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经济仍未完全摆脱阴霾，各经济体复苏态势分化加剧。美国经济政策的变化牵动着全球市场的神经。发达经济体增长趋势尽管出现分化，但基本表现出了“U字形”的迹象。多数新兴经济体则一反全球金融危机严重时期完全不同于发达经济体的强劲增长，随着美国逐步退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相继出现了增速下滑趋势，并随着美国提高利率的预期，新兴经济体减速还将呈现加剧的趋势。俄罗斯面临西方经济制裁和国内经济衰退压力，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一、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寻求我国深化改革开放的突破口
中国经济“新常态”最基本的表现就是经济增速放缓。GDP增长速度从2007年的14.2%下滑到2010年10.6%和2014年的7.4%。[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15年将进一步下降到不足7%。[2]为稳定经济增长，保持中高速发展，习近平主席要求必须抓住机遇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进一步深化改革，通过政府简政放权释放市场活力。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来的高速发展，中国已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原有的掠夺式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战略转型期。一方面，中国在装备制造、基础设施、电力设备等领域积累了雄厚的资本和技术实力，切合了当下沿线各国的需求，具有“走出去”的巨大潜能。中国现阶段除常规制造与建造已经具有很强的优势与国际竞争力外，诸如高铁技术整合运用、某些重型机械制造以及大型工程建造领域等更是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中国还积累了非常充裕的国民储蓄和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些正好可以满足亚洲地区持续发展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巨大需求，弥补现存国际金融机构因自身缺陷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谋求发展的支持不力。另一方面，中国面临着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经济增长动力由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等趋势性变化。这些都需要通过加快改革开放来适应。在新常态下，为继续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必须打破固有的利益藩篱，不断推进改革开放，以开放倒逼改革，以改革促进继续发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以开放促改革的战略，并把建设“一带一路”提升为国家战略，提出要“加快与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3]这表明我国已经找到了“新常态”下全面推进改革开的放突破口，“一带一路”建设为实现上述要求提供了新的机遇。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第一次阐述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内涵和如何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4]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目标是“为了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方式是“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内容就是“五通”，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
“一带一路”率先实现亚洲互联互通。2014年11月8日，习近平主席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上强强指出，“一带一路”与互联互通相融相近、相辅相成，并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而互联互通就是两只翅膀的血脉经络。[5]他建议：以亚洲国家为重点方向，率先实现亚洲互联互通；以经济走廊为依托，建立亚洲互联互通的基本框架；以交通基础设施为突破，实现亚洲互联互通的早期收获；以建设融资平台为抓手，打破亚洲互联互通的瓶颈；以人文交流为纽带，夯实亚洲互联互通的社会根基。实现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齐头并进。这是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联通，是生机勃勃、群策群力的开放系统。因此，“一带一路”是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由铁路、公路、航空、海上运输、油气管道、输电线路和通信网络组成的综合性立体互联互通的交通网络。这个交通网络将作为世界经济引擎的亚太地区与世界最大经济体欧盟联系起来，给欧亚大陆带来新的发展空间和机会，并形成东亚、西亚和南亚经济辐射区。激活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实现本地区的社会经济繁荣、和平、和谐和稳定。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深化经济技术合作，最终形成欧亚统一大市场，应当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方向和目标。
“一带一路”承载的主要合作内容。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面对结构调整和改革创新的世界潮流，亚洲国家必须积极作为，联手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竞争优势。与相关国家和地区共建“一带一路”，将主要推动相关国家在以下重点领域的合作中取得重大进展。（1）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需要沿线各国加强交通建设规划的对接，共同推进骨干通道建设，构建联通内外、安全通畅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2）提升经贸合作水平，与沿线各国共同培育新的贸易增长点，在机电设备、高科技、能源资源、农业等方面开展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广泛合作，进一步创新贸易方式，不断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3）拓展产业投资合作，深化产业投资合作，契合了沿线国家实现工业化的需要，是促进沿线国家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途径；（4）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深化能源资源合作，完善能源合作机制，稳定供求关系，深化能源生产、运输、加工等多环节合作，加强能效和新能源开发等领域的合作；（5）拓宽金融合作领域，扩大双边本币互换的规模和范围以及跨境贸易本币结算试点，探讨区域金融合作的未来发展路线图，共同防范金融风险，以促进本地区金融稳定，进而推动经济发展；（6）坚持弘扬和传承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密切人文交流合作，为深化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7）加强生态环境合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临的共同课题。
二、实现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新格局
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一直是中国的成功经验。这种开放包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对内对外开放不仅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也是实现全球配置资源，借助外力冲破原有体制和既得利益障碍的最有效途径。可以说，中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所有领域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都是实行对内对外开放政策的结果。
在对外开放上，我国以设立“经济特区”为起点，采取了由南到北，由东部沿海地区向沿江及内陆和沿边城市层层推进的政策措施，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得益于区位优势和对外开放政策优势，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率先快速地发展起来，形成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三个经济圈，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增长高地。但由于我国前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向该地区严重倾斜。由于受特殊条件和自我发展能力不强等限制，西部地区经济落后、经济结构不合理、生态环境脆弱、交通闭塞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民生水平、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在对内开放上，1999年国家又提出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通过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我国不断加强东中西互动与合作，全面构建开放型经济。自2007年以来，西部地区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开始持续超过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潜力最大的区域。西部地区综合经济实力有了显著增强，基本扭转了与其他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势头，人均收入也得到迅速的提高。2014年西部地区经济增长8.8%，比东部地区快1.2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4个百分点，增速连续8年在全国保持领先。但是，西部地区落后于东北的局面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善。西部地区总面积占全国的71%，而而集中的总人口仅为28%，GDP占全国的比重也仅为21.7%，人均GDP仅为全国平均值的83.1%和最高值的36.9%。[6]西部地区仍然是我国区域发展的“短板”，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和重点，必须从全局和战略高度认识西部地区。必须充分认识到西部地区对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对于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性，通过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来促进西部地区的繁荣、发展和稳定。建设“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就是在要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
根据2015年3月28日国务院授权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7]“丝绸之路经济带”覆盖了新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广西、云南、西藏、四川、重庆等西部地区。“海上丝绸之路”涵盖了辽宁、山东、江苏、天津、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东部沿海地区。而包括江苏、上海、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在内的“长江经济带”和包括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新疆在内的“新亚欧大陆桥”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连接起来。“东北振兴”与“环渤海经济合作”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统筹规划，推动东北地区东部经济带，以及东北三省西部与内蒙古东部一体化发展。如此形成“井字形”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格局。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一方面发挥上海、天津、福建和广东四个自由贸易实验区优势面向整个亚太地区进一步扩大开放，为中国加入TPP做好准备，另一方面通过“长江经济带”和“新亚欧大陆桥”向西部地区传导从亚太国家承接的先进产业、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辐射整个中部和西部地区。而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西部地区在积累承接东部转移来的先进产业、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向西开放，走向中亚、西亚和南亚，打通从太平洋到大西洋的陆路运输大通道，并进一步走向欧洲。
然而，自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国内主要沿线省份反响强烈，迫不及待地开始地方层面的规划工作，努力加入“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其积极参与的热情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主要省份在定位自己在“一带一路”中的地位时，都力图突出自身的重要战略位置，不可避免地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如重庆、河南和陕西同时竞争“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起点。此外，重庆、成都、郑州、长沙等城市违反市场经济规律高额补贴开通“渝新欧”、“蓉新欧”、“郑新欧”、“湘欧快线”等通往欧洲的集装箱货运班列，其背后是狭隘地方利益的驱动。他们各自为战，争先恐后挤入“一带一路”规划，向中央要政策、要项目，要投资。地方和部门利益造成了严重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进而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毒瘤，违背市场经济原则，利用行政权力或手段，设置市场准入的种种障碍，封锁和分割市场，限制市场公正、公开、公平竞争，进而提高交易费用，限制区域专业化分工的发展。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市场分割严重，自成体系，互相排斥，各地区之间产业关联度小，没有形成彼此间的产业链，或者产业链很短。最主要的是行政壁垒严重，“诸侯经济”色彩浓厚，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划不相协调，行政区划关系始终高于市场区际关系，地方行政主体利益导致资源难以优化配置，协调发展。只有打破“圈圈”式的“诸侯经济”，中国经济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
从《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战略规划来看，主要的还是一个对外战略，对国内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没有过多的考虑。在打破行政壁垒和市场分割方面只有部分区域发展规划做了一定的尝试。
东北振兴战略只是鼓励东北地区实行跨省（区）经济合作，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提高一体化发展水平，加快规划内重大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推进内蒙古东部地区与东北三省的产业对接和合理分工。2014年8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近期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的意见》强调了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推动东北地区与环渤海、京津冀地区统筹规划，融合发展。完善东北四省区区域合作与协同发展机制，探索部门与地方协同推进合作的有效渠道。[8]
区域经济一体化政策力度比较大的当属“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2014年9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长江经济带”要在促进创新资源综合集成，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原则下，促进上中下游要素合理流动，产业分工协作，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产业发展有机融合，推动地区协同发展。促进中上游地区有序承接产业转移，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推动我国区域协同发展的示范带。进一步简政放权，清理阻碍要素合理流动的地方性政策法规，打破区域性市场壁垒，实施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和标准，推动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跨区域流动和优化配置。[9]2015年4月发布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加快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推动要素市场一体化，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快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10]2014年9月通过的《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14－2020）也提出要“打破行业、部门和地区分割，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11]
以上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规划都没有触动行政分割的实质性问题。为此笔者建议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设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基线区、海上丝绸之路国内基线区、新亚欧大陆桥合作区、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区、环渤海经济合作区、东北经济区七大经济区划，在更高的层面进行全局性的统筹，以经济一体化为目标，加快“井字形”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规划，通过把地区间负的外部性内部化，来解决以往利益不一致的问题，实现要素市场一体化，劳动力、资本、商品、技术自由流动。形成横贯东中西、联接南北方对外经济走廊，最终实现全国统一大市场。应将官方文件中没有纳入七大经济区的山西、贵州、江苏三省明确其归属，如贵州和山西可以纳入丝绸之路经济带，江苏可以纳入海上丝绸之路。
三、与周边国家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我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全球金融危机发展至今，世界经济再平衡取得一定进展，新技术新产业加快发展,各国争相加入或发起新的自由贸易安排，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进一步加强。美国2008年开始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2013年与欧盟宣布启动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TTIP）谈判，同时还启动了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谈判,其目的就是要主导后WTO时代全球经济新秩序的制订。欧盟于2009年启动“东方伙伴关系”计划，通过深入和全面的自由贸易区（DCFTA）来实现与伙伴国之间政治上的联合和经济上的一体化。2010年俄罗斯主导的与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关税同盟正式生效，2015年升级为欧亚经济联盟，欧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得到实质性推进，并与印度、越南等国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12]这个新格局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从开放的内涵上来讲，就是要从“引进来”转向“走出去”，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从开放的广度上来讲，在继续面向亚太地区开放的同时，实施向西、向南、向北开放的战略，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从开放的深度上来讲，就是要顺应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实现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13]2012年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与东盟10国启动了16国自贸区建设的进程，即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截至2015年6月，中国已经与东盟、巴基斯坦、智利、新西兰、新加坡、秘鲁、哥斯达黎加、冰岛、瑞士和韩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并且正在与海合会、澳大利亚、挪威、斯里兰卡、马尔代夫、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就自由贸易展开谈判，此外中国还跟东盟和巴基斯坦正在谈判自贸区升级版，以及中日韩和RCEP多边自贸区。中国还在与印度、哥伦比亚开展自由贸易进行研究。具体来说，建设“一带一路”是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内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现实下，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和国际合作共赢模式的新举措，它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了创新：
一是在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的理念上，坚持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原则，探索共建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谋求互利共赢的新模式。“一带一路”涵盖东亚、中亚、南亚、西亚和中东欧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一带一路”建设坚持合作共赢，追求共同发展，倡导平等对话，尊重道路选择；既欢迎沿线国家自愿平等地参与，也欢迎域外国家为本地区发展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一带一路”建设目的在于创造一个包容性的发展平台，打破领土纠纷、政治制度和宗教文化差异等各种合作障碍，让沿线任何有合作意愿的国家自愿平等地参与，共商、共建、共享经济发展之路，最终形成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繁荣发展的“命运共同体”。这既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完全由美国主导，以拯救欧洲经济为名，行对外经济扩张，巩固自身全球霸主地位，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势力之实的“马歇尔计划”存在本质区别，也不同于当代具有明显遏俄色彩的欧洲“东方伙伴关系”计划和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
二是在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的方式上，实现了由东部沿海地区的率先开放与发展带动内地的开放与发展，由借江出海，借路出境向设立自由贸易区，主动承建国内外交通、港口等基础设施，打造一条发端于中国各省市，贯通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和欧洲部分区域的、世界上跨度最长、覆盖约44亿人口的经济大走廊，在互联互通的基础上创造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和沿线各国共同繁荣的新局面。亚洲是当今世界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也是国际战略竞争和博弈的一个焦点。面对周边领土主权争端、大国地缘政治博弈、民族宗教矛盾等问题交织叠加的安全态势，中国坚持“亲、诚、惠、容”的理念，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一带一路”有助于亚洲及其他地区相关国家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安全，有效管控分歧和争端，走上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之路，有利于促进我国中西部地区和沿边地区对外开放，进一步推动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型经济率先转型与升级，最终形成陆海统筹、东西联动、面向全球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三是在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的内容上，弘扬古丝绸之路和平友好、开放包容的精神，赋予古丝绸之路新的历史使命，探索新形势下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的新模式。古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亚、非、欧国家开展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的通道，对东西方文明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我国提出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时期，顺应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和我国对外开放，尤其是西部地区向西开放战略，实现由“引进来”转向“走出去”以及“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由单向引进资金和技术转变为输出、输入双向发展的新格局，通过推动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为沿线国家加强经贸往来，增进友谊创造物质基础和便利条件，在平等、包容、合作、共赢的基础上续写共同发展的新篇章，最终形成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这种互联互通是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齐头并进的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联通。
四是在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的具体实施上，充分发挥金融的先导作用，通过建立丝绸之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以股权投资、债权投资、贷款、提供担保等方式为亚洲各国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提供金融支持，将国民储蓄和外汇储备转化为沿线国家生产性投资及相应的股权和债权股权，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参与、积极谋划、甚至逐步主导全球范围金融资产跨国配置。亚洲许多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大、资金短缺。据世界银行测算，亚洲每年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为8000亿美元，缺口达到4000亿。中国国民储蓄率高、外汇储备多，加上“中国建造”对外承包工程建设管理经验丰富，通过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对接双方供求，可以帮助沿线国家超越储蓄与贸易“双缺口”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在促进中国部分产业转移同时，为沿线承接转移国家创造非农就业、提升人力资本、发挥比较优势提供现实机遇。这是共赢互利之举，可以为沿线国家提供全新的合作发展契机，因而得到许多国家的积极响应。中国和相关国家共同打造的“一带一路”建设融资平台和导向资金，将吸引更多投资者加入，形成规模集聚效应和良好的直接投资体系和环境。这对打破传统多边国际金融机构一家独大、提高资源整合能力、改善金融效率、创新金融业务、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为此，笔者建议：
1、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立足中国东南部沿海地区进一步向亚太地区开放，在加强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建设的基础上，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一方面争取与更多的国家开展自由贸易谈判，另一方面就已经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开展升级版谈判。重点加快中日韩自贸区、区域全面伙伴关系（RCEP）以及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谈判进程，深化与台湾投资、贸易、金融合作。勾划亚太自贸区雏形。为了实现与亚太国家的经济融合，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国家先后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上海、天津、福建和广东设立了境内自由贸易试验区。把自贸区建设作为区域协同发展的新平台、改革开放的新高地、创新发展的新动力，建立健全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与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体制与机制。通过自贸试验区建设，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打破地域行政分割，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自由贸易和经济一体化，促使劳动力、资本、商品、技术和服务能够自由流动，通过对内和对外全方位开放倒逼改革，为将来实现区域全面伙伴关系（RCEP）和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建设亚太自贸区（FTAAP）做好充分的准备。
2、丝绸之路经济带以6大“经济走廊”建设为重点。（1）彻底打通新亚欧大陆桥，打造从长三角经河南、陕西、甘肃，出新疆，过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连接波罗的海和欧洲腹地的“亚欧经济走廊”，这一经济走廊贯穿将即将建成的世界经济中心亚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与欧亚大陆重要经济体欧亚经济联盟和最大经济体欧洲联盟，这一经济走廊从太平洋到大西洋范围内将建成统一经济空间。2015年5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了欧亚经济联盟的主要成员国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并与俄罗斯签署了中俄《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2）新亚欧大陆桥出新疆对接欧洲－高加索－中亚交通走廊（TRACECA），经中亚、里海、西亚、高加索地区、黑海、土耳其连接欧洲的“亚洲－高加索－欧洲经济走廊”。通过建设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的运输大通道，加强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和基础设施合作，将世界最大经济体欧盟和世界经济中心亚太地区紧密联系起来，致力于与欧洲建设自贸区。（3）中国和巴基斯坦共同建设“中巴经济走廊”，打通中国经巴基斯坦到波斯湾和印度洋的通道，加快中巴自由贸易区升级版谈判，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因此，它是中国新疆喀什到巴基斯坦瓜达尔港3000公里的公路、铁路、航空、通信等综合通道，而且也承载着基础设施、能源资源、农业水利、信息通讯等许多领域的产业合作。为此，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巴基斯坦正式启动了这一走廊的建设。（4）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俄罗斯“跨欧亚发展带”和蒙古国“草原之路”对接，共同打造“中俄蒙经济走廊”，实现中国振兴东北战略与俄罗斯开发和开放东西伯利亚和远东战略实现有效对接。启动中俄远东开发合作机制，推动在能源、矿产资源、制造业等领域实施一批重大合作项目，落实中俄地区合作发展（投资）基金。与俄罗斯加强北极开发合作，共同建设北方海航道，加强沿线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与韩、蒙、日、朝开展务实合作，推进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5）中国西南地区致力于发展与印度的经济合作，打造“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加快研究与印度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6）加快中国西南地区与中南半岛和马来半岛国家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通广西和新加坡的陆路交通，共同建设“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
3、将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的目标设想为欧亚共同经济空间。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和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实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实现经济一体化，致力于与欧洲建设自由贸易区和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加强合作，在整个欧亚大陆版图上建成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印度洋到北冰洋的欧亚共同经济空间。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