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有着悠久的高等教育传统。然而现代意义上的东亚大学则在19世纪后期才逐渐建立。经过一个半世纪对西方经验的努力学习之后，东亚主要社会都成功地建立起自己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东亚已成为继北美和欧盟之后的世界第三大高等教育区域，具备高度的科研创新能力，成为当今世界科技的主要龙头之一。
值得说明的是，东亚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其历史文化传统的关联甚少。其国际排名靠前的大学，对于传统的保留及其受传统的影响程度都不够多。东亚的现代大学几乎完全建基于欧美的模式，其高等教育的内容也基本完全是依照西方的知识与经验。
另外一点值得强调的是，广为人所称赞的东亚高等教育的卓越成就是与其他非西方社会的高等教育相比较而言的，并非是以西方的高等教育为参照的。比如香港科技大学的快速发展及现有成就为我们所叹服，但作为研究重地，其与加州理工和麻省理工等西方主要的类似学校相比，仍逊色不少。其突出的成绩在与众多非西方社会的科技大学比较时才极为明显。
与东亚被人津津乐道的成就相比，在对东亚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的评判上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伦敦大学教育学院马金森（S. Marginson）教授和前耶鲁大学校长列文（R. Levin）为代表的乐观派认为，东亚高等教育正在撼动西方长期以来的霸主地位，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东亚各社会的政府与家庭都高度重视高等教育。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则是以波士顿学院著名教授阿特巴赫（P. Altbach）为代表的消极派。在他看来，东亚高等教育发展的顶端面临着玻璃天花板，而其下端又是由泥巴做成的腿和脚。其核心依据是东亚传统文化中既缺少支撑现代大学的自由探寻和批判精神，又为学术腐败提供了温床，从而制约东亚大学的根本发展。两种观点皆引用文化作为依据，却又都表现出对东亚社会文化缺乏深入的把握。
在今日东亚高等教育的版图中，日本长期拥有数个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中国的科研成果正在以年均17%的速度突飞猛进，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韩国。一直被国际社会低估的台湾地区的高等教育实际上也拥有优质的师资和骄人的科研实力，新加坡国立大学学者的科研水平可以媲美于澳大利亚的一流院校。东亚规模不大的科技大学，比如香港科技大学等，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某些世界著名大学。在这种前提下，东亚诸社会均已定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高等教育体系的目标。
在西方学者判断失误的同时，来自东亚的学者却并未能准确地诊断出东亚诸社会所取得的切实成就以及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在忙乱于追赶国际一流大学的繁杂工作中，常常捡了芝麻却丢了西瓜，忽略了我们百余年来一直所面临的文化纠结，即如何有效地将西方大学理念和模式与东亚文化传统融合起来。
自从19世纪引入西方大学理念以来，东亚诸社会一直在努力对欧美大学的理念和模式加以本土化。尽管各国以及一国之内的不同时段所取得的成功在程度上不尽相同，但综观东亚诸国，成功的案例寥寥无几。东亚高等教育的传统最早形成于我国，后不断强化和变迁，并对周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大学模式而言，其典型的特征表现在政府与大学间的合作关系上，区别于中世纪欧洲所形成的两者之间的健康张力的关系。这种区别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两种文明之间的差别，即所谓的生命之树与知识之树的不同。在这一前提下，欧美大学模式运行所需的文化价值观念在我们的传统中不尽存在，硬性拿来的欧美价值观念在我们的社会文化中难以释放其全部的能量，导致欧美模式的现代大学在东亚社会中呈现出低效的特征，甚至会与日常经济社会生活出现严重脱节。
长期以来，东亚诸社会都试图在这一问题上取得突破。由于近代以来的历史际遇以及同西方打交道的策略不同，各国在处理这一问题上的成就和途经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但总体上讲，东亚社会从未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我国蔡元培先生所取得的成就至今为人们所敬仰。由于他的努力，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在我国高等教育乃至广泛的社会之中得以生根、成长。然而即便是在今天的现实之中，我们仍面临着许多棘手的问题，需要不懈地去努力解决。这种在大学理念层次上的冲突是我国乃至东亚社会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文化情境。
这里稍举一例加以说明。日本东京大学的国际排名常常是非西方社会的大学中最好的，其理工学科可以与其差不多同样历史悠久的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并驾齐驱，但其社会科学的国际声誉及影响则完全不能与这两所学校同日而语。再则，从其所获的诺贝尔奖项来看，当其理工科目多次获奖的同时，在经济学领域东大（实则为整个亚洲）则从未听闻过，只能望芝加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等之项背。这种学科差异表象的背后是更深层次的文化原因。
在另一层面上，东亚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更直接的冲击是学术文化。东亚诸社会均面临着学术不轨行为的严重挑战，即使是相对规范的日本学术界，也不乏学术不当的行为。学术文化直接影响高等教育中的成员如何工作，采用什么样的态度等，涉及教师、学生和各级管理人员。我们不可忽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实际上，学术文化已经并将继续影响东亚社会的崛起，对于东亚成长为国际科技创新重地构成巨大的威胁。
还是以日本及其所获诺贝尔奖为例。日本的首个诺奖是1949年的物理学奖，第二个奖项是1965年的物理学奖。我们都知道，战后日本的经济生活是何等困难。其获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日本学者对于其工作的认真态度。自那之后，日本所获奖项急速增加，在2000、2001、2002、2008、2010和2015年都曾获诺奖，且常多至3-4人。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东亚其他社会至今仍极少获得诺奖。我国屠呦呦教授及其团队荣获诺奖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在上世纪70-80年代完成的。可见工作态度的重要性。对于研究条件及研究经费的过分强调，有时是推诿责任的借口。
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
在西方大学模式控制世界的几百年间，很少有非西方文化的社会能够在高等教育发展方面获得实质性的进步。东亚的成就因此具有重要意义。东亚地区的主要大学在学习西方的基础上取得斐然成绩，在教育质量、科学研究诸方面已比肩西方。这也促使东亚社会对下一步的发展做深刻的反思。在学习西方近两百年之后，在取得相当成就的同时，下一步的愿景是什么呢？长期的追赶型发展具有清晰的目标，而下一步的方向何在呢？在这种背景下，如何规划东亚高等教育的未来、怎样建立起自己的身份认同，便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
为了规划未来，就有必要了解自身真实的成就和困难。东亚社会实际上正在进行着人类社会从未有过的试验，即切实地将西方大学理念与其传统文化和现今社会加以融合。我在近年对东亚若干社会中的主要大学的学术精英及院校领导做访谈时，发现他们普遍地表现出惊人的自信以及深刻的洞察力。例如，一位来自北京大学的高级管理人员在评论阿特巴赫的玻璃天花板之说时表示，“它可能存在，也许有10米高，我们还未到那地步。也可能它仅有2-3米高。一旦我们到了那儿，我们也可能会发现玻璃板上有裂缝，可能会发现穿过它及避免它的途径。建设一流大学需要时间，但我们一定能到达那里。”与此类似，台湾清华大学校长做出如下的表示：“这就如同学佛修行中所讲的‘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一样，回顾清华发展史，头50年是第一阶段，我们学习西方，‘看山是山’。如今我们正处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移的过程。”试想，第三阶段的看山又是山是多么高的境界，可见校长先生的自信程度。
东亚高等教育的确具备为人类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条件。最基本的就是，在长期学习吸收西方文明之后，东亚并未摒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在西方大学对于非西方文化所知甚少的今天，东亚大学的精英们表现出对东亚和西方文化的精深把握，并已开始融合落实于他们的日常教学、科研及管理之中。这种与西方主要大学中的单一文化形成巨大反差的二元甚至多元文化，既是东亚高等教育的成就表征，也是其力量之所在。
当然，大家也并不避讳谈论存在的问题。东亚高等教育发展进程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其中最关键的仍然来源于文化。在整个东亚地区，无论是高等教育研究者，还是高等学校管理者，以及高等教育决策者，他们都一方面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建设自己区别于欧美大学的特色院校的紧迫感，另一方面又几乎无一例外地缺乏对东亚现代大学特色加以界定的能力。总体而言，东亚高等教育正试图从长期以来模仿西方的过程中挣扎出来，这是一个尚未厘清的兼备古与今、东和西的过程。无论是西方的影响还是传统因素都表现得很明显，困难的是它们之间并非总是和谐的。这种异质文化并存对于东亚诸社会构建可供自己安身立命的知识体系形成巨大的挑战。高等教育正是其中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然而，令人鼓舞的是，综观世界，没有任何一个非西方文化的地区，在这种融合本地区文化传统与西方影响的问题上处理得比东亚更为成功。在这一意义上，东亚的尝试对于人类历史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东亚之纠结可能犹如产妇的阵痛，也可能像出牙的疼痛，而掩藏于东亚高等教育挑战背后的是巨大的希望。由于我们的参照系常常仅限于欧美，我们便见不到东亚高等教育的希望所在。东亚高等教育的成就是东亚崛起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全球性甚至历史性的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