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习近平主席出席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简称亚信）第四次峰会并发表主旨演讲，全面系统阐述了亚洲安全观，得到许多亚洲国家的积极响应。然而，一些西方舆论将亚洲安全观等同于“亚洲版门罗主义”，借此大肆炒作中国威胁，殊不知亚洲安全观和门罗主义性质完全不同。因此，我们应当正本清源，辨析区别，为亚洲安全观正名。
“亚洲版门罗主义”论调的兴起
门罗主义是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在1823年提出的外交思想。他声称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美国不参与欧洲事务，同时欧洲国家不得干预美洲国家事务，不得在美洲进行殖民和扩张活动。这一思想旨在维护和扩张美国在拉美的利益，谋求地区霸权。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一些媒体、智库套用门罗主义的旧框框，以己度人，大肆鼓吹中国在推行所谓“亚洲版门罗主义”，试图以此影响国际战略思想界，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制衡中国寻找借口。
这种大肆炒作反映了美国对中国实力和影响力上升的担心。2002年后，中国与东盟关系进入大发展时期。中国和东盟国家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国—东盟自贸区进程正式启动、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以及中国支持东盟主导东亚经济合作等政策措施，推动中国和东盟国家建立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2002年《纽约时报》曾刊文称美中在东南亚的影响力此消彼长。2005年，美国又有舆论称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微笑外交”和“魅力攻势”正将美国挤出亚洲。美国哈德森智库学者妄称中国正悄悄推行“亚洲是中国人的亚洲”的政策。此类言论使所谓“亚洲版门罗主义”论调在美国更加流行。此后，小布什政府开始加大对亚洲地区形势的关注力度，加强与东南亚的全方位联系，积极干涉缅甸民主化进程，阻滞东亚地区合作进程，意图强化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并制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2008年奥巴马上台后，将全球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先提出“重返亚太”，后又提出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推出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比如加强与盟友关系、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加入东亚峰会等。
2010年以来，美国对中国军事能力和意图的担忧情绪进一步增长，因此更加渲染所谓“亚洲版门罗主义”的军事和安全色彩，加大对亚洲安全问题的介入力度。2010年前后发生中美“无瑕号”事件、中日撞船事件后，中国积极维护东海及南海正当权益，并于2011年9月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界定出中国核心利益的范围，提出了坚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主张。这些正当举动被美国等国贴上了中国在外交和安全问题上越来越“咄咄逼人”的标签，所谓“亚洲版门罗主义”论调随之升级。2012年，一名哈佛大学教授撰文称，中国将会效仿美国推行门罗主义将欧洲列强赶出美洲的做法，反对美国在亚洲加强同盟体系，努力将美国军队逐步赶出亚太地区。
2012年后，美国对所谓“亚洲版门罗主义”的炒作又掀一波高潮。2013年以来，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并主张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丝路基金，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坚定维护南沙群岛主权等一系列举措。美国借此进一步炒作所谓“亚洲版门罗主义”。2014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亚信峰会上提出亚洲安全观以及三个“归根结底”，即“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办。亚洲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处理。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美国一些人认为，亚洲安全观就是“亚洲版门罗主义”。同年5月底，奥巴马在西点军校演讲时强调“美国要继续领导世界一百年”。同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称日本准备好同美国一起，加速与东南亚地区国家的安全合作，中国“单方面”的海事和军事行动“不可接受”。此后，美日加强军事同盟关系，在南海主权争议问题上偏袒有关国家，美军舰甚至非法进入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礁邻近海域，致使南海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亚洲版门罗主义”论调产生的根源
“亚洲版门罗主义”论调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而升温，其根源首先是美国和一些国家对中国综合国力快速上升的多方面不适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力量的上升体现在几个递进的层次。先是经济影响力。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多数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实际上的资本净输出国。之后是政治影响力。中国的发展道路日渐被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对外交往成效显著；在参与地区合作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主要力量；在国际和地区机制中的分量越来越重，并成为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力量。当前是价值观影响力。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亚洲安全观等中国主张。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整合多种影响力，实施积极有为的大国外交，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面对“睡狮猛醒”的节奏、速度、规模和冲击力，美国和一些国家一时难以适应。
同时，美国及一些国家难以适应亚洲地区结构的变动。受时代发展的影响，美国的亚太主导地位在多个功能领域受到冲击。在安全领域，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难以覆盖整个亚洲，且包容性差。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本地区一些国家发起建立亚信、东盟地区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会、东亚峰会、东盟防长扩大会等，以弥补现有安全体系的缺陷。中国同样是为了维护亚洲安全，发起上海合作组织、主持亚信峰会并提出亚洲安全观的举动，却引起美国的警惕。在经济方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暴露出美国主导的亚太地区经济秩序的缺陷，东亚经济合作应运而生并不断深化，中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美国开始担心东亚合作将其排除在外。中国根据自身优势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需求，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发起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美国更加担心中国另起炉灶，冲击美国的主导地位。由此可见，面对中国影响力的提升和亚洲地区结构的变动，美国和一些国家还没有调整好心态。事实上，中国主张对国际秩序和体系进行改革，但这种改革并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创新完善。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不仅对中国有利，而且对世界有利，因此，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不会改变。
门罗主义作为美国实施对外干预、确立在美洲主导地位的理由，是一种不平等且过时的理念。与门罗主义迥异，亚洲安全观契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契合亚洲各国人民的安全诉求，是具有时代意义和进步意义的和平安全观。
亚洲安全观是对中国和平发展实践的总结。亚洲安全观是中国周边外交理论和实践不断创新的结果，也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新安全观思想的延续与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新安全观经历了两次升级、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1年至2002年，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提出基于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理念，主要任务是助推和平周边建设，解决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边境领土问题，加强与周边国家在“上海五国”（上海合作组织前身）、东盟地区论坛等地区组织内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合作。第二阶段从2002年至2012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将新安全观作为和谐世界理念的主要支柱之一，意在助推和谐周边建设。这期间，中国与有关国家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推动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参与香格里拉对话会、东亚峰会和东盟防长扩大会等。第三阶段起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并于2014年提出亚洲安全观，服务于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亚洲安全观是一套契合亚洲需要的安全理念。亚洲安全观的核心内涵是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在主体上，亚洲安全观强调亚洲安全是各国的“共同安全”而非一家的绝对安全。2014年，亚洲安全观写入《亚信会议第四次峰会上海宣言》，说明多数亚洲国家认同亚洲安全观的主流地位。在内容上，亚洲安全观是兼顾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综合安全”。2015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上宣布中国将裁军30万，表达了中国重视维护传统安全、实现地区和平稳定的诚意和决心。同时，中国积极维护国际公共安全，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积极支持并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加强防扩散国际合作，参与管控热点敏感问题，共同维护国际通道安全。同时加强多边和双边协调，参与维护全球网络安全。在方式上，亚洲安全观强调通过双边和地区合作获得“合作安全”。中国在东盟地区论坛和东盟防长扩大会框架内，大力开展救援、打击跨国犯罪等，展示了中国在现有框架下加强国际合作的意愿和能力。同时，中国愿与各方积极搭建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安全新路。2015年5月，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亚信非政府论坛首次年会上倡议，以亚洲安全观为引领，增进互信与协作，完善多边安全机制网络。在性质上，亚洲安全观是强调发展与安全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安全”，重点应对后金融危机时代亚洲面临的安全困境加剧、发展瓶颈和治理问题突出等难题。中国将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进一步扩大对外援助规模，完善对外援助方式，加大人道主义援助力度，主动参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亚洲国家应当携起手来，从亚洲的现实安全环境和安全需要出发，逐步将亚洲安全观作为各国共同遵守的地区规范，这需要各方加强自我约束。中国作为亚洲安全观的倡导国，会以身作则，“体仁行义”，“修己安人”；有关大国要放弃绝对安全追求，尊重他国特别是小国的安全诉求，不搞霸权主义，不欺负小国；小国也要约束自身言行，不肆意侵犯和挑衅大国正当安全利益。唯有如此，亚洲才能形成维护和平与安全的共同责任和共同规范，进而实现亚洲的和平、繁荣和开放，保障亚洲各国的共同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