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的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看，农民社会心理不仅直接影响和支配着农民自身的行为选择，而且直接影响着中央决策层对农村改革政策的最终选择。中国最初的农村改革政策制定就是跟随在农民行为之后的，是农民的制度创新活动引导着国家政策，农民小心翼翼的反对国家政策的活动成为改革的基石①。这种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信息交换，恰恰也揭示了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所具有的弹性与活力。本文聚焦农民群体，探讨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与农民社会心理之间的关系，以及各项惠农政策对农民社会心理的影响，着力培育积极良好的农民社会心理，使农民社会心理在不断回应和满足中逐步趋于理性积极，从而实现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当代中国的改革从农村起步，开创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改革道路。至1983年，在全国农村绝大部分地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取代生产队集体劳动，以包产到户为主发展为以包干到户为主，人民公社制度被废除。在中央决策层还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下，农村改革之所以推动的如此迅速，应该说“中国改革的进展是与政策决策方式相联系的。正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上下互动的决策过程，实现了农村体制的巨大变化和农村经济的迅速增长”②。在上下互动关系上，农民的社会心理渗透在农村改革政策制定和选择的全过程，不同程度地影响和制约着农村的政策选择，主要表现在：第一，社情民意是决策者进行政策选择的信息资源。政策选择是一个由多方相关因素组成的过程，但其“最终取决于政治决策集团对各种政策信息的甄别和辨析”③。农民社会心理是以一种普通方式产生的社会信息反馈，全面、及时、准确地把握有关决策信息，尊重多数人的意愿和诉求，是进行科学决策的前提和基础。第二，农民的社会心理是决定政策内容的重要因素。由于处于转型期，中国农民阶层分化为不同的社会群体，从属于不同群体的农民对政策也表现出不同的心理与态度。因此，针对不同农民群体心理要求，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政策内容，是非常必要的。第三，农民社会心理是调整或追踪决策的重要依据，这是观察和透视社会状况的“晴雨表”和“风向标”。当制定的各项重大农村政策基本符合实际，农民会表现出或积极或高涨的满意情绪；而一旦政策决策失误，或损害了其实际利益，或扭曲了价值取向，农民就会表现出畏惧、焦虑和冷漠的态度。所以，决策层应根据农民所表现的不同心理来考虑做较大调整或实行追踪决策。
从农村改革过程看，在政策选择过程中农民社会心理对农村改革政策的制定具有双重影响。由于长期以来农民饱受吃“大锅饭”之苦，农村一直就存在着要求单干和包产到户的自发倾向，一种要求摆脱贫困、寻求致富的强烈心理诉求成为农民心理主流。当安徽凤阳小岗村民包产到户的举措开始引起人们关注时，决策层的方针是尊重农民的选择，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更是被派往农村进行调研，通过详细的论证，来支持中央农村改革政策的制定。决策层综合分析了农民的心理诉求，结合农村已经出现的新事物、新经验，在农村政策选择上从放权、让利到包产到户，再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经营方式、改革农产品购销体制、改革农业经营方针，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些政策选择促进了农村社会变迁，农民观念的更新和分化。但同时，农民中也有一部分人心理上对“大锅饭”还留恋不舍，甚至对生产责任制的推行采取观望态度，这是农民传统小农经济的积习、小农意识的狭隘和依赖心理的自然反映，也是担心农村政策有变的畏惧心理的反映。鉴于此种农民心理，中央又连续发出五个“一号文件”和开展经常性的宣传教育工作等来指导和调节社会心理，从而保证了“农业生产责任制”政策的顺利实施。可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做出的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政策选择，是政策决策过程中指导和调节社会心理的重大范例。
目前，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正处在转型期，农村改革发展面临的困难挑战增多，农民的社会心理表现也更为复杂。由此，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新思路，决策层应高度重视研究农民社会心理，深刻把握农民社会心理变迁趋向，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以克服其社会心理障碍，提高农民的社会心理承受能力，创造一个适宜政策执行的社会心理氛围，从而使政策的制定和选择更具有科学性、民主性和开放性，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
社会心理作为农民群体变量精神层面的反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农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而政策的贯彻与执行又反过来影响和制约着农民社会心理的发展变化。正确的决策可以培植良好的社会心理，不正确的甚至错误的决策也可以助长或诱导消极社会心理的产生。当代中国社会改革从农村起步，极大的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农民的社会心理表现出积极和消极的双重特征。
农民社会心理的积极成分。第一，开放包容的现代心理。小农经济、计划经济体制的经济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农民的手脚，对世代以耕种土地为生的中国农民来讲，传统的农耕社会限制了生产活动的范围，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形成了农民封闭保守的传统心理。而在这场始于1978年的伟大变革中，中国人表现出“比以往任何时代都乐于接受新的生活和新的经验”并参与社会变革的热情，这直接“催生了中国人朝向现代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转型”④。随着城乡一体化运动的推进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实行，大量农民或直接变为市民，或选择进城务工，这使得农民封闭保守的传统心理、根深蒂固的守土敬业、安土重迁的观念逐步减弱，正向着多元、开放、包容的现代心理方向变化。
第二，致富创新的竞争意识。从传统方式中解脱出来的农民，摒弃了传统的依附心理，自主创新的意识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不断被激发出来。如家庭联产承包制、乡镇企业和村民自治，集中体现了中国农民的智慧与首创精神。农村产业化经营和新型农业合作组织的尝试，一定程度推动了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促进了农村改革政策的深入。免征农业税、不断扩大农业补贴范围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的实施，在减轻了农民负担的同时，传统农民心理也产生了一些现代性的转变，如认识到追求自我价值和自我利益的合理性，致富创新的竞争意识不断增强，政治认同感和政治信任感也不断提升，这其中的一些变化迎合了国家倡导方向和现代化理念，成为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稳定与发展的现代心理基础。
第三，民主法治意识增强。在“家国同构”的宗法制度下，农民始终处于被统治者的地位，其政治参与意识长期被压抑，形成了逆来顺受的臣民意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有了经济生产上的自主权，对民主的要求也强烈起来。村民自治的实行，直接培育了中国农民的民主观念和民主意识，农民不再盲目从众，开始懂得用现代政治手段来争取和维护自身的权利和利益。同时，随着依法治国理念的树立和在农村开展普法教育，法制观念在农民头脑中大大增强，依法办事，学法用法，用法律途径解决纠纷渐成风气。
农民社会心理的消极成分。第一，生产懈怠与浮躁心理。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民表现出极大的以“求富”为特征的经济心理特质。但是，农民“小富即安”的生活目标和处世哲学，使许多农民产生了自满情绪、安于现状。随着“两减免、三补贴”政策让农民得到实惠，大量农民离开农村进城务工，农民的劳动观念和态度也受到了巨大冲击。正如彭正德指出的，许多农民对土地和农村的情感开始淡化，表现出从未有过的游移和惆怅，产生“弃田不种”、“不愿投入”、“不求创新”的多种懈怠心理。与此同时，农民吃苦耐劳的精神在消退，一种好逸恶劳的心态和风气开始滋生，特别是新生代农民普遍存在小钱不想挣，大钱挣不来的情况。上述现象的背后，是勤劳致富观念的萎缩和懒惰浮躁心理的滋长，以致一些老农发出感叹，现在“国家政策变好了，很多人却变懒了”⑤。
第二，小农意识与畏惧心理。改革开放虽然使农民的小生产观念受到冲击，但是一下子根除传统小农经济的积习似乎不可能，小农意识依然严重的束缚着农民。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不少农民仍习惯于传统的生产经验和一家一户的种植方式，养成了墨守成规的心理定势，这种心理定势让农民不愿轻易改变，不愿接受诸如新兴农业科技、现代化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等新鲜事物，这使得农民缺乏承担风险的能力，直接导致了农民保守、谨慎和畏惧政策变化的心理。如丁琳琳在江西省调查农村土地确权时发现，农民因对确权的目的和意义不清楚，加上出于自我利益保护的本能，担心自己已有权益是否会受到损害，因而，在不确定土地确权对自己的生产、生活和土地使用是否有利的情况下，对确权不关心、不积极参与，甚至产生不同程度的抵制心理或行为，阻碍确权。⑥
第三，政治疏离心理和缺乏公民意识。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使处于政治社会末梢、文化程度相对低的农民有了更多接触政治的机会。但疏离心理在乡村社会一直存在，只不过在税费改革前更多的与“弱者的武器”相联系，⑦而在新农村建设中则主要是狭隘的小农意识的反映，表现出对基层组织疏远的态度。有的村民甚至不知道在任的村干部是谁，以致“乡村党群关系出现疏离冷漠”的现象较为普遍。⑧在广大经济发展落后特别是相对偏远的农村地区，由于缺少利益驱动，农民更是表现出冷漠和缺乏政治参与热情。另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市场经济的推行助长了农民的单干意识，大多数农民对于个体利益异常重视，而对于集体利益却漠不关心，集体意识更加趋于淡漠，缺乏现代社会应具有的公共精神和公民意识。
此外，农村发展落后与贫困直接导致了农民的自卑心理，不满情绪，迷信、怀旧心理与虚荣心理不同程度上存在。究其原因，首先，传统社会心理转变的不彻底。在社会变迁中，社会观念、社会价值准则和意识变迁是最为滞后的，它不仅滞后于物质文化变迁，而且滞后于社会制度变迁；⑨其次，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由于“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体制和格局，使城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些残酷的现实，让农民产生一种“被剥夺”的挫败感。这种感知随着农民民主意识的增长而更加凸显，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的消极心理；最后，政策制定的滞后。由于农村某些领域的改革政策制定滞后，政策制定忽视社情民意导致政策本身存在缺陷，政策执行不到位等等原因，引发农民的不满，当这种情绪扩大并影响到其他人时，就形成了消极的社会心理，成为制约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瓶颈。
优化社会心态就是对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加以弘扬，对消极负向的社会心态及时疏导的过程。在针对农村各项政策造成或积极或消极的社会心理原因的探索上，决策层不但要重视整合和优化社会心理资源，以此推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而且要通过宣传、贯彻和引导社会心理，形成自觉的从众现象或一致性，保持决策层的政策与社会心理之间的动态平衡。只有通过政策与社会心理环境的良性互动，才能保证政策的有效实施及产生最大效应。
第一，向社会开放政策选择过程，疏通农民参与渠道。为了促进社会心理与政策选择的良性发展，发挥其调整和完善政策的独特作用，决策层可以向社会开放政策选择过程，使制定政策的良好初衷转化为现实。开放政策选择过程，要进一步疏通民众参与渠道，使农民心理诉求和利益要求得到一定程度的表达和释放，从而形成良性的路径依赖，引导民众适应有序的参与决策层政策选择的过程。决策层对农村政策参与渠道要有相应的程序性设计，注重其畅通性和有效性，同时建立健全社会讨论决策模式，广泛听取农民意见和建议，合理疏导公众情绪。
第二，建立社会心理预警系统，整合农民的心理需要。社会心理是政策选择的基本依据之一，是评价决策的重要因素，同时还是调整或追踪决策的根据。社会心理具有显示器、不安定的隐性机制和预警功能，可以向社会管理者发出警示，对社会危机进行最佳的监测和预测。同时，任何一项重大决策的选择，不进行民意测验和调查研究，权衡利弊得失，所制定的政策就无法得到有效执行，甚至一旦政策选择出现重大失误，社会群体活动的感染效应会立即把农民焦虑、恐慌的情绪不断的放大。如果这时社会控制机制不能正常启动，就会导致群体行为的偏离和失范的结果。⑩因此，针对农村改革的政策选择，应建立社会心理预警系统，整合农民的心理需要，尽量减少因政策失误或执行所造成的农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第三，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提高农民的社会心理承受能力。国家已经意识到社会心理对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影响，需要通过意识形态的构建、社会氛围的营造等手段，根据新时代的情况建立新的价值体系，来引导和调整社会心态，来调用这一社会心理资源以达到社会整合和社会合作的目的。
注：
本文系河北省教育厅社科基金项目“人民主体性：‘中国梦’的价值支撑与实现路径研究”和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2015年度省建设系统科技项目及科技示范工程项目“新型城镇化视域下的中心村建设策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SZ141233、2015ZD33）
注释：
①②转引自卢迈：“中国农村改革的决策过程”，《二十一世纪》，1998年第50期。
③胡献忠：《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与执政党政策选择》，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页。
④周晓虹：“开放：中国人社会心态的现代表征”，《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⑤彭正德：“中国农村消极社会心理的政治学分析”，《政治学研究》，2012年第6期。
⑥丁琳琳，孟庆国：“农村土地确权羁绊及对策：赣省调查”，《改革》，2015年第3期。
⑦彭正德：“我国转型期农民政治认同的弱化倾向探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3期。
⑧陈钢等：“战斗在最基层的村支书群体困境新调查”，《半月谈》（内部版），2009年第12期。
⑨[美]威廉·奥格本：《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60页。
⑩郝欣：“论决策中的社会心理优化与控制”，《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