华人研究中早已出现,如 1990 年代集中在北京 大红门外“浙江村”地区的温州制衣工人,目前在广东虎门地区来自湖北松滋、监利的制衣工人,以 及散布于全国各地的湖南新化复印店经营者。不过,除了一般的职业与地域之间的联系外,广东南 镇养猪人还有一些独有的特征。作为少数民族,他们在广东养猪的时候,少数民族的身份在一定程 度上承担了社会团结的功能。为了应对上文所说的消极身份,养猪人发展出内在的认同机制,对内认同“我是养猪人”,养猪的辛勤劳动是为了老家正常社会生活的需要。这种认同有效隔绝了外在的消极认知,来自老家及养猪人群体对于养猪工作的正面认可能够有效隔绝他人鄙夷的目光与认知。然而,内部认同虽然能够帮助成年农民工隔绝城市社会的消极认知,但是并不一定能够帮助他们的子女隔绝这种认知。
按照养猪人的习惯,到了寒暑假时期,他们会将自己的孩子带到广东,一方面家人团聚,另一方 面,孩子到了广东也能够尽力给自己帮忙。这样,养猪人的身份认同就传递到了孩子身上。他们知道自己的爸妈在广东从事辛苦、肮脏和地位卑微的工作,城市社会对他们的排斥和鄙夷,自小就在他们心中种下。城市社会对他们的认知,使得他们并不喜欢自己的养猪人身份,他们也希望自己能 和城市里的孩子一样,穿着干净、不需工作、生活有尊严。而由于养猪人身份与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换句话来说,是由于他们的农村身份导致的,从而也使得他们对自己的南镇人的身份,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他们不喜欢城市社会,但是反过来,他们也厌恶自己的农村身份。留守儿童对城乡认知的这种不同,再次折射了儿童与成年人在面对城乡时的微妙差异。
流动的步伐一启动,农民工的家庭即成为一个“漂泊的家”[13],不管是跟随父母外出还是留守 家庭中的孩子,他们所面对的家庭都是一个“漂泊”的家庭。或者是身体随着父母工作的脚步流 离,或者又是心理随着父母漂泊的脚步在寻找家的重建。“漂泊时代”的生长经历在他们身上投下 怎样的印记,自然成为我们关心的中心问题。
( 一) 家庭的结构变动与认知断裂
1. 家庭格局的变动与拆分
几乎每个孩子都会从这样的镜头开始他们的漂泊的家的经历: 父母双双离开,自己和姐弟留在家里给爷爷奶奶或者是寄住在叔叔伯父家。外出带给他们的首先是家庭结构的变化。在外出以 前,农村家庭模式多为主干家庭或者是联合家庭,一般都有三代人; 外出工作的结果是中间一代人 离家,只留下老人和孩子一代在家中。在南镇,如果夫妇俩是在外出养猪之后才有孩子的话,最初 孩子还小的时候一般会带在身旁,但是一旦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就必须回到农村老家。这是因为 一方面,广东的房子多建在鱼塘边上,当大人忙碌的时候很难腾出空来专门照看孩子,曾经数个孩 子跌入鱼塘的案例; 另一方面,广东住地总是个暂居的地方,最为重要的是孩子无法在当地上学。 故而,在某个时间,农民工的家庭总会被拆分开,对此农民工及其家庭其实别无选择。
在传统的意义上,乡村的家存在着两个面向,一个面向是家庭的象征功能和象征秩序的维持, 另一个面向则是生产和再生产。然而,外出流动、两地分隔却使得他们不得不将这两个原本结合在 一起的家庭的维续原则拆分开。在外出的状况下,迁移者通常要同时维系两个家。一方面,留守的 家必须能够正常运行,庄稼和牲畜都有人料理———如果这个家,在南镇农民的意义世界里是一个堂 厅、一个祭祀的单位,如果没有一个人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上香、祭拜祖先,那这个家就相当于荒了, 这是完全不可能接受的; 在这个意义上,老家的维续所强调的是确保其象征意义上的完整性和连续 性。另一方面,在广东的居处最好至少有两个人,才能同时兼顾外出拉货和家中的家务活的顺利运转,而最合适和最普遍的形式就是夫妻合作,女主外男主内,外出的家强调的是功能的实际满足。 家庭的拆分自然带来了其所未料的后果。在外组建的家庭自然缺少象征的意味,那只是一个 临时的暂居的场所,而没有任何认同和比较的社会空间。而留守在家乡的老家则是一个具有认同 和象征意味、但却由于缺少年轻一代人从而丧失具体的生产和再生产能力的空间。这就给老家的 子女抚养带来相应的问题。在多数情况下,当外出的时间持续了十多年的时候,老一代农民的身体 状况在繁重的务农压力和缺乏照料的情况下急速恶化。在老人劳动能力大大下降和完全丧失的过 程中( 可能会长达数年) ,留守儿童则逐步地需要承担本应由父母承担的越来越多的家务活和照料 家庭的任务。此时,小孩子没有人料理,老人生病亦无人照顾,孩子劳动负担加重,留守家庭的生活 质量急剧下降。但是直至老人病亡等情况发生之前,这一家庭抚养模式一般不会轻易变动。田野 过程中收集的几个案例都显示,往往到了老人病亡的时刻,在外工作的中青年劳动力才回乡,而此 时这种非常勉强和不完整的老家生活的状态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也使得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长期处于照料不周的状态。 故而,“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不仅是从物理空间上拆散了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同时也是讲一个完整的家庭秩序操演拆成两个不相连的部分,而相应的问题也就在此产生。对 老家来讲,在日常照料的情形中,伴随着外出流动,农村家庭格局出现了明显的缺陷,虽然能够勉强 满足当地人维持家庭正常运转的要求,但是却牺牲了孩子的正常教养与对老人的照料功能,两地的“家”都在勉强的维持中延续,将一种看似短期的生活状况长期化,从而也就埋下儿童不正常社会 化的引子,同时也将留守儿童置于营养不良的身体风险情境之下[14]。
2. “家”认同和情感空间的瓦解
外出者,关注的更多是家庭功能的完整实现和持存,在老家不存在生产机会的条件下,他们可 以接受以异地生产的形式来权宜性地调适; 对他们来说,情感和意义在现实面前往往会成为被牺牲 的部分; 但是对于成长过程中的儿童来说,这一改变所带来的不安与焦虑却至关重要。
留守儿童的经历则极佳地展现了这种认同与情感构建过程在外在条件变化的冲击下的困境。 一些孩子在幼年时期,父母还在家中,而到了小学早年阶段则经历了两地分隔,他们对于父母的印 象和完整家庭生活的场景,只有一些模糊的记忆。这些场景成为他们心中存藏的关于“幸福生活” 的典型画面,珍藏不忘,而现实中却以无从寻觅。就如南镇 HLY 的案例。她爸爸妈妈是 1993 年到 广州的,那一年她刚五岁。第一次出门,两个大人是趁孩子没在偷偷离开的。当半年后第一批猪出 栏后,他们回家买猪仔,在家住了几天,事情办完要再走了。走那天 HLY 在村小学上学,但是当她 妈妈经过学校时刚好被她见到,她一下就明白了怎么回事,不停地哭喊拖着妈妈的衣衫不让她走, 哭得很凄凉,路人为之心生恻隐。后来赶来的老师看着这一场景也很心疼,就说让她跟着去吧,于 是她妈妈直接把她抱上,从学校就去了广东。在休学了一年以后,第二年,父母终于想办法让她回 家重上一年级。HLY 的例子折射了这种来自于家庭的情感和认同在她的世界中的重要性。
虽然无可争议地也存在父母亲对于孩子的牵挂———就如 HLY 的母亲所说,当她在异乡看到上 幼儿园的孩子们排队过马路的时候,就会无法控制地想念家中自己的孩子以致泪湿双眼———但是 总体而言,对于孩子来说,对于家庭完整的想象与期盼,要更为迫切与重要。而反过来,这种家庭情 感和交流空间的缺位的影响也就更为深远。在现实的局面之下,这样的缺位、思念和向往,不管是 在孩子心中还是在父母心中,可能都是一个被压抑的面向,也不容易被观察到,但是这种缺失,却可能成为孩子一生的遗憾。
另有一户人,兄弟五个,老二两口子都在广东养猪,三个孩子要放在兄弟家寄养。由于谁也不 想义务帮忙,他们只好商定每个孩子每天寄养费五元。尽管如此,放在谁家依然成为头痛的事情, 最开始放在老大家,但是老大家已经寄养了老三家和自家共六个孩子,实又转到老四家,但是也没过几年。孩子们就像皮球似的在不同的叔叔家流转。我们在田野期间,碰 到老二打电话回来,大儿子( 已经上六年级,恶习缠身,在学校成为老师教育的头痛对象) 由于多次 被父母在电话中训斥,不愿听电话。小女儿则兴高采烈抱着话筒不愿放下,和爸妈聊得火热:“爸爸 ,你什么时候才回来? ”“爸爸 ,你回 来要带着那本书回来哦。”“还带那个电子琴回来好吗 ? 我想弹一弹。我们老师说,谁会弹的话就可以上黑板( 讲台) 带大家一起弹,我又不会......”( SLF,F,14, 2006NZ) 电话让她有了一个撒娇的机会。这种语气、这种话语、这种心态在平时是不可能看得出来 的,因为从日常看来,这个孩子日常生活中很坚强也很独立———然而实际上,这只是她在没有安全感的环境中的一种自我防卫,而只有在与父母的沟通中,才能释放这种被压抑的心态。
在这样的生活秩序下,孩子逐渐失去了对于“家庭”的情感寄托和认知。正如上文老二的大儿 子一样,长时间和父母的分别已经使他们对于父母的存在没有多大的期许,而父母外出、看护缺位 导致的行为越轨又进一步使得他对于父母由生疏变成恐惧。他害怕父母问起他在学校的作为和学 业,所以宁可逃避爸妈的电话与出现。随着家庭格局的变动和中年一代劳动力的离开,完整的家的意义遭到了极大的冲击,家作为一个情感和认同的生成单位遭到瓦解。
( 二) 被抛弃的乡村社区: 留守村庄的解体
1. 农民外出与社区衰落 在农民大举离开乡村二十余年后,乡村的衰落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5]。虽然农民的外出和返回之间呈现复杂的辩证的关系,“居”与“游”[16]、“离”与“守”之间在常人的生活中转换娴熟,但 是外出对于村庄秩序的冲击已经无可避免。村庄的衰落对于留守儿童来说也有着诸多影响。
对南镇儿童来说,社区认同空间营造的关键时刻是节日和重大事件发生之时。这是村庄的集 体欢腾时刻,伦常的生活状态被打破,村庄生活在结构与反结构中交替,安静的村子会变得热闹非 凡,人们会停下日常的劳作,着手准备节日的食物,村庄中氤氲的檀香气味也使得人们仿佛在与过 去的祖先进行交流,伴随鞭炮声和酒桌的仪式行为,是全家———包括逝去的祖先全体在场的表征。
“家”以及与此相关的宗族、社区的感知在这种时候达到顶峰。传统形态下的孩童就是在这样的过 程中感受到家、宗族和集体的存在,人们也会有意在这些时候对孩子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比如对 于孝道、秩序、忠诚和勤奋等品德的教化。面对摆着香炉、贴着“某门堂上历代一派宗亲之位”“左 昭”“右穆”和其他小对联的中堂,人们在许愿的时候总是大声宣称“祖宗保佑我的孩子考上大学”, 祈求全家身体健康、添丁发财。这是化用在日常生活中的“家”氛围再造和乡村规制秩序的移植与 生成过程。
然而,伴随外出打工行为的普遍发展,经典的社区氛围已难再现,热闹情形也已不再。虽然仪 式照常进行,它的诉求意义亦没有改变,但是对孩子来说,节气已经远不如之前的热闹、有意思,没 有家庭的团聚,再热闹的节日也没有欢欣的气氛。对于南镇的农民来说,由于养猪劳动需要持续每 天都付出劳动,所以不存在假期与休息的时间。即便是过年时候,如果猪圈里的生猪还没售卖,他 们就必须呆在广东饲养,很多孩子连续几年没有和父母团聚过年。慢慢地,后来,大规模的办节日 也免了,放个鞭炮就算过去了。就算是红白喜事等大事,也因为外出流动受到不少干扰。现在,人 们往往选择在过年春节期间操办婚事、升学酒、满月酒等筵席,因为只有过年的时候亲戚才能回家 团聚,此时这些大事的操办就显得相当匆忙而简单。这样,对于那些在外出流动的普及之后才出生 的孩子来说,他们可能从来没有机会感受立体的“家”与社区的氛围。他们对于农村社会的认同和 情感寄托,就与他们的父辈祖辈有着明显的差别。
2. 社区作为向上流动的动力的中断
南镇处在群山环绕之中,是一个闭合的低洼盆地。虽然距离市区只有 20 公里,但是自古以来 整片地区的通婚圈是非常固定的,即盆地内的两个乡镇之间,若非迫不得已,很少人会与外地发生婚姻关系。加以民族相同与语言相通的缘故,南镇内部的相互交往非常密切。不过,虽然民间很少 交往,但南镇也并非一个世外桃源,其与外界的最重要联系是制度化的渠道。近代以来,南镇有不 少子弟通过科举、考学外出,成为国家干部和各界精英,他们在外工作以后,逢年过节还一直返回家 乡,祭拜宗族,参加村庄活动。一些著名的状元村,因为有着尊师重教、重视教育的传统,加以恢复 高考以后考生名列各村前茅,在民间传为美谈,甚至乡里的姑娘在判断相亲对象的时候也多以这个 村子在教育上的成就作为重要依据。由此,不同的村子也会在教育上进行竞争,村族会设立民间的 奖励措施,孩子们在学校上学时,社区也会以为本地争光作为孩子的激励。哪家的孩子在学业上取 得好成绩,会使得全家在村子当中被人尊重。每年的中考、高考之后,哪个村子的学生考出优异成 绩也是乡间最主要的讨论话题之一。而教师也是村子里最受尊重的民间精英,不管红白喜事、纠纷 调解,乡村教师都是必然会被请去的重要人物。
易言之,社区一直是南镇民间教育的驱动力量之一。实际上,南镇的农民之所以大量外出,并 在他乡不辞辛劳工作,孩子的教育也是最重要的动力之一。由于身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缘故,南镇的 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并不是极其严格,而且多子多福的观念根深蒂固,人们大多抚育很多孩子。一个 我的长期田野联系人,在顺德历次清拆养猪棚以后还在想尽办法留下来养猪,作为最后的坚守者之 一。他家有四个孩子在上学,两个上大学、两个上中学,所有的支出都依靠两个人养猪支持。他跟 我说,为了孩子上学,多苦多累他们都是值得的。同是养猪圈里的另一个妇女,丈夫是教师,留守家 乡教书; 三个孩子上大学的费用都是依靠她独自在外养猪挣来,尽管工作异常辛苦,但是养猪人都 以她为榜样,赞叹她为孩子付出的举动。
然而,虽然父母们在为孩子的教育机会付出艰苦的努力,但是他们做出的选择却恰恰在一定程 度上斩断了这种努力的效果。大量人口外出之后,社区口耳相传的重视教育的传统大大削弱,孩子 们在学校的行为,变得愈加放任自流。而教师也逐渐成为漂浮在乡村之上的外来者。
虽然,单是从学业成就来看,不能简单认为非留守儿童的学业成就比留守儿童的学业成就更 大。此时,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在学业成就上的起点是平等的,决定性的因素在于学生的天份、 性格和勤奋程度。所以不少留守儿童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而非留守儿童却并不具备什么优势。 但是,在村落社区衰落的背景下,留守儿童的越轨行为越来越成为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家庭教育 不能提供激励性意义上的学业支持,但是却能够提供保障性要素,保证孩子的行为,要求他们做一 个本分老实的人,踏实勤奋地工作和学习,尊重他人特别是老师和长辈,不去主动学习越轨行为或 者和越轨者交往。故而,家庭的存在不能保证孩子具有学业上的高成就,但是起码使学生不丧失有 效的管教。而留守经历使得这一问题凸显了出来。这就是农民外出与子女教育之间的悖论: 为了 让子女有机会获得更好的教育,父母不辞辛苦外出工作; 然而,父母外出工作之后,却往往又瓦解了 子女获得更好教育的基础。
“父母在家的孩子更懂礼貌一点,留守儿童的话,除非他们的爷爷奶奶比较有文化,比较开明, 否则很难管教好孩子的。”( CCP,F,24,2012) 在课堂上,文弱的女教师在上课时,因为教育课堂走 神的男生,反被他用书打得手臂淤青。对于学校里的女老师来说,对难以管教的学生,诉诸班主任, 或者放任自流是她们常常采用的无奈和低效的办法。即便是通知家人,往往学生的父母不在,年迈 的祖父祖母赶到学校来,对于学生的管教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如果说父母是否在家导致了孩子在 学校的差距,那更多的会是行为的差异然后才由此影响学业成就本身。诚如教师所说:
“父母在家的孩子和父母不在家的孩子有明显的区别,在成绩方面,由于有家长的孩 子经常受父母的督促与进行家庭教育,在学习方面比较自觉,性格方面比较腼腆,尤其是 女孩子,能力方面比较有依赖性,表现在生活方面,反之,三年级的一个男同学由于父母长 期不在身边,家中只有爷爷奶奶,他对爷爷奶奶的管教总当作耳边风,平时不按时按量完成作业,还有一些小偷小摸的习惯,尽管平时老师多次进行思想教育。我还是认为学校与 家庭教育相结合会使得孩子更健康的成长。”( LXM,F,22,NZ2006) “两者有明显区别。 父母在家的孩子性格较为活跃,成绩居中上,能力一般。而父母不在家的孩子可分为两种: 一是成绩较好,自理能力较强; 二是成绩很差,思想偏激,自甘堕落,较为懒散,成绩一 落千丈。”( SYC,F,23,NZ2006) 这种不可控的出现正恰好说明了流动对于乡村教育的消极影响。伴随农民工外流,乡村青壮年人口的缺失,完整的社会秩序遭到了冲击,在乡村中的孩子普遍缺乏有力管教的情况下,越轨少 年大量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孩子成长的环境和亚文化系统整体在向下流,家长难以控制的外部环 境愈加恶化。伴随近年来乡村场域大量越轨行为的出现和乡村生活价值观的变化[17],这一社区因 素对于留守儿童的负面效应进一步扩大。
( 三) 制度与文化的双重约束: 留守儿童向上流动渠道的封闭
时至今日 ,关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教育的 “ 二元性 ”已经基本成为学界的共识 。 不难发现 ,在硬件投入、师资供给、文化取向等方面,城市与乡村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南镇的教师与教育管理 者头上也悬挂着达摩克利斯之剑,然而,这并不是教育,而是安全。南镇教育系统的管理者告诉我 们,教育局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第一是安全、卫生,第二是建设。教育质量的效果如何,实际上不 是教育管理的重点内容。上学期间防打架、夏天防溺水,是学校最重要的任务。每次新老师到来, 教师们就被告知,学生考最后一名并不重要,但是如果在学校学生打架、或者教师惩罚学生,那么后 果就会很严重。这种警告并非没有道理,2014 年夏天,我就目睹了一名新来的男教师,因为训斥了 没有交作业的学生,下课以后随即被赶来的学生家长打翻在地。
南镇作为少数民族地区,在教育上的边缘化更加明显。这种差别从孩子入学之时就开始显现。 由于少数民族儿童并不会讲汉语,在课堂上他们很难用普通话与教师交流; 由此低年级的孩子只能 使用双语教学,汉壮并用。不过这种安排又使得孩子们从小就学会一口带着浓重地方口音的普通 话,一旦这种语言使用成为惯性,汉语拼音的困难会一直陪伴他们。如果从低年级开始全部使用汉 族老师,一旦无法度过语言关,又会导致他们产生对学业的全面抵制。一名市区职校的校长得知我 研究南镇,特地跟我反映了南镇生源在学业上的总体放弃与难以管教的情况。由于成绩很差,这些 孩子基本上无法进入高中,预料到将来在乡村毫无发展前景之后,他们只想离开学校,尽早进入工厂打工。虽然他们还无法预料到进入工厂的生活状况,但是考虑到他们的成长背景与文化差异,这 种自我放弃也就很好理解。在这种个体自我放弃之下,对于社会结构而言更为重要的变化正在悄 然发生: 传统重视耕读、城乡互补的制度渠道正在关闭,而乡村社会在城乡关系中的角色,正转变为世界工厂的劳动力提供者。
由是,制度与文化的共同约束,以及上文所说的社区作为学业激励的消失,共同推动了原本提供向上流动的制度性渠道的学校朝向社会再生产的工具发展。孩子们原来立足乡村依靠体制性渠 道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大大减少。在城乡二元的教育分割和资源匮乏的教育投入的前提下,儿童在 乡村学校的行为逻辑,不再如传统乡村社区一般,由于遵从承担着光宗耀祖的责任、并被乡村社区 所充分注视而兢兢业业、勤奋学习,而更多只是在放任自流和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的发展的行为( 虽 然也存在着例外的情况) 。随着制度性渠道的封闭,乡村学校慢慢演变成为培养不安分的打工者的场所和推动留守儿童进一步脱离乡村的工具。
四、留守经历的双重后果
诚如我们看到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不再认同乡村社会,换句话来说,乡村社会的存在将可能 随着老一代农民工退出历史舞台而终结,这即是乡村社会结构的断裂。体现在社会行动者身上的 新社会结构的生成,可以称为留守经历的结构性后果。在留守儿童成长的最重要的十数年时间里, 他们所经历的由各类事情组合起来的一系列家、社区与农村社会的印记,无不带有被外出行为冲击 和瓦解的色彩,在这种效应下,农村在他们心中是一个萧条和被解构、被抛弃的对象。
可以说,在“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下的老一代农民工一直在试图“做家”、给乡村输血,并 且他们的行动也卓有成效,但是这种努力依旧阻止不了乡村因外出而逐渐式微的步伐。对于老一 代农民工来说,乡村社会在他们的生长经历中,扮演的是一个虽然贫穷却鲜活而充满生活意义的角 色; 但是对他们的后代而言,农村“有意思”的生活状况基本已经消失,他们对乡村生活面貌的感受 性大大降低。他们生长于乡村,却是为了别的目的而成长。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基本没有父母陪 伴; 而伴随他们成长的祖父母,则在他们离开家乡的不久之时,离开人世,其依恋与认同也无从皈依。这一层断裂对于他们来说意义攸关,他们对于农村的牵挂与根由由此不再。这是内在于社会行动者主体之中、由留守儿童的亲身认知所体现出来的农村社会的断裂。
张玉林讨论了乡村社会的两种结束方式,一种是乡村的终结,即像广东、江浙一代乡村伴随乡 村工业化而城市化的乡村的终结; 一种是乡村的瓦解,即东西部农村伴随人口外出而出现的萧条败 落。乡村的瓦解和我在此处所说的乡村社会的断裂在逻辑上联系在一起,但具体指向并不相 同。即便是对于中西部农村来说,这种断裂不是因为农民外出而直接产生的,而是伴随外出而产生 的一种次生后果; “瓦解”描绘的是当下的农村现象,而“断裂”则指向伴随着乡村瓦解在长期会导 致的社会后果; “瓦解”在人口外出的表面意涵下还隐藏着不少第一代农民工以农村为家的认同意 义,而“断裂”则提示了在社会个体身上内在结构化变迁,最终是重新出现的异质性社会结构; “瓦 解”暗含的缘由是人口的流失导致乡村的变化,但是这些人虽然离开乡村,其社会生活与社会结构 依然是固定在乡村社会,是一种“游”与“居”之间的辩证关系,是“貌离神合”的过程; 而真正的断 裂则可能发生在社会结构上的断裂,是人身依旧但是已经没有意义寄托感的过程,这是伴随前者而 发生的衍生后果,正是这后者才是对乡村社会所形成的真正挑战。
( 二) 结构化后果: 新劳工阶层的生产
留守最初只是在劳动者外出就业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为的是暂时性地维持基本 却不完整的农民工家庭生活。然而,在经济持续发展的二十余年间,一方面,地域发展和产业发展 结构中重东部沿海、轻内陆地区的工业发展模式没有转折,另一方面,东部沿海城市的劳动力使用过程中政 府拒绝承担相应责任的局面没有改变 ,于是 “ 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 ”体制不仅没有消 失,反而成为地方政府和资本欢迎、而农民工自己却无力改变的一种制度性设置。
这种体制的长期存在的一个显著的非预期后果,是农村和留守学校开始成为生产劳工阶级的 一个工具,这一特定的工具加诸特定年龄段的青少年,则产生了特定的劳工主体。只不过,不同于 威利斯笔下 20 世纪 70 年代拥有着完整的民事权、政治权和社会权以及道德经济学和工人文化的“小子”,留守学校的特殊经历更倾向于打造桀骜不驯、越轨频发、混混气质的“新劳工”。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有研究已经发现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里缺少耐心、不能吃苦、频繁换 工的现象,但是既有的理解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受教育经历更高、缺少务农经验、成长环境更好所导致的 ; 这种区别也多 被理解为是行为倾向上的区 别。本文以为 ,这种对于两代农民工之间的区别起源和区别特征的判断,存在明显的忽视社会结构的不足。行动者的行动不仅体现为一种举止,同时也是其性情倾向的表征,举止和行为折射出的是不同的社会主体的差异,其背后具有社会 结构的根本变化和社会结构的起源。如果从社会结构来看,可以看到,随着世界工厂中的工人主体 转变成新生代农民工,那么将会带来如下可以预见的变化: 劳动力再生产与家庭再生产将会截然不 同,老一代农民工为主时期的“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无法再延续,在市场资源匮乏、制度资源 缺位的情况下,传统的家庭资源也在急剧减少; 培养出新的消费文化习惯,“月光族”居多,劳工的 稳定预期减少; 工人换工频率增加,短工化越来越严重; 而最终,长期的不公正待遇的积压与新的工 人性情之下认同政治的发展,将会转化成工人政治动员的新变化,可能会进一步提高集体抗争事件出现的频率; 等等。
本文所指出的不同两代人之间对于承载乡村社会结构的不同姿态,可谓是一个具体的例子。 进一步看,在城市社会中,老一代农民工更能吃苦耐劳、忍受艰苦枯燥的工作和相对低廉的工资,并 能以家乡的社会维持作为工作驱动力; 而新生代农民工则了无牵挂,同时看不到在城市社会中构建 社会生活的希望,于是极容易产生对劳动条件与劳动待遇的不满情绪,甚至只因为工作无聊、前景 缺乏而频繁去职,在不同行业和地区之间跳跃。这种不同类型劳工的差别来源也应回溯到他们特 定的留守经历中去,其是断裂的农村社会结构的产物。
已有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直接由学校进入工厂,缺少务农经验而难以重返农村; 或者由于他 们适应了城市的生活,从而因为不适应农村的硬件设施、公共服务、卫生等方面缘由而拒绝返乡。 这样的解释思路更多地从行为的层次理解新工人对于农村社区的态度,忽视了农民流动对于农村社会结构的冲击,亦缺乏对新生代农民工变化过程的系统性考察。我们看到,新生代农民工由于缺少对于农村社会生活的完整体验 ,处于旧有 “ 习惯 ”没有建立 、同时又由于缺少城市的支持而生不成新“习惯”的状态。新老农民工之间的差异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结构化过程的差异的产物。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农民流动重构了农村社会。而这一社会结构的变动对于拆分型劳动力 再生产体制、对于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影响,则是另一个需要严肃探究的议题。
五、结语
“城- 乡”之间的长时间和大规模流动所带来的结构性变化的状况可以用两个相互联系的过程 来概括,其一是由于留守经历从而附着在行动者心智结构中的对于乡村社会的背离,从社会结构的 角度看,表现为乡村社会的断裂。其二则是留守经历打造出一个完全的新的阶层群体即( 有留守 经历的)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这一结果是大规模外出务工的产物,但是并非其直接结果,而是伴随 农民外出、乡村衰落所带来的一种次生后果,从而其对于农村社会结构的冲击,也就显得更为隐蔽。 也正因如此,其所带来的影响也就更为深远。
农业社区与社会的转型,是在“世界工厂”及与之相关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之下的一种附带结果,是当前城乡关系的表现之一。这种安排的实质是生硬地中断农村社区与社会的体系。虽然,现代社会的来临使得农村社区的终结看起来似乎是一个自然的进程,或者是一种无法回避的命运。 不过,以什么样的方式作为终结,却未尝不可讨论。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指引农村社会前行的路径,对于中国这样的以农业文明作为自身根基的社会意味着什么以及是否合适,相信历史会给出评判。实际上,农业文明与农村社区在现代性社会中占据什么位置,也不一定不存在别样的路径。 在这方面,学术界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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