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教育是在文化里或朝向文化的教育。自由教育的最终产物是一个人文化成的人(a cultured human being)。“文化”(cultura)最初的含义是农艺：土壤的耕种及其出产，在尽心的照顾下，与土壤的自然本性相符合地改良着土壤。“文化”的引申义也即今日的主要含义则是心灵的耕种，是与心灵的自然本性相符合地照顾和改良心灵天生的诸般能力。正如土壤需要耕种者，心灵需要教师。但是，农夫易得，教师难求(teachers are not as easy to come by as farmers)。教师本人也是学生并且必须是学生。然而又不能作无穷递推：最终必须有不再是学生的教师。那些不再是学生的教师是伟大的心灵，为了在这样重要的事情上避免任何含糊，必须说，是最伟大的心灵。这样的人是极其稀有的。我们不可能在任何教室里碰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我们不可能在任何地方碰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位。你的有生之年里如果有这样一位同时活着，就是你的幸运了。就现实的可行性而言，无论什么程度的学生，想要接近那些不再是学生的教师，接近那些伟大的心灵，唯一的途径是那些伟大的书。所以自由教育就在于以相当的细心研读最伟大的心灵留下的伟大的书，这种研读，是较有经验的学生帮助较少经验的学生，包括初读者。
这不是一个像看起来那么容易的任务，如果我们思考一下我刚才提到的做法的话。这种做法要求冗长的注解。许多人已经或仍将耗尽一生来写这样的注解。又如，说伟大的书应该“以相当的细心”来研读是什么意思呢?这里我只提出一个对你们每个人都很明显的困难：在最重要的问题上，那些最伟大的心灵对我们说的并非都一样;他们若聚在一处，彼此必定不一致，甚至五花八门。不管这里还可能隐含什么结论，肯定隐含的一个结论是：自由教育不能是简单的教导。我再提出另一个困难。“自由教育是在文化里的教育。”在什么文化里?我们的回答是：西方传统这一意义上的文化。然而西方文化只是许多文化中的一个。把自己限制在西方文化上，我们岂不是判定自由教育是一种地方主义(parochialism)?而地方主义岂不是与自由主义，与自由教育的宽容(generosity)和开放(openmindedness)相矛盾?看来我们对自由教育的概念不适合这样一个时代，这个时代认定的事实是：不存在一种纯人类心灵的纯文化(the culture of the human minds)，只存在一大堆各色各样的文化。很显然，允许用复数的文化跟作为一个singulare tantum、只能用单数的文化远不是相同的东西。正如人们所说，如今文化已不是一个绝对，而成了相对的了。不容易说明白可以用复数的文化是什么意思。这种含糊性的一个结果是人们或明或暗地提出：人类任何群体的任何共同的行为模式都是文化。于是我们会脱口而出地说“城市郊区的文化”，或者“青少年团伙的文化”，不管其违法抑或合法。换言之，只要不住在精神病院里，任何人都是一个“文化人”(a cultured human being)。研究到后来甚至可以问：为什么不可以有精神病院文化呢?把“文化”的现今用法和其原来的意义相对照，简直可以说，在园子里乱扔沙丁鱼空罐头、威士忌空酒瓶和各色各样旧报纸，也算是耕种园子了。到了这地步，我们发现我们迷路了。让我们另提一个问题，重新开始：此时此地，自由教育能够意味着什么?
自由教育是一种类型的读写教育，是在文字里和通过文字的教育的某种类别。没有必要再为文字读写作什么说明;每个选民都知道现代民主无论如何离不开文字读写。为了理解这个必要性我们必须思考一下现代民主。什么是现代民主?曾经有过这样的说法：民主是无论如何离不开德性的政制，民主是里面所有的或多数的成年人都是有德之人的一种政制;因为德性看来是要求智慧的，所以民主是里面所有的或多数的成年人都既是有德之人又是智慧之士的一种政制，或者说，民主是里面所有的或多数的成年人都高度发展了他们的理智(reason)的社会，或曰真正的理性社会(the rational society)。民主在词义里面意味着是一种君子政治(aristocracy，贵族制)，它扩展成了一种普遍的君子政治(a universal aristocracy)。然而在现代民主出现之前，怀疑就已经产生了：像上面理解的民主是否可能呢?两位最伟大的民主理论家，其中之一这样写道：“如果人民是由诸神组成的，人民也许能民主地进行自我统治。但如此完美的政体人类配不上。”这一平静而微弱的声音如今已如雷轰鸣，震耳欲聋。
有一门大科学，叫政治科学，我本人就厕身在成千上万据称教这门科学的人中。可以说，这门科学只有一个主题：把民主的原始概念，或曰民主的理想(ideal of democracy)，跟实际所是的民主作比较，此外没有别的主题。根据一种走极端的看法，这看法在政治学业界已占了统治地位，民主的理想全然是幻觉，唯一有关系的事情是各种民主政体的行为和民主政体中人的行为。现代民主似乎是大众的统治，但事实上大众又不能统治，只能受精英统治，即受那些不管因什么理由而位居高层或运气好而升到高层的人们组成的群体统治。民主的平稳运作要求于大众的最重要的德性之一，可以说是对选举的冷漠，也即公共精神的缺乏;那些除了体育新闻和滑稽小品什么也不读的公民不是“大地上的盐”，倒真是现代民主的盐。
所以民主实际上不是大众统治，而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是一种只要有极平庸的能力就能玩弄的文化，不需要任何智力的和道德的努力，并且十分廉价。但是甚至大众文化并且恰恰是大众文化要求持续不断地供应所谓的“新思想”，它们是所谓的“创新头脑”的产品：流行音乐的市场如果不能时不时地变怪出新就会失去吸引力。但是民主，即使仅仅把它当作对软性的大众文化起保护作用的硬壳，从长远来看也要求着完全不同的一类品质：奉献，专注，有广度和深度的品质。于是，我们就极容易理解此时此地自由教育意味着什么了。自由教育是大众文化的解毒剂，是大众文化腐蚀作用的解毒剂，自由教育抗衡着大众文化除了“没有灵魂的专家和没有心肝的纵欲者”什么也不生产的固有趋势。自由教育是我们可以借着它从大众民主攀升至原义民主的阶梯。自由教育是在民主的大众社会里建设一个贵族制君子政治的必要必须的努力。自由教育提醒大众民主里那些还有耳朵来倾听的成员不要忘记人的伟大性和崇高性。
或许有人会说这个自由教育的概念仅仅是政治性的，因为它教条地假定了现代民主的善。难道我们不能转过身去背对现代社会?难道我们不能转向自然，回到有文字之前的部落生活?堆成山的印刷品是多少壮美林木的坟墓啊!难道我们还没有被它压迫够，噁心够，贬抑够?说这只是浪漫主义，我们今天已经做不到回归自然了，是不够的：难道不可能未来的世代，在一场人为的大洪水之后，不得不生活在没有文字的部落里?我们关于热核战争的想法，难道不会受到这种展望的影响?大众文化令人厌恶，使得回到自然的渴望可以理解，但是到自然界去作有向导的套中游也是大众文化的一部分。没有文字的社会在最好的情况下是一个受古老时代传下来的习俗统治的社会，古老习俗可以追溯至最初的创建者，神，神的子孙或神的学生;由于这样的社会里没有文字，后来的继承者不能与最初的创建者直接接触;他们无法知道父辈或祖父辈是否偏离或背离了最初的创建者的意思，或者是否用人为的增删破坏了神圣的教言;所以没有文字的社会无法做到持续一贯地遵循它的第一原理：最老的是最好的。只有当创建者有文字传下来，创建者向遥远的后代直接说话才成为可能。可见，想要回到无文字的原始去是自义悖谬(self contradictory)的。我们的生活离不开书籍了,但是人生苦短，除了最伟大的书，还有什么可以相与终生呢。这方面和其他某些方面一样，如果我们在最伟大的诸心灵中选取一位为榜样，他以其特有的通感(his common sense)恰好作我们与最伟大的诸心灵之间的中保(mediator ,《新约》称耶稣为上帝与人的中保)，这样就好了。苏格拉底未曾写一本书，但他读很多书。让我引一段苏格拉底的话，这段话以古人高贵的简单和低调的伟大几乎说尽了我们当前话题上的所有事情：“正如别人因一匹好马或一条好狗或一羽好鸟而喜悦，我则因诸多好友而更加喜悦。···过去有智慧的人遗赠后人的珍宝，都写在他们的书里了，我和朋友们相与商量，多方寻绎，发现好东西，连忙抉出，如此，常有收获，彼此相长。”记下这段话的人评论道：“当我听到如是说，我既感到苏格拉底是有福的，又感到他循循善诱，正引导着听者走向完美君子的道路。”这一记载是有遗落的，因为它对于苏格拉底对过去有智慧的人的书里连他也不知道是不是好的那些东西是什么态度，不置一词，我们无从得知。从另外一个记载我们得知，有一次欧里庇得斯给苏格拉底一篇赫拉克利特的作品，而后问他对那篇作品的看法。苏格拉底说：“凡我所理解的，都是既伟大又高贵;我所不理解的，我相信这样说也对;不过要理解那篇作品，真的是需要一类特殊的潜水员。”自由教育是朝向完美君子之道的教育，是朝向人的卓越的教育，自由教育提醒人们在意人的卓越，在意人的伟大。自由教育以什么方式、藉什么助力提醒我们在意人的伟大呢?我们不能足够充分地说清楚自由教育究竟是什么。我们听过柏拉图的建议：教育在最高义上是哲学。哲学是追求智慧，或曰追求有关最重要、最高级或义蕴最丰富的事物的知识;他提出，这样的知识是德性，也是幸福。但智慧于人不容易近前，所以德性和幸福总难圆满。撇开这一点，哲人云者，可并不只是智慧而已，哲人，也唯独哲人，堪称是真正的王;他堪称拥有人的心灵有能力具备的全部最高度的卓越。由此我们必须得出结论：我们不可能是哲人，我们不可能得到最高形式的教育。可不要被一个事实蒙蔽了：我们经常碰到一些人，说他们是哲学家。这些人使用了一个宽泛的表达式，为图方便该表达式才显得必要。而他们的意思大概不过说他们是哲学系的成员。以为哲学系的成员就是哲学家，跟以为艺术系的成员就是艺术家，一样的可笑。我们不可能是哲人，但我们可以爱哲学;我们可以尝试哲学化(to philosophize)。这种哲学化，其原本和一种主要的方式，就在于倾听伟大哲人之间的谈话，或者更一般更谨慎地说，倾听最伟大心灵之间的谈话，从而也就在于研读伟大的书。我们应当倾听的最伟大的心灵，决不限于西方。我们受阻而不能倾听印度和中国的最伟大的心灵，是出于一种不幸的原因：我们不懂他们的语言，我们不可能学懂所有的语言。
重复一遍：自由教育就在于倾听最伟大的心灵之间的谈话。然而这里我们面临一个压倒性的困难：离了我们的帮助谈话并不会发生，事实上，是我们必须使谈话发生;最伟大的心灵则是在独白。我们必须把他们的独白转为对话，把他们的“各顾各”(“side by side”)转为“一起来”(“together”)。最伟大的心灵甚至当他们写对话时也是在独白。我们读柏拉图对话，我们观察到从来没有一篇对话是在最高位阶的诸心灵之间进行的：所有的柏拉图对话都是在一个高位阶的人跟位阶低于他的人之间进行的。柏拉图显然感觉到不可能写一篇两位最高位阶的人之间的对话。那么，我们必须做一件连最伟大的心灵都没有能力做的事情了。让我们正视这一困难，困难如此巨大，看来就像在谴责自由教育简直荒谬。最伟大的诸心灵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往往互相矛盾，他们敦促我们裁判他们各自的独白。我们不能够径直相信他们中任何一位之所说。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够不注意到我们没有本事来做裁判。
事情的这一状态在我们眼前被遮蔽了，是被一些云翳般轻浮的错觉(facile delusion)遮蔽的。我们免不了有意无意地相信我们的观察立足点(point of view)要比最伟大诸心灵的高、优越，这，或者是因为我们的观察立足点是我们时代的观察立足点，而我们的时代既然晚于最伟大诸心灵的时代，就可以假定比他们的时代优越;或者是因为我们相信最伟大诸心灵中的每一位都只从他自己的观察立足点来说才正确，却并非如他所声称径直就是正确：我们知道不可能有径直就正确的实质性观点(substantive view)，而只有一个径直正确的形式化观点(formal view);这个观点乃是出于一种洞察：每个义蕴丰富的观点(view)都相对于一个特殊的视角(perspective)，或者说，所有义蕴丰富的观点都互相排斥，故没有一个能是径直就正确的。把我们的真实处境向我们遮蔽起来的轻浮错觉总的说是这样的：我们已然，或曰能够，比过去最聪明的人们还要聪明。被错觉诱导着，于是我们扮演的不是专心和诚恳的听者，而是舞台监督或驯兽员一类。不过我们仍然必须面对令人生畏的处境，我们想超出专心和诚恳的听者来做裁判的必要性造成了这一处境，然而我们实在是没有本事做裁判。在我看来，这一处境的根源在于我们丧失了所有我们可以信赖的干脆就是权威的传统(simply authoritative traditions)，丧失了给予我们权威指导的nomos，因为我们直接的教师和教师的教师都相信一个纯理性社会(a simply rational society)的可能性。每个人都不得不靠自己的力量来寻路，不管他是多么的软弱和无能。
在这整个局面中，除了那内在的东西，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以慰藉。我们深知，哲学有操守，哲学反对好为人师，哲学只是内在地堪为人师。如果不是对某件重要的事情时不时地有所理解，我们就不能进行理解;而这一理解的行动可以伴随着对理解的自觉意识，伴随着理解的理解，伴随着noesis noeseos，而这是如此高尚、如此高贵、如此纯洁的一种经验，亚里斯多德会说只有他的神才配拥有。这一经验跟我们最初所理解的东西是令人愉悦还是令人不快，是美好还是丑陋，完全没有关系。它引导我们认识到，只要有理解，所有的罪恶在一种的意义上就都是必然的。它使我们有力量以上帝之城好公民的精神来领受临到我们头上和令我们心碎的所有罪恶。通过意识到心的尊严，我们认识了人的尊严的根据，从而也认识了世界的善，不管我们看这世界是创造的还是固有的，这世界是人的家园，因为它是人的心灵的家园。
自由教育在于跟最伟大诸心灵的恒久交往，是对节制(不用说人性了)的最高形式的一种训练。它同时也是对勇气的一种训练：它要求我们跟知识分子及其敌人的喧嚣、浮躁、无思想、无价值的名利场(Vanity Fair)彻底拗断。它要求我们有勇气来决断：公认的观点仅仅是一些意见，或者说，多数平均的意见跟走极端的意见其实是一样，跟最古怪或最不受欢迎的意见其实同可能地是错。自由教育是脱离庸俗的教育。希腊人说“庸俗”(“vulgarity”)有个巧妙的词，他们管它叫apeirokalia，即缺乏在优美事物里的经验。自由教育就提供我们在优美事物里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