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首相卡梅伦宣布将于2016年6月23日，就是否留在欧盟举行全民公投（简称“脱欧”公投），公投结果具有法律效力，将最终决定英国是否离开欧盟。
近些年来英国国内的疑欧情绪普遍上扬，朝野就如何处理对欧关系的争论升级主张退出欧盟的人数有所增加。当前，欧盟正身陷多重危机，英国此时搞公投无异于落井下石，而且英国一旦退出欧盟，将会给英国和欧盟乃至全球都带来巨大冲击。
事实上，英国已享受着置身于欧元区和申根区之外等特殊待遇，为何还不满足现状、提出这种有损欧洲团结的诉求?而且理性地看，英国退欧绝对是弊大于利，却为何得到许多英国人的支持?这里又有着怎样的逻辑?
本文试图在梳理二战后英欧关系历史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深入考察英国“疑欧主义”背后的真实原因并据此来探讨“脱欧”公投的可能结果及由此产生的影响
一、英欧关系的历史演变
英国“疑欧”、“脱欧”情绪可谓由来已久，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也一直表现得三心二意、踌躇摇摆，就像芬兰前总理亚历山大·斯图布所形容的，“总像一个不情不愿的新娘”。过去几十年，英欧间摩擦不断，爆发过多次危机，现在的“脱欧”公投可以说只是双方一直以来紧张关系的极端化表现而已。
因此，有必要回到原点，考察英国参与欧洲一体化的整个过程，才能搞清英国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要“脱欧”的地步。英国从参与欧洲一体化走向“脱欧”的过程可以大致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50年至1972年，英国从旁观到申请加入。二战后英国致力于推行所谓“三环外交”，但这“三环”在整个战略中有位次之分英联邦最重，美国其次，欧洲最远。由于自身实力下降英国政府希望借助英联邦来维持英国的“世界大国”地位，不愿屈尊以一个普通成员国的身份参与欧洲一体化。
“舒曼倡议”提出后，英国内阁认为其中蕴涵超国家内容，做出不加入共同体的决定。于是，在没有英国参与的情况下，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6国于1951年创立煤钢共同体，迈出了一体化的第一步。
1955年，上述6国在意大利的墨西拿开会商讨建立关税同盟和共同市场，英国也没有派高级代表与会。随着《罗马条约》的签订欧洲经济共同体（EEC）于1958年成立。为了对抗EEC，1960年，英国与瑞典、挪威、丹麦、奥地利、瑞士及葡萄牙创立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
该联盟以自由贸易而非经济和政治一体化为目的，属自愿性质。由于成员国经济水平参差不齐，又实行松散的政府间合作，很难与EEC抗衡。欧洲形势的快速变化最终使英国作出了重大转向，决定申请加入被称作“共同市场”的EEC。
但当时的法国总统戴高乐认为，英国是美国影响欧洲的“特洛伊木马”，担心英国加入EEC会挑战法国的领导权威故两次否决英国的入盟申请。直到1969年戴高乐辞职，加之法国需要英国加入以牵制日渐强大的西德，英国的第三次入盟申请才被接受。
第二阶段为1973至1979年，英国刚加入就要离开。1973年1月1日，英国正式成为欧共体成员。但是英国加入完全是出于实用主义，主要是想通过加入欧共体来获取经济上的好处。由于英国没有赶上“头班车”，其加入时许多规则已经制定好，尤其是共同体预算摊款及共同农业政策对英国很不利。
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世界性衰退使英国经济遭遇沉重打击，一些反欧人士把英国的不幸归咎于加入欧共体。英国国内在英国的欧共体成员资格问题上陷入了严重分裂:大部分保守党人、工业界和金融界，以及一小部分工党人士坚持支持英国加入欧共体；一小部分保守党人、工党左翼及工会则持反对立场。
由于工党内部发生严重分裂，哈罗德·威尔逊领导的工党在1974年的竞选纲领中提出，如果当选将就英国的欧共体成员资格进行公投。公投于1975年6月5日举行，投票率为64%，其中67．2%的民众选择留下。
第三阶段为1979至1997年，保守党执政时期，与欧关系持续紧张。时任首相撒切尔夫人坚持把欧共体农业价格与解决英国的预算摊款问题联系起来，立场十分强硬，其名言就是“要把我们的钱拿回来”。
最终她通过强势谈判为英国争取到欧共体预算“返款”（rebate）的“特殊待遇”但这位“铁娘子”并非一味地反对欧洲一体化，因为她深知欧洲单一市场对英国的经济价值，因此支持欧共体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推出的《单一欧洲法案》，梅杰担任首相后，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谈判中成功地为英国争取到不参加货币联盟的“例外权”，而且当时荷兰政府提出的建设“欧洲联邦”目标也被改成“更紧密的联盟”（evercloserunion）。
1992年9月，国际金融市场大肆做空英镑，英国政府因无力应对而不得不宣布退出欧洲汇率机制（EＲM）。这一事件再次加强了疑欧派在保守党内的地位他们要求政府明确表示不参加货币联盟，至少在做出决定时应举行全民公投。
梅杰执政末期，英欧之间还因“疯牛病”问题发生严重对立。欧盟对英国牛肉的禁运措施被英国媒体描绘成对英国主权的威胁，激发了英国国内的反欧情绪一些人再次提出“脱欧”主张。梅杰政府开始采取“不合作”政策，几乎对所有加深一体化的建议都持反对或牵制的态度。
第四阶段是1997至2010年，工党执政时期，对欧政策较为积极，但未能加入欧元区。工党布莱尔上台后，宣称任内要“结束英国的孤立并担当欧洲的领导者”，但其雄心壮志却屡次撞到英国民众的疑欧墙上。
1999年1月1日是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启动日期，由于财政大臣戈登·布朗等人的反对，英国没有成为首批欧元启动国。布朗随即提出英国加入欧元区的“五项经济测试标准”。2003年，布朗公布“测试”的评估报告，其结论是，除了金融服务标准外，其余四项测试均未获通过。
2005年，工党、保守党和自民党都在竞选纲领中宣布将以公投方式表决《欧盟宪法条约》，由于法国和荷兰在全民公投中否决了该条约草案，布莱尔政府最后宣布推迟举行公投。2007年，针对宪法条约改版的《里斯本条约》工党政府认为只是修改现有的欧盟条约，无需通过全民公投，事实助推了该条约的生效。
第五阶段是2010年至今，卡梅伦担任首相期间，英欧关系再度紧张。欧债危机爆发后，以德国为首的欧元区国家试图通过加强财政纪律等措施来缓解危机，英国却出来搅局，几乎在所有问题上唱反调。2011年12月，欧盟力图修订《里斯本条约》。
由于未获欧盟对英国金融市场地位的保证，卡梅伦以“不符合英国国家利益”为由否决了这一动议，迫使其他25个成员国在基础条约框架之外通过了一项“财政契约”。2012年，英国不愿加入欧盟的银行业联盟，但寻求对英国金融业的特殊保护措施，并威胁“不满意就投否决票”。
欧盟最后提出折衷方案“双重多数投票体系”，即任何欧洲银行管理局（EBA）的决议都要被未加入银行业联盟的国家以多数票批准。2013年1月23日，卡梅伦就英欧关系发表讲话，提出“改革”欧盟的设想并在此基础上与欧盟谈判，届时英国公民可以谈判结果为依据，在公投中选择是否退出欧盟。
2014年，卡梅伦高调表态反对“联邦主义色彩过浓”的让·克洛德·容克出任欧委会主席，并与欧盟就移民、预算摊款等问题再起争执，甚至宣布部分退出欧盟司法合作指令。
2015年5月英国大选后，卡梅伦蝉联首相，他明确宣布英国将于2017年底之前就是否退出欧盟问题举行全民公投。2015年12月17日，《2015年欧盟（全民公投）法》获得英国女王批准，为举行公投确定法律基础。2016年2月19日英国与欧盟各国经过艰难谈判，就英欧关系协议达成一致。
次日，卡梅伦宣布英国将于6月23日正式举行“脱欧”公投。二战后英欧关系发展中所呈现出的阶段性，恰恰反映了这对关系的复杂多变，我们从中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的结论。
其一，英国对欧立场是始终摇摆不定的。从第一阶段的不愿参与一体化，到转变态度加入欧共体，再到第二阶段推出“脱欧”公投，以及之后各阶段的一系列反复，这显示英国其实并没有明确的、始终如一的对欧政策，其政策会因人而变、因时而变，因事而变。
其二，决定英国政府对欧政策的并非党派属性。很难说工党和保守党哪一个更亲欧，1975年搞“脱欧”公投的是工党，但工党在布莱尔时期对欧态度却相对积极，更愿意在欧盟发挥“领导”作用；最早主张“入欧”的虽然是保守党，但对欧态度强硬的“铁娘子”和现在要搞公投的卡梅伦都来自保守党。
其三，英国总是在围着自己的利益转圈子。英国当初不愿“入欧”是因为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后来发现不参与一体化的潜在损失更大，但加入后又觉得难以维护自身利益。可以说英国始终处于利益的纠结之中，一直在艰难地寻求收益与成本之间的平衡。
其四，英欧总是处于斗争与妥协之中。英国虽是后来者，但自身实力地位摆在那里，无论《单一欧洲法案》的施行还是《里斯本条约》的通过，都离不开英国的支持，缺少了英国的欧盟也必然落得四分五裂、难有作为的境地。正因为此，英国才有资格与欧盟“叫板”和讨价还价，才能在一体化制度安排中得到部分“特殊优待”。
二、英国搞“脱欧”公投绝非偶然
考察历史可以发现，英欧之间的纠葛从一体化初始就从未停止过。在其他欧盟成员国看来，英国这个“三心二意”的伙伴只能同甘、不愿共苦，特别喜欢在危难时要价、威胁甚至打算“脚底抹油”。
但英国这种“疑欧主义”情绪非一日造就，搞“脱欧”公投更非一时兴起，其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逻辑，需要从多个视角来加以分析。其一英国一直将自己定义为欧洲之外的全球大国。可以说，这是英国对欧政策的心理基础，一直长期存在，并不会因国内政党更替而发生根本变化。
北海和英吉利海峡将不列颠群岛与欧洲其他地区隔离开来，使之孤悬于欧亚大陆之外。这一地理位置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民众具有一定的“岛国心理”，即保守、疑心重、缺乏安全感、排外等，也自然使其视英吉利海峡对岸为“欧洲”而本国则不属于“欧洲”的范畴。
同时，地理分割在心理上造成这种与欧洲大陆的隔阂，又被民众关于欧洲大陆的历史记忆所强化。从罗马帝国对英格兰的征服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英欧双方的交往基本上就是一部战争史，充斥着征服与被征服、侵略与被侵略。
一方面，诺曼征服后英国从未遭遇重大失败。二战中，英国是对希特勒作战的欧洲国家中仅有的两个战胜国，还是唯一一个从未被占领的国家，英国人对此极为自豪。
另一方面，英国认为其面临的安全威胁都来自欧洲大陆，因此一直将外交和国防重点放在防止欧洲大陆出现霸权国家。此外，法国大革命、纳粹德国暴行等使英国认为欧洲大陆是专制盛行的地方。
有英国史专家就指出，英国始终认为，过于强大的国家机器会危害人类的自由所以对欧洲大陆的强权总有一种戒备心理。当自己的生活都要受到隔着海峡的巨大国家群体支配时，英国人就十分恐惧。
丘吉尔1953年在议会下院发言时表示，“英国和欧洲的关系是由介词‘和’（with）而非‘之一’（of）表达的———我们和他们，但我们不是他们的一部分”。2016年2月12日卡梅伦在德国汉堡演讲时坦言，“我们带有岛国的特点，独立、直率、对捍卫主权以及良好服务我们数百年的国家机构充满激情”。
同时，英国的离欧意识也与其历史上的大国荣耀有直接关系。英国自认“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是优等民族，政治上有很强的优越感，对本国的政治制度充满尊敬。从光荣革命开始，英国从一个小岛国成为现代史上的第一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200多年。
到1914年，英国拥有3350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和3．935亿人口，相当于英国本土面积的137倍和人口的8倍。昔日全球霸主的辉煌历史使英国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自我认知———世界大国。
因此，多数英国人不热衷于欧洲建设，不相信英国作为一个全球角色的命运是与欧洲设想的成功绑定在一起的。1950年当美国呼吁西欧国家开展一体化时时任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愤怒地表示，“大不列颠不是欧洲的一部分她可不是像卢森堡那样的国家”。
其二，英国不认可也不愿支持欧洲一体化的政治进程。可以说，英国与欧陆国家关于一体化发展一直存在理念之争和“路线”之争。
英国外交政策受实用主义、渐进主义、经验主义和怀疑主义等哲学思想影响较大，普遍对各类“政治工程”持不信任态度。1961年，时任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在一本政治宣传册里指出，对于欧洲联盟，“英国更青睐一种基于经验上的渐进式合作，而不是纵身跃入黑暗中”。
英国加入欧共体不是出于对“欧洲”观念的热心，而是意识到不加入的代价太大有英国学者这样形容当时英国的心态:“英国相信只有加入才能影响舰队的行进速度或最终方向，而在大部队后面一个人游荡是非常危险的”。
对英国人来说，欧盟似乎从来都无关理想，只是用来促进贸易等实际事务的因此一直对欧盟持功利主义的态度，即不将欧盟视为一个政治计划，而是一个英国可以从中获利的自由贸易区。
目前，拥有5亿人口的欧洲单一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让英国对欧盟真正感兴趣的也恰恰就是这个单一市场，因而一直力推将单一市场扩大到数字和能源等领域。
英国政治精英认为，欧盟只是实现“目标”的“方式”而非“目标”本身，是放大国家权力和经济繁荣的工具，作用与北约、联合国安理会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类似。
英国参与欧洲一体化看重的是单一市场的便利，根本没有打算将自身命运与欧洲绑定正如英国一贯所持的外交信条，“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英国人反对欧洲政治一体化和欧洲的联邦化，还与其珍视“议会主权”有关。
英国作为西方最早实行议会制度的国家，强调议会主权的至高无上，认为参与欧洲一体化并非是要向一个超国家组织“让渡”国家主权，而只是加强了独立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
前国防大臣利亚姆·福克斯在议会中发言时就表示:“‘更紧密的联盟’的逻辑终点将是‘联盟’我不希望英国失去作为主权独立国家的地位而成为‘联盟’的一部分”。
近年来，欧洲政治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其目的是通过更完善的制度安排和更多的权力集中来解决欧盟遇到的困境，财政联盟和银行业联盟正在建设之中社会联盟和政治联盟的远景已隐约可现，这种联邦制的发展方向无疑对英国这样的“议会主权论者”或“唯单一市场论者”产生了强烈刺激，激发了英国的抵制意识。
其三，英国对欧“抗争”是担忧自身经济利益受到侵害。英国“疑欧主义”背后显然有利益的考量，“脱欧”公投只是其争取利益的一种方式。英国目前是大西洋两岸资金往来的中心枢纽，伦敦是世界上领先的金融中心和最大的外汇交易中心。
据伦敦金融城同业行会“TheCityUK”统计，2014～2015财年，英国金融服务业向国库“输送”了660亿英镑税收，占国家总税收的11%；该部门的经济产出1900亿英镑，占国家经济总产出的11．8%；创造贸易盈余720亿英镑，是全球金融贸易盈余最多的国家。
可以说，金融服务业是英国经济的命脉和未来繁荣所系，是英国政府必须坚决捍卫的经济部门。英国是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鼻祖，在制度理念上与欧陆大多数国家的所谓“社会市场经济”有很大不同，自然会对来自布鲁塞尔的干预政策持否定态度。
英国认为，欧盟很多监管规则从根本上设计就不合理，缺乏政策弹性，是束缚英国金融业发展的“紧身衣”。英国担忧的还不限于此。债务危机并未阻止欧元区“扩容”，随着立陶宛等国加入，欧元区已拥有19个成员国。
由于欧盟在金融监管等领域实行“双重多数”表决机制，欧元区19国的投票权重可以形成否决权，从理论上说，只要19国抱团，它们就可以为整个欧盟立法。
如果欧盟内部出现一个由欧元区国家组成的核心集团并就单一市场或金融服务达成交易，那么英国将会陷入无可奈何的沮丧之中。
这使身处非欧元区的英国有着深深的危机感，而且这种威胁在现实中已有体现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德国和法国计划推出金融交易税，以抑制投机并为将来的危机筹备应急资金。
由于欧盟75%的金融交易活动都发生在英国，一旦开征金融交易税，以英国为基地的金融机构将是主要的被征收对象。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将该计划称为“瞄准英国心脏的子弹”，力阻该税种在欧盟层面执行。
此外，英国地处大西洋两岸，保持所谓的“骑墙”态势，即与美国保持特殊关系同时作为欧盟的成员国但不加入欧元区，有助于其稳固自身金融中心的地位实现收益最大化。
目前，德国、法国及卢森堡等国也在争取全球金融中心地位，特别是德国在全力推动欧洲金融一体化，使英国作为欧美资本流动枢纽的地位下降，对英国构成战略意义上的威胁。因此在单一市场建设、金融监管等重大问题决策上，英国立场强硬，坚决要求拥有发言权。
其四，欧盟身陷多重危机进一步加剧了英国的离心倾向。这是英国退欧的外部环境因素。20世纪70年代英国加入欧共体，是认为欧共体有光明的前景，而如今危机不断的欧盟却成为“衰落”的代名词。
金融和债务危机以来，欧洲经济持续低迷，内外问题缠身，使得欧盟失去了对英国的吸引力，甚至成为英国国内问题的替罪羊。在欧元问题上早在1998年时任保守党领袖威廉·黑格在演讲中就曾预测，采用单一货币（即欧元）最终会变成“一座着了火却没有紧急出口的大楼”。
后来的事实证明，欧元区的确燃起了熊熊大火，工党政府末期加入了“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sation Mechanism），为欧盟救助陷入危机的爱尔兰、葡萄牙开了绿灯，卡梅伦上台执政后则明确拒绝参与永久性的欧元区救助资金“欧洲稳定机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
英国舆论一方面庆幸英国当年未加入欧元区，另一方面又反问，“我们为何要为欧洲的失败政策埋单?”这反映出英国分家单干意识的进一步增强。
在贸易问题上，英国是一个老牌商业帝国，推崇自由贸易。卡梅伦在演讲中多次强调“英国是一个贸易国家”，其经济和战略利益是全球性的。
近年欧洲大陆经济低迷，市场萎缩，在英国贸易总量中的份额正在下降。2008-2015年英国对外贸易数据显示，英国对欧盟整体的出口年均负增长0．70%对非欧盟国家出口年均增长5．04%。
同期英国对美国、瑞士、中国沙特出口年均增长分别为3．3%、14．8%、17．8%和11．5%，而对法国、荷兰、爱尔兰、比利时等欧盟国家的出口都是负增长，只有对德国出口增长0．8%。退欧派称欧洲僵化、老龄化、负债累累且没有出路，一位保守党议员甚至称“英国被绑在了一具尸体”上。
他们认为欧洲市场“无利可图”，主张英国向海外特别是新兴市场拓展出口商机在移民问题上，2004年欧盟东扩后，中东欧国家到英国的移民数量猛增，但当时英国正处于经济连续增长，问题并不突出。
金融危机后，英国经济陷入困境，卡梅伦上台后推行紧缩政策，公共服务缩水失业率居高不下，英国人担心大量移民涌入会抢走自己的饭碗、蛀空社会福利系统。而按照欧盟人口自由移动原则，英国并不能自主限制移民数量。
债务危机阴霾未散，欧洲又遭遇史上最大的难民潮冲击。尽管英国未直接受外来难民影响，也未加入欧盟难民分配计划，但欧陆上演的难民危机使英国人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即欧洲一体化计划已经失败，整个欧洲大陆每况愈下，以至于退欧派宣传中的最大“卖点”就是英国退欧后可以完全收回对边界的控制减少移民人数，这恰恰迎合了许多民众的排外情绪。可以说，欧盟当前面临的危机某种程度上助了退欧阵营一臂之力。
同时，欧盟存在的这些问题又被英国媒体放大。从社会舆论方面看，《金融时报》、《经济学家》等主流媒体大都支持欧洲一体化，但老百姓天天读的却是《太阳报》、《每日邮报》等发行量很大的“小报”（tabloid），后者一直在渲染欧洲一体化的弊端。在媒体激烈竞争的年代，强硬、生动、简单的观点比问题性的、复杂的观点更吸引人……以致于作为官方政策的战略在英国媒体中报道最少。
英国智库“欧洲改革中心”主任查尔斯·格兰特指出，四分之三的英国读者看的是持疑欧立场的报纸，其余报纸也刊登大量批评欧盟的文章，有影响力的《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几乎未刊登过一篇说欧盟好话的评论而BBC《经济学家》等虽较为客观，但却被批走“精英路线”。
其五，“欧洲问题”往往沦为英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工具。正如布莱尔首相办公室主任乔纳森·鲍威尔所言，“对于任何英国首相，欧洲已不再是对外政策的一部分，而是国内政策和政治的一部分”。
一直以来，英国主流政党工党和保守党都受到疑欧思想的困扰。1990年撒切尔夫人“败走麦城”的重要原因就是党内亲欧派和疑欧派在对欧政策问题上的分裂。
卡梅伦第一任内，保守党内部要求退欧的声音越来越大，甚至有两名保守党议员“反水”加入反欧盟的英国独立党。前外交大臣马尔科姆爵士就指出，“保守党现在都是疑欧派……区别不在于你是不是疑欧派，而在于你是想让英国留在欧盟还是退出”。
在议会投票中，卡梅伦的权威多次遭到挑战。比如，2011年10月24日，英国议会就“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英国是否留在欧盟之内”这一动议投票，卡梅伦要求保守党党议员反对此项动议，但仍有79名保守党议员坚持投赞成票，另有2张废票及12张弃权票，堪称保守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议员“反叛”。
卡梅伦曾在梅杰政府任职，见识过议员“反叛”的“威力”，因此深知必须在欧洲问题上立场强硬，才能有效维系党内的团结，坐稳首相之位。与此同时，英国独立党的迅速崛起也给保守党形成巨大压力。
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独立党获得英国73个欧洲议会席位中的24席，超过工党（20席）和保守党（19席）；2015年大选赢得全国12．4%的投票支持率，道格拉斯·卡斯维尔成为第一位大选竞选成功的独立党议员。
该党一直把“欧洲”与移民、紧缩、“丧失主权”等联系起来，要求英国退出欧盟一定程度塑造了公共舆论，迫使卡梅伦接受其部分主张。与爱尔兰等国不同英国没有就欧洲事务举行公投的强制性宪政安排，首相有权决定就何种议题、何时举行公投。
1975年的英欧关系公投，曾被称为英国历史上“100年来最重大的政治创新”因为公投可以帮助处理棘手的政党管理问题。
卡梅伦2013年及2015年两度提出“脱欧”公投的主张，也主要是为了迎合国内和党内的疑欧主义，为保守党争夺更多的选民支持，明显有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赌徒心态”。
事实上，卡梅伦属于温和疑欧派，并不赞成英国退出欧盟，只是由于在欧洲议题上一再承压，所以决定在压不住党内退欧派的情况下，索性就以公投赌一把。
而且卡梅伦认为，英国是欧盟内第二大经济体，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核大国经历过债务危机、难民危机的欧盟承受不起英国“出走”的后果。因此，卡梅伦策略中更多的考虑，就是以欧盟承认英国“特殊地位”来换取政治筹码，而非要真心要让英国离开欧盟。
三、英国的“疑欧主义”仍将长期存在
英国的疑欧主义是多种因素综合且长期演变的产物，不会一朝一夕就轻易改变受到一定的外部刺激还可能爆发，“脱欧”公投其实就是这种疑欧情绪的升级和宣泄。
当前，英国国内的退欧和挺欧派之间的争斗已成水火之势。退欧派擅长造势能量较大，代表人物包括前保守党领袖伊恩·邓肯·史密斯、司法大臣迈克尔·戈夫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独立党领袖奈杰尔·法拉奇等并得到了杰西博JCB等部分大企业和许多中小企业的支持。
该阵营的代表组织是“投票离开”（VoteLeave），由司法大臣迈克尔·戈夫和工党议员吉赛拉·斯图尔特共同担任召集人。该组织的首席执行官马休·埃里奥特的经验也十分丰富，2011年时曾成功组织了反对选举制度改革的造势活动。
与1975年相比，当前的退欧派掌握了大量资金，而且进行了精心组织策划退欧阵营的口号也更简单易懂明确提出“英国退出欧盟可以生活得更好”应该“控制我们的边境”、“制定我们自己的法律”、“把我们的钱从布鲁塞尔拿回来”。
这些说辞虽非建立在严肃的科学分析之上，但在民众中很有市场。由温和疑欧派和亲欧派构成的留欧阵营的代表组织是“留在欧洲的英国更强大”（BritainStrongerinEurope），负责人为前玛莎百货集团主席罗斯勋爵。
留欧阵营虽有卡梅伦、奥斯本等政府高官，其他领军人物如肯尼斯·克拉克迈克尔·赫塞尔廷等人年纪较大，实际影响力有限，而且工党、苏格兰民族党和保守党因党派之争，也处于目标相同但各自为战的状态。从英国传统看，疑欧属于“政治正确”，占有“捍卫国家利益”大义，而留欧派反倒“不敢高声”。
卡梅伦政府曾于2015年初完成了有关欧盟权力对英国影响的审查报告认为没有证据显示欧盟干预了英国人的生活，但却因顾忌保守党内的疑欧情绪，最后只能将报告“雪藏”，而并未向民众宣扬这一结论。
事实上，在一些重要的数据上，如英国对欧盟预算的贡献及对欧盟的贸易依赖程度等，两大阵营都存在扭曲、夸大甚或编造的成分，选民们常被这些矛盾的数据弄得无所适从。
英国《金融时报》考察了2015年3月30日至2016年3月30日间多家机构所进行一系列的民调，发现受访者中支持留欧的平均比例为46%支持退欧的为40%另有13%的人表示未拿定主意。
因此，以卡梅伦为主的留欧派更强调通过谈判使欧盟做出必要改革，再由以全民公投的方式决定英国是否留下，即“3Ｒ”:改革（reform）———再谈判（renegotiation）———公投（referendum）。在与欧盟机构领导人及法国、德国、波兰等主要成员国频密接触的基础上，卡梅伦于2015年11月明确提出了推动欧盟改革的四点主张:
打击滥用欧盟“人员自由移动”原则的行为，削减在英国务工的其他欧盟成员国公民的福利待遇，减轻企业的负担，提高欧盟整体竞争力；欧盟“更紧密的联盟”的目标不适用英国增加成员国议会在欧盟法律制定中的发言权；公平对待非欧元区国家，在欧盟单一市场之下加强对非欧元区成员国的保护措施。
他将此作为与欧盟谈判英欧关系新协议的基础并携此开展了数轮欧陆“游说之旅”。
2016年2月18-19日的欧盟峰会上英国与欧盟各国经过近30小时的讨价还价最终就英欧关系协议达成一致。根据该协议，英国除继续不加入欧元区和申根区选择性参与欧盟内政和司法事务外还可免受“更紧密的联盟”目标的束缚（其他成员国没有这个特权），并获得了限制欧盟移民领取英国福利的权力。
当然，这个协议也是欧盟和英国双方相互妥协的产物，如英国限制移民福利的“紧急刹车权”由其先前主张的13年缩短为7年；欧元区进一步一体化时应尊重非欧元区国家的权益，但非欧元区国家（英国等）亦不得为欧元区的深化制造障碍等等。协议还明确规定，英国一旦在未来的公投中选择“退欧”，则其中的各项许诺便不再有效。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在达成协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8国一致同意的决定具有法律约束力且不可逆转，协定解决了英国首相卡梅伦的所有关切，同时也没有牺牲欧盟的基本价值观。”卡梅伦称他实现了所有的谈判目标，协议赋予了英国在欧盟中的“特殊地位”。但英国的退欧阵营也批评协议“空洞”，只能带来“微小的变化”。
当然，英欧关系新协议还是一定程度回应了英国的关切，有利于留欧派。卡梅伦也趁热打铁，宣布于6月23日举行公投。
英国人选择留欧的可能性在增加，但公投一旦启动仍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因为退欧情绪是非理性的，也往往是偏执的，一旦受新一轮欧债危机、恐怖威胁或难民潮等外部因素刺激，很可能会出现逆转。
如3月22日布鲁塞尔发生恐怖袭击后，退欧派的独立党领导人法拉奇就发表评论称:“下次如果你们听到首相说，为了我们的安全英国必须留在欧盟，请想一想布鲁塞尔。”
鉴于民众更容易受媒体和政治精英影响，卡梅伦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争取中间选民（他们的态度将最终决定公投的结果），让他们相信英国待在欧盟中可以过得更好。
事实上，“退欧”反映的是英国国内一直无法解决的“欧洲问题”。这一问题非常复杂，并非仅仅是去是留，而是与情感认同、政党政治、经济利益以及如何在变化的欧洲中定位等有关。
这使得英国陷入一种“选择困境”:既想获得全面的欧盟市场准入，又想拥有绝对的自由；退出欧盟会失去单一市场的好处，留在欧盟内又受制于人而缺乏独立性。“脱欧”公投只是把复杂的“欧洲问题”以“全民公投”的形式简单化处理而已。
卡梅伦说，英国人为在欧盟中的地位问题痛苦已久，公投是“一代人才有的机会”去解决欧洲问题。在他看来，公投似乎是一劳永逸的解决之道。但实际上公投只能更多地强化两大阵营的对立，造成英国社会的分裂，最终也无法真正解决问题。
1975年的“脱欧”公投和2014年的苏格兰“独立”公投都是前车之鉴。可以说，不管公投结果如何，未来英国还会继续受“欧洲问题”的困扰，甚至再以诉诸公投的形式卷土重来。同时，英国“脱欧”公投也给欧盟出了一道“英国难题”。
公投似乎正变成欧盟成员国消极抵御一体化的有效手段，丹麦、爱尔兰等许多成员国都曾这么做过，但仅仅是针对当时新的欧盟条约而已，英国却做得更为决绝，将通过公投决定是否退出欧盟。
英国一旦退出将严重削弱欧盟，而英国留在欧盟之内又必然要高价，这将使欧盟精力内耗去处理“英国问题”，难以全力应对恐怖主义威胁、难民危机等更紧要的议题。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公投的结果，而在于“脱欧”公投这一举动本身给一体化赖以生存的种种原则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质疑。
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在2016年2月初表示:“倘若有一个方案能够将英国和欧盟牢牢地绑定在一起，而且欧元区内部能够实现进一步整合，那么将会提升外界对欧盟和欧元区的信心。”他的表态反向映射出英国“脱欧”问题可能带来的危害，即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信心将极大受损。
而且英国的行为具有一定的“传染性”，很可能成被其他成员国所效仿，要求欧盟更多让权，使得民族主义进一步抬头，欧盟也因此陷入成员国各自为政的局面。
目前法国、荷兰、意大利等成员国的民粹主义政党都在密切关注英国“脱欧”公投的进展。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英国可能并非真要离开欧洲，“脱欧”公投是在认为自己的核心利益受损时出于历史惯性做出的必然反应。
也就是说，一旦英国认为欧洲一体化走得过了头，特别是制度安排及利益分配有损于己，就要扮演“刹车者”的角色，以阻止欧盟朝自己不希望的方向前进如果无力阻止就以“退出”相要挟。欧共体成立时如此欧元启动时如此现在搞“脱欧”公投是如此，那么将来可能还会如此。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