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贫困“从来都是经济发展进程中基本的、也是最为艰巨的使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历来是世界消贫减贫行动的中坚力量。经过30多年的经济增长，中国的贫困状态已经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1990年到2011年间，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4.39亿，按照联合国脱贫标准，中国对全球脱贫贡献率超过70%。即便跳出中国，世界范围内的消贫行动同样硕果累累。按照世界银行的最新标准①，2015年世界极端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9.6%，这是该比例首次降至10%以下，“这预示着我们是人类历史上有能力终结极度贫困的第一代人。“②这是当今世界上最为崇高和美好的事业，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贫困与饥饿依然是制约世界人民共享繁荣的重要因素。数据显示，世界极端贫困人口仍有超过7亿人，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占了将近一半；按照我国现行标准测算③，我国现有贫困人口7017万。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消除贫困的任务依然繁重而迫切。然而，在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冲突战乱不断，气候环境恶化，尤其是我国经济步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时期，要成功完成这一任务，其艰难程度是不言自明的。经济增长从来就是消贫减贫的核心动力，来自中国的经验成功诠释了这一真理。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最为重要的引领者，其未来的增长路径和增长质量，不但关乎自身贫困人口利益，也关乎世界贫困人口福祉。以十亿人口级数崛起的中国如何继续发展？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提出：我们应该共同走一条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之路。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宣示，中国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这正是中国为世界呈现的“中国发展方案“，是“国际化的发展理念“，同时也是未来中国发展的指路明灯。五大发展理念各有侧重，同时又互相联系，因此准确把握这五大理念，并完整地贯彻落实到脱贫的具体实践中，将使我国进入决战极端贫困的新境界，同时必将为世界贫困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经验和借鉴。
新发展理念下中国脱贫攻坚战的痛点与短板
进入2016年，中国已经打响迈向全面小康的“脱贫攻坚战“。如果把期限放长，1978年至今，我国累计减少贫困人口7.9亿，这一数字相当于美、德、日、俄人口的总和，这对于人口多、底子薄、地域广的中国来说不啻为一个奇迹。然而若换个角度来看，到今天为止，比较容易脱贫的人口基本都已经脱贫，剩下的七千余万贫困人口基本都属于难啃的“硬骨头“，“脱贫攻坚战“之“坚“无须赘述，全面脱贫战役的痛点与短板也在于此。
第一，贫困人口数量多且分布相对集中。2015年我国共有贫困人口7017万，人数之巨仅次于印度，居全球第二。其中河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6个省份的贫困人口都在500万人以上。从地理范围上看，全部贫困人口中有70%集中在14个“连片特困地区“，这14个特困区均属“老、少、边、穷、山“地区，经济底子差且环境恶劣，减贫、脱贫难度巨大。
第二，贫困程度深。到2012年底，全国592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60%，农民医疗支出仅为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60%，劳动力、文盲、半文盲的比例比全国高3.6个百分点；我国目前仍有3917个村不通电，影响近380万人；14个连片特困地区有3862万农村居民和601万学校师生没有解决饮水安全的问题；近10万个行政村不通水泥沥青路；贫困人口中因疾病导致贫困的比重超过40%；需要搬迁的贫困人口近1000万。
第三，连片特困区生态环境特殊。毫无疑问，连片特困区是我国脱贫攻坚战的硬骨头。然而，这14个连片特困区要么属于生态功能区，要么属于生态脆弱区，兼顾经济发展与生态改善非常困难。14个片区中，有9个是少数民族地区，8个是革命老区，3个为边境地区，在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均属于限制开发区或禁止开发区。比如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乌蒙山区等，地质地形条件复杂，自然灾害频发，生态环境脆弱，生存条件恶劣；燕山—太行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等，则位于湖库源头、江河上游，属于重要的生态功能区，生态地位重要，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矛盾突出。④
从国家角度看，贫困问题属于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落后地区的发展与追赶，解决的重点在于农村人口的脱贫致富，中外均如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孟加拉等发展中国家都曾经或正在面临类似的贫困问题，围绕贫困问题的治理积累了不少可供借鉴的经验和做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这些经验与做法进行总结，对于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决战极端贫困大有裨益。
决战极端贫困的世界经验
在世界发展进程中，贫困问题一直是困扰世界的顽疾。当今世界恐怖主义盛行，局部战争冲突不断，难民问题困扰欧洲，一系列棘手的社会顽疾的背后都有贫困幽灵的回荡，减少贫困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手段。因此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现象，贫困与反贫困一直是全球高度关注和研究的共同课题。
国际组织减贫行动：理论创新、战略创新与实践创新三箭齐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组织始终将反贫困的理论研究和反贫困实践作为工作的重点，采取多种行之有效的措施，为世界消贫减贫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经验一：与时俱进针对贫困领域做出理论探讨和战略创新。
什么是贫困？国际社会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浅及深、由表及里、由宏观到细化的过程。特别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解决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和南北差距问题，满足人类基本需求为核心的反贫困理论登上了历史舞台，为人类的消贫减贫行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指导，人们对贫困的认识开始沿着科学化、系统化的方向进行，人类的反贫困事业进入了崭新的阶段。
国际劳工组织首先提出人类基本需要的概念，并迅速成为20世纪70年代包括减贫在内的经济发展开发战略的基础概念，世界银行对这一概念尤为推崇，其开发援助战略在这一时期从传统的重视基础设施建设转向重视包括农村和城市贫民在内的扶贫开发，围绕人类的基本生活需要（人类基本生存需要、教育、健康、安全饮用水、营养、居住等），开始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的扶贫开发援助。从90年代开始，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每年出版《世界发展报告》和《人类发展报告》，集中阐述人类贫困状况和减贫成果。1990年的《世界发展报告》对贫困重新定义，提出“贫困指的是未能达到最低生活保障的状态“，首次把贫困与不平等做出区分。但是上述理论过于强调贫困的物质层特征，忽视贫困的精神层特征。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广义的贫困概念，指出：“贫困是指福利的被剥夺状态“。这一理念的提出，使人们从更广泛的角度认识贫困及其产生的原因，从而更科学更全面地制定反贫困战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进一步提出广义的反贫困应以人为中心，保障人体面生活的基本权利。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世界银行特别针对贫困群体提出新世纪参与性综合减贫战略框架，从扩大经济机会、赋予参与权、加强安全保障三方面重新规划减贫实践。2000年，联合国189个成员国签署《联合国千年宣言》，千年发展目标承载了人类战胜饥饿、贫困、共享发展的美好愿景。事实证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取得了巨大的成功，2016年联合国的扶贫重点从维护人的生存转向维护人的尊严，顺应世界人民要求尊严、共享发展的呼声。
在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的带动下，世界对于贫困的认识越来越深化，同时制定的反贫困战略操作性越来越强。1990年世界银行首次提出每人每天1美元的贫困线标准，人类第一次对贫困的量化做出了全球统一标准。2015年9月世界银行根据全球购买力水平重新制定了每人每天生活费1.90美元，毫无疑问，贫困线标准的制定为反贫困事业提供了基准和依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专家围绕贫困的量化问题提出“人类发展指数（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从1993年开始，每年公布各国HDI指数，以此度量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1997年该机构又提出“人类贫困指数（HPI：Human Poverty Index）”，对人类的寿命、知识和体面生活进行全面的量化考核，借以衡量某国或地区的贫穷程度，该指数越大，贫困程度越深。当然，最具综合性、全面性的人类发展考核指标体系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莫属。它由8个大项、21个具体子项、60个官方指标构成，专注于5大核心领域（即官方发展援助、市场准入（贸易）、债务可持续性、负担得起的基本药品的获取以及新技术的获取），是当今国际社会在发展领域最为全面、权威、明确的目标体系，是衡量发展水平、指导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指标。在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的推动、影响下，经济合作组织于21世纪之初提出以政治、社会、经济、人类、保护五个方面能力的大小来综合地测量贫困，并推出《DAC减少贫困指针》，力争从多方面要素及人类的潜在能力的欠缺程度来测量贫困，这代表人们对于贫困问题的探索从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从关注生存向维护尊严转变。这一理念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直接推动以减贫脱贫、维护生存为核心的“千年发展目标”向以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为核心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转变。“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包括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项具体目标，在它的指导和约束下，人类在未来15年将打响决战极端贫困的终极之战。
经验二：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在扶贫开发领域进行实践创新。
第一，针对武装冲突或在冲突地区爆发的自然灾害所带来的人道需求，以受益人为中心，根据其特殊需求、实际技能和脱贫积极性，提供生产性补贴、职业技能培训或两者结合的援助。以国际红十字会在中国推出的博爱家园项目为例，只要是符合要求的自助项目，相关受扶助人都可以获得至少6000元的项目资金，如何使用由受助人自行决定，极大地提高了受助人的生产积极性和能动性。
第二，努力探寻贫困地区文化资源，使人民通过合理利用而非牺牲自身文化遗产而提升生活水平。为了提高少数民族保护传统文化的信心和能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同中国政府一起开展了一个将传统与创新相结合的减贫项目，历时6年，耗资700万美元。该项目在云南推出创意扶贫项目，结合当地特色，帮助村寨建立刺绣协会、编织协会，在农业因素很难消除的地区建立养殖协会、种植基地，并提供相关产业链的完整培训，带动少数民族落后地区在态度上从“要我做”向“我要做”转变，使他们在项目结束后利用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该项目为包括云南、青海、新疆和内蒙古在内的27个少数民族地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对当地脱贫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三，推动社会力量参与，改善贫困农村生计。这一领域最成功的国际组织是乐施会。它以“助人自助，对抗贫穷”为目标，跨越种族、性别、宗教和政治界限，与政府部门、社会各界及贫穷人群合作，一起努力解决贫穷问题，并致力于让贫穷人群得到尊重和关怀。以其在北川灾区的道路修复项目为例，乐施会组织社会募捐20余万元，村民自筹资金3万元，采用村民自治管理和乐施会监管相结合的方式，不但按时完成了道路修复目标，而且提高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每一个相关群体都在该项目中得到了成长，成为精神与物质双扶贫的典范。
世界各国的反贫困经验。贫困问题不仅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同时也是世界各国政府施政的焦点。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将解决贫困问题、提高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作为工作的重心。其中一些国家成功剪除贫困顽疾的方式具有极大的积极意义。
泰国山区反贫困：经济与精神双扶贫。黎敦山区（Doi Tung）位于泰国北部清莱府北部，海拔900到1300米，生活着阿卡族、掸族等泰国少数民族，毗邻著名的“金三角”，曾经是泰国最荒凉的地区，交通闭塞、农业落后甚至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毒品泛滥、人民生活处于赤贫状态。1988年，泰国开始“黎敦山30年开发计划”，通过扫除毒品、推广经济作物种植、普及教育、改善基础设施、发展旅游业等组合措施，根除赤贫，推动当地经济开发。现今的黎敦山经济蓬勃发展，游人络绎不绝，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被誉为“泰国小瑞士”，黎敦山区开发作为山地反贫的成功典范，其经验由联合国向世界推广。
经验一：依靠市场，借助外力，打破贫困恶性循环。首先是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种植，推广现代农业。为了改变黎敦山区落后面貌，泰国政府投入大量资金，但是并没有采取粗放的“输血式”资金发放方法，而是引入市场机制，力图恢复当地的造血机能，增强经济内生性。泰国政府根据当地环境特点，在当地推广坚果等经济作物，政府出租种子给农户，并提供农药等物资和技术，待作物成熟，由政府按市价回收，农户只需付出小部分租金，收入大部分尽归其所有。其次是延长产业链，增强经济增长的长期性。在政府的支持下，围绕坚果等经济作物，发展食品加工产业；围绕花卉种植等产业，发展旅游观光等衍生产业，力争实现当地经济的产业化和科技化，提高扶贫开发的效益性。
经验二：重视精神脱贫，培养自我发展能力。政府明确扶贫的最终目的是以经济发展为手段在当地建立现代、文明、符合主流价值观的新型社会架构。因此，格外重视知识传播，一方面通过职业培训、普及教育等方式提高当地劳动力素质，增强竞争力，另一方面培养自尊、自爱、自强的价值观；并采取措施帮助“瘾君子”戒除毒瘾，增进山民的环境保护意识。通过不懈的努力，当地落后的精神面貌彻底改变，山民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性和行动能力参与政府扶贫计划，并逐步开始自主谋生，精神脱贫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孟加拉金融扶贫：公益扶贫与金融扶贫相结合。孟加拉国位于南亚地区，面积14.75万平方公里，人口1.3亿，其中85%左右生活在农村，国民经济主要依靠农业，是目前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也是“三农”问题比较突出的国家之一。为了扶持农民和农村发展，上个世纪70年代，孟加拉国在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倡导下创立村镇银行，开展扶贫小额信贷，在全球享有崇高的声誉，最终为这个南亚小国捧回了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评价是：除非大多数人能够找到消除贫苦的办法，否则长久的和平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孟加拉村镇银行及小额信贷扶贫模式被认为是贫困地区开展金融扶贫的“教科书式“范本。
经验一：甄别借款对象，创立独特的贷款发放机制、期限结构与担保机制，保证贷款的顺利发放与回收。
第一，孟加拉的小额信贷对象明确为农村贫困人口，特别是妇女。借款人不提倡以个人名义举债，而是以小组为单位。一般接受贷款的农民5人自愿组成一个小组，5至6个小组再组成一个中心。并针对借款人文化素质低下的特点，为其提供理财咨询，以提高贷款项目的益贫性。
第二，贷款期限短，持续时间长。贷款期一般为一年（52周），从第二周开始还贷，每周还本金的1/50，50周内还清。初次贷款金额为1000元，如借款人按规定还本付息，第二次可贷1500元，最高一次可贷3000元，直至脱贫为止。这样，既保证了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又最大限度减轻借款人还款负担，为借贷双方减少了违约风险。
第三，以小组为成员联保代替担保。贷款发放时，一般按“二二一”顺序。即先贷给两个组员，观察两周后再贷给另外两个组员，最后才是组长。发放贷款时，农户需要把5%的贷款部分作为基金扣留，保证了贷款的顺利回收。
经验二：以市场化机制运作。孟加拉执行小额信贷项目的机构主要是村镇银行，1976年开始小额信贷试验，1983年被政府允许注册为银行，目前已发展到1180多个营业所，服务全国8万多个村，拥有310万贷款客户。作为一个非盈利非政府的准金融机构，村镇银行以非政府组织和市场化运作为基础，包括政府在内的多种组织相互配合，各司其职，共同构成了孟加拉国小额信贷的有机的组织和制度体系。⑤
经验三：与政府组织密切配合。孟加拉国小额信贷的发展和政府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政府不仅从政策上给予宽容和支持，而且政府的许多部门，包括总理办公室，都参与政府小额信贷项目的运作。例如执行小额信贷项目的另一个机构就是孟加拉农村发展委员会，它开展政府与国内外的发展机构合作进行的各种项目，通过合作社和农村民间小组网络提供金融和技术支持，包括信贷、培训、计划生育、卫生教育等。除此之外，1990年建立的农村就业支持基金会也向农村贫困人口提供金融支持，并被称为批发式小额信贷机构。此外，孟加拉农村进步委员会、社会进步协会等非政府组织也参与执行农村小额信贷。但尽管如此，政府尊重市场机制，立场明确，极少直接参与或干预村镇银行的运营，特别是贷款的发放。
美国阿巴拉契亚连片特困区扶贫开发：经济中心开发与跨区域联合开发并行。阿巴拉契亚地区涵盖阿拉巴马州、肯塔基州等13州共400余个县，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000万。历史上以煤炭丰富著称的该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却以极度贫困闻名全美。阿巴拉契亚在印第安语中意为“连绵山脉”，1960年该地区三分之二面积为农业区，一半以上人口居住在农业区里，其中295个县为“深度贫困县“，贫困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5倍，属于典型的“集中连片特困区”。1960年，美国政府集中治理阿巴拉契亚地区的贫困问题，针对该地区经济落后、环境恶化、人口流失、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进行针对性开发扶贫，效果显著。经过连年的不懈努力，该地区的贫困率已经从1960年的30.9%下降至2000年的13.6%，2014年，阿巴拉契亚地区已有13个县入选全美经济实力前25%的强县，有202个县成功摘掉了贫困帽子。阿巴拉契亚地区开发的成功为集中连片特困区扶贫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经验一：政府主导，直接推动扶贫开发行动。1963年，美国联邦政府成立“阿巴拉契亚地区委员会“，制定扶贫开发计划；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阿巴拉契亚地区开发法（即89－4号公法）”，为该地区开发提供依据和准绳；并依法设立开发领导机构“阿巴拉契亚地区委员会（ARC）”，主要职能为提供平等发展机会、完善基础设施、提高就业能力、扩大对外交流等，以此提高该地区的经济增长能力和竞争能力。
经验二：以点带面，实现中心增长战略。阿巴拉契亚地区开发以著名学者阿尔伯特·赫什曼的经济增长极理论为指导，该理论认为经济核心区即增长极通过辐射作用将经济能量传递到外围地区，从而带动整体区域的协调增长。中心增长战略的确立有利于美国政府集中优势资源，集中开发，效果明显好于“广撒网“式救急扶贫。阿巴拉契亚区域委员会根据增长潜力大小，确定了68个经济开发区、125个增长中心。这些增长中心一般由一个或多个社区组成，它们主要承担为周围腹地提供各种就业机会以及文化、社会和商务服务的功能。事实证明，该战略在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方面成效显著。
经验三：跨区域合作，推动联合开发。该区域涵盖13个州，自纽约州始，至密西西比州结束，范围甚广。为推动整体区域协调发展，阿巴拉契亚地区开发领导机构——阿巴拉契亚地区委员会引导组织13个州的跨区域联动与联合减贫。基础设施方面，建成总长超过4800余公里的区域公路网络，打破了该地区与外部的隔离状态，同时也直接带动了经济增长；产业方面，跨区域建立了4个国家级森林公园，其中以山峰常年被紫色浓雾笼罩而得名的大雾山国家公园最为著名，平均每年接待游客超千万，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增长。
新发展理念下中国如何决战极端贫困
五大发展理念，创新是发展的基点，协调是发展的节奏，绿色是发展的底色，开放是发展的格局，而共享是发展的终极目标。不同时代赋予共享发展不同的含义。消除极端贫困，实现农村人口脱贫是当代中国现阶段共享发展的核心任务。“十三五”规划特别提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战略，并推出“产业扶贫、生态保护脱贫、易地搬迁扶贫、教育脱贫、低保政策兜底”的“五位一体”式综合扶贫机制安排。未来中国从战略到行动将切实贯彻脱贫行动的“精准“，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特有的优越性。然而如何增强贫困山区经济内生性，如何提高扶贫资金的经济效益，如何开发连片特困地区，如何成功阻断代际贫困等问题依然是这场脱贫攻坚战的痛点。结合国外成功经验，我们可以做出一些思考。
第一，重视精神脱贫。物质的匮乏绝对属于贫穷，网上流传的“最悲伤的作文“背后的大凉山贫穷即属此类。然而贫穷特别是延续性的代际贫穷绝不仅止于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专家阿玛蒂亚·森提出，“贫困必须被视为是一种对基本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按照这一标准审视过去的路就会发现，过去我们扶贫的重心在于“对症下药“，即如何动用一切手段在物质上脱贫，而忽略了自尊、自强、自立精神的培养，忽视了积极向上、奋斗拼搏价值观的养成，所以造成一些人宁肯躺着被扶贫，也不愿意站着主动脱贫；造成一些地区陷入先脱贫再返贫的恶性循环。仍旧是大凉山区，从21世纪初至今，该地区的绝对贫困人口出现巨幅下降，从300多万下降至50余万，扶贫效果不可谓不显著，然而近年来让大凉山走进公众视野的，除了贫穷，还有毒品和艾滋病。无知愚昧何谈自立，何谈彻底摆脱贫困？古语云“自助者，天助之”，泰国黎敦山区反贫困经验也告诉我们培育贫困人民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能力是扶贫成功的关键，也是脱贫的最终目的。我们要普及教育、注重传统，让贫困户接受现代文明之光的照耀；加大宣传消除社会误解与歧视；鼓励山民走出大山的同时，鼓励市民走进大山，让贫困地区顺畅地融入现代社会而不是成为被现代文明隔离的孤岛。努力实现精神上的脱贫，是“精准扶贫”的精髓之一。
第二，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推进产业扶贫。我国目前贫困人口主要集中于连片特困区，均属于“老、少、边、穷、山”地区。根据国际经验，该类地区最具益贫性的产业就是农业。所以应该根据各地区具体特点，因势利导找出产业支柱点，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实现人与环境的双发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我国27个少数民族地区推出的结合地方特色的创意扶贫项目为此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在找准产业支柱点的同时，做好基础设施配套工作，同时延长产业链，提高产业附加值，这样既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保护和继承，又有利于提高项目的经济性和市场价值。贯彻创新发展、绿色发展的理念，围绕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现代农业采取措施，应成为新时期我国精准扶贫的主要方式。
第三，以创新理念改革金融扶贫机制。资金短缺是限制贫困地区发展的重要瓶颈。财政资金扶贫虽然必不可少，但是毕竟有限。以财政资金为支点，撬动市场资金进入扶贫项目才是最有效益的组合。然而，市场资金在进入扶贫项目时首先需要考量其经济性，这也就使得扶贫项目很难吸引大量市场资金。所以如何选择益贫性与经济性兼顾的扶贫项目是政府、企业与金融机构三方必须首要考虑的问题。例如贫困户的需求千差万别，如果扶贫项目由政府硬性确定，有可能出现扶贫资金与实际需求脱节，需要的项目没有资金支持，不需要的项目又聚合了大量资金，使资金出现大量浪费。此外，当市场资金介入扶贫项目后，资金如何运作也是三方面临的难题之一。例如在贷款资金担保方面，金融扶贫中贫困户由于没有抵押和担保而经常被排除在外，难以获得贷款用于创收活动。孟加拉村镇银行的成功运营可以为我国农村扶贫提供有益的借鉴。可喜的是，目前对于如何开展财政资金与市场资金相结合的金融扶贫，我国一些省市已经开始了尝试，且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山西在全省58个贫困县开展富民金融创新工程，每县注入500万元财政扶贫资金作为扶贫贷款风险补偿金，金融合作机构按照注入扶贫资金总额的8倍以上放大贷款额度，采取直接面向贫困户的扶贫小额信贷“富民贷“和面向产业扶贫企业及项目贷款的“强农贷”两种形式，支持贫困地区企业和农户实施特色产业开发。至今累计投放贷款10.8亿元，其中面向1.2万贫困户投放“富民贷”5.4亿元，面向产业扶贫企业投放“强农贷”5.4亿元，带动2万多贫困户生产增收。
第四，构建跨区域合作减贫机制。我国14个连片特困区绝大多数都跨越多个省份，因此，跨区域合作减贫尤为必要。美国为了顺利开发阿巴拉契亚地区，建立阿巴拉契亚区域委员会，负责统筹并执行一切开发事务。而我国目前的扶贫任务主要还是下放到各省市，尚未打破行政区域的划分，极度不利于形成发展合力，成功实现连片特困区的整体脱贫。因此亟需探索多省联动扶贫机制，统筹规划跨区域合作扶贫。重点之一在于项目对接，确保跨区域项目，如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开发、生态环境保护等项目的顺利推进。重点之二在于产业对接，避免资源争夺、产业重复建设、恶性竞争，共同打造产业集群或产业链，推进跨区域分工协作。
从《诗经》中诗意的演绎“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到习近平朴素的解读“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百年梦想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2016年，是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时间节点。这一年，中国“十三五“蓝图开启，未来五年内，中国要消除贫困人口，14亿国民集体步入小康社会；这一年，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启动，未来十五年，世界要终结极端贫困，争取世界人民共享增长。中国的蓝图，世界的目标，在2016年交汇，中国和世界的现在和未来在这一刻开始了深度融合，让国民拥有更多的获得感，让更多的人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成为人类共同的梦。物之甘苦，道之夷险，唯有尝之者识、履之者知。我们唯有不畏艰险，积量变到质变，积小胜到大胜，方能决胜极端贫困，实现中华民族百年梦想，方能不负全球命运共同体的大国使命。
注释:
1世界银行最新贫困标准为每人每天1.95美元。
2语自世界银行集团行长金墉。
3我国现行农村扶贫标准为年人均收入2300元人民币。
4数据转自何芬、赵燕霞：《美日促进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减贫的经验借鉴》，《世界地理研究》，2015年12月。
5孙媛媛、翟思达：《孟加拉乡村银行小额信贷的成功经验对于我国小额信贷的启示》，《科技与企业》，2012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