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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工业化提前10-15年结束

工业化阶段的结束使制造业增长乏力,其投资收缩;城乡人口、土地、资金双向流动不顺畅和要素利用不能盘活;服务业领域体制障碍很大,投资不能正常进入;新的增长领域,又没有被开拓。这种大格局的变动,导致了国民经济增长的下行。

中国传统工业化提前10-15年结束

从中国经济的动态增长来看,人口长达35年之久的超低生育率和低增长率,导致很严重的人口少子化和老年化,特别是22岁到44岁消费、就业、创新和创业之主力人口的萎缩,加之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的扭曲,导致了劳动力供给的相对和绝对减少,总需求的持续疲软,以致于生产成本的上升,和供给的全面过剩。

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使相当多的制造业相对于东南亚、印度、北非等地,失去了比较成本优势,使大量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向外转移。结果,既使制造业的投资建设放缓,甚至收缩,又使制造业的增长速度下行,还使出口竞争力受到影响,货物出口增长再现了负增长。

从国内的产业及其消费需求看,由于22岁到45岁经济主力人口的猛烈收缩,导致了住宅和汽车等消费的突然萎缩(有人认为汽车按照发达国家的万人拥有水平,还有上升空间。但是,农村人口大量的是老人,城市人口老年化程度更高,这两部分人口对汽车的需求愿望和能力都较低。);而住宅和汽车需求的放缓和疲软,致使与此有关的钢铁、煤炭、水泥、有色冶金、建筑材料、家俱、家电、机械制造、橡胶等及其关联和配套制造业、建筑安装工业等全面过剩。

由于对人口流动的管制及其对城市化的影响,虽然2015年城市化水平还只有56.10%,农村中目前还有60346万人口,但是其中老龄化的程度已经非常高,已经指望不上这部分人口向城市迁移;虽然,在城市中有务工劳动力人口27747万人,但是由于城市中没有其住宅、公共服务和社保,相当多的部分,中老年时,还是要回到农村。

其经济后果是:未来经济增长相当程度上失去继续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动能;城镇的住宅生产供给过剩,而其需求却流回农村;由于农村收入,特别是农村老年人口收入和保障是城市的三分之一,甚至更低,未来不但不可能再指望这些人口成为汽车和住宅的消费主力,就是普通的消费水平也比城市老年人口低得多,形成巨额的消费塌陷。

这样扭曲的局面,对中国未来经济大的格局和趋势,形成了以下重大的影响。

首先,传统工业化提前10到15年结束。传统的工业化发展阶段比一般国家至少短了10到15年。比如,中国台湾地区8%以前的经济增长时间,从1950年到1997年,长达48年,从8%速度掉下来的那年,人均GDP为当年汇率价14048美元;韩国8%以前的经济增长时间,从1960年到2002年,长达43年,从8%速度掉下来的那年,人均GDP为当年汇率价12094美元;而中国1978年时,官方高估汇率人均GDP为244美元,黑市汇率为人均39美元,即使乘以购买力平价3倍,人均GDP大约为120美元左右,城市化水平只有17.9%;从那里算现代意义经济增长,8%以前的时间,从1979年到2011年,只有33年,从8%速度掉下来的那年,人均GDP为当年汇率价5447美元。

正常的工业化阶段,一般是一个经济较高速度增长的发展区间。可以看出,从人均GDP看,2011年时,我们并没有达到工业化完成时的收入水平;从时间看,我们与韩台相比,8%以前增长的时间,实际也就是工业化时间短了10到15年。

其次,产业提前转移,但准备不足。由于国内产业过剩,特别是制造业利润较薄,提前逐步地向国外转移,特别是2015年以来,开始较大规模地向外转移,并且中国对外非金融国际直接投资规模从2016年开始大于境外对华非金融国际直接投资规模。

然而,由于工业化的时间缩短,各方面准备不足:(1)品牌和渠道积累不足。从品牌积累和市场渠道方面看,以往国内许多制造业为国外品牌代工生产,国内积累的国际知名品牌较少,在国际上销售渠道和网络也没有成熟。(2)产品质量和性能方面的问题。从产品质量看,由于工业化短了10到15年,粗放性大规模化生产期转型和过渡的时不长,从标准水平到工匠精神,再到有质量和性能的产品,没有形成精细化制造的秩序和过程。

(3)主体还没有形成中国有竞争力的跨国公司。以往大型国企和私营企业走出去是为了寻工程和找资源,或者修路筑坝,或者出去寻找和投资油气田和铁铜等矿区;而小微企业走出去,主要是投资和兴办餐饮、小旅馆、加油站、超市等,这部分向国外的投资者有可能移民,投资有去无回。主体上看,主要是国有企业出去,或者大中型的私营企业走出去,从主体上看,没有形成中国有竞争力的跨国公司体制。

(4)走出的软实力不足。在文化融合、宗教交流、新闻舆论、企业形像、民间组织、契约谈判、规则制定等方面,中国经济外交,以及走出去的企业,都没有准备,经验不足,竞争力不足,因软实力不强而失败的投资和项目也很多。

再次,受阻和不能市民化的半城市化。无论主观意愿如何,农村人口城市化,是一个国家从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必然过程。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口大部分在农村,而成为现代化发达国家的案例。

(1)城市化受阻淤积巨额的农村中老年人口。由于过去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体制,导致了数亿人当年没有能及时地从农村逐步地向城市转移,使其失去了提升教育水平、成为产业工人、城镇创新创业、知识代际传承、收入水平提高、消费水平升级等这样的机遇。

而这样巨额的人口,现在成了农村的中老年人口,就知识、技能和资金能力,他们不可能再向城市转移,不可能成为购买住宅和汽车的消费能力人口,是人力资本含量最低的人群,无法成为继续推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动能。

一些经济学家们在计算未来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因素时,忽视这样巨额人口的特殊性,将中国城市化水平、每万人购买家庭汽车水平等简单与日本、德国、韩国、中国台湾等地比较,推断中国若达到这些国家城市化水平、每万家庭汽车拥有量等发展指标,国民经济还有巨大增长潜力。这显然是错误的。

(2)城市化的回逆。由于进入城镇农民工在农村没有财产性收益,大部分农民工因城镇中的房价太高而不能购买务工地的住宅,许多城市不向进城农民工子女提供平等的公共教育服务,农民工的医疗和养老保险不能异地转移和接续,并且参保率较低。因此,进入城镇中务工的许多农民,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市民。

他们中相当大的比例,青年时从农村出来到城镇中务工,为子女的教育结婚和在村子建房及镇上及县城购房挣钱开支,而到老年失去务工能力时,再回到农村养老终生。也即中国的城市化,相当多的人口流动,是农民工青年出来进城,老年回到农村,没有市民化的“城市化”。这部分人口,也不可能成为买车和购买城镇住宅的经济主力人口;回到农村后,与城镇老年人口相比,消费水平也要低得很多,形成消费需求塌陷人群。

(3)城乡空间上的二元分层,又被转移入城市中,形成新的人群之间的二元分层。相当多进城务工的80后和90后,以及以后的21世纪后,他们进城务工后,与其父母相比,不愿意从事体力劳动;挣钱以自己生活消费和积累为主,汇回家乡的越来越少;他们不会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其土地可能流转了,或者农村中没有他们的宅耕林地了。

因此,他们中有的因生活方式等可能不愿意再回农村,有的因没有土地和农业生产技能回不了农村。然而,由于他们也是购买不起城镇住宅,其子女仍然得不到公共教育服务,社会保障薄弱并没有以房养老可能。这些没有完全市民化的新农民工人口,其收入水平、财产拥有、公共服务享受、社会保障、消费能力等方面,与城镇户籍居相比差距很大,形成城市内人群的二元分层,实际是将原来城乡地域上农民与市民的二元分层,转移到了城市之内,形成了新的二元分层。

再次,服务业发展阶段提前到来。从中国城乡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动来看,过去由于上述户籍等诸方面的障碍,使城市化滞后,而城市化水平与服务业发展高度相关,使服务业发展也滞后;建国后60多年无论是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市场经济阶段,都推进工业的现代化,使得工业化超前。

然而,由于经济主力人口的突然收缩,加之人口流动受阻造成的住宅、汽车和其他消费塌陷,使得工业全面提前过剩。而人口中老年人口快速增长,再加上青少年人口劳动的非体力化和消费观念方式的改变,诸如旅游、教育、医疗健康、文化艺术、信息网络等消费增长较快,国民经济服务业化阶段提前到来。然而,这些领域,大多都政府和国有垄断,管理体制僵化,计划经济和行政化色彩较浓,在准入、资本、经营等方面没有完全向社会开放。

总之,工业化阶段的结束使制造业增长乏力,其投资收缩;城乡人口、土地、资金双向流动不顺畅和要素利用不能盘活;服务业领域体制障碍很大,投资不能正常进入;后面再提到的,新的增长领域,又没有被开拓。这种大格局的变动,导致了国民经济增长的下行。引起这样大格局变化的基础因素,是人口增长速度和结构的剧烈变动及人口市民化的长期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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