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个经久不衰的话题，资源充裕究竟是有利于还是有碍于一国的经济增长，一直存在着争议。美国非营利智库全球发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高级经济学家艾伦·吉尔布（Alan H. Gelb）、英国兰开斯特大学教授理查德·奥蒂（Richard M.Auty）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率先提出“资源诅咒”这个概念。后来，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D.Sachs）和千年挑战集团（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美国国会于2004年创办的独立外援机构）副首席经济学家安德鲁·沃纳（Andrew M. Warner）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合作的多篇论文对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做了实证检验并正式提出“资源诅咒”假说。另有一些学者对此假说做了深入研究。
绝大多数研究结果认为，丰富的自然资源通常会阻碍经济的快速增长。一些学者发现，尼日利亚、委内瑞拉以及墨西哥等国家大规模开采石油以后，制度开始发生扭曲性演变，逐渐倾向于偏袒本国的寻租性活动，经济表现反而越来越差。一些学者的研究指出，过多的自然资源租金可能推动行政机构以及政客走向腐败。而且，较高的自然资源租金使得独裁者偏好于用国家财产去收买那些持不同政见者，因此，在那些资源丰富的国家，过量的资源租金可能腐蚀政治制度，进而扭曲经济制度的科学安排，最终使得这些国家陷入资源充裕“倒逼”经济发展的怪圈。
近年来的研究认为，资源是“陷阱”还是上天的“恩赐”，完全取决于该国的制度安排。例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新西兰、冰岛等都是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而且这些国家都曾经历过源于“资源丰富”的快速经济增长时期。挪威在1900年曾经是欧洲最穷的国家之一，但是现在却十分富有，挪威经济的成功就是禀依其丰富的林业、渔业、水力、电力以及近年来开发的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当然它同时也是全世界最廉洁的国家之一。很多非洲国家一直被认为是“资源诅咒”的典型代表，但有趣的是，博茨瓦纳（其40%的收入都是来自于钻石收入）自从1965年以后，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很多学者把这种“奇迹”归功于博茨瓦纳良好的制度设计与制度执行。近年来关于立法制度、选举规则如何影响经济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趋于活跃起来。毋庸置疑，立法制度是决定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有学者发现，那些由独裁专制或者总统制转变成议会制以后的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贸易额也逐步扩大。反过来，经济制度、结构政策也能够引致经济体实现更长久的经济增长。
但是关于立法制度、经济制度如何影响经济政策以及经济绩效的研究，结论不尽一致，且缺乏明晰的机理分析。
二、“资源诅咒”解析
二十世纪以前，包括初级产品在内的自然资源在世界贸易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很多国家在它们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都曾经极大地得益于初级产品的出口。然而到了20世纪以后，人们普遍认为，相比较于劳动和资本，自然资源对于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小。事实上有相当多的文献已经研究证实对于中低收入水平的国家来说，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能会妨碍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这种反直觉的结果加固了所谓的“资源诅咒”之谜。
后来的研究者提出各种理论来解释“资源诅咒”，主要包括四个流派，分述如下。
“荷兰病”理论认为，丰富的自然资源会导致制造业萎缩以及出口的下降，导致“去工业化”和较低的经济增长。理由是，自然资源的大量出口同时会带来外国资本的流入，反过来又会引起对国内通货的追逐进而导致国家竞争力下降。如果资源仅仅用于消费而不是投资的话，这种破坏会更加严重。寻租理论的主要代表、挪威科学技术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拉格纳尔·托维克（Ragnar Torvik）在2002年的一篇文章中认为，资源较丰富的国家通常会产生大量专门从事于寻租活动、有较大影响力的组织，仅剩下很少的一部分组织去从事商业活动。正如爱尔兰都柏林三一学院经济学系教授菲利普·莱恩（Philip R. Lane）等人在1996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样，这样的寻租活动在那些“制度疲软”的国家尤其猖獗，由于“制度疲软”的国家很少会刺激企业从事于高生产率的经活动，经济发展难免会停滞不前。
“结构特征”论依据资源-经济特点把经济体类型划分为点源型经济（point source economies）和散源型经济（diffuse source econmies）。点源型经济指经济体的支柱产业集中在矿产、石油等几个自然资源领域，后者是指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矿产、石油、钢铁等点资源的生产活动及其收益倾向于高度集中，而其他分散性资源的生产活动（如农业、服务业等）及其收益则遍布全国。相对于散源型经济体来说, 点源型经济体容易滋生“资源租”。像拉美、非洲和中东等点源型经济体，如果不能成功地实现多元化以及对其出口结构做出适时调整，资源仍会“诅咒”，这些国家和地区迟早会陷入增长危机。
“挤出效应”论认为，丰裕的自然资源挤出了某些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驱动作用的因素，从而导致资源富集的经济体失去了长期增长的动力。而这些重要的因素主要体现在教育、投资和创新等方面。
近期的文献已经很少支持“荷兰病”的解释了，因为其未能很好地解释不同经济体的异质性表现，“结构特征”论、“挤出效应”论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越来越受到质疑。
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更多关注于制度层面的探讨。挪威奥斯陆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哈尔沃·梅勒姆（Halvor Mehlum）、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学系学者安妮·博斯基尼（Anne D. Boschini）认为，自然资源对总体生产率的影响完全取决于制度的质量，换句话说，好的制度不但能逃离“资源诅咒”的怪圈，而且能够让资源成为“恩赐”。《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的两位作者，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现任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教授詹姆斯·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也是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国家制度的不同有助于解释国家间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以及技术层面的差异。
国内也有学者使用跨国或者省级层面的数据验证了“资源诅咒”这一命题，并且对自然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及其传导机制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
宪法制度设计是一个国家制度安排的最核心内容，也是其政治活动的基本原则，宪法针对行政机构和政治家的活动通常会制定两个最基本的“行为准则”：即立法原则和选举规则。不同的立法原则和选举规则势必会衍生出趋向各异的政策法规；选举规则不同，钻营政治恩惠的动力大小也会存在明显差异。相比较于总统制来说，议会制政府寻租机会较少，税率偏低。这是因为总统制政府缺少有效的监管，有追求连任的倾向，极易造成更宽泛的政府支出，政府支出比重居高不下，势必助涨“涉腐”几率，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到低效率的部门。反过来说，议会制政府由于内部各个职能部门的相互制衡和监督，倾向于较少的腐败，资源分配倾向于流入高效率的生产部门。
从法律与制度的成长过程来看，制度的健全与有效执行也是资源是否“诅咒”的关键。制度健全且令行禁止（制度优良）的国家，制度设计往往有利于生产性活动，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助于经济增长；反之，在那些制度缺失抑或执法不严的国家，寻租活动猖獗，“资源诅咒”成立。
2.内在机制分析
对一个国家来说，资源禀赋是恩赐还是诅咒，关键在于制度质量。企业可以通过生产性活动或者寻租性活动来最大化其利润。在制度质量较高的经济体中，通常会出现生产均衡。在生产均衡中，丰富的自然资源是个恩赐，比之于寻租活动来说，企业家从事生产性活动会更有利。反之，在制度质量较差的经济体中，源于监管体系的漏洞抑或监管人员的寻租等原因，相比较于生产性活动来说，企业寻租性活动利润更高，于是出现寻租均衡。对这样的国家来讲，丰富的自然资源是个诅咒，自然资源总量越大，国民收入越低。
四、模型与数据解说
1.制度的衡量
关于制度的衡量，一直存在着争议，大多数研究者在探讨制度与“资源诅咒”的关系时，都选用制度的综合指数或者制度的某一维度指数。有学者指出，选用制度综合指数至少存在两个缺陷：首先，制度指数可能是内生于经济增长的，这样就会出现严重的计量结果扭曲；其次，制度综合指数不能分辨出制度效能的不同维度对于经济增长的差异性影响。有鉴于此，本文在衡量制度时，选择三个层面：制度的综合指数、制度设计以及制度效能，在一定意义上说，制度效能是制度综合指数、制度设计的具体表现形式，体现着政策水平、战略眼光和运筹能力等。
关于制度的综合指数，早期研究者主要使用法律规则指数或者民主指数来表示制度，本文使用综合经济自由指数来表示制度，即《世界经济自由：2012年度报告》（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 2012 Annual Report）中的经济自由指数（1970-2010年）。该数据是一个更加精细，更加完备的经济制度评估结果，主要包括五个方面：（1）政府大小；（2）法律结构与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3）货币准入；（4）国际自由贸易；（5）信用、劳动以及商业管制等。
制度设计，简单地说就是规则和规格的创建，是管理者用以实现其目标的工具箱。制度设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管理者不断改进、优化常规管理工具直至无限接近最优的规范化政策。本文主要涉及政治制度设计，涵盖国体与政体两个方面。在制度设计层面，我们把一国的制度分为两个层面，即政体形式和选举规则。将所有国家按政体形式的不同分成总统制和议会制，同时将这些国家按照其选举规则的不同分成普选制和代议制。
所谓制度效能，是指行政管理的综合效果，旨在促进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同步协调发展，彰显行政能力，凸显行政效率，落脚行政效益。在制度效能的衡量上，本文引用时任世界银行研究部主管丹尼尔·考夫曼（Daniel Kaufmann）等人的研究结果，即《1996-2004年世界银行政策研究》（Governance Matters IV: Governance Indicators for 1996-2004）。该报告汇集了全球主要国家在反腐能力、政府效率、规则质量以及法律执行（能力）等方面的数据。
2.资源禀赋的衡量
自从杰弗里·萨克斯和安德鲁·沃纳于1990年代开创性地使用SXP（资源禀赋，用初级产品出口额占本国GDP的比重来表示）以来，很多研究者沿用这一方法。另一个衡量方法是使用该国自然资源资本量与资本总量的比值或者与总人口数的比值，该方法源于世界银行对于各国自然资本（禀赋）的评估。上述两种方法虽然被广泛采用，但也存在很多缺陷。有学者认为，像德国这样的国家，资源十分丰富却出口相对较少的初级产品，其自然资源禀赋和自然资源出口二者间就没有显著的正向关系。事实上，SXP只是强调了出口中初级工业产品所占比重的重要性，也就是说那些初级产品部门占很大比重的经济体就被误当作自然资源相对丰富的国家。本文同样认为SXP是有缺陷的，但是到目前为止SXP依然是最为广泛使用也是切实可行的衡量办法，基于此，本文使用SXP来衡量资源禀赋的相对强度。
3.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基于上述介绍，我们得到因变量为人均GDP平均增长率，自变量为制度、资源禀赋强度、人口受教育水平、经济自由度等的回归方程式，研究结论详述如下。
五、主要研究发现
借助于前述数据和回归方程，我们得到制度与资源禀赋的量化结果，资源禀赋可能会成为一个国家的恩赐，也可能会阻滞其经济发展过程，变成“资源诅咒”，关键在于制度质量。详述如下：
1.经济自由指数
对那些制度综合指数较差的国家来说，“资源诅咒”成立；但对于那些制度综合指数强劲的国家来说，资源极大地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资源即是“恩赐”。本文的实证结果与哈尔沃·梅勒姆、安妮·博斯基尼等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他们认为，资源丰富的国家只要拥有“强劲”的制度就可以完全逃离“资源诅咒”。他们采纳杰弗里·萨克斯和安德鲁·沃纳衡量国家资源禀赋（SXP）的办法发现，在那些制度优良的国家，制度设计往往有利于生产性活动，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助于经济增长；反之，在那些制度缺失（腐败严重）的国家，生产性活动“被迫”让位于寻租活动，“资源诅咒”成立。
2.制度设计分析：总统制与议会制
一个政权可以实行总统制或者议会制，如果是前者，总统在没有获得国会大多数议员的支持下仍然可以履行总统权力，于是当总统滥用权力、巧设寻租机会时，只能由大众被迫来埋单，权力制衡以及资源的合理配置都难以得到保障。若是后者，行政组阁完全取决于是否能够获得国会中大多数议员的持续支持。在那些实行议会制的国家，由于政治家需要获得多数国会议员的充分信任才能够履行政府职责，所以他们往往慎用权力，提取的租金也相对较少，容易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理性局面，进而能够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显而易见，议会制倾向于“资源恩赐”，总统制往往导致“资源诅咒”。哈尔沃·梅勒姆、安妮·博斯基尼等学者指出，相比较于优良的“强劲”制度，“软弱”制度更容易导致“资源诅咒”，这说明在事关自然资源租金利用方面，议会制国家的配置效率要优于总统制国家，议会制更加“强劲”。其实这个结论常见于经济增长的相关文献中，研究表明，总统制的国家比议会制的国家更容易导致腐败。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学家托斯滕·佩尔森 （Torsten Persson）认为，政体形式深刻影响着经济运行体制以及其他经济制度，以上这些层面也可能被反映在培育经济发展的政策建构上，例如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定、非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等。哈尔沃·梅勒姆等学者认为，资源丰富的国家之所以出现不同的经济增长水平，主要是因为制度安排的差异，因为它直接影响着自然资源租金的分配结果。政府管理方式的不同，钻营政治恩惠的动力大小就会存在差异，于是我们会看到不同政体的国家对于资源禀赋的异样反应。
由此可见，政体的形式（政治安排）直接决定着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资源本身无罪，资源是有利于还是有碍于一国的经济增长，关键在于该国拥有什么样的政体形式。事实上，政体本身就是既往政策和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连接纽带，政策建构深刻影响着一国的经济发展。
3.制度效能：反腐能力、政府效力、规则执行能力与法治能力
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了经济自由指数、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大量研究文献表明，制度“优良”能够让丰富的自然资源变成国家的“恩赐”，制度“疲软”却让丰富的自然资源变成了经济增长的绊脚石（“资源诅咒”）。由于制度综合指数包括很多方面的内容，所以很难判断不同制度效能对于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在丹尼尔·考夫曼等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尝试把制度效能分成四个层面，即反腐能力、政府效力、规则执行、法治能力。计量结果表明，上述四个变量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不显著，但是，这些变量与资源禀赋（SXP）的乘积项却显著为正。这表明：要把一国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变成所谓的“恩赐”，必须要提高该国的制度效能能力，即首先要加强该国的立法能力以及法律执行能力，屏除人治，依法治国；其次要提高该国的反腐能力，从源头上消除寻租性活动，尽可能减少资源性租金的提取；最后就是要提升政府效力，提高政府办事效率水平。
六、总结
本文从综合经济自由指数、制度设计以及制度效能等层面来探讨制度对于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二者间内在关系的影响。研究表明：资源本身无罪，制度无价。对一个经济体来说，资源禀赋可能是一个累赘也可能是一个恩赐，终究要取决于制度质量。总结如下：
在那些“制度优良”的国家，其制度设计有利于生产性活动，丰富的自然资源助推经济增长；反过来，在那些“制度疲软”的国家，寻租活动和生产性活动展开激烈竞争，呈零和博弈特征，最终生产性活动让位于寻租活动，“资源诅咒”成立。丰富的自然资源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恩赐”还是“诅咒”取决于该国的制度。相比较于“制度优良”的国家，“制度疲软”的国家很少会刺激企业从事于高生产率的经活动，而且会导致腐败丛生。
2.政治安排决定“资源诅咒”
政体的形式（政治安排）直接决定着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资源本身无罪，资源是有利于还是有碍于一国的经济增长关键在于该国选择什么样的政体形式。总统制国家倾向于“资源诅咒”，议会制国家倾向于“资源恩赐”。总体上说，在规范以及合理配置资源租金率方面，议会制国家的制度质量要优于总统制国家的制度质量。资源丰富的国家之所以出现不同的经济增长水平主要是因为制度安排的差异，制度安排直接影响着资源租金的分配结果。政府管理方式的不同会导致钻营政治恩惠的动力存在差异，立法制度、政体形式以及选举规则等方面都会深刻影响着一国的长期经济发展。
3.资源禀赋反过来制约政策设计
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会深刻影响着政治家的政策设计。丰裕的自然资源势必会产生资源分配的“机会主义”，诱发“寻租型”规制，抑制生产性、创新性的体制和机制，滋生大量的“资源寻租”活动。另一方面，行政部门控制的资源越多，权力越膨胀，腐败加剧，资源误配程度就越高，还会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和掠夺性开采，酿成生态危机，直至经济停滞。前述内容对于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从源头上消除腐败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在我国一些资源丰裕的落后地区，大量的资源租被用于政府的消费性支出，效率很低。为了有效利用资源租，我们一方面要建立透明的监督机制与社会公众参与机制，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成本效益最高、受益面最广的社会发展领域，另一方面还应适当提高资源租，循序提升能源价格，扩大资源租的征收范围，尤其是提高不可再生矿产品的资源租，以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随着规则质量、法治能力、反腐能力、政府效力的提高，“资源诅咒”将让位于“资源恩赐”，且规则质量和法治能力的影响作用最大。要把一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变成“恩赐”，就必须要提高该国的行政效能。既要加强该国的立法能力、执法能力，屏除人治，依法治国；又要提高该国的反腐能力，从源头上消除寻租性活动。
注：本文原刊于《世界经济研究》2016年第4期，经授权重刊，略去参考文献，有较多删节和文字改写，并由作者最终审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