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塔西佗陷阱”的含义
“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的出处在学界尚有较大争议。笔者查阅了许多文献，一些学者认为，它是古罗马时代(公元1世纪)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政论家塔西陀(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提出的。但也有学者认为它的出处另有其人，李鸿文在《谁的“塔西佗陷阱”》一文中就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这个概念也有可能出自于上述老塔的后裔皇帝小塔(公元3世纪)，但由于欠缺史料支撑，他也不敢妄断。[1]虽然准确的出处还有争议，但老塔在其著作《历史》一书中写到“……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恶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2]，这一论断，后来逐渐被引申为：当政府失去公信力时，无论颁布的政策是好政策还是坏政策或做了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坏政策或做坏事。我国一些媒体和学者也将这种当政府不受信任时，政府无论怎么做都会受到质疑和批评的现象称为“塔西佗陷阱”[3]。
“塔西佗陷阱”与政府或公共部门的公信力下降有直接关系。哈佛大学教授奈(Joseph，S.Nye)等通过实证研究指出，政府信任下降的现象是一种国际间的共同现象，不止出现在美国……民众不信任政府的主因是政府无效率等。[4]也有学者指出，20世纪末以来，西方民主国家中政府公信力下降已经随着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多元性和动荡性演化为一股国际性的趋势，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严峻问题。[5]“半信半疑”或“不相信”是公众对政府的常用态度或消极评价，如果政府长期处于这样的舆论环境中，就会陷入“塔西佗陷阱”。关于政府公信力的研究，国内学者主要通过两种形式界定其内涵：一种是将公众作为主体，政府作为客体，政府公信力指公众对政府行为评价或认可的基础上，对政府的一种信任程度；另一种将政府作为主体，公众作为客体，则政府公信力主要指政府赢得公众信任的一种能力和程度，或是政府拥有的一种权威性资源。[6]我们将这两种定义合并，政府公信力则可以表述为政府在长期的公共事务活动中形成或表现出来的行政能力和权威资源符合公众期待的程度，它是公众对政府执政能力的一种主观感受。公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认知和评价是非常复杂的，他们并不一定按照公信力本身的状况做出评判，而是根据自身的期望做出。[7]同样的，政府管理教育的能力、权威及其行为也会在民众心中形成一种是否可以信任的印象和期待，这便形成了教育公信力。人们也是根据个人期望的主观感受对教育公信力做出评价，不论什么原因，一旦教育公信力持续下降，最终就会使教育系统陷入“塔西佗陷阱”——无论各级政府和各类学校如何殚精竭虑、费尽心思地设计改革蓝图或精心制定各类政策，社会公众却始终对教育现实不太满意，对政府提升教育品质缺乏信心，更是对未来的教育前途忧心忡忡。
二、中国教育陷入“塔西佗陷阱”的若干表现
正如上述，公信力下降是教育陷入“塔西佗陷阱”的主要原因，突出地表现为公众对教育现状不满或对教育前途没有信心，一旦教育公信力持续下降，超出了人们期望的阈限则会使教育陷入“塔西佗陷阱”。我们时常可以感受到民众对中国教育质量的担忧，对素质教育、中小学生减负等政策的怀疑，对校长、教师的种种埋怨等等。更为甚者，每每发生一些群体性事件，如社会暴力事件、官员腐败、老人摔倒不敢扶等，人们总是将部分原因归结为教育。这些现象背后隐藏的是民众对中国教育的不信任，是教育公信力的持续下降，难怪张斌贤教授认为，“就当前而言，我们所看到的更多是对学校、教育一味地批评和指责，有时甚至是非常情绪化和武断的责难，教育改革和发展缺乏一种同情、理解、宽容、合作的建设性的社会舆论环境。”[8]中国教育确实已陷入“塔西佗陷阱”，甚至有越陷越深的危险，其若干表现如下：
(一)政府制定的教育规划与纲要目标、任务与举措常常无法达到，民众对教育规划不信任
政府制定的教育规划与纲要是政府对未来一段时间内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本目标、任务和举措的计划和安排，也是政府公共承诺的基本形式。通过规划和纲要，政府对未来教育发展的目标和将要开展的工作向民众公开，并接受民众监督。如果这些政府承诺如期达到，则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关系将会强化，反之就会销蚀相互间的信任度，长此以往甚至会使信任关系破裂。在国际上，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一直成为衡量一国公共教育努力程度的重要指标。1993年2月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中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即GDP)的比例二十世纪末(即2000年)达到4%。4%的目标是学者们参照国际标准科学测算出来的，应该能够达到，但事实是这一目标却始终未能达成。2009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达到了历年来最高水平(3.59%)，但这与《纲要》规定的目标仍然相差0.41个百分点。[9]为了实现4%的政府承诺，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再一次明确提出4%的目标2012年必须达到，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一目标终于在2012年达成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好不容易给了人民一个交代，可是民众却并不认可，甚至产生了疑虑。首先，4%的目标长期不能实现，是由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低，还是政府不重视呢？其次，2012年真的实现了4%的目标了吗？民众产生这样的疑虑和困惑，正是由于政府长期不能兑现承诺的结果。
如果从政府有限治理的角度讲，教育规划目标的实现总是受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环境的制约，“政府面临的公共问题的复杂性、动荡性和多元性环境，导致了政府不可治理性的增加，客观上增加了政府的信任危机”。[10]虽然我们可以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政府治理有限性出发为教育规划未能实现做辩护，但是，民众的质疑也不无道理，因为这一目标的完成整整推迟了12年。与之相对照，2001年以来美、英、法和芬兰等发达国家公共教育支出的平均水平占本国GDP的比例都稳定在5.5%以上，2007年以来金砖四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和南非)的平均比例也是稳定在4.5%以上。[11]虽然中国政府一直强调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仅从这一目标实现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民众对政府的教育目标和教育战略已产生怀疑，并且在民众中已产生消极影响。“老百姓”变成“老不信”会使中国教育持续地陷入“塔西佗陷阱”。
(二)在某些领域的教育改革成效低微，使民众对教育改革逐渐失去信心
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往往取决于政府对公众期望的满足程度，因此，公众对政府教育改革的信心则来自于教育改革成效满足公众期望的程度。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关键期，这一时期中央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教育改革政策，其中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最为重要，其针对中国教育面临的突出问题和根本矛盾提出了改革设想，特别提出大力实施素质教育。虽然一些官员和学者认为30年来素质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民众却不这样认为。比如，在素质教育成效方面，民众普遍认为中国学生的综合素质不仅没有普遍提高，反而下降了，其例证就是一些行业和用人单位招不到合格的人才，而大批毕业生找不到适合的工作岗位。在中小学教育领域，一些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应试教育造成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沉重、缺乏动手能力和创新精神，唯有减负才能使中小学生有时间参与社会实践、培养兴趣、增长见识，才能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但是减负“越减越负”，学生的综合素质却并没有实质性的提高。
客观地讲，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是在困境中艰难前行的，其基本特征是复杂性、曲折性和长期性，虽然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但“这些基本特征本身也容易导致人们对教育改革的过程与效果不时产生疑虑、不满乃至抵触，从而进一步加大了教育改革的难度。”[12]因此，教育改革的成效很难真实地展现在民众面前。另外，公众对政府教育改革的期望程度和内容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民众可以处处用怀疑的眼光去挑剔政府，……而当前的关键，是要让政府逐渐适应百姓的这种怀疑和挑剔。”[13]很显然，中国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都还没有做好适应公众挑剔的准备。由于政府的教育改革总是落后于公众的需求，这种经常达不到民众期望的改革就会触发民众对教育的不满，降低教育改革的公信力。因此，中国教育改革本身也在陷入“塔西佗陷阱”，难怪当前许多民众对教育综合改革和高考改革都不抱太多的希望，甚至有些唏嘘。
(三)中国教育质量的长期低水平徘徊，使民众对中国教育逐渐失去了信心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取得了长足进展，但这种进展主要是在量的方面，而在质的方面，却长期处于低水平徘徊。与一些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教育质量存在较大差距，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对普通民众来说，他们所感受到的中西方教育质量差距可能更大，为此一些家长选择送孩子出国留学。近年来自费出国留学具有“总量增幅较大、留美比例较大、低龄趋势渐盛、平均学历和层次较高、多为优秀学生”等特点[14]。持续不断的留学热以及留学低龄化都显示出民众对中国教育质量缺乏信心。与民众对教育质量信心不足相关的另一个现象，就是新一轮“读书无用论”的蔓延，这使得教育在社会阶层流动中的作用日渐式微。各个社会阶层民众对教育的期待不同，上层民众希望自己的后代通过接受较好的教育来保持自身的优势社会地位，而中下阶层民众则希望后代通过接受较好的教育来改变其不利的社会地位，从而跻身上层社会。但现实是，我国教育在促进社会阶层流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小，特别是农村大学生在贫困方面的代际传递已被许多研究成果所证实，并已被媒体无限放大。民众对我国教育质量的确已产生深深的怀疑，例如，与国产大学生就业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量“海归”大学生的走俏，这一点，虽然近年有所降温，但这并没有消除普通民众对欧美教育的向往。“钱学森之问”和高校剽窃事件频发也是民众对中国高等教育信心不足的表现，甚至时常有学者怀念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和民国时期的北大。如若不去改变中国教育的颓势，民众对中国教育质量的担心和质疑也会不断加剧，再加上一些媒体的无端炒作，必将使中国教育在“塔西佗陷阱”中越陷越深。
(四)教育政策制定过程缺乏科学性，执行过程变形走样，政策监督和评价往往乏力、滞后，导致教育政策的公信力下降
政府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一般是通过国家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来实现的，政府以制定公共政策的方式向民众做出承诺，通过政策的有效执行去兑现承诺。从这个角度讲，教育政策的公信力是政府公信力的集中体现，也是民众对教育的期望和信心的一种反映。一些政府部门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大量存在，使民众对政策失去了应有的期望，导致人民认识混乱和思想的波动。[15]30-34最近，央视网曝光了杭州一所小学营养午餐供应企业存在严重的饭菜夹生、卫生脏乱、蔬菜和肉类变质的问题，造成的社会影响极其恶劣[16]，类似事件暴露出的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监管问题，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我国教育政策科学水平较低。一些学者宁国良[17]108-144、贾永梅[18]等都从公共政策过程视角对我国政策公信力进行了探究。政策议程设定中缺乏民众的广泛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中缺乏全面的调研，政策措施存在偏差等问题比较突出，特别是一些地方性政策、法规和规章在制定中的问题尤为明显。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普遍存在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权力寻租、地方保护主义、部门利益化、朝令夕改等现象，使教育政策执行不力。最后，政策监督和评估机制不健全，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兼具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双重甚至多重身份，导致政策执行效果和政策连续性较差。最终，进入普通民众眼中的景象就是课外补习市场依旧火爆、教师照样收受礼金、中小学生仍然自如的出入网吧、择校依然价格不菲，诸如此类。教育政策的公信力下降所带来的民众对教育政策的非议和厌恶，甚至会将30年取得的教育成就销蚀殆尽，从而使教育更深地陷入“塔西佗陷阱”。
(五)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存在行政违法、行政权力异化、行政腐败等现象，严重影响了公众对政府和学校行为的信任度
政府行为是政府机构及其职责实践者在政治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政府行政行为的正当与否是政府公信力的重要衡量指标。“从自然法则的理论来讲，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在于这些行为能与‘公众哲学’保持一致；根据民主理论，政府行为的合法性来源于它们对人民意志的体现。”[19]在实践中，“如果政府行为违背‘公共哲学’或‘人民意志’，政府职能发生偏移或腐败、低效率长期存在，那么，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必然受到削弱，进而造成低度的政府信任。”[20]在教育领域中，随着社会公众对教育的普遍重视，在涉及子女升学、招生就业等事项时总能看到行政权力异化和寻租行为，拉关系、走后门的风气愈演愈烈，特别是经济社会背景较差的民众更是深受其害。近年来不断曝光的大学基建中的集体腐败、招生丑闻、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贪污腐败等案件越来越多。这些案件经过媒体的加工、放大使民众对教育这块“最后的净土”也日渐灰心。上述种种行为都会严重影响公众对政府行为的信任度，教育的公信力也会骤减。
上述种种说明中国教育确实已陷入“塔西佗陷阱”的漩涡。并且，随着信息媒体不断介入教育领域，民众自觉意识的崛起，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全方位地审视教育，类似的问题将会被无限放大，这会进一步动摇和瓦解民众对教育的信心，如若不加以遏制或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我国教育的“塔西佗陷阱”则会越陷越深。
三、中国教育陷入“塔西陀陷阱”的原因分析
(一)中国教育的“塔西佗陷阱”形成的社会背景因素
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信任具有“社会嵌入性”的特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阶段、文化传统等社会背景对社会信任的水平、内容和特点具有重要的影响。[21]目前的中国仍然处于社会转型期，政治格局、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和调整，带来了利益主体的多样化和民众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日渐显现，这将极大的考验政府治国理政的能力。随着新网络媒体的崛起和民众民主意识的觉醒，民众对政府的期望难免会因一些局部事件而将问题无限放大，也难免会以偏概全，这就会考验政府的能力、耐力和决心。再者，市场经济转型升级而产生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实用主义等价值观已使传统的社会诚信体系逐渐解体，诚信缺失、道德败坏等现象屡见不鲜，社会诚信面临空前危机。另外，社会转型使原来的社会利益群体不断分化重组，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日益激烈，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和激化，这些都会使民众逐渐失去耐心和宽容。上述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是空前的，政府尚缺乏有效化解这些矛盾和危机的方法，导致政府的公信力下降，致使民众对政府管理教育的信任和耐心下降，使教育加剧陷入“塔西佗陷阱”。
(二)中国教育自身的发展困境是中国教育陷入“塔西佗陷阱”的根本原因
教育公信力下降的突出表现，是民众对本国教育质量不满意及对本国教育缺乏信心。从教育内部分析，主要原因有：首先，教育的工具理性泛滥，价值理性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过分强调教育的短期实用价值，导致教育质量低度徘徊。工具理性就是“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22]由于工具理性充斥着人们的思想，大众、教师、家长、教育管理者都将教育成果的期望作为自己合乎理性的终极追求，教育被强加了太多实用的功能，教育活动本身的价值理性被普遍忽略。当教育偏离了培养人的全面发展的轨道，教育质量低水平徘徊就顺理成章了。其次，学校教育中忽视传统文化教育，盲目推崇西方文化，使教育改革和发展效果甚微。学术自由、教育平等和教育民主化等一些西方先进的教育价值理念，虽然部分地弥补了我国传统教育价值理念之不足，但是，在教育现代化过程中，也面临着中西教育价值理念和文化的融合与传承问题。在物质主义、工具主义盛行的今天，西方大众文化价值观的不断渗透，导致我国传统伦理价值体系几近崩溃，以立德树人为中心的道德教育恰恰成了当前我国教育体系中最柔弱的部分。再者，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发展不协调，使教育发展的成效也难以显现。由于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的乏力，他们与学校教育在教育目标、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等方面存在明显差距甚至冲突，往往导致“5+2＜7”，甚至“5+2=0”的怪现象。
此外，整体而言，我国各级教育信息化水平不高，现代教育技术使用和推广较慢；教育法制建设还不够完善，依法治教、治校观念还比较淡薄，教育发展尚缺乏良好的社会环境等问题也制约着教育质量的进一步提升。
(三)民众的民主意识、维权意识不断增强与政府教育管理水平不高之间的矛盾是教育公信力下降的直接原因
根据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的观点，政府行为的合法性来源于公共哲学和人民意志。随着我国民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民众的民主意识、民权意识和法律意识都有了显著的提高，如果政府行为违背或达不到这种“公共哲学”或“人民意志”，政府公信力则会削弱。目前民众对政府的教育政策与服务的期望不断提高，公平地享受优质教育资源是基本诉求，一旦政府无法满足他们的利益诉求，特别是在中下层家庭在子女入学、就业等方面无法获得均等的教育机会时，公众就会对政府的合法性、教育公正性产生质疑。另一方面，随着民众主体意识的不断提高，他们对自身利益相关的教育政策和法规的关注度也得到极大的提高，甚至有时并不关注政策法规的有利方面而专注于政策法规的负面影响，导致在教育政策评价时缺乏客观真实性，如此，公众在无形之中放大了政府和教育政策的问题或不足而无视和忽略了教育政策的积极方面，从而带来教育公信力不足的恶性循环。
其实，这一问题的深层原因还在于政府和教育机构掌握的信息与公众获得的信息之间的非充分性和非对称性。“政府对经济生活干预和调节的基本手段就是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信息是决策的前提和基础，政府干预的合理性与正确性是以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为前提的。”[15]30-34但现实是，信息获得成本高、信息传导滞后以及信息质量不高是不可避免的，这极易导致教育决策失误，降低教育政策的公信力。而且，各级政府或教育行政部门与普通公众获得和控制的信息种类和数量是不对称的，“政府利用其自身的特殊地位和技术优势，使当前全社会约80%的信息资源掌握在行政机关手中”[23]，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极易诱发公务人员利用信息优势和职权之便欺骗公众或不履行政策承诺。公众在无法获取更多更准确信息的情况下，只得将目光投向网络媒体、一些明星学者和权威人士，在媒体、学者和权威人士不断绑架人们思想的时代，政府和教育就会陷入“不管你怎么说，反正我不信”的“塔西佗陷阱”。
(四)网络时代的信息膨胀、自媒体时代的舆论怪圈以及公众信息甄别能力的匮乏，都会消解教育公信力，这是中国教育陷入“塔西佗陷阱”的客观原因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利(Charles Norton Cooley)指出“权威总是会利用各种仪式和人为的神秘气氛的作用筑起一道屏障，这些仪式和神秘气氛的作用在于阻止过往甚密……”[24]在旧媒体时代，政府官员正是利用报纸、电视等媒介建造了一道人们获取挑战他们权威信息的神秘屏障，但新媒体的出现或者自媒体时代的到来，这种神秘权威被逐渐打破。“由于新闻媒体倾向于关注负面消息并往往具有放大效应，过去‘秘密’运作的官僚系统逐渐公开化，政府不堪的一面越来越多的暴露于公众。”[25]伴随着越来越多的负面新闻不断曝光，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公信力也骤然下降。公众可以更快捷地获得关于政府和教育的各种信息，民众对政府和教育部门的监督实效大大提高。但自媒体时代，信息准入门槛较低，几乎人人都是信息的来源，“当公众对一切都无法相信时，那么他们就会相信一切”[26]，特别是对教育的无端讥讽。由于媒体不断形成和塑造新的教育热点，可能会诱导政府偏离改革轨道，带来教育改革的频繁波动，一旦媒体话语过度渗透教育改革，将会不断消解教育改革的理性。
此外，当前网络文化异常发达，媒体往往热衷于追求负面新闻和轰动效应，偏好将负面信息加以过度渲染，而对教育中的正面信息选择性忽视甚至集体沉默，这将使公众难以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去看待教育改革和发展问题，过度的负面导向，造成了公众对教育怀有一种悲观主义情怀甚至全盘否定。与此同时，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对中国教育的无端批判和指责也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公众认知教育的话语权并不是掌握在公权力的代表手中。这些因素都会消解教育公信力，使教育陷入“塔西佗陷阱”。
四、中国教育如何走出“塔西佗”陷阱？
(一)转变教育观念，切实提高教育质量，提高民众的教育满意度和信心
如前所述，中国教育陷入“塔西佗陷阱”的最突出表现就是国民对本国教育质量和教育未来发展不信任、没信心。只有切实提高了本国的教育质量，才能逐步提升国民对本国教育的满意度和信心。就教育整体发展而言，主要的策略有：改变工具主义、实用主义的教育价值观，回归教育的理性；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创新教育教学模式，提高教育教学效果；改善办学条件，提高软硬件水平，实现学校内涵式发展；鼓励家长和社会参与办学，实现各利益相关者多元共治。同时，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深化课程改革也是不容忽视的。关于如何提高中国教育质量的问题，政府和学者在很多方面都已形成了共识，具体不再展开论述。
(二)创新信息公开制度，提高依法治教的透明度，营造良性的舆论氛围
信息公开既能消除政府和学校与广大民众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不信任，也能减少公职人员利用垄断信息进行权力寻租、欺瞒民众的行为，更重要的是民众可以利用官方公布的权威信息对网络媒体的虚假信息进行甄别。为顺应时代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施行，教育部随后也发布了《教育系统信息公开实施办法》，这是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要求政府和教育机构公开信息，保障民众的知情权。但一些学者通过近几年的实地调查和跟踪研究发现，当前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实施中存在着诸如观念有待提升、主动公开落实不到位、依申请公开面临阻力等实际情况。[27]因此，首先，应当建立和完善常态化的信息公开制度，例如有学者提出建立各级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使政府、民众、传媒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28]其次，信息公开的途径和形式需要丰富，除传统的公文、布告栏和官方网站以外，积极利用微博、微信等信息平台公开信息。第三，建立信息定期发布、及时更新、长期保存制度，以方便民众浏览和查找。因此，只有真正建立信息公开制度，才能提高依法治教的透明度，减少信息缺失带来的负面舆论影响。
(三)提高教育政策科学的水平，让民众看到教育改革的成效，增强政府和教育的公信力
公共政策是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主要手段和形式，只有克服公共政策在议程设定及政策制定、执行、监控、评估过程中的缺陷，才能满足公共政策合法、合理、科学的要求，才能被公众认同。提高教育政策科学的水平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完善教育政策决策体制和机制。在具体措施方面，宁国良等人建议：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网络技术促进政府电子化改革，提高政策信息管理工作；另一方面要充实政策方案咨询机构和咨询力量，逐步建立独立、中立、规范、权威的各类专家咨询机构，注意建立多层次、多学科的智囊网络。[17]108-144其次，在教育政策制定时要做到程序规范、强化决策责任制、拓宽群众参与渠道。第三，政策执行中要坚持依法治教，加强教育行政执法，保障教育政策有效执行。第四，建立和完善教育信息发布机制，保障公众的知情权、话语权和监督权。第五，政策评估要建立以和谐社会为价值导向的政府绩效评估制度，赋予公众了解、评判政府服务工作的权限。[29]因此，从政策科学的角度出发，保证教育政策过程科学合理，从政策议程设定、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到政策终结的全过程都要坚持政策科学的原理，才能保证政策实施的效果，重建教育政策的公信力。
(四)正视教育舆情，增强媒体行业自律，消除民众对教育的负面认识
教育舆情是指在公共空间中传播的针对特定教育问题的公共话语和民意表达，反映着特定时期和地点内较为普遍的社会认知及感受。[30]66-70教育舆情常常源发于特定的教育事件，如近期发生的留守儿童自杀案及杀人案引发的民众对留守儿童教育和问责的教育舆情。由于网络和社交媒体的发展，“任何个案性的教育问题与教育现象都不再被理解为个体层面的个别孤立问题，而经常在公共领域的话语体系中逐渐被建构为一个更广泛的社会性、公共性议题。”[31]越来越多的教育舆情成为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但是，不同的舆情应对方式会对教育公信力产生不同的影响。有学者认为教育舆情的消极应对就会对教育公信力产生消解，积极应对则会提升教育公信力。[30]66-70因此，应该自觉建立舆情应对机制，在良性互动中提升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公信力，包括分析舆情参与者的特点，及时发布事件真实信息，与舆情参与者积极沟通等积极的应对方式。其次，加大对网络、新闻媒体从业者的行业规范教育，要求客观公正地报道教育事件和信息，尽量增加正面宣传。另外，掌握一定公共话语权的专家学者也应客观公正地向广大民众宣传和介绍中西教育的差异和优劣，不应为所欲为或肆无忌惮地谩骂、批评和指责，而应为中国教育的崛起“少拆墙、多添砖”，同时担负起消除民众对教育负面认识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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