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我撰文说，美国正在经历政治衰败。其三权分立的宪法体系，两极分化的党派斗争和财力雄厚、不断崛起的利益群体，共同构成了我口中的“否决政治”。比起让政府造福大众，阻止政府展开行动反而更容易。一再重演的预算危机、刻板僵化的官僚主义、毫无创新的政策决定，都是无序政治体系的鲜明标志。
乍一看，2016总统大选似乎在证实这一剖析。因为半路杀出的特朗普，曾经自豪的共和党已无法掌控提名大局，且被内部分歧搞得四分五裂。与此同时，民主党这边，不能更资深的希拉里出人意料地遭到伯尼·桑德斯（现年74岁，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强力挑战。从移民到财政改革，从贸易到停滞不前的收入，无论是什么方面，无论来自共和党或是民主党，相当多的选民都开始反抗他们眼中腐败、自私的建制派，而转向激进的“局外人”，希望展开彻底的洗牌。
然而，这场动荡的竞选说明美国民主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比预期中运转得更好。不管人们怎么看待选民所选择的候选人，但他们的确是在成群结队地来到投票点，想要将政治话语权从有组织的利益群体和寡头政治执政者手中夺回来。作为老布什的儿子、小布什的弟弟，杰布·布什本被看做共和党提名人的不二之选。然而，二月他就狼狈退出竞选，筹集的1.3亿美元（其中包括通过 “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募来的资金）都打了水漂。另一边，桑德斯承诺打压那些支持其竞选对手的金融精英，而他仅靠小额捐助，就比杰布·布什筹得更多资金，从始至终对希拉里紧追不舍。
这次选举透露的真正信息是，几十年过去了，美国民主终于开始回应与大多数人都相关的不平等扩大化和经济停滞问题。“社会阶级”这个主题重回美国政治的中心，压倒了那些在近几次选举中占据核心的议题（种族、民族、性别、性取向和地域）。
在过去的两代人中，“精英”和“其他人”的命运差异不断拉大。然而直到现在，国家政治才将其提上议程重心。真正需要讨论的不是民粹主义者为什么这次能把这个话题摆上中心，而是为什么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实现这一点。此外，现在我们知道，美国政治体系不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僵化、受制于精英富人，这是好事。但民粹主义改革者兜售的解决方案却老旧无用，一经采纳，会扼制增长、加剧痼疾，让局面变得更糟，而非更好。所以，既然精英们的自满梦已经被打碎，是时候让他们去制定更可行的方案，解决那些不能再否认或忽视的问题了。
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
精英阶层过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大多数美国公民的收入却停滞不前，整个美国社会的不平等问题日愈严重，这一现象在近些年越来越难以否认。一些基本事实也越来越无可争议，如社会前1%或0.1%的人分得的国民财富急速上涨。而这次大选的新鲜事，正是人们开始把注意力从寡头政治集团的纸醉金迷转向落后人群的拮据处境。
查尔斯·穆雷的《分崩离析》和罗伯特·普特南的《我们的孩子》这两本新书毫无保留地将残酷的新社会现实展现在我们眼前。穆雷和普特南政治立场对立，一个是自由论保守派，一个是主流自由主义者。但他们报告的数据却基本一致。上一代工人阶级的收入在下降，其中拥有高中或以下学历的白人损失最为惨重。对于这一群体，特朗普的口号“让美国重现辉煌”有真正的意义。然而，他们的病根更深，从犯罪、毒品、单亲家庭等数据中都能看到问题的严重性。
20世纪80年代曾有一场对于下层阶级非裔美国人的全国性大讨论。他们失业率高、缺乏技能，这种贫穷似乎会自我复制，因为由此导致的破碎家庭无法传承在劳动市场上竞争所必需的社会准则和行为。今天的白人工人阶级实质上就位于当时黑人下层阶级的处境。
在新罕布什尔州（该州和其他州一样，郊区多为白人）的初选前，选民们最关切的问题是海洛因成瘾，这点可能令许多美国人感到惊讶。事实上，在印第安纳和肯塔基等州的乡村白人社区，对鸦片类药物和冰毒的毒瘾已经赶上了上一代住在市中心的人们对纯可卡因的毒瘾。经济学家安妮·卡斯和安古斯·迪顿最近的论文称美国非拉美裔中年白人的死亡率在1999至2013年间有所上升，而任何其他人口群体及任何其他富国的死亡率基本上都有所下降。造成死亡率上升的原因似乎是自杀、毒品和酒精——死亡人数比预期多出大约五十万。而该群体的犯罪率也同样骤增。
然而，日益惨淡的现状却鲜少发生在美国精英身上——这不仅仅是因为在这段时间里他们自己做得很好。过去几十年，拥有大学或以上教育背景的人运势上扬，离婚率和单亲家庭比率都有所下降，社区犯罪稳步下降，城市版图因都市年轻人有所扩张，因特网和社交媒体等技术促进了社会信任和新型社区参与。对这个群体来说，问题并不在于家庭破碎，烦恼更多是父母望子成龙的压力。
政治的失败
考虑到社会变化之巨大，真正的问题不是为什么美国2016年出现了民粹主义，而是为什么这场爆发来得这么迟。的确，美国的代议制一直存在问题：两党都未能很好地帮助那些走下坡路的人群。
近几十年，共和党一直是由商业精英和社会保守派两者组成的不稳定联盟，精英筹钱，保守派给选票。以《华尔街日报》社论版为代表的商业精英从根本上倡导经济自由主义——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开放移民。正是共和党人投票通过了各种贸易立法，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和最近的贸易促进授权法案（以“快速通道”之名为人熟知）。共和党的商业赞助人明显受益于各类外国劳动力（无论是否具备技能）的引进，全球贸易体系也让他们得以在世界范围出口和投资。共和党人推动废除大萧条时期的银行管制体系（正是这一举措造成次贷危机隐患，最终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也在意识形态上致力于为美国富人减税，削弱工会的力量，并减少旨在帮助穷人的社会服务。
这样的主张与工人阶级利益直接产生冲突。造成工人阶级走下坡的原因很复杂，其中技术变化和公共政策影响因素同等重要。但毋庸置疑的是，近几十年来共和党精英所提倡的亲市场政策让工人阶级不得不面对更残酷的技术和全球竞争，削减了新政时期遗留的各种保护救济和社会福利，对工人阶级的收入造成了巨大压力。（德国和荷兰等国家更注重保护国内工人，其不平等问题并未像美国一样愈演愈烈。）因此，今年声势最大、诉求最迫切的战争就是共和党内部的战争。共和党的工人阶级票仓明确表示，希望见到更具民族主义的经济政策。
民主党这边一直以来将自己视为普通人的守护者，觉得虽然工会在走下坡路，但靠工会成员就能获得足够多的选票。但他们在这一群体中也没讨到什么好果子吃。比尔·克林顿倡导的“第三种道路”（译者注： 介于高福利社会主义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之间的道路）兴起之后，民主党精英就开始拥抱后里根时代两党就自由贸易和移民的益处所达成的共识。两党在90年代合谋解除银行管制，随后一直努力收买（而非支持）工人运动，让他们不再反对签署贸易协定。
但更重要的问题是，民主党一直将身份政治（译者注：以特定群体的个人身份作为政治动员的旗帜）视为其核心价值。在近几次选举中，民主党的胜利都源于成功动员特定人群：女人、非裔美国人、都市年轻人、同性恋者和环保主义者。但他们所彻底失去的，正是罗斯福新政联盟的基石——工人阶级白人。工人阶级白人自80年代起在有关文化的议题上（如爱国主义、持枪权、堕胎和宗教）为共和党投票。90年代，克林顿赢回了他们中许多人的心，两次成功当选（每次都以多数胜出）。但自那以后，工人阶级白就成为了共和党更可靠的选民，哪怕共和党精英提出的经济政策实际上与他们的经济利益相悖。这就是为何在今年4月发表的昆尼皮亚克大学调查中，有80%的特朗普支持者认为“政府在援助少数群体的路上矫枉过正”，85%同意“美国已经迷失了身份”。
民主党对身份的执着解释了当代美国政治的一大谜题——为什么工人阶级乡村白人明明是共和党反对的那些项目（如奥巴马的平价医疗法案）的最大受益者，却纷纷涌向了共和党的大旗？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奥巴马医改会令其他人受益，而不是他们自己——这部分源于民主党已经无力与这类选民展开对话。20世纪30年代的状况则刚好相反，当时南方乡村白人是民主党国家福利提案的关键支持者，其中就包括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建立（译者注：该管理局是大萧条时代罗斯福总统为田纳西河流域管理设立的整体解决方案机构）。
一个时代的终结？
特朗普的政策宣言令人困惑且充满矛盾，毕竟这出自一个没有清晰政治蓝图的且自恋的媒体操纵者之手。但是共和党初选中那么多选民被他吸引，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与桑德斯的情况一样——他们二人都提出用经济民族主义去保护和恢复美国人的饭碗。这解释了两点：一是特朗普为什么会反对移民——不只是非法移民，也包括通过H1B签证进入美国的熟练技术人员;二是他为什么要谴责美国公司为了节约人力成本而将工厂移去海外的行为。他不仅声讨中国对货币的操控，韩国、日本这样的友国也不放过，他认为这些国家破坏了美国的制造业基础。当然，他也坚决反对贸易自由化的深入，亚洲的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和欧洲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议都难逃他的炮轰。
任何一个上过大学基础贸易课的人都会觉得这一切荒谬无比，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模型到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都证明了，自由贸易对于贸易伙伴来说是双赢的，能够增加所有参与国家的总收入。事实上，在两代人的时间里，全球生产量急剧增加，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以及之后的全球贸易组织的大框架下，世界贸易和投资得到放开，1970年到2008年间，全球产量增加了四倍。在中国和印度等国，全球化使数亿人摆脱了贫困，也为美国创造了无可丈量的巨大财富。
虽然经济自由化所带来的益处已被美国两党的精英人士所认同，但这并不能使它免于责难。目前所有的贸易模式都认为，尽管自由化使总收入大量增长，但也可能会导致不利的分配结果——也就是说，这其中会有赢家，也有输家。最近的一项研究估计，1999至2011年间，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导致美国失去了200-240万个工作职位。
贸易经济学家大多认为，自由贸易的收益足以对受损者进行适当的补偿，最理想的补偿方式就是职业培训使其掌握新技能。因而，贸易立法的每一个重要章节都少不了对员工再培训的大量要求，并逐步引入给员工时间以适应新形势的新规定。
然而在实践中，这种调整常常是无法实现的。美国政府已经组织了47场全国性的就业再培训（后合并成了十多个），各州举办的更是数不胜数。但这些培训都未能使大批工人进入高技术岗位。一部分原因可以归咎为培训落实过程中的失败，但其中也有理念上的问题：什么样的培训可以让一个55岁的装配线工人成为计算机程序员或网页设计师，这个问题还没人能回答。标准的贸易理论也没有将投资的政治经济学考虑在内。资本相比劳动力始终有着集中性的优势，因为资本更集中，也更容易协调。这也是早期工会支持者们的论调之一，但自上世纪80年代后，美国的工会制度就已被严重侵蚀。同时，在今日全球化的世界中资金具有高度流动性，而这只会增加资本的优势。劳动力的流动性虽然也在增加，但限制更多。工会的谈判优势几乎无法实现，因为雇主可以威胁将工厂搬迁至别处，不仅可以是另一个州，还可以是另一个国家。
美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劳动力成本差距非常之大，真的很难想象什么样的政策才可能保住国内的低技能工作。也许特朗普本人都不会认为鞋和衬衫还应该在美国本土生产。世界上每一个工业化国家，包括那些更努力地去保护自己生产基地的国家，如德国和日本，也都在过去几十年中遭遇了制造业比例下降的现实。甚至连中国都开始因自动化和更低生产成本国家的出现（如孟加拉和越南）而失去了很多工作岗位。
然而，德国的经验表明，美国并非一定要走现在的路。德国的商业精英们从来没有试图破坏他们工会的权力。直到今天，整个德国的薪资标准还是通过雇主和工会之间进行谈判后设定，谈判本身则受到政府的支持。这样一来，德国的劳动力成本比美国高出约25%，但德国仍然是世界第三大出口国。而且尽管德国的制造业就业比重一直在下降，但总体仍始终高于美国。不同于法国和意大利，德国没有利用复杂的就业法去保护现有的工作岗位，施罗德总理2010年的改革议程反而让解雇冗余员工变得更容易。但德国在提高工薪阶层的技能方面投入很多，有学徒计划和其他积极的劳动力市场干预措施。德国在防止国家供应链被大量外包上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使小型和中小型企业能与大雇主紧密联系在一起。
美国的情况则恰恰相反。经济学家和公知一直在鼓吹制造业经济向后工业化的服务业经济转变是不可避免的。他们认为这一转变甚至是积极的，应该加速进行。一个夕阳产业的员工，比如制造业的工人将进行自我学习，成为崇尚外包、流行兼职的灵活新经济体中的高级技工，他们的新技能将使他们获得更高的工资。美国政党偶尔会做做姿态，但他们从没有真正重视员工的再学习，没有将其作为一个必要调整过程中的核心部分，也没有在相应的社会项目中投资，去缓解工人阶级在这一转变中面临的调整期。所以白人工人，正如几十年前的非裔工人一样，只能靠他们自己了。
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本会是一副完全不一样的景象。今日的中国并没有靠操纵本国货币汇率来促进出口，他们最多也就是保证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以防止资金外流。但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0-2001年间的互联网泡沫之后，中国对货币的操控是毋庸置疑的。当时的美国完全可以威胁建立或直接建立对中国进口品的贸易壁垒作为回应。但这么做也不是没有风险：消费者物价指数会上升，利率会升高，中国方面的回应可能是不再购买美国国债。然而，美国上层并没有严肃考虑建立壁垒的可能性，他们害怕这么做会陷入保护主义，而且会愈陷愈深。最后的结果就是200万个岗位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蒸发了。
前路在何方？
特朗普也许找准了美国社会真正的问题，但是要利用好这股选举风波所代表的改革势头，他绝不是合适的选择。你不能在贸易自由化实施了半个世纪后，突然立起单边贸易壁垒，指控美国跨国公司外包工作。在这个关头，美国的经济已和世界息息相关，如果全球退入保守主义，这带来的危险将会难以想象。特朗普废除奥巴马医改的提案将会让数以百万计工薪阶层美国人失去医保。他减税的提案则会在下一个十年为美国增加十万亿美元的赤字。美国的确需要强硬的领导人，但是美国需要的是能让政府真正有效的体制改革者，而不是煽动人心，蔑视建制的人。
然而，如果精英们真的为不平等和工薪阶层衰弱的问题感到担忧，他们应当重新考虑他们在移民、贸易以及投资等层面上一直以来的立场。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能否在不打击国内国外经济的前提下减弱美国全球化的参与程度，从而用一点点国家收入的代价换取国内收入的平等。
很明显，有些改变比起其它的更加可行。其中，移民问题是理论上最容易着手的问题。全面的移民制度改革已经进行了超过十年，然而终告失败，其中有两个理由。第一，反对者反对“大赦天下”，即给当前未注册移民获得公民身份的渠道。第二，批评者指出现有的法律没有被强制执行，并且，之前说要强制执行法律的承诺也没有得到遵守。
如果让政府遣返1100万移民（其中很多人的孩子还是美国公民），这似乎非常不具有可操作性。所以，一定程度上的“大赦”应该是势在必行的。然而批评者的意见也是对的，美国在强制执行移民法律这点上做的很不好。要做好这点，我们并不需要一堵墙，而是需要一个类似国民生物识别身份证这样的东西，加之在法庭和警察上的大额投资。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制裁违反移民法律者的政治决心。如果在移民问题上美国采取了更严格的政策，以对移民进行一定程度的“大赦”换取对更严格新法的强制执行，也并不一定会导致严重的经济后果。美国在1924年曾这么做过，从特定角度来看，这造就了美国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平等。
要想改变贸易和投资的现状，除了不承认现存的诸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这样的协议外（这么做不算极端冒险），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世界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经济民族主义者，作为当前国际自由经济秩序的创建者和维持者，美国如果逆时代而行，必然会引起一股报复的浪潮。也许一个着手点是说服美国坐拥超过2万亿美元的跨国企业把钱用于国内投资。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美国的公司税是最高的之一。因此，一个在两党内都有呼声的政策是：一面大幅裁减公司税，一面将这些公司给自己协商争取的税务补贴和税务减免给废除。
另外一个方案声势浩大，旨在重建美国的基础设施。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估计，到2020年前完全升级美国的基础设施将要花费3.6万亿美元。美国可以在利率低的时候贷款1万亿美元，用于投资一个大规模的基础设施规划，这会给美国带来大量工作，同时还能长远地提高美国的生产力。希拉里·克林顿提议斥资2750亿用于基建，但这远远不够。
但无论要完成哪个目标，都会碰到同一个难题，即美国政治体系常规的功能失调。否决权可以让税务改革抑或是基建投资都无法继续。美国的体系让分工分明的利益团体能够为了自己的利益，过于轻松地阻拦立法，或者抵制新的提案。所以改良政治体系，削弱否决权，精简政策决定流程也必须得提到改革的议事日程中。参议员的“阻拦”权应当被取消（只需要一个美国参议员，就能阻拦整个参议院对一项议案进行投票）。参议员动辄发表冗长演讲，以阻止投票的行为也要杜绝。并且，参议院要将拟定预算，制定复杂法案这些工作转交给更精简、更专业的团队来完成。这些团队把完整的一套方案提交至国会后，再接受直接投票。
这就是为什么说特朗普和桑德斯意外的崛起也许预示着一个大的机会。尽管特朗普有很多错误，他毕竟同美国共和党正统决裂了，这一自里根总统以降就成为主流的共和党正统派强调低税收，低福利，使得公司获得远比员工高的利润。桑德斯跟特朗普一样，抓住了左派对这种不公的愤怒。
民粹主义是精英给那些他们不喜欢但民众所支持的政策贴的标签。民主政治中选民当然没有义务总要做出明智的选择，尤其是当下全球化让政治选择变得异常复杂的时刻。然而精英也没有一直选对，而且他们对主流选择的否定也经常混淆了自己的阶级位置。民众运动本质上不好也不坏。民众运动能产生伟大的结果，比如在美国的进步时代和罗斯福新政时期。但也能带来灾难，比如在上世界三十年代的欧洲。美国的政治体系事实上已遭受严重的衰败。除非愤怒的群众能选出正确的领导人制定正确的政策，否则这一问题无法解决。改变，仍为时未晚。
注：
本文原载于 Foreign Affairs 网，原文地址：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16-06-13/american-political-decay-or-renew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