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西方解除制裁的伊朗，正处在经济潜量释放的前夜。对中国来说，伊朗是不可忽视的交往对象。当中国国家元首14年来第一次访问伊朗时，中伊两国智库也加强着最为重要的互动。1月2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伊朗进行国事访问当日，中伊智库“一带一路”对话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办。作为承办方，笔者对伊朗人对中国的高期待感触颇多。呈现在笔者面前的是一个百废待兴、有着“发展饥渴症”的国家。在推进“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如何与“新伊朗”合作也成为笔者思考的话题。
“中国兄弟，请回应我们要改变国际秩序的想法”
23日举行的中伊智库“一带一路”对话，被舆论普遍视为第一次真正有官方高层支持的智库对话。对话支持单位有两国四大部委（中国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伊朗外交部、经济部），并由中国人民大学和伊朗政治与国际问题研究院主办。伊方邀请三位前驻华大使、外交部前副部长等重量级嘉宾出席，中方有中东问题前特使吴思科、中国银行前副行长张燕玲等资深人士。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吴付来在开场致辞中说，这次智库对话将开启中伊交流史上的三个“最”：“最高规格的智库对话、最大规模的思想碰撞以及中伊智库交流对话机制的最初建立。”
在开幕式上，伊朗经济事务与财政部副部长哈扎伊在致辞中脱稿讲道：“习近平主席访问伊朗，在我看来是当今世界政坛最重要的国事访问。智库对话是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石，我必须来参加，一是表达伊朗官方对智库的支持，二是伊朗把中国视为兄弟。”会上，有伊方代表感慨，在伊朗被制裁最困难时，中国一直在帮助伊朗，是靠得住的兄弟。有的说，伊朗是中东最稳定的社会，中国应更大规模投资，至少不应低于中国对巴基斯坦的规模。更多伊方代表在控诉国际秩序不合理时，屡屡提到要与中国一起改变国际秩序的希望。
作为中国官方代表，具体承担国家“一带一路”办公室有关工作的发改委西部开发司司长田锦尘积极回应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同伊朗的关系，并始终坚信，中伊关系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巨大发展潜力的双边关系。”在对话中，更能感受到伊朗学者对中国的迫切要求。由于中方嘉宾大都显得很理性，主要讲两国文明和一些具体可行的合作项目和机制，这让伊朗代表有些耐不住性子，直接说：“为什么来自中国的好朋友们，没有回应我们要改变世界秩序的想法。”中方嘉宾回应说，“中国外交是综合性的、全球性的，不可能只对伊朗一家”“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受益者、贡献者，也是改革者，但中国不是革命者”“中国外交政策不希望制造敌人，而是希望国家崛起为世界带来和平红利，拉中国在世界‘干革命’，恐怕是过高的期待”。如此回应让一小部分伊方学者感到些许失望，但更多人感谢中方人员的坦诚，开始谈论“一带一路”等务实合作。
对话期间，伊朗政治与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穆斯塔法·扎赫拉尼还悄悄地把笔者拉到一边，强烈要求单独聊聊一些更具体的合作。因此这次对话双方还签署了《中国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大学和伊朗外交部、伊朗政治与国际问题研究院共建“一带一路”智库合作备忘录》，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重要大国之间官学合作、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智库合作协议，是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伊朗重大成果之一。伊方非常想借这个协议，在政策沟通上实现重大突破，扎赫拉尼明确地告诉笔者，伊朗对加入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机制、G20机制等有强烈的意愿，希望得到中国决策层和智库的支持。
“中国是唯一一个与伊朗没有历史过节的大国，是伊朗的真正朋友。”德黑兰大学一位历史教授的这番话让笔者深有感触。除了伊朗精英层对中国的期待，许多伊朗老百姓也说，中国是伊朗人印象中最好的国家，因为“中国从来没有抛弃过伊朗”。“到中国去”正成为许多伊朗年轻人的新梦想。过去几年，伊朗德黑兰大学、贝赫什提大学和塞姆南大学开设了汉语言文化专业。伊朗留学中国的人数呈现两位数高增长。在街上行走、在饭店大堂、在商场、在会议间歇期，多次遇到伊朗人“你好”式的搭讪。最令笔者触动的是，随行伊朗助手米娜学过4年中文，因家境一般，平时兼职做导游。当听说米娜最大梦想就是去中国时，中国智库代表团的唯一一位企业家代表熊韶辉先生当即表示，愿意资助她来华学习的费用。中国人的热情，让米娜激动得突然放声大哭，连声说：“对不起，我太激动了，没想到梦想能实现。”
大学刚毕业的阿拉什告诉笔者，能去中国、会说中国话是伊朗年轻人的新时尚，而且希望能像中国人那样勤劳致富。他还透露，有许多伊朗女孩希望嫁到中国去。一位在伊朗工作多年的华人企业家说：一些伊朗年轻人对中国的向往，有点像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人对西方的向往，属于国门要全面打开前的“春心荡漾”。
在笔者看来，逐渐摆脱制裁阴影的伊朗精英层与老百姓对中国的超高期待，部分原因来自国家的“发展饥渴症”。说到伊朗的“饥渴症”，连笔者也为之着急。2012年2月，笔者受邀第一次赴德黑兰观礼伊朗革命日33周年庆典，当时住的饭店和这次住的是同一家，当时饭店附近有一栋正在施工的楼房，想不到4年后，楼房还没有盖完。类似的情况在德黑兰还有一些。
渴望发展的伊朗拥有丰富的石油与天然气储量，拥有比较完整的工业经济体系和很好的教育水平。1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8000万人口，都可以排进世界前20位。更重要的是，周边有15个国家的伊朗处于“一带一路”交汇地，素有“欧亚陆桥”和“东西方空中走廊”之称，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理地位。笔者在德黑兰遇到许多随访的中国企业家，都看好伊朗未来能获得更多的国际投资，但也提到伊朗的政策和环境还有待进一步改善。在笔者看来，将来回看2016年的伊朗，会非常像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不同的是，伊朗对全球大国的判断力远比当时的中国要更清晰。其中一个要素是，如果“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得好，发展潜力和意愿一样都不少的伊朗就会成为“一带一路”的一个“样板间”或旗舰店。
中国和伊朗现有的经贸合作可圈可点。举例来说，德黑兰地铁的设计和施工都由中国企业承担。在街上，经常能看到力帆、长安、吉利等国产品牌汽车。2014年双边贸易额为518.51亿美元，据伊朗媒体报道，鲁哈尼总统在与习近平主席共同参加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习主席是伊朗被解除制裁后第一位来访的外国元首，“两国今后十年要把贸易额扩大到6000亿美元”。中国连续7年是伊朗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伊朗石油出口的最大购买国，能源合作是重要压舱石。有人预计，伊朗被压抑的外国投资需求超过1万亿美元。据估计，解除制裁后的伊朗如能保持年均8%左右的经济增长，那么，每年至少需要1000亿美元左右的投资。此外，未来3年，伊朗将会迎来3000万外国游客，光德黑兰就要再修至少250家星级饭店，真可谓是“百废待兴”。
对“被崛起”的伊朗要更细致和团结
解除西方制裁，让伊朗人有了更多选择。面对这个有着8000万高潜力消费者的市场，很多跨国公司开始在伊朗设代表处。大环境的变化，让伊朗人更为精明。多位常驻德黑兰的中国企业家说，近年来，伊朗人常说“如果你们不签合同，等制裁解除后，到处都有外国公司来找我们签”。幸好，中国企业家有充分自信，于是“在走进电梯口前一刻被伊朗伙伴拉回来签约”，甚至“离境起飞前在休息室里与伊朗人签约”的现象常有发生。
对中国企业来说，或许新的烦恼也要开始：一是越来越多中国企业涌入伊朗后，在重大项目上会不会“窝里斗”，竞相压价？如果这样，伊朗人坐收渔翁之利，还将影响到中国的企业形象。二是在伊朗人特有的社会文化中国企业能不能适应？对此，就连刚毕业没多久的阿拉什都坦言，“和伊朗人打交道，一定要签文字协议”。
笔者在与伊朗同行商讨具体议题时，也常因文化差异等问题而苦恼。此时，如何适应伊朗社会文化，适应伊朗人的习俗，做到既善于磨合，又时刻保持主导，对未来与伊朗打交道的中国企业家和社会活动人士来讲，都是一种挑战。这些挑战，只能通过中国人更细致的工作、更精巧的博弈、更团结的商会、更优良的产品来应对。
更重要的是，在与伊朗友人的交流后，笔者感到，中国人必须要超越西方视角和对伊朗的固有认识，重新发现正在“被崛起”的伊朗。伊朗与中国很相似。伊朗人有着数千年来生生不息的本土文化，在近现代又与超级大国抗争数十年而未被打垮。当传统意义上的埃及、伊拉克、沙特、叙利亚、土耳其等中东大国均因诸多变故主导力大大削弱时，长期保持稳定的伊朗正大幅提升在该地区的话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