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确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供给体系质量效益提升的方针，体现了我国经济工作思路和宏观调控指导思想上的新思维。从经济学基础理论层面说，人的需求是原生动力，但供给侧对需求侧的响应机制及需求特征却是划分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时代的决定性因素。过去需求侧总量成为动力来源的消费、投资、进出口“三驾马车”，必然要衍生出结构化动力问题，我们只有将这种结构化的逻辑传导、转移到供给侧，并充分展开，才可以有效形成对整个经济增长动力体系的认知和把握。
从我国经济社会转轨过程和具体国情看，客观上特别需要注重供给侧结构问题，在三农、区域协调、环境保护、科技创新、国防、重点金融等方面补短板、优结构，特别要以制度供给、深化改革来解放生产力、化解矛盾累积与隐患叠加、引领新常态，形成中长期可持续发展后劲。中央正是在深刻总结中外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在中国完成经济社会现代化转轨升级的问题导向下，形成了关于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明确要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贴标签式的选择性概念，而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创新；不是否定需求侧和简单搬用美国供给学派减税为主的思路，而是借鉴中外所有供给管理的有益经验，又侧重于供给体系建设的系统工程；不是所谓搞新计划经济，而是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总体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相结合，实现中国守正出奇的现代治理和追赶赶超的超常规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问题导向下以改革攻坚克难为关键来解放生产力。从供给侧相关因素看，主要涉及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和制度这五项。各国经验都表明，前三项在经济体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前的过程中，比较容易表现出它的支撑力和对发展的贡献，但其后却要转向衰竭。中国就是这样：劳动力优势支持我们一路走来成为“世界工厂”，土地和资源开发中经历“无价”变“有价”、“低价”变“高价”，表现出生机勃勃的超常规发展，引进外资、技术和管理经验，民间资本积累十分雄厚。然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这几年，新的问题却是民工荒、用工贵、招工难、整地拆迁、补偿成本抬高。为引领新常态，我们必须更多依靠后两大要素的潜力释放。科技和制度改革带来的最大红利，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力、对冲下行因素、打造发展“升级版”的最主要的正能量来源。因此，亟须在改革中解除供给抑制、放松供给约束，包括调整人口政策，优化劳动力供给，积极推进土地制度改革，深化金融改革，使间接、直接融资产品多样化，服务实体经济升级换代，实施教育、科技改革，以科学研究的规律释放科研创新的潜力，减轻企业综合成本，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依靠优胜劣汰、市场机制淘汰落后产能，等等。
虽然现阶段从供给侧发力攻坚克难任务艰巨，但我们别无选择，必须迎难而上、敢涉险滩、啃硬骨头。做好供给侧结构改革，中国人不仅可以有技术层面的后发优势，可以消解某些后发劣势，还有望形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支持下供给侧伟大实践的先发优势，如愿对接全面小康和中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