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海牙国际核安全峰会上首次阐述中国核安全观时强调，“荷兰哲人伊拉斯谟说过，预防胜于治疗。近几年，国际上发生的重大核事故为各国敲响了警钟，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今年正好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30周年。30年时间对个人来说足够漫长，可对于一个国家要摆脱核事故的梦魇，还远远看不到尽头：昔日繁华富庶的土地变成了总面积约3000平方公里的无人区，当年修建的水泥石棺早已开裂，今日的乌克兰不得不集全世界的智力、财力建造一个更大的拱顶来包裹石棺。即便如此，工程人员预计未来100年时间仍无法确保安全。此间，如何防止放射性物质渗入地下水、湖泊，始终是悬在乌克兰政府和民众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30年之后的今天，如何看待这场重大核事故？是否如某些专家所说的“切尔诺贝利是老旧核电技术导致的历史悲剧”那么简单呢？最近，笔者观看了美国探索发现频道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20周年时推出的长达93分钟的科教纪录片《抢救切尔诺贝利》（英文名“DiscoveryoftheBattleofChernobyl”），尽管对这场核事故之“残酷”早有心理准备，但对此片首次披露的重要史料（包括对前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原子能专家在内的各方当事人深入详实的采访，事故发生后暴露在核污染下拍摄到的触目惊心的影像以及国际社会的反应等），还是倍感意外和震惊。因为：虽然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在技术设计上存在缺陷，但这场灾难性核事故发生后映射出来的很多其他问题也是不能忽视的，甚至是极为重要的，而且类似问题在25年之后的日本福岛（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核电设计）发生重大核事故之后照样重演一场灾难，这就需要我们格外警惕和注意了。用已有知识预言未来有很大不确定性，“目前没有问题”不等于“今后就不会发生问题”。
我国核电事业正处于快速发展过程中，目前全世界的核电技术（无论是第二代还是第三代）也不能做到100%安全，那么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核电站发生事故后暴露的问题或面临的挑战，都应成为我国核电发展必须高度重视的“前车之鉴”，这是“尽一切可能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必不可少的基础。
1、即使是国家最高领导人，也会成为核电界隐瞒真实情况的对象。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23分，位于普里皮亚季的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发生爆炸。然而爆炸8小时后，不仅当地居民对灾难一无所知，连国家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掌握的讯息都非常贫乏。“大概清晨5点接到电话，我被告知核电厂发生事故，最早的消息都只说发生事故跟火灾，完全没提到爆炸。”戈尔巴乔夫在采访中谈道，“我们得到的讯息都说一切正常，包括反应炉也是。我询问亚历山卓夫院士，他告诉我反应炉绝对安全，甚至可以装置在红场，过程跟煮茶没两样，就像在红场摆个茶炉一样……这类错误资讯造成了恐怖的后果。”
4月28日放射性云团飘到瑞典后引起国际社会的警觉。当戈尔巴乔夫还在设法搜集资讯的时候，美国与欧洲的间谍卫星发现了乌克兰核电厂的废墟上飘出了大量烟雾。接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电话后，戈尔巴乔夫方知事态的严重：“发生什么事了？发生爆炸？出现放射性云层？发生严重污染？”纪录片中戈尔巴乔夫一脸无奈地说：“这竟然是通过瑞典向我们警示……在政治局，我们马上决定，最重要的就是从那时起所有事实都要对我们报告。我联络国安会，要他们追踪现场的一切后续报告、科学家会议内容，我要他们私底下对我报告所有的情况。”
灾变后48小时国家最高领导人才得到正确资讯，然而此时普里皮亚季4.3万居民已在高放射性污染中暴露两天，熔毁的反应堆底部1200吨高热的堆芯熔融物，持续以3000℃高温燃烧，向大气不断散发大量的放射性气体与尘埃（其放射性是广岛和长崎两颗原子弹总和的100倍），全欧洲的命运都掌握在了风向手中……
福岛核事故也有类似问题出现。海啸发生后，时任日本首相菅直人由于轻信了东电公司和核电专家片面的、乐观的汇报，没有及时采取必要的行动。待到采取行动时，事态已经不可收拾。福岛事故五周年之际，菅直人仍然在反思：“我曾经以为凭借日本的先进技术，类似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这样的事故不会在日本发生，但是现实非常糟糕，作为日本首相，我必须做出让数十万人因福岛核事故而撤离的决定，现在我已经改变了对核电的看法，我认为日本应该更多地使用更安全更便宜的可再生能源。”
2、即使是顶尖的核能专家，也会严重低估核电失去控制后的风险。戈尔巴乔夫紧急成立了政府委员会，成员全是国内顶尖核能专家，并由国际知名核物理学家勒加索夫院士率领科学代表团前往切尔诺贝利。纪录片显示，爆炸发生48小时后，“鬼城”只剩下军方人员和科学代表团成员，他们将总部设在普里皮亚季饭店，不加防护地在屋里食宿和工作。为何这些核能专家对辐射危险如此置若罔闻？戈尔巴乔夫回忆当时的情况说道：“他们都是正直的人，都是专家，我不相信他们会做出不负责任或是自杀行为，这只能代表他们低估了风险。我们的旧标准已经不适用了，我国与美国都发生过核意外，但所有讯息都秘而不宣。因为从未发生过如此大的事故，核能专家们当时甚至认为反应炉到五六月份就能恢复使用……我们冀望他们能在那里迅速评估状况，但是开始的前几天，他们无法提出任何报告，无法告知任何资讯，这是非常惊人的。”
正因为严重低估了核能失去控制后的巨大风险，第一批赶往爆炸现场的消防员，全都暴露于致命的辐射当中与火搏斗。他们喷洒无数吨的水，想扑灭这场怪火，然而此举不仅没有减缓火势，反而成为可能导致第二次更具毁灭性大爆炸的隐患。
福岛核事故后，美国通用公司前原子炉设计师菊地洋一赴日本中部电力公司谈话时直指“核安全神话”的祸患：“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政府及电力公司一再强调‘日本的核电厂与苏联不同，我们有围阻体封锁放射能所以很安全’，但围阻体其实根本无法让人信赖。……通过东海二号、福岛六号的建厂过程，我深刻感受到‘核电技术的不成熟、人类的不理性’……安全无虞的核电是不可能被建造出来的”。（平井宪夫、刘黎儿、菊地洋一、彭保罗，《核电员工最后遗言-福岛事故十五年前的灾难预告》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3、处理核事故是“跟看不见的敌人作战”的超高难度且无休无止的残酷战役。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让前苏联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前所未有的残酷战役。正如一个老兵在采访中说“这比战争更糟，战争中你还能看到大炮、机关枪和战车，在这里你什么敌人都看不见，但到处都是辐射，它会穿透你的身体，侵蚀你的身体。你只会在稍后感受到影响，有些人则是等个几年，太可怕了。”
这场倾举国之力的抢救到底有多艰难，这些镜头不容忘却：
莫斯科先派出80架直升机舰队来灭火，然而高空强放射性气流让直升机难以靠近，于是从阿富汗前线召回最顶尖的驾驶员驾驶直升机运送士兵，徒手空投80公斤的沙包。两天内出动410架飞机，仍无法阻止堆芯熔融物持续闷烧和放射量持续攀升。核电厂30公里外的森林被放射性气流烧成焦黄，云层携带放射性粒子随雨水降落，以花豹斑点般的模式污染乌克兰、白俄罗斯与俄罗斯，30万公顷地区的所有居民瞬间撤离，一个世界在几天内就被看不见的敌人夷平。
反应炉底部195吨核燃料产生的惊人热量一旦熔裂水泥板、放射性岩浆接触到水，将引发更具毁灭性的第二次爆炸——切尔诺贝利320公里外的明斯克将夷为平地、整个欧洲将无法住人，同时全国的水源将被放射性污染！当时正从事苏联洲际导弹工作的顶尖专家临危受命。两天内2400吨铅空投到反应炉，600名驾驶员遭到致命放射性污染，也只争取到几天缓冲时间。1万名年轻矿工从1000公里外紧急集结切尔诺贝利，在摄氏50度高温、直接暴露于核辐射的环境下，挖通了通往反应堆下方的长地道。约1/4矿工在40岁前死亡，但官方统计并未列入这2500位死者。
火势被控制住之后，裂缝和无数吨高放射性瓦砾却仍暴露在环境中，必须覆盖损坏的建筑物并清理整个地区。10万军队与40万名工人、工程师、医生、护士和科学家等，从苏联各地赶赴切尔诺贝利，展开更大战役，总共50万人的“清理人”大军比拿破仑的军队还要盛大。
爆炸后两个月开始处理核心问题——设计建造覆盖整个反应堆的170米长、66米宽的钢铁混凝土石棺。在放射性如此高的地区建造如此巨大的工程，全世界前所未见、独一无二。因为机器人无法胜任，只能靠“生物机器人”即俄罗斯士兵上阵，所有人一次只能工作几分钟甚至几秒钟，所以需要更多人命涉险。幸存下来的士兵说：“我们感觉全身被吸血鬼吸干，全身虚脱无法行动，当时我们年轻力壮，但我们从此失去了健康、失去了一切。”
直到目前，这场对抗无形敌人的战役仍未结束：所有现场参与者依然遭受体内吸收的放射线的折磨，官方说法是“50万名清理人当中有2万人已经死亡、20万人残障”；石棺底部的放射量依然破表，超过正常数值100倍的高度放射性依然在污染电厂周围；发生爆炸的4号反应炉依然带有致命毒性，因为100公斤的钚还在其中……
纪录片在最后特别指出：如果民用核能持续发展并作为全球变暖的解决方案，提醒我们这个选择可能带来的后果。它需要极度谨慎，并需要明确告知所带来的风险。切尔诺贝利还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必须与放射性危险共存，我们还须设法让后代免于核灾的阴影。
4、因为难以根除核污染，篡改标准、操纵数字、隐瞒真相也就成了官方的“应对办法”。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20年后，只有59人的死亡被官方归咎于这场灾难，没有任何关于该地区13万难民的研究，没有任何关于50万清理人状况的数字，也没有任何数字是关于住在切尔诺贝利污染区的人口所暴露的真正辐射值。
1991年前苏联解体时，一名最高苏维埃代表趁着当时无政府之机，设法取得了最高机密文件影印本，发现了当局刻意隐瞒切尔诺贝利真正后果，并肆意更改标准——把正常人体能接受的辐射值提高5倍，这样医院的辐射病患者就会瞬间奇迹般痊愈……
操纵数字的不仅仅是苏联政府，西方世界也选择了拒绝面对真相。1986年8月底，第一场评估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国际会议在维也纳举行，没有任何记者和外界观察员获准进入会场。苏联代表团勒加索夫院士在会上作了长达3个小时的报告，断言“接下来10年应该会有4万人死于切尔诺贝利事故引发的癌症”。然而令人意外的是，西方世界拒绝接受这项预估。经过一场名副其实的东西协商之后，讨论的可能死亡数字由4万降到了4000。其中法国坚决反对苏联的透明政策，并极力否认其境内有放射性云层。2005年9月，“4000”成为世卫组织确定的“官方死亡人数”，而当时在国际会议上努力揭开真相的勒加索夫院士，已在核事故两周年的1988年4月27日，以自杀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如今800万人住在乌克兰、俄罗斯特别是白俄罗斯的核污染区，没有任何官方研究是关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引发的基因突变的，但是却出现了数百个病例。长年致力于工业污染和职业灾害研究的巴黎狄德罗大学彭保罗副教授，在福岛核事故后接受法国《世界报》等媒体专访时质疑“调查方法偏颇，世卫组织的报告能信吗”，并尖锐指出“关于切尔诺贝利核灾的调查结果，联合国2005年报告里的‘确切’伤亡数字是4000人；相比之下，纽约科学院2009年出版的报告（根据来自乌克兰、白俄罗斯、俄罗斯的5000多篇文章）显示总伤亡人数高达98.5万人，83万被动员的切尔诺贝利抢救者中至少11.2万人已过世，而联合国报告的数字则只有59人。两份报告得出的结论为何会有天壤之别，需要更多中立的研究者检视，但是前世卫组织总干事（NakajimaHiroshi）已经意识到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核能议题上主导了世卫组织的对外发声，这本身其实大有问题。我们不难想象，世卫组织在将来的福岛调查报告上也会出现同样荒谬的结论”。（平井宪夫、刘黎儿、菊地洋一、彭保罗，《核电员工最后遗言——福岛事故十五年前的灾难预告》，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迄今为止全世界尚无任何物理、化学手段能解决长半衰期放射性核素的污染,前苏联的“篡改标准”在2011年的日本再次上演。日本教育部决定将福岛县学生允许的暴露剂量大幅提高，原本是核电大推进派的东京大学放射线安全学教授小佐古敏愤而辞官，因再也无法忍受孩童遭受这么高剂量的辐射。
上述关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映射出来的不可忽视的四大问题的介绍都来自于《抢救切尔诺贝利》纪录片。笔者认为，该片揭示的第四个问题，再次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即“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是最大限度地追求资本主义利润，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是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1、必须高度警惕、谨防重大核事故在我国国土上发生。2012年2月9日，美国核管会主席GregoryB.Jaczko强调“我们有很多办法阻止三哩岛式的核事故，但切尔诺贝利和福岛核事故告诉我们，我们所做的尚不足以防止更重大的严重事故”；同年3月9日，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总干事天野之弥指出“今后仍然无法完全排除发生类似事故的可能”。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一直保持核电站良好运行记录”往往会成为思想麻痹、管理懈怠滋生的温床。1988年国内资深核电专家张禄庆先生赴日本参加世界WANO-TC会议，参观访问福岛第一核电站时特别问道“存在什么安全问题没有”，时任厂长既自信又调侃地回答“最大的不安全问题就是我们一直没发现安全问题，因为从没出过事，可能就会产生麻痹和松懈”。历史就这样吊诡，2011年重大核事故在福岛发生。
正因为现阶段的科技水平尚无法从根本上杜绝重大核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就更需要我们不遗余力、常备不懈地避免核事故的发生。尽管我国在运核电站“一直保持良好记录，未发生过国际核与辐射分级表二级以上的事件和事故”，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核电建设起步晚，目前30座在运核电机组中，绝大部分都是2007年以后才投入运行，核电机组平均年龄只有7.1年（欧盟128座机组平均年龄30.6年，美国99座机组平均年龄35.6年）。（MycleSchneider,《2015世界核能产业报告》）目前，我国已建在建核电机组已经高达55座，已经进入“重大核事故发生的高风险区”。美日苏三国的重大核事故提醒我们，“目前保持良好安全记录”不等于“今后就不会发生问题”，更不能把“昨天的成绩”当成“明天的战果”。而且，核电建设必须要有禁区。
管控核电风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仅要管控“风险”本身，还要特别注意区分“同一风险概率下产生的不同后果”，简而言之，当前最重要任务是首先遏止“对国家民族影响最大的核电风险造成严重后果出现的可能性”，如，绝不能在长江流域、首都圈等战略要地建设核电站。
2、核安全文化的核心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把企业经济利益置于公众利益之上。国际上三起重大核事故均有严重的人为责任因素，特别是2011年发生的福岛核事故，日本国会福岛核事故独立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最后判定“福岛核事故并非天灾，明显是人祸”，祸根则是“日本核安全监管机构和东电公司共同触及了‘核安全文化’的红线——将企业经济利益最大化并且置于公众安全利益之上。东电公司将所有的事故诱因归结于意料之外的海啸是在故意逃避责任”。福岛事故发生前，东电公司并未按当时已有的新安全导则对核电站进行结构性加固，并强力反对新的安全规定。作为公众代表，日本原子能保安院不仅没有采取强硬立场，反而默许了东电的行为；福岛核电站压力容器已经出现中子脆化问题，可东电公司仍在申请延寿，结果一周后发生事故，让这次侥幸终于未能幸免。福岛核事故是“侥幸和贪婪”酿成的悲剧，这个教训需要我国核电业界和安全监管机构深刻认识和汲取，任何时候都不能把核电企业的经济利益凌驾于公众利益之上，必须真正贯彻落实“安全至上”原则，让中央领导放心，让社会公众安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