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问题意识是要反思今天的中国和东亚日趋高涨的民族国家至上的意识，我对这样的民族国家至上的意识很忧虑，民族主义是现代性的一部分，但是今天它成为一个主宰性的思维，我们需要一种对冲的意识，这个对冲可以用各种表述，我用新天下主义来表达。
新天下主义来自于中国古代的历史智慧，又通过传统天下主义的扬弃，去中心。在核心区域，要施行“一个制度，不同模式”;在边疆区域，要实现“一个国家，不同文化”;在港澳台地区，要试验“一个文明，不同制度”;在东亚社会，要承认“一个地区，不同利益”，在国际社会，要适应“一个世界，不同文明”。如此乃能建立新天下主义的内部秩序与外部秩序，创造中华内部各民族、东亚社会各国家的并存共赢局面，并且为未来的国际秩序创造一个新的普遍性。
一、反思日益高涨的民族国家至上的意识
大家现在都在谈天下，但是各自的问题意识是很不一样的，我的问题意识是要反思今天的中国和东亚日趋高涨的民族国家至上的意识，我对这样的民族国家至上的意识很忧虑，民族主义是现代性的一部分，但是今天它成为一个主宰性的思维，我们需要一种对冲的意识，这个对冲可以用各种表述，刘擎提的是新世界主义，我是用新天下主义来表达。
尼布尔在《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中说，按照《圣经》的说法，有两种不同的人：光明之子是指这样的人， 他们相信世界有普遍价值，而且是按照普遍价值行动的， 但是黑暗之子不相信有普遍的价值，世界上只有自身的利益，他们只是按照自身利益的利害化来选择，这是两种不同的人。光明之子是理想主义者，黑暗之子是现实主义者。今天的民族主义者都是黑暗之子，而我要说的天下主义则是光明之子，黑暗之子今天太强大了，所以我们需要一些光明之子来与他对冲。
天下主义在古代中国的内涵具有双重性。一重是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同心圆秩序，另外一重是一套价值观，一 套值得追求的理想的价值观。这两面构成了天下既有乌托邦的一面，也有历史的现实一面，这两面不是截然不相干的，是有内在的关联，现实的一面是真实的，乌托邦的一面同样真实。
我这里讲的新天下主义，是天下主义的 2.0 版，是对民族主义与传统天下主义的双重超越，一方面要把天下主义的普世性承接下来，中国的传统不是特殊主义的，而是普遍主义的，是人类主义的立场，不是华夏民族的特殊利 益建立的特殊尺度，而是人类主义的普遍价值。另一方面，传统的天下主义有华夏中心和等级化的弊端，这是需要克服的，而民族主义有负面性，但民族主义的主权原则，承认各个民族和国家，不管大小，一律平等，相互承认，这也构成了它的合理性，新天下主义试图在民族主义的主权平等的基础上，继承天下主义的普世主义。
传统的天下主义，与犹太教、基督教、古希腊罗马文 明和印度教一样，都是轴心文明。但是轴心文明的普遍性 是从特殊性发展为普遍性，最后凌驾于特殊性之上，新天 下主义不在各种特殊性之上，而在各种特殊性之中，也就在这个意义上，它试图构成一个新的普世文明。这个普世文明，不是以某个特殊的文明为代表为核心，而是各个不 同的文明和文化所共享、所分享的，它的普遍性是一种分享的普遍性。
谈到主权问题，韩国的白永瑞教授在《开放时代》发表了《从核心现场重思“新的普遍”：评论“新天下主义”》一文，回应我的新天下主义，他指出主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绕不过的问题，他赞成东京大学的中岛隆博教授 的看法，认为主权也是可以分割、可以分享的，而按照卢梭的看法，主权不可分割、不可转让，是整体的。
关于主权分割的想法，当然是针对东亚所存在的“分断体制”提出来的，有其特殊的问题背景。显然，东亚的现实向传统 的主权理论、向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提出了挑战。今天的东亚，有点类似 20 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因为民族主义的高涨，随时有擦枪走火的可能。东亚如何像欧 洲那样，从国家之间的冲突走向大和解，建立超越国家利益的共同体？
东亚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不管日本、韩国、 中国相互之间是否喜欢，总是要做邻居，这个邻居是无法搬家的。如果要避免战争的话，就要建立东亚共同体，而这个共同体，仅仅建立在利益均衡的基础上是不够的，其背后需要有价值上的普遍性。欧盟不仅是利益的结合，而 且它背后有共同的价值，来源于基督教传统、古希腊罗马传统和近代启蒙传统，东亚的普遍性在哪里？这恰恰是我们试图去寻找和建构的。
二、新天下主义可以是畸形膨胀的国家主义的一剂解药吗？
从19世纪至今之世界，是民族国家分立之时代。国家主权至上、民族生存的核心利益、从陆地到海洋明确的领地疆域，这些迥异于传统天下主义的民族国家意识，如今从官方到民间，在中国已经深入人心。当最早的始作俑者欧洲人从两次大战中吸取血的教训，开始淡化国家主义、走向欧洲联盟、强调世界主义的时候，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世界，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却空前膨胀，军事冲突有一触即发之势。
对于畸形膨胀的国家主义，新天下主义可以是一剂解药吗?
国家利益至上，永远只能说服“我者”中的利益中人，而无法让“他者”心悦诚服。儒家之所以博大，乃是越一身一己之“小我”、一家一姓之王朝之利益，家国之上，有天下之普世价值，这是一个最大的“大我”，人类的“大我”。五四的中国知识分子也以现代的世界主义精神，继承了将个人与人类打通的天下主义精神。于是，五四的爱国运动成为了一场具有世界主义背景的爱国运动，学生上街争的不仅是狭隘的国家权益，而且是国际社会的公理。以公理抗议强权，而非以强权对抗强权，这就是五四爱国者们新天下主义的胸怀。民族国家观念从欧洲经日本引入到中国，配合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会达尔文，到清末民初已经深入人心。但第一次欧战的惨烈，让五四知识分子对此有所警惕，遂以世界主义予以解毒。今天当东亚各国民族主义在政客和舆论的煽动下再次高涨之际，如何超克民族国家至上，寻求东亚和世界的新普遍性，成为东亚社会有识之士共同关心的话题。21世纪的世界重心已经从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处于太平洋西岸的东亚不该是对抗的东亚，而应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东亚的命运共同体，在15-18世纪曾经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的方式出现过。中华帝国在历史上通过朝贡体系中的互惠共享到处结交盟友，甚至化敌为友，维护了与周边国家的长期安定，天下主义有自己的文明，有对普世伦理秩序的理解和追求，中华帝国不需要敌人，其现实目标是化敌为友，将对抗性的敌我关系转变为平等对待、互通有无的互市关系，而最高理想是怀柔天下，建立普世性的世界伦理共同体。过去的中华帝国到处都是朋友，而今日刚刚崛起之中国却周边都是敌人，甚至鹰派军人惊呼“中国处于C型包围”之中。这些敌人究竟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尚可推敲，但民族国家至上的国际思维最容易制造敌人，甚至没有敌人也会制造出敌人。另一方面，虽然“民族国家至上”成为从官方到民间的普遍思维，内部危机之严重也急需建立万众一心的国家认同，然而如今中国的民族主义因为被掏空了文明的内涵，只剩下一个巨大而空洞的符号。为了填补这个内在的空白，就需要制造外部的敌人，没有敌人也要想象几个仇敌、天敌出来，通过对抗性的“他者”维护脆弱的“我们”，建立民族与国家认同。这就使得中国与周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越发紧张。
在今日之东亚社会，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特别是东海、南海的岛屿之争，更是成为一触即发的战争导火线。海洋及其岛屿是否具有明确的主权归属?这在传统的东亚世界并不成为问题。在历史上的东亚，海洋将各个国家隔离，但大海是公共的、共享的，海洋及其岛屿是各国共同拥有、共享的区域。这是农耕民族所理解的海洋。只有到了近代，欧洲新崛起的海洋民族为了商业的需要、控制海洋资源并且建立全球霸权，才将海洋视为大陆土地的延伸，是国家主权拥有的一部分。于是，公享的海洋被瓜分了，每一个小小的岛屿也成为寸土必争之地。在一个主权国家的时代，对国家秩序的想象与国家关系的游戏规则都是按照海洋民族的思维确立的，然而，当对海洋及其岛屿发生主权争议的时候，海洋民族的主权观念，如果要回溯“自古以来”，并无历史的合法性，因为历史上的海洋并没有近代的主权界限，如果要看现实状态究竟谁实际控制，这种国际法分明又是强权的逻辑，而且默许与鼓励争夺实际控制权的暴力与战争。如果换一种思维，以传统的天下主义中对海洋的共享之观念来解决争端，“落伍的”农耕民族之智慧反而可以为“先进的”海洋民族所制定的规则提供一个全新的方案。在1980年代邓小平提出解决钓鱼岛之争的八字方针“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就是古代天下主义智慧在当代国际社会的出色运用，然而至今为止，人们只注意到其策略性的意义，而对其背后所蕴含的国际海洋游戏新规则的东方智慧则缺乏深切的认识。
三、东亚命运共同体如何可能
中国的文明国家建设与东亚的秩序密切相关。白永瑞教授指出：“若中国不是立足于民主主义，而是藉由复兴大一统的历史记忆来追求权力的正当性，走的是以民族主义为动力的近代化模式，并未能新创出克服其弊端的独特发展模式，即使中国有意要主导东亚秩序，也不容易让周边国家自发地参与其中。” 不过，假如中国成功地实现了民主与法治，成为像英美那样的文明国家，是否周边国家就此放心了呢?中国按照其国力、规模和人口来说，一旦崛起，就是一个具有支配力的大国，即使成为一个“自由帝国”，也会令周边国家、特别周边小国产生恐惧，特别对于韩国、越南来说，都是从历史上的中华帝国朝贡体系中分离出来的独立国家，因此对历史上的宗主国有非常的警惕，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也不愿成为再次成为中国的藩属国，哪怕中国已经变成一个文明的国家。
这意味着，东亚和平秩序的重建，不能像中国某些自由派那样，简单地化约为一个中国内政的改革问题。东亚和平秩序的重建，有其独立的问题价值。东亚和平秩序的重建，其前提并非取决于非中国成为西方式的民主国家不可，即使中国是一个非民主的良序国家，能够内部有法治秩序、外部遵守一般的国际法则，也是有可能介入到东亚秩序的重建中来。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重返亚洲和日本试图重新成为正常国家，一场帝国的争霸战重新出现在东亚，这是东亚处于战争边缘、随时可能擦枪周火的渊源所在。因此，正如白永瑞教授所思考的那样，如何去帝国的中心化，建立一个平等的东亚命运共同体，成为东亚各国共同面临的使命，以民族国家利益至上、主权压倒一切的现代帝国，是一种将自身视为唯一的主体、而将对方和周边国家都视为客体的霸道逻辑，而如何学会和平相处、承认互为主体，是新天下主义的目标所在，而这个目标，也是东亚命运共同体所赖以建构的新世界主义。
一种新的东亚和平秩序，需要以一种东亚普遍性价值。从历史上来看，东亚曾经出现过三种不同的普遍性形态，一种是古代世界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天下普遍性;第二种是近代之后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的普遍性。第三种是二战之后西方自由世界与社会主义阵营分断体制下所产生的对抗性二元普遍性。冷战结束之后，东亚失去了普遍性价值，哪怕是对抗的普遍性。东亚各国之间只剩下利益的结合或对抗，结合只是短暂的权宜之计，其背后缺乏更深厚的价值共识;对抗也是利益的冲突，为了争夺资源、海岛和贸易主导权。因为东亚世界不再有价值的普遍性，因而无论是结盟还是对抗，皆呈现出某种无序、多变和不稳定状态，今天的敌人就是昨天的盟友，而今天的盟友很有可能就是明天的敌人。从利益而言，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这种瞬息万变的三国演义、多边博弈，加剧了战争的危险性，使得东亚成为当今世界里最不稳定的地区之一。
东亚作为一个真实的命运共同体之存在，不能以利益的暂时捆绑而成，也不应将西方视为他者而自我确认，她应该是历史的，也是建构的。从历史角度而言，东亚共同体并非一凭空虚构的想象共同体，历史上的朝贡体系、密切的人员流动、汉文字文化圈以及遍及东亚的儒家、佛教文明，都为东亚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历史的合法性。东亚的命运共同体需要有灵魂，一个有待创造的新的普遍性价值，也要有其制度形态的肉身。东亚共同体的建立不仅有赖于国家间的结盟，形成超越民族国家的平等联盟，而且更需要东亚各国知识分子与民间的交往，形成“民间的东亚”，而“民间的东亚”将比国家更能超克民族国家的藩篱，超越各种版本的中心化、等级性，具有天然的平等性，成为东亚新的普遍性价值的深厚的社会土壤。
新天下主义来自于中国古代的历史智慧，又通过传统天下主义的扬弃，去中心。去等级化，以平等的共享为核心，在普世文明的基础上，试图建立一个新的普遍性，所谓“分享的普遍性”。历史上的天下主义以帝国的治理方式作为其制度的肉身，传统帝国与追求同质化、一体化的现代民族国家不同，其内部存在着多元的宗教和治理体制，而其外部秩序则是以朝贡体系为中心的互惠、分享的国际贸易、政治与伦理复合型网络。这一传统帝国的天下主义智慧，给今天的启示在于：过于单一和齐整化的民族国家思维对内无法化解边疆与民族问题，对外无助于缓和与周边国家的主权争端。在民族国家同一性思维之外，应该补充帝国富有弹性的多样性和多重体制予以平衡。具体而言，在核心区域，要施行“一个制度，不同模式”;在边疆区域，要实现“一个国家，不同文化”;在港澳台地区，要试验“一个文明，不同制度”;在东亚社会，要承认“一个地区，不同利益”，在国际社会，要适应“一个世界，不同文明”。如此乃能建立新天下主义的内部秩序与外部秩序，创造中华内部各民族、东亚社会各国家的并存共赢局面，并且为未来的国际秩序创造一个新的普遍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