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上旬，应龙应台文化基金会之邀访台，参访了政府、学校、NGO、教育研究院等各类组织，与许多人交流，对台湾的教育和教改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台湾的教育发展和变革先于大陆，是最便于我们认识比较的。为此，不惮其繁、不顾优美，将我了解到的一些细节记录下来，在此交流分享。
教师地位和偏乡学校
由于大陆的教育公平和教师待遇是重大问题，所以我对每一个台湾同行都要提问：教师和公务员的待遇哪个更高？答案是明确而一致的：当然是教师！不但薪资高，还有两个假期，教师成为比公务员更受青睐的职业。
教师资格考试也比公务员难得多，必须修满146教育学学分，包括教育哲学、课程与教学、教育行政、教育心理学等必修科目，以及修满教育学分（大五实习一学期）。资格考之后还要参加教师甄考，只有通过甄考才能成为正式教师，否则只能是临时教师。由于出生率和学生数下降，教师缺额较少，因而甄考的录取率非常低，只有百分之零点几。
与大陆不同，台湾的教师没有严格的考核、分等，没有职称评定、没有特级教师、没有升学率评价，的确是靠良心干活。工资的差异仅在于本科、研究生学历起薪不同，以后增加的主要是年资工资。早就知道台湾的“军公教”成为高待遇的社会群体，原因却不得其详。此次听说，1949年国民党来台后，鼓吹师范教育是“精神国防”，因而视军公教为同等重要。另一说军公教的“特权”是70年代之后，为加强文化建设而建立的。军公教待遇过高已经引起“民愤”，最突出的是所谓“十八趴”待遇——军公教人员在公办大银行存款，可享有年利率18%的优惠收益，以及退休金畸高，已经纳入改革议程。
参观了若干所农村的小规模学校，台湾称为偏乡学校，与大陆的情况完全不同。台东县的电光国小都是阿美族的学生，全校6个年级共23名学生，12名教工，教师却并不超编。因为他们不是按生师比而是按1:1.6的班师比配备教师的，6个班配9名教师，作为学校“标配”的校长、校工、护士3人不占编制。经费拨款也是按班级数而非学生数，一个班是无论学生多少，下拨经费是一样的。学生班额为15人，如16人则须拆分为两个班。所有学校均为独立法人，有独立的财政账户。教师一周16节课满工作量，校长满4年流动，最多可有两个任期。
还有一类特偏的偏乡学校，教师每月可有3000元定额的补贴。特偏学校的标准是学校不在公路线上、5公里内没有公交车站。乡村教师能否调入城市按积分计算，在乡村任教时间越长积分越多。
偏乡学校既不差钱也不缺人，所以学校虽小但生机勃勃，校园文化丰富活泼，是小而优、小而美的典范。为了保存少数族裔的民族文化，偏乡学校开设每周一小时的“乡土语言课”，教授闽南话、客家话和少数民族语言。目前台湾的人口结构，本省人（说闽南话）约70%，外省人（说国语）12%，客家人（说客家话）15%，原住民（说民族语言）3%。在台北的地铁，也用国语、闽南话和英语三种语言报站。
无论城乡，台湾的国小都各具特色，相当生动活泼。高雄荣光国小的校本课程是“桥艺帆船”，桥牌和帆船，小学生在著名的爱河编队泛舟，这在大陆是不可想象的。小学生的“三好”标准是星云法师倡导的“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参观了佛光山才知道，这是他们依据“人间佛教”理念施行的一个教育项目。
促进教育公平的新举措是由暨南大学、辅仁大学发起，目前在全台20所大学举行的“数位学伴”计划：一位在校大学生陪伴一位偏乡学生，每周2小时在线交流，每年见一次面，口号是“用生命陪伴生命”。计划实施经费由教育部提供。这一项目的价值和操作性都令人赞赏。
关于“十二年国教”
此次访问之时，台湾十二年国教（实行十二年义务教育，高中免费、免试入学）已实施两年，“实验三法”已通过一年，台湾的教育改革处于十分活跃的阶段。
实施十二年国教，从实施前在义理层面的激辨，到实施后围绕划片和入学方式的矛盾，现在似乎进入了相对平稳的时期。围绕十二年国教的争论，振铎学会的丁志仁称为是“均优派”与“选秀派”的矛盾：高中阶段的教育价值究竟是重在均衡优质资源，还是选拔优秀学生？应当淡化还是维系建国中学、北一女中之类名校的选优功能？这其实是推进教育公平过程中最为困难的“公平与优秀”的矛盾。均优派的主张并不是反对优秀，而是主张分散优秀，让优秀学生分布在更广大的群体中。这一主张有实证研究的支持。
PISA 2006的研究报告、以及原宜兰高中校长（后宜兰县教育处长）吴清庸的研究结论，论证了学生过早分层会产生两个后果：加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业成就的影响；学生整体的学业水平会降低。因为好学生与中等生在一起，环境的高期望激励，会使好学生表现更好，同时带动中等学生进步；而在优秀学生扎堆的环境中，只有前5%-10%的学生能够继续保持优秀，其余的则被比下去了，学业表现甚至不如普通中学。国教院的研究也显示，影响学业成就的因素，家庭社会经济背景、所在地域超过了教师、校长、课程等学校教育的因素。这其实是一个基本原理，在欧美国家还是我国大陆都是如此。
据介绍， 2015年台湾的高中学校总数为500校，其中公立292校（占58.4%）、私立208校（占41.6%），高中阶段在校生72.1万人，就读普通高中、职业学校、综合高中的分别占43.12%、47.85%和9.03%。实行十二年国教后，高中采取多元入学方式招生，以免试为主，要求占到75%以上，此外，还有特色学校等入学渠道。担忧的观点，认为取消高中阶段的精英教育会降低社会竞争力，或者认为精英教育并不会真的消失，而是转移到了私立学校。改革派的批评，是除了入学方式的变革之外，教育的系统性变革尚未出现。最近，政府新制定的课程纲要总纲已经发布，核心价值包括：全人教育，注重五育均衡发展；素质导向，重视“核心素养”的形成；推动小学、初中、高中课程的连贯统整；弹性活力，强化校本课程发展；多元适性，落实以学生为主体的适性学习，等等。
著名企业家、公益平台文化基金会的创始人严长寿认为，十二年国教应该教的就是“做人”和“做事”这两件事。做人的能力包括公民基本素养，自律的能力，明辨是非、不被他人驾驭的思辨能力，以及人文艺术涵养和审美能力。做事的能力指向就业，分为学术、技术、艺术三种取向，循个人的禀赋和性情而无高下之分。他主持的均一学校、华德福学校、推广均一教育平台（将可汗学院的内容中文化），致力于“打造一个安全、快乐、多元的学习环境，以自我领导力教育来启发每一个孩子发挥个人天赋，成为有热忱、有自信、独立自主、具备完整生活技能、对社会有正面价值的世界公民。”他对帮助偏乡的少数族裔儿童“翻转”命运极为用心，有一些独到的设计。
实验教育渐入佳境
从1994年呼吁教育改革的“四一O”大游行开始，台湾的教改和各种教育议题主要是由“教育社运”所推动引领的。民间教育团体形成了一套工作机制，从“催熟议题”到改变政策。他们的一个基本认知，就是不能就教育谈教育，教育的公平正义不可能在教育内部达成，必须推进外部因素的改变。例如关于教育经费的分配正义，推动建立公开透明的程序和机制。最终，2000年在行政院设立“教育经费基准委员会”，确定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及分配办法；教育部设立“教育经费分配审议委员会”，具体分配各级各类教育经费。教育部的这一委员会由政府官员、教师团体、家长团体、学生代表等组成，最多为18人。由此，教育资源配置超越了“黑箱操作”，被纳入公开化、民主化的程序。
2014年11月，立法院一次性通过“实验教育三法”：《学校形态实验教育实施条例》、《非学校形态实验教育实施条例》、《公办国民小学及国民中学委托私人办理条例》，是另一个实质性的教育进步。立法的总则是“为鼓励教育实验与创新，实施学校型态实验教育，以保障人民学习及受教育权利，增加人民选择教育方式与内容之机会，促进教育多元化发展。”非学校形态的教育实验主要指“在家上学”（home school）的类型，比较容易理解。按参与的人数，分为个人、团体（学生3~30人）、机构三种。
公办或私立学校办理学校型态实验教育，从申请、审议、学生权益保障、许可、评鉴、监督及奖励、评鉴结果不善之处理等，有一整套管理制度。主管机关可指定所属公立学校开展学校型态实验教育，学校数为同一教育阶段总校数的5%，最高可达10%。立法赋予实验学校极大的自主权和自由度，规定这些学校“于实验规范之范围内，得不适用国民教育法、高级中等教育法、特殊教育法及其相关法规之规定。”公办中小学委托私人办理，是通过契约的方式委托有理念的教育家管理公办学校，类似美国的“特许学校”（chart school）、英国的“自由学校”（free school），学校的公办属性不变，政府全额拨款，但给予学校更多的自主权。这与大陆所说的“委托管理”、公私合作很相似，都是通过政府放权，激活公办学校的活力，增加教育的选择性、多样化和提高教育质量。
“实验三法”的通过，使体制外的教育实验得以合法化，并出现了举办实验教育的热潮。事实上，台湾早已有公办民营（称为BOT）的学校，如慈心华德福学校等；还有一些被称为“理念学校”、“另类学校”的实验学校，如种籽学苑、雅歌实验小学、森林小学、全人教育实验中学等等，现在都可以正名和合法化。振铎学会举办的“六年制学程”是典型的非学校形态教育实验，导师带着一二十个孩子开展游学、跨学科的主题式学习，现已获得“完成实验教育证明，准予考大学”的核准。
“六年级学程”的学生在参加会议服务
道禾教育基金会曾国俊举办的道禾学校，是一所极具创新性、实验性的学校，致力于打造以东方美学、华人文化为主、“最中国”的教育。学校的设计把艺术之美、生活之美铺陈在整个校园，让所有孩子都能接触到美，感受到温暖和关爱。其课程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套装知识”，即语言、数学、物理、化学、历史等，是对人类文明的传承学习；另一类是经验知识，通过山水课程、节气课程、六艺课程等展开。六艺课包括书道、水墨、剑道、弓道、武术、茶道、器乐（古琴、二胡、直笛、阮）、工坊课（金工、木工、染织、造纸、制书、陶艺）、身体美学等。
在道禾学校，小学毕业要登上3800多米的玉山，跋山涉水走四天三夜；初中毕业要走10天雪山，高中则要求全班合力造一条船，然后坐自己造的船出海，称为“山-海-关”课程。道禾的老师，都要会古琴、通茶道、花道，具有中国文化的涵养。道禾还创办面向公众的六艺文化馆，打通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的联系，推进师生、家长共学的学习实践。道禾基金会与李亚鹏的书院中国基金会合作，已经在北京顺义建立了培德书院，并将在南京、深圳等地建立道禾学校。
新竹的道禾实验学校“神农计划”
在台湾城乡，可以明显感受人们对有机农业、绿色食品、本地农产品的关注，许多学校和基金会开展农业教育项目，培养儿童对自然、环境、农业、食品的认知和态度。
中兴国小的学生在校田学习插秧
教师工会实行的“麦田见学计划”，是让教育融入各地产业资源，通过实际的农作体验“在地生产，在地消费”，认识缩短食物里程的真谛，其实是一种环境教育。台湾好基金会在苗栗县开展的“神农计划”，将学生的营养午餐换为有机蔬菜，建立每校一亩“校田”，在学校开展土地教育，包括环境、农业、饮食等课程。孩子们脚踩泥土，制作堆肥，体验採摘、学习烹饪，体验小农夫的生活。在苗栗县的中兴国小，我和小学生一起下田插秧，重温了当年在上海读中学时下乡劳动的体验。我意识到，这种劳动教育、农业教育、环境教育就其价值而言，具有一种生命教育的内涵，如同栽培秧苗那样，通过建立人与土地、自然的联系，在孩子心中栽培本土的文化体验和生命感知，意义十分深远。
在地和在地化，是台湾使用频率很高的词语。本土化、在地化，对农业、自然农法、有机农业的关注，显示了一种亲近土地和自然、基于本土的发展理念。如同可持续发展、无核化诉求和“福留子孙”的教育愿景，它对应的是后工业社会“绿色和平”的社会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