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是近代才出现的词语，主要指资金的融通，包括货币的铸造和发行、货币流通以及各种信用活动。古代社会生产力落后，农业经济占据主导地位，手工业、工商业相对落后。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不依赖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也不可能产生复杂的金融产品。尽管古代社会没有丰富多样的金融体系，但是服务于商品贸易的货币铸造、流通等活动依然存在，它们构成了古代金融的核心要素与东西方金融交流的基本雏形。本文基于历史发展视角，以东西方金融交流为切入点，分析丝绸之路贸易与金融的内在关系、丝绸之路货币发展演变以及丝绸之路上金融交流的发展历程，最后指出金融交流对丝绸之路发展的影响，从而为当前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合作提供借鉴与参考。
一、丝绸之路贸易与金融的内在联系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认为，贸易是人类的天性，人们自发地通过交换购买自身所需的绝大部分产品，在互利共赢中满足多样化的需求。丝绸之路之所以能够横跨千年历史、历经王朝更迭而长盛不衰，是因为它为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提供了平台，从而满足了人们对不同物品的交换需求。商品贸易自然衍生出货币流通与金融往来，如金属货币在不同地区之间流通、各国统治者各自维护金融秩序等。总的来说，丝绸之路贸易繁荣促进了金融发展，金融发展反过来促进丝绸之路贸易繁荣。
随着丝绸之路沿途主要国家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由官方发起、民间主导的跨境商品贸易变得越来越频繁。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铁器、火药、造纸术等中原工艺纷纷传入西方，而西方的葡萄、苜蓿、琉璃、汗血马、孔雀等西域物产也输入中国。丝绸之路贸易在初期阶段主要是以物物交换为主，随着丝绸之路贸易规模、贸易范围与贸易频率的不断扩大，就逐渐发展出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易形式。这就产生了货币流通与金融往来。史料记载，公元408年，东罗马帝国皇帝与波斯萨珊王朝签订丝绸贸易协定，前者为购买丝绸每年给后者支付1.1万镑罗马金币。在南北朝与隋唐时期，中国与波斯的商业关系非常密切，波斯使节来华达50余次，波斯商人携带着波斯硬币到中国购买中原特产。近一个世纪以来，在古丝绸之路上不断发现绚丽多彩的中外货币，很好地印证了丝绸之路贸易与丝绸之路货币共生相伴的发展脉络。
在汉朝以前，物物交换是丝绸之路上最典型的贸易方式，丝绸、棉布、茶叶等实物都曾充当交易媒介，发挥出实物货币的功能。此时，丝绸之路的贸易范围仅限于局部地区，贸易规模也相对较小。到汉朝以后，丝绸之路贸易逐渐发展出价值量大且稳定、易分割与便于携带的金属货币，这些货币逐渐取代了先前实物货币成为丝绸之路上主要的交换媒介。目前，在新疆、中亚等地考古时已发现大量的汉朝五铢钱与唐朝通宝钱，而在中国其他地区也发现了许多丝绸之路沿途国家的金属货币。东西方金属货币在丝绸之路上广为流通，极大地促进丝绸之路贸易发展。汉朝时期铸造的五铢钱价值稳定，深得丝绸之路沿途人民的认同与接受，促进丝绸之路贸易的便利化。唐朝时期，形成了以唐朝货币为基础货币的汇率雏形，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区域性货币的角色，有效促进了中国与西域的贸易繁荣。因此，古代货币形态的发展演进在丝绸之路历史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能够提高丝绸之路贸易便利化，促进中外经贸交流与贸易繁荣。
古代丝绸之路上流通的货币体系大体可分为两类，即希腊货币体系与中国货币体系。它们分别影响到东西方两个世界的货币铸造与发展。其中，中国货币体系涵盖东亚与东南亚地区，希腊货币体系包括西亚、南亚与北非地区。
中国最早的货币形态是夏商时期的贝，到了公元前9世纪出现了玉石的货币。西周时期，我国达到奴隶制时代的巅峰，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交换规模进一步扩大。此前的实物货币不能够适应越来越多的交换需要，需要发展出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林立，货币也各不相同，包括珠玉、黄金、刀币等流通工具。公元221年，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统一货币，将圆形方孔的半两钱推广到全国。秦灭亡后，汉承秦制，逐渐取消民间私铸货币，由中央统一铸造五铢钱。五铢钱币值稳定，交易便利，在丝绸之路上先后流通700年之久。到了唐朝，中国出现了空前繁荣的盛世年代，货币发展也进入了全新阶段。唐武德年间开铸“开元通宝”，废止五铢钱，“通宝”、“元宝”与“重宝”的称谓后来一直沿用到清末。需要指出的是，除了金属货币，纸币是中国金融发展史的另一个创举。唐朝的“飞钱”、北宋的“交子”以及金朝的“交钞”都是中国纸币的典型代表，但是这些货币由于币值不稳定没有得到长期广泛的使用。
希腊货币体系最早可追溯到小亚细亚的里底亚，并以此为中心向四周扩散。2500年前，里底亚金币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西方金币，它的印花加铭文的设计直接影响到希腊的货币文化。随着军事扩张，希腊货币体系向东影响到波斯、以色列，向西传入希腊、罗马。尤其是公元前3世纪，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西讨，建立了涵盖罗马、波斯、印度等国的跨欧亚的庞大帝国，将希腊文化传播到帝国疆域所及的各个角落。由此，各具特色的罗马货币体系、波斯货币体系、印度货币体系无不深深地打下希腊文化的烙印。
三、丝绸之路上金融交流的发展历程
丝绸之路的金融交流尤其是货币流通，在促进东西方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出巨大的推动作用。立足金融交流视角，探讨丝绸之路发展历程，不仅有助于深入了解东西方两大文明的交流与演变，而且能够给当前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实现中外“货币流通”提供政策参考。
秦汉时期丝绸之路的金融交流
从春秋战国到秦时期，西域上活跃着月氏、乌孙、羌族、匈奴等民族，他们过着游牧生活。西域各民族在长期迁徙中相互融合，商品交换构成彼此间相互联系的重要纽带。研究表明，在丝绸之路兴起以前，中原腹地已经与西域建立起贸易往来，丝绸、玉石以及海贝等产品充当着东西方商品交换的媒介。到汉朝时期，随着西域的凿空与西域都护府的建立，中原与西域逐步形成统一的局面，丝绸之路上物流畅通，商客往来如织，商业贸易日趋频繁。此时，汉朝中央统一铸造的五铢钱随着商品交换渐渐流入西域，发挥着中外贸易通用货币的功能。迄今，在新疆和田、罗布泊、吐鲁番等地，先后发现数量甚多的汉代五铢钱。
与此同时，丝绸之路上还流通着外国货币，主要是贵霜王朝钱币。贵霜王朝兴起于公元前1世纪，疆域包括中亚、北印度等地，是当时和汉朝、安息、罗马并列的古代大帝国。正如货币竞争是国力竞争的体现，贵霜王朝的兴起扩大了该国货币流通范围与规模。目前，在新疆和田地区发现了不少贵霜王朝铸造的钱币，这表明西域国家与新疆、中原之间存在密切的贸易往来。
魏晋时期丝绸之路的金融交流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不论是中原还是西域都处于分离割据、战乱不息的阶段。中原地区分别出现三国鼎立、南北对峙与十六国纷争，西域先后陷入七国争雄与四族争霸的状态。政治不统一、社会经济割裂，必然导致货币流通混乱与丝绸之路货币交流中断。此时，各国之间的钱币呈现出大小不同、轻重不一与比价悬殊的特点，除了五铢钱在天山以南地区通行，其余钱币均没有成为丝绸之路贸易的通行货币。显然，货币流通不畅不利于中原与西域的贸易。公元439年，北魏政权统一了我国北方与西北广阔地区，打通北魏与西域联系的通道。于是，丝绸之路再次恢复畅通，各国使节、商人纷纷来到中原进行商业贸易，重现昔日繁荣格局。此时，丝绸之路上不仅流通着中原与西方国家的货币，而且沿途小国也纷纷铸造自己的货币。
在北魏期间，来自外国的商人与使节纷纷云集国都洛阳，他们主要来自波斯、拜占庭以及大食。洛阳城专门设立馆舍接到这些商客，划出特定地域，供外国商人进行自由买卖。迄今，在新疆、陕西、河南、山西先后发现了罗马金币、拜占庭金币、波斯萨珊银币等外国货币。由此可见，当时中国与波斯、阿拉伯、罗马等国之间的友好往来关系。
隋唐时期丝绸之路的金融交流
在隋朝时期，隋文帝出兵击败南朝的陈国，结束南北对峙状况，实现国家统一。隋炀帝继续西进打败吐谷浑，设立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招来西域各国使节前来朝见。自此，丝绸之路再度得以畅通。唐朝沿袭隋制，进一步扩展中国疆域，控制了丝绸之路东段和中段的交通，并在丝绸之路重要据点上设置行政机构和军事组织，保护边疆稳定与过往客商安全。由于此时国内政治统一、经济繁荣，唐朝货币（如“开元通宝”）开始成为丝绸之路的基础货币，其他货币和商品以唐朝货币为依据进行折算。除了唐朝货币之外，西域还流传着其他类型的货币，如西域地区高昌吉利钱、龟兹小铜钱、突骑施铜钱、回鹘文钱等，以及外国的东罗马金币、阿拉伯金币以及萨珊银币、察合台银币等。
金融交流发挥着东西方经贸文化交流的润滑剂与助推器的作用，使中原与西域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深入。唐史记载，波斯商人达到长安40多次，除了经商，他们还在朝廷中做官，甚至参与平定安史之乱。同样，西亚的大食也多次派遣使者与商客出使长安，次数超过40多次，并且在安史之乱中大食兵还参与了恢复两京的战斗。由此可见，隋唐时期中国与丝绸之路沿途国家之间存在密切友好的联系。
宋元时期丝绸之路的金融交流
公元10-13世纪，尽管中原地区先后经历着不同程度的分离割据，但是各政权与西域之间始终保持着较为频繁的经贸往来。此时，原有的陆上丝绸之路依然能够通达，并且在东南沿海地区继续开辟出连接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在宋时期，中国经济规模与科技实力都达到世界顶峰，农业、手工业与商业十分繁荣，国内外贸易非常频繁。此时，由贸易产生的货币需求量也极为巨大。据考证，宋朝铸币数量要比起唐朝多十倍至三十倍，许多铸币通过贸易或岁币的方式流入到海外，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原地区陷入“钱荒”。斯坦因、黄文弼在新疆考察分别发现了大量的北宋钱币，这反映出宋钱在丝绸之路上流通范围甚广。
蒙元贵族入主中原与横扫欧亚大陆以后，仍然延续着唐宋时期的贸易政策，保护丝绸之路贸易畅通。元朝时期，不仅欧亚道路通畅无阻，而且建立起完备的驿传制度，使从事长途贩运活动的国际商队再度兴盛起来。欧州和中西亚商人携带大量金银、珠宝、药物、奇禽异兽、香料等商品来中国出售，同时购买中国的缎匹、绣彩、丝绸、茶叶、瓷器、药材等商品。马可?波罗就是丝绸之路上无数外国商客的典型代表。由于受蒙古铁骑实行破坏性的对外扩张、元朝禁止金银铜铁流出海外等方面因素的影响，此时丝绸之路上较少发现元代金属货币，更多的是由西域流入中原的金银钱币。需要指出的是，元代继承了唐朝飞钱、北宋交子、金代交钞制度，发行了中统钞、至元钞等纸币。在期初，元代纸钞因为发行量较小、有发行准备金作保障，币值很稳定，在西域地区存在流通。后来，纸币因为发行量增加而不断贬值，中统钞、至元钞等也就淡出了丝绸之路贸易。
明清时期丝绸之路的金融交流
明朝初期，朝廷平定了河西走廊，在酒泉设镇驻军，在新疆哈密设立哈密卫。由于哈密是明朝的西边疆、把控着中原与西域的交通要道，在此设置管理机构不仅可以为明政府收集西域军政情报，而且能够保护东西往来使者和商旅安全。在明代丝绸之路贸易中，明朝与西域之间的经济联系方式主要是通贡互市，其贸易品多为瓷器、丝绸、麝香等。此时，在新疆哈密等地流传着明朝中央政府铸造的钱币，如洪武、永乐、嘉靖、万历年号的通宝钱，而歪思汗银币、哈萨克汗国钱币等西域本地钱币也在丝绸之路上流通。
清朝统一中原与平定新疆以后，继续沿袭明朝制度，以通贡互市的方式加强西域与中原的经济联系。此时的丝绸之路贸易不可避免地陷入衰退，贸易规模与贸易范围都大量缩水，中原与西域的货币流传规模也大不如前。为了满足国家征税、财政、贸易的需要，清政府在新疆实行了新的货币制度，在南疆地区铸造红钱。红钱构成南疆地区使用最普遍、数量最多的货币，在南疆日常生活与丝绸之路贸易中起到重要的媒介作用。
四、金融交流对丝绸之路发展的影响
丝绸之路货币在东西方经济贸易的推动下，呈现出双向流通的趋向。也就是说，不但中国货币在周边国家甚至更远的地区流通，而且外国货币也在中国流通。货币流通构成古代丝绸之路上主要国家之间金融往来的缩影，也是丝绸之路贸易繁荣与人员往来的体现。因此，金融交流尤其是货币交流对古代丝绸之路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金融交流促进丝绸之路贸易繁荣
东西方商人在丝绸之路上采购贩卖中外特色商品，各国之间互通有无，极大地推动了丝绸之路各国经济发展。跟以往小范围的物物交换相比，丝绸之路上涌现出专门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货币，是历史性的创新与进步。丝绸之路各国人民共同认可的金属货币，让东西方贸易变得越来越便利。例如，唐朝时期“中国钱币流入四夷”，宋钱为“四夷通用”，这不仅是唐宋时期中国经济实力强盛的结果，而且有效地促进了丝绸之路贸易。同样的，拜占庭金币和波斯银币一度成为中亚、西亚地区的通用货币，这对丝绸之路中西段经济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东西方金融交流，有效地打破相互隔绝的状态，极大地实现丝绸之路各国之间的经贸沟通与人员往来。
金融交流推动东西方文化交流
货币除了肩负起买卖商品的流通功能之外，还具有传承文明的作用。货币本身包含着文化与艺术的符号，如文字、名称、材质和图案。这些反映本民族文化的货币，能够在交换中潜移默化地被异国人民所熟知、欣赏与模仿，进而不自觉地融入对方的文化体系中，促进各国文化的多样性。中国“圆形方孔”造型的钱币体系体现了古人关于“天圆地方”的自然认知论；中亚与西亚采用刻有图像与文字的金银钱币，显然是受到希腊货币体系的影响。此外，货币交流还间接地促进了东西方国家的人员往来，而商人与使者通过丝绸之路把本民族的宗教、饮食、礼仪纷纷带到异国，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金融交流增进丝绸之路各国人民的友谊
稳定的金融交流不仅使贸易变得更为便利，而且让商人从中更加有利可图。各国商贩们在利益的驱动下，不畏艰险，率领着驼队与马队，穿越丝绸之路上的浩瀚沙漠、崇山峻岭，将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特产带进西方人的生活，同时把罗马、波斯、阿拉伯等国的金银器皿，奇珍异宝、香料等产品运到东方市场。东西方各族人民，在丝绸之路贸易上不仅享用到千里之外异国他乡的产品，而且增进了对不同国家的认识与了解。例如，在汉唐盛世时期，中国政府采用开放、包容、宽容的对外政策，吸引波斯、大食等国客商云集长安，从而加速东西方商品的流传以及增进各国人民的友谊。
五、结束语
本文通过回顾丝绸之路金融交流历程，分析丝绸之路贸易与金融的内在联系，阐述丝绸之路货币的发展演变历程，并指出金融交流对东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王朝开明、商路畅通的时代，丝绸之路上总会流通着不同种类的“区域核心货币”，而货币交换与流通又构成区域经济合作的催化剂和润滑剂，推动丝绸之路通商贸易与人员往来。以史为镜，对古丝绸之路金融经济发展历程的分析，将给当前我国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一方面，进一步认识区域货币金融友好合作的意义，领会“货币流通”对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各国共同繁荣的重要价值；另一方面，在后续工作中需要稳步推进人民币“走出去”战略，逐步实现人民币结算、人民币互换，最终把人民币打造成富有竞争力的区域性货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