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写出了一本杰出的著作。《全球不平等：全球化时代的一种新方法》(Global Inequality: A New Approach for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是一本信息量大、涉及面广、学术性强、富有想象力并且极其简洁的书。米拉诺维奇在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以及弗朗索瓦?布吉尼翁(Fran?ois Bourguignon)近年重要著作的基础上又取得了重大成果，完全符合你对这个领域中一个世界顶尖专家的想象。
与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2014年出版）不同，米拉诺维奇更关注全球不平等，而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更关注收入的不平等，而不是财富的不平等。他所展开的画布比阿特金森所著《不平等：我们能做些什么?》（In-equality: What Can Be Done?，2015年出版）一书更加广阔，后者集中讨论了英国一个国家的情况，也更为深入地探讨了政策领域。与《全球不平等》最接近的是布吉尼翁所著的《不平等的全球化》（The Globalisation of Inequality，2015年出版），这或许不足为奇，因为两位作者曾在世界银行(World Bank)共事。但米拉诺维奇的论述更加偏向历史和政治角度。
米拉诺维奇和布吉尼翁一样，强调了一个令人振奋的事实。虽然大多数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程度——特别是高收入国家——都在加剧，但全球范围内的收入不平等（尽管严重）呈持续下降趋势，自2000年以来尤为明显。不过一旦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升至全球平均值以上——这很快就会发生——全球收入不平等下降的趋势可能也将不再持续。全球不平等能否进一步下降的前景将取决于其他大型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印度——的发展速度。
米拉诺维奇的其他结论则比较令人不安。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生于1901年，卒于1985年）提出过一个影响很大的假说，即经济发展首先会导致一国内部的收入不平等加剧，随后才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使之逐渐下降。该假说已被一系列事实证伪。不同于上述“库兹涅茨曲线”(Kuznets curve)，米拉诺维奇提出了“库兹涅茨波浪”(Kuznets waves)的概念：不平等程度会先上升，后下降，然后再上升，并且可能永不停止的如此波动。
米拉诺维奇目前是卢森堡收入研究中心(Luxembourg Income Study Center)纽约办公室的高级学者。他因编制过一张图表而声名大噪，该图表展示了1988年至2008年间全球收入分布的各阶层实际人均收入按比例上升的状况。在《全球不平等》一书中，这张图表的数据被更新至2011年。处于全球收入分布最底层的人群收入增幅相对较小。而全球中产阶级的收入增幅则颇为可观：1988至2011年间，位于全球第45至第65百分位数（从低至高排列）之间群体的实际收入增长了一倍。该群体中有很大一部分为中国人。但处于第80至第95百分位数之间的群体遭遇了实际收入停滞不前的困境。这部分人主要是高收入国家的中产阶级。
最后，全球收入最高的前1%人群比收入紧随其后的其他群体要好得多，其实际收入增长了约40%。这个群体的范围远比高收入国家的收入前1%人群更广：在美国收入排前12%的那部分人，以及英国收入前5%的群体，都属于全球收入最高的那1%。而全球收入最高的前1%人群获得了全世界约29%的收入，他们占有全世界约46%的财富：财富的不平等程度总是高于收入的不平等程度。
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的很多时间里，当今高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速超过了世界其他国家的水平。在此期间，一个人在全球收入分布中所处的位置与他做什么事的关系越来越小，而越来越取决于他在哪里做这种事。米拉诺维奇将这种作为一个英国人而非肯尼亚人的优势称为是“公民身份租”(citizenship rent)。近些年来，这种租金有所下降，但降幅很小。目前一个人的生活水准受他做什么事的影响略有上升，受他在哪里做这种事的影响略有下降。
因此当前的整体情况是，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程度小幅下降，而各个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程度趋于上升，这在高收入国家尤为显著。鉴于大部分政治活动都属于国内政治领域，国家内部不平等加剧的时期不可避免会产生政治影响。米拉诺维奇特别指出，“极度的不平等终将变得难以为继”。
这可以部分解释高收入国家内部在最近不平等加剧之前出现的不平等下降时期。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高收入国家的中低收入阶层不仅受益于这些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而且还受益于这些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自十九世纪的极高水平显著下降。
推动二十世纪中期这轮不平等下降的不仅有良性因素——如劳动力需求的增长，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还有恶性因素——如战争和经济萧条。米拉诺维奇强调称，这些恶性因素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极度不平等的后果。不平等的社会容易产生好战倾向：世界大战就是其产物。类似的是，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典型的金融市场发展天生就有易于爆发危机的倾向。
而最近这一轮发生在几乎所有高收入国家的不平等加剧同样也有经济和政治层面上的原因与后果。全球化、科技进步、金融重要性的上升以及赢家通吃型市场的出现是经济层面上的推动力量。富豪政治(Plutocracy)随之出现，并进一步强化了不平等的恶化趋势。例如来自美国的证据显示，政客会惯常性地忽略中低收入群体的诉求。
米拉诺维奇认为，推动几乎所有经济体内部不平等加剧的各种因素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太可能发生逆转。在这一点上，他对中国比对美国要略微乐观一些。随着中国劳动力增长的放缓，实际工资开始强劲上涨。此外，来自下面的政治压力以及转向消费拉动型经济的必要性或许会迫使中国政府将收入分配向中层和底层民众倾斜。
对于美国以及其他高收入国家来说，不平等加剧背后的推动力量非常强大。二十世纪中期的再分配政策现在将难以推行，因为对灵活流动的资本和人员征税的难度加大。如果说有助于减少不平等的良性因素目前显得虚弱，那么恶性因素现又如何呢？在高收入国家中，我们不光正在见证富豪政治的发展，还在见证民粹主义的大行其道。毫无疑问，这两者是齐头并进的。我们目前尚不知道这种局面将如何收场。米拉诺维奇甚至提出了民主资本主义能否持续下去的问题。
如果说全球化正在使世界变得更加平等、使大多数国家内部——特别是高收入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加剧，我们是否应将全球化看成一种有益的发展趋势？米拉诺维奇更偏向全球范围的评判尺度：如果全世界的中低收入阶层过得更好，那么全球化就是有益的。与此同时，他对高收入国家内部正在发生的情况感到担忧也是可以理解的。
对此有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在政治层面或许是不可持续的。这种观点尤其适用于移民问题。人员的自由迁移可能会被看作是货物、服务以及资本自由流动的自然结果。但在现实中，人员自由流动的结果是激起对全球化的抵制。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以及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的大受欢迎表明，高收入国家的中低阶层将为保护自己的公民身份租而努力抗争。
全球化时代产生了有益的结果，但同时也制造了巨大的挑战。若想避免各国内部的不平等持续加剧，对来自资本或者财富的收入进行再分配或将成为解决办法中无法避开的一个方面。而这在政治上是否可行呢？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未来的政治前景颇显暗淡。不断加剧的不平等似乎很难和任何真正的民主制度共同存在。米拉诺维奇的著作既展现了过去数十年间全球范围内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也将这些危险如此清晰地呈现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