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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中国所谓的智库很悲观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其最新两本著作《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和《未来三十年:改革新常态下的关键问题》中,对中国学界的现状及发展也做了深入的探讨。

郑永年认为,中国当然需要大量的智库,而且现在好像有几千家的机构自称为智库。但我是比较悲观的,我们搞公共政策研究院(IPP)这个智库,还是因为我们想做个新型智库,实实在在地做一些事情。

主要是因为很多智库没有独立性,不客观。这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问题,更是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新加坡的知识分子比较独立客观。我以前写过文章说,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也不见得一定跟政府有关系。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往往跟权力或者利益靠得太近。

但换个角度看,中国的智库还是有发展的空间。中国有两拨人太多了,拍马屁的人太多了,骂政府的人太多了。这两拨人都没有建设性的东西,无法满足现实需要。因此有用的智库是非常少的。

要搞好智库,独立观察与客观是最重要的。具体来讲,比如机制的设计、政治环境、知识分子的人格问题和文化问题等。美国的智库跟欧洲不一样,欧洲各个国家之间也不一样,日本、新加坡又不一样,但不管怎样,客观性都是普适性的标准。怎样做到客观呢,我想不同的政治环境、文化体系有不同的方式,中国目前也正积极探索。

中国目前的智库虽多,但很多都是有库无智。2013年在北京开了个全国智库大会,大家就谈怎么对政府产生影响力。我认为智库不能老想着怎么产生影响力,只要我们能做出实实在在的研究,自然就会有影响。根据我的经验,只要你说的是真话,接近现实,即使政府不认同,最后还是会有影响。因此影响力只是一个副产品,而不是一个智库应当追求的东西。

智库就是要在知与行之间建立起一个桥梁。马克斯·韦伯提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我们首先要问价值有没有可行性,没有可行性就是没有理性的东西,是乌托邦。智库的任务则是研究通过什么样的工具来实现这个价值,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智库可以告诉执政者实际情况如何,有几条路径可以实现这个目标。至于选择哪条路径,则由政治人物来决定,我们也无法干涉。

具体到政策上,政府首先要鼓励民间智库,让其探索不同的道路,曲折一点也没问题。其次,要给它宽松的政治环境,允许大家进行理性的争论,这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理性争论的空间就没有理性的共识。

不过我的担忧还是在知识界自身,我觉得中国知识界不成气候。政府并不会限制你怎么想,只要你能客观地反映问题。而中国的知识界比较缺少独立、客观研究问题的传统。

郑永年在2015年12月接受FT中文网采访时谈到:“我最失望的就是知识界。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有没有提 出某种自己的思想。左派、右派整天照抄照搬西方的概念,有没有自己的东西?我在写一本新的书《知殇》。中国的文明是一个对话文明,但是以我为主的对话文 明。中国古代形成自己的文化体系,后来受到佛教的影响,宋朝之后又出现新儒家。先秦的百家争鸣是文明内部的对话,然后和印度文明对话,吸收了一些新的东 西。近代以后中国和西方文明对话。但到现在为止,我们自己产生了什么?到现在还在照抄照搬。中国社会转型比起欧洲不知规模要大多少,欧洲转型产生了多少伟 大的思想家,我们现在的转型呢?我们对世界社会科学的贡献呢?

中国很多学者在做的都是假知识,用中国的素材来论证西方的命题,而我们自己的命题还没找到,都是假命题。社会科学领域大部分发表的内容,都是西方的命题加 上“来自中国的证据”(evidence of China),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我们大部分学者的脑子还是被西方殖民地化了。

很多学者连西方实际上怎么运作的都不知道。把民主、自由、社会公正等在西方有独特历史的东西,都看成普世的东西,都是拿一个抽象的、西方都不见得存在的理 想状态来评判中国,这能产生知识吗?如果你是政治人物,那你鼓吹什么主义我不管。但如果是做学问,一定要去探究西方的很多东西是怎么产生的。从经验出发, 究竟制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中国现在很麻烦的是,谁都想当公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都还没有当好呢,就想当公共知识分子,这不是自欺欺人吗?这不是把自己当 成政治家了吗?你在规范层面,因为有自己的政治倾向性,支持反对也好,都没有问题,但作为学者就不应该。你首先要搞清楚,很多东西实际上是怎么样的。现在 谁知道中国的社会、经济等体系是怎么运作的吗?我想知道的人不多,很多人是在拿西方的桔子来看待中国的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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