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路径
中蒙俄经济走廊实质上是一种跨越边境的次区域合作。“从学术概念来说，跨境次区域经济合作是指若干国家接壤地区之间跨国界的经济人或法人，基于平等互利的原则，通过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而实施的较长时期的经济协作活动。”①在以往的认知体系中，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国家接壤地区通常远离经济发展中心，随着时代的发展，爆发边境冲突的可能性逐渐降低，将边境地区转化为若干国家共同市场中心的趋势日渐明显，边境地区逐渐显现出在物流与中转方面的优势。构建中蒙俄经济走廊的目的是通过挖掘边境区位优势，逐步完善互联互通建设，将边境对三国经济合作的屏蔽作用转化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中介作用，促进“国家间领土划分依据的边界由‘政治封闭线’向‘经济接触带’演化”②。在这样的过程中，既可以呼应“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发掘中国东北、俄远东地区以及蒙古地区等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潜力，使这些地区成为新的增长极，也可以扩大中蒙俄三国的共同利益，促进地缘安全。
以联通促合作：为“一带一路”战略提供物质依托。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是推进构建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首要考量。俄罗斯作为地跨欧亚两洲的国家，东端连接最具经济活力的东北亚，西端连接经济发达的西欧，中国与俄一道构建中蒙俄经济走廊，可以借其天然“亚欧大陆桥”的作用，沟通东西，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通过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设可实现海陆两个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对接。中蒙俄经济走廊地处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交汇处，在整个“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起到起承转合的作用，通过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设以拓展一带一路的作用空间，使整个亚洲呈现一个网状的经济发展形态，促进不同经济发展层级的国家之间人员、资本、商品的流动，与其他经济走廊一同驱动沿线国家释放经济活力。
通过构建中蒙俄经济走廊可为“一带一路”提供一个成本更为低廉的通道。与其他经济走廊相比，中蒙俄经济走廊途径国家少，通关成本低，且穿越蒙古境内的线路是联通亚洲与欧洲之间最短的路线；由于蒙俄两国国内政局相较于中亚南亚国家政局更为稳定，受恐怖主义和分裂势力的干扰极小，因此中蒙俄经济走廊的投资环境更为安全稳定。并且，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北冰洋海域冰层厚度变小，北极通航的价值凸显，2013年中国远洋运输公司首次尝试经北极海域到欧洲的航线，全程比途经马六甲海峡、地中海的航线缩短15天，且沿途无须担心海盗的骚扰，如果完全开通北极航线，每年将会大幅减少海运成本。
以合作促发展：破解国内经济发展难题。中国已经进入了每年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阶段，外界对中国的印象也逐渐由“世界工厂”向“消费中国”“资本中国”转变。因此，服务于中国新一轮的对外开放格局，带动国内经济增长是中蒙俄经济走廊最直接的利益诉求。
首先，通过推动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设可为国内经济发展提供新的运输网络。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3月的博鳌亚洲论坛指出：“未来5年，中国进口商品将超过10万亿美元，对外投资将超过5000亿美元，出境旅游人数将超过5亿人次。”③中国经济的外溢效应要求中国与国际社会有一个长期有效的合作平台和战略方案，而中国的贸易运输网络已经成为一种瓶颈。④例如，过去中国内陆省份的产品想要进入欧洲市场只有两种方案可以选择：一是铁海联运，即通过铁路运送到东部港口，走海路到达欧洲，全程需要近30天，耗时极长；二是航空运输，时间短，但是成本极高，这两种方案均无法满足中国进出口的发展需要。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铁路运输准确性和连续性强，具有速度快，不易受气候影响、安全程度高，可以有规律地定时准确将货物运送到指定地点的特点，且运输量大运输成本低，对于内陆国家、地区尤为重要。中国现有四条联通欧亚的铁路通道，其中连满欧亚联运大通道、绥满欧亚联运大通道、津蒙欧亚联运大通道均需要取道东北地区和内蒙古。2014年10月，在李克强总理访俄期间，中国发改委与俄罗斯运输部、中国铁路总公司与俄国家铁路公司四方签署高铁合作备忘录，推进构建北京至莫斯科的欧亚高速运输走廊，优先实施莫斯科至喀山高铁项目⑤，莫斯科到喀山路段一旦建成，可将运行时间从11个小时缩短到3个半小时。因此，一旦将中蒙俄经济走廊打通，就可以真正地将我国国内市场与整个亚欧大陆融合。
其次，通过推动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设为国内过剩产能提供新的市场。国际上公认的产能利用率正常水平为82%左右，目前全国钢铁、水泥、电解铝、焦炭、船舶、光伏、工程机械等行业产能利用率最高仅为75%，主要产品产能利用率甚至不到一半。⑥对于过剩产能，国内市场的消化能力已经不容乐观，因此解决国内产能过剩的问题成为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的战略考量之一。必须明确的是，产能输出不是简单地将产品出口到国外，而是把相关产业整体输出到不同的国家去，帮助这些国家建立更加完整的工业体系、制造能力。⑦俄罗斯远东地区以及蒙古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基础设施落后，在这样的条件下三方经济合作只能维持在非常低的层级，通过构建中蒙俄经济走廊，利用中国过剩的经济产能促进俄蒙两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既可以带动俄蒙的经济发展也可以缓解国内产能过剩的压力，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为中国的发展创造具有购买力的周边市场，缓解国内供需矛盾，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
以发展促安全：为国内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东北亚地区是中国在崛起过程中无法忽视的重要战略空间，然而该区域暗潮涌动并不平稳，中美、中日关系同时滑坡是当前中国面临的最大地缘政治挑战。“在美国对华实施战略围堵、对俄实施遏制孤立的严峻国际形势下，两个战略利益广泛相近、战略理念广泛相通的大国，‘抱团取暖’是最优选择。”⑧中俄两国边界线长达4300公里，互相是对方最大的邻国，两国关系的稳定是双方发展国内经济保障自身安全的共同需要，另一方面，与俄关系的稳定可以为中国解决东部领土争端问题提供更大的回旋余地。
蒙古国东、南、西与中国接壤，北与俄罗斯相邻，其独特的地缘环境使得蒙古国强调同中俄两国建立友好关系是蒙古国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但是为了防止对中俄两国的过度依赖，蒙方又同时重视发展同美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引入域外势力来均衡中俄两国对蒙古国的影响。2010年蒙古国与日本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1年蒙古大呼拉尔通过新《对外政策构想》，该构想“把蒙古国的‘第三邻国’的理想伙伴确定为美国、日本、欧盟、印度、韩国和土耳其等国家”⑨。2012年，蒙古国与北约建立“全球伙伴关系”。2013年3月30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蒙古，“寻求该国在东京与北京围绕东海争议岛屿发生的领土争端中支持日本”⑩，日本试图利用蒙古对中国进行牵制的企图昭然若揭。2014年4月10日，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与蒙古国国防部长巴特·额尔德尼在乌兰巴托签署联合声明，扩大两国的军事合作，哈格尔在联合记者会上说：“美国与蒙古国加强防务关系，对于美国在亚太的再平衡具有重要意义。”？2015年2月10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蒙古国总理其·赛汗比勒格在东京签署了一项自由贸易协定？，安倍称该协定是加强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石”。蒙古国这种将域外势力引进该区域的做法扩大了美国对华包围圈，恶化了中国的地缘环境。
因此，从战略角度来说，“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设可促使中蒙俄三国形成利益复合体，让蒙古国更多地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设对于蒙古国在国际事务上保持中立的立场具有积极作用。可以将蒙古国纳入东北亚和平合作发展对象国，避免蒙古国受到美日等国家遏制中俄两国的战略蛊惑。”？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面临的障碍
“中国威胁论”羁绊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中国崛起”与“中国威胁”一直是一对孪生兄弟，自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以来，关于中国的崛起对于国际社会到底是一个新的机遇还是新的挑战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蒙古国，“中国威胁论”均有一定的市场，因此俄蒙两国在与中国合作时也采取了“合作与戒备”并存的做法，而且这种思想将会对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设产生羁绊。
在俄罗斯，“中国威胁论”的产生既有历史与文化因素也有经济和现实原因。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中庸与包容，崇尚强力、推行强权是俄罗斯政治文化的重要成分。在他们看来，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中国自然会利用自己的实力向周边扩张，迟早要利用自己的实力恢复失去的国土，这样的一个邻国当然是国力大大下降的俄罗斯的潜在“威胁”。？在历史层面上，“远东地区的历史就是沙俄侵华史与中苏对峙史。沙俄侵华领土的合法性问题始终是当代远东俄罗斯人沉重的心理负担”？。并且，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俄罗斯经济经济失衡危机频现形成鲜明对比，一些俄罗斯人担心中俄国力对比的失衡可能会导致俄罗斯成为中国的附庸。
“中国威胁论”导致俄罗斯对华政策具有两面性，从而阻碍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设。受到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俄罗斯采取“合作与防范”并存的对华政策。远东地区落后于俄罗斯国民经济整体发展速度的现实使俄罗斯意识到必须促进远东地区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但又担心远东地区在与中国的经济融合度逐渐提高的过程中会逐渐减少对俄罗斯国内经济环境的依赖，其与俄罗斯整体经济发展可能会渐行渐远，这样的思维无形之中绑住了远东地区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手脚。
蒙古国国家情报学院情报研究中心2014年7月的民意调查显示：绝大部分的蒙古国民认为中国对蒙古国的安全存在威胁；三分之一的民众认为应拒绝使用中国进口产品，代之以国产产品；三分之一民众认为应禁止引进任何中国劳动力；接近三分之一的民众认为应该尽量拒绝中国的贷款和援助。蒙古国“中国威胁论”的产生主要是受到历史情结、经济发展以及国内政党的影响。首先，在历史情结上，蒙古人向往那个马蹄踏遍欧亚的成吉思汗帝国，然而在蒙古人看来，蒙古帝国雄风不再，主要原因是由于汉人对其领土的蚕食与对其独立的镇压。蒙古领土面积156万平方公里，人口却不足300万，对历史问题尤为敏感，因此，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蒙古国担心中国会扩张势力范围，影响其国家自主权。其次，中蒙经济合作高度单一，蒙古国对中国出口产品主要以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为主，因此，蒙方认为过度依赖中国可能导致蒙古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附庸。再次，由于蒙古国各种反华组织层出不穷，为了迎合这些为数不少的民粹主义选民，获得政治利益，一些政党和政府官员也会在公开场合亮出排华姿态。
“中国威胁论”导致蒙古对华合作迟疑不决，阻碍了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设。中蒙双边领导人多次强调的扩大两国基础设施建设、矿产资源领域合作开发和金融领域三位一体的合作在大项目上一直难有突破。与蒙古国内存有既想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便车、又担心对华经济依存度过高威胁蒙古国经济安全的矛盾心理有关。？为了减轻对中国经济的依赖，蒙古除了在外交政策上奉行“第三邻国”政策，在国际经济合作方面也积极引入西方国家参与国内开发，为中国增加竞争对手。蒙古于2015年2月与日本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目前蒙古的资源开发市场已经有美、加、澳、日、欧、韩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介入，竞争异常激烈，众多跨国公司角逐蒙古市场，利益交织非常复杂，无形之中增加了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压力。
蒙俄两国基础设施落后对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掣肘。基础设施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对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基础性和支撑性作用，因此基础设施建设是构建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基础，然而蒙俄两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非常落后。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4-2015全球竞争力报告》的数据，在报告所涉及的144个经济体中，蒙古国国家整体基础设施排名世界第119位，公路质量排名第130位，铁路基础设施质量排名第69位，港口基础设施质量排名第143位，航空基础设施质量排名第125位，电力供应质量排名第100位。俄罗斯国家整体基础设施排名世界第74位，公路质量排名第124位，铁路基础设施质量排名第26位，港口基础设施质量排名第81位，航空基础设施质量排名第79位，电力供应质量排名第73位。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蒙俄两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落后，这样的基础设施将会对构建中蒙俄经济走廊构成非常大的阻力。
俄罗斯远东地区基础设施落后，无论是交通还是供电通讯等设施均不足以满足经济走廊的建设。远东地区交通基础设施落后且磨损率高、安全隐患大。“远东联邦区是八大联邦区中铁路网最稀疏的地区，仅为13公里/万平方公里，硬面公路网密度也最低，仅为6.1公里/千平方公里。远东联邦区的九个联邦主体中，堪察加边疆区、马加丹州和楚科奇自治区不通铁路，萨哈（雅库特）共和国的铁路线长度仅有354公里。”？并且，虽然俄东部地区的港口城市比较多，但是港口配套设施年久失修，港口的吞吐量比较小；航空方面则存在着航线少、票价高等问题。？因远东地区道路、交通设施和机车车辆陈旧，磨损率高达50%-70%，造成道路运输安全隐患。？目前，远东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难以实现有效衔接陆海空运输的物流系统，既造成了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孤立，也影响俄罗斯衔接欧亚的过境运输能力。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尚未形成统一的电网，难以形成区域供电网络，在东部地区的大开发中，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开发、新建厂房、外来移民增加都会导致用电需求量大增，因而东部地区（尤其是在严寒地区）的供电供暖成为重要问题。？东部地区的电信基础设施落后，这一方面是由于资金不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东部地区地广人稀导致电信设施的铺设成本比较高。
蒙古国与俄罗斯相似，基础设施落后主要表现在交通、供电、通讯等方面。蒙古国铁路覆盖率低，国内铁路线很不发达，运输线路少、里程短，境内仅有乌兰巴托铁路（中蒙俄国际联运铁路“北京—二连浩特—扎门乌德—乌兰巴托—莫斯科”在蒙古国境内段线）一条铁路，全长1811公里，承担了铁路货运和客运运输需求，由于铁路设备和技术老化，再加上蒙古国采用宽轨标准，增加了中蒙间铁路运输的成本，制约了能矿产品的出口。铁路设施的落后极大地制约了蒙古国经济的发展，也为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设设置了障碍。蒙古国公路基础设施非常落后，蒙古国国内近九成的客运交通依靠公路，国家级公路总里程为11218公里，其中仅有2395公里为柏油路面，且公路年久失修，路况极差，其他大部分地区的交通运输依靠土路，这些土路大多数并不是人为修缮，而是汽车常年行走压出来的道路，这种道路容易导致迷失方向，同时还限制了运输速度，交通效率受到限制，尤其是一些大型的矿石设备和车辆等都难以通过，这样的道路直接制约了矿区资源的输出。蒙古国的电力设施非常薄弱，一方面发电设施的能源结构极不均衡，全国发电装机容量878.43兆瓦，95.5%为火力发电，极容易造成空气污染等环境问题；另一方面，发电量无法满足国内需求，蒙古国虽然煤炭资源储量丰富，但国内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和配套较为落后，部分电力需从俄罗斯、中国进口。2013年,蒙古国用电910兆瓦，超过其装机容量3.59%。蒙古国目前仍无法实现电力自给自足。蒙古国电信业发展很不平衡，在首都及几个大城市，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宽带及相关业务相对普及，但在偏远地区，很多地方通讯网络仍未覆盖。落后的基础设施既制约了蒙古国国内的经济发展，也是其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最大劣势，落后的基础设施导致蒙古国对外经济合作一直无法摆脱低水平状态。
蒙俄软环境对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制约。蒙俄两国国内均存在经济结构畸形、国内行政效率低下、政策稳定性差等方面的问题，缺乏孵化中蒙俄经济合作的软环境。
第一，蒙古国国内制约经济走廊建设的软环境评估。
首先，蒙古国内经济发展畸形。蒙古国国内产业机构畸形，经济增长过度依赖矿业，2013年矿产开采及加工业产值占蒙工业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59.3%，矿产品出口占蒙古国出口总额比重达81.8%，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非常大的弊端，一方面，丰富的矿产资源没有助力蒙古国发展民族工业，反而促使蒙古国形成了长期依赖出口初级产品进口工业制成品维持国内发展的路径，从长远来看，这种通过消耗自身来获取短暂发展的模式无法长久维持，一旦资源消耗殆尽，国内经济运转将会面临危机；另一方面，由于依赖简单粗放的矿产品出口，作为蒙古国支撑产业的采矿业并没有带动配套产业的发展，无法形成规模的经济效益，导致蒙古国内产业关联性极低，行业之间缺乏协作，劳动力参与度不高，社会分工不协调，无法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其次，蒙古国内政府行政效率低下，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2014-2015全球竞争力报告》的数据来看，蒙古国内对经济活动造成负面影响的因素中，低效的政府机构占据13.8%，居首位，腐败问题占8.5%，占据第七位。蒙古的政治结构是三权分立、半总统制、多党制民主，这种政治结构容易造成各党派之间的掣肘，造成行政效率低下。例如，2011年6月，蒙古国大呼拉尔正式讨论通过了国家铁路政策文件，并从成吉思汗债券中划拨专项资金用于铁路建设，但由于蒙古国国内对铁路采取何种轨距长期争执不下，铁路建设久拖未决。低效的政府机构将会导致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合作项目推进缓慢，效率低下。
再次，蒙古国内政策法律稳定性、连续性较差。从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2014-2015全球竞争力报告》的数据中看出，蒙古国内对经济活动造成负面影响的因素中，政策多变占据9.1%，居第五位。蒙古国内政策法律不稳定主要是由其国内的政治体制造成的，蒙古国“每届政府新成员上任，对上届未实施的决议要重新审议”。政党之间的歧见会伴随着政党轮流执政体现在政策变化中，新上台的政党出于其政治立场会推翻上届政府的决议，重新制定政策。这样的政治环境造成了国家的政策法律不断修改，人事变化频繁，对蒙古国的投资环境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蒙古国不断变更政策法律给外国投资者带来了极大的政策风险，将成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不可忽视的障碍。
最后，蒙古国内的社会环境也蕴含多种不利于经济走廊建设的因素。蒙古国民众普遍缺乏市场经济意识，受传统游牧思维的影响，蒙古国人生活节奏慢，缺乏时间观念，且传统游牧业具有“靠天吃饭”的特点，蒙古国人思想观念里普遍缺乏市场经济的竞争意识；传统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对草原和河流怀有敬畏之心，但是矿产开采极容易对草原和河流造成破坏，由此引发的牧民与投资者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蒙古国社会治安状况较差，据蒙古国警方统计，2010年-2013年共有365名外国公民遭到违法行为侵害，其中中国公民155人。
第二，俄罗斯国内制约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软环境评估。
经济结构方面，俄罗斯远东地区经济结构单一，制约了中蒙俄经济走廊合作的深度与广度。苏联时期，东部地区作为俄罗斯的物资供应地和军事战略基地，形成了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的经济体系，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实行经济转轨，不但没有缓解远东地区经济结构畸形的情况，反而更加失衡，为了缓解国内资金压力，俄罗斯继续将东部地区作为其重要的原材料和能源基地，通过出口资源产品换取资金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的畸形导致了远东地区外贸结构的失衡，目前远东地区外贸出口的主力仍是能源及原材料产品。尽管远东地区具有资源优势，然而这种优势却受到了该地区农业、轻工业、装备制造业等方面不足的抵消，在全球产业链条中，俄东部地区继续扮演能源和原材料供给者的角色，但这一格局难以适应全球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产业调整升级的新形势，在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设中，也容易导致俄罗斯的对外经济合作处于以能源换资金的低级阶段，因此，俄东部地区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是不可避免的。
融资环境方面，俄罗斯东部地区的融资环境较差，贷款利率高且风险大。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4-2015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融资渠道在影响俄罗斯经济活动的不利因素中排第三位，约占11.7%。“远东地区信贷机构数量在俄罗斯联邦区中排名最后，在全俄银行体系中的地位无足轻重，地区证券市场规模也较小，资金充裕度仅为东北亚国家的1/40。”在金融市场方面，虽然东部地区形成了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体系，但存在着垄断经营和融资难、贷款门槛高的问题。大多数行政区均由邮政储蓄银行垄断，保险公司数量较少，证券市场不景气。由于信贷利率较高，国外银行提供的贷款相对低廉，致使贷款企业纷纷在国外贷款。
在政府服务方面，出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俄政府经常变动税务、海关、外商投资等方面的法规，导致各个行政区出台的投资优惠政策随着国家法规的调整而不断调整变化。政策多变使得微观经济主体缺乏政策安全感，特别是在能源原材料等一些投资周期长、投资金额大的领域，政策多变使得投资者再三犹豫。此外，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4-2015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腐败问题在影响俄罗斯经济活动的不利因素中排第一位，约占14.3%。
在社会环境方面，远东地区人口流失严重且社会治安混乱。由于远东地区的自然环境恶劣、生活质量欠佳，收入水平严重落后于俄罗斯欧洲地区，苏联解体后，政府对该地区的支持逐渐减少，导致人口逐渐流失。远东地区不仅人力资源严重不足，而且劳动生产率低，“远东和贝加尔地区的人均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日本的1/4、美国的1/6、韩国的2/5、澳大利亚的1/5，同时也低于全俄平均水平”。此外，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比较滞后，存在着失业率高、收入分配差距大、贫困人数上升等社会问题，社会治安较差，抢劫、杀人等犯罪事件时有发生，成为俄罗斯犯罪率比较高的行政区。
尽管蒙俄两国国内存在诸多不利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因素，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中蒙俄三国已经就解决三国将会在经济走廊建设中遇到的问题达成一致。在国际关系交往中，不合作甚至国家利益相悖才是最大的障碍，而中蒙俄三国经济发展程度互补、政治高度互信、国家发展战略契合，完全可以通过合作解决目前存在的障碍。因此，构建中蒙俄经济走廊，机遇与挑战共存，且机遇大于挑战。
对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思考
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是一个系统工程。在对话层面塑造合作的政治氛围，就各自的利益关切达成战略共识是先导；发挥各自优势，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构建中蒙俄自贸区是重要内容；增加沿线人民福祉，共享发展红利，构建中蒙俄命运共同体是最终追求。
共商：以首脑外交为引领，发展多层次战略对话。中蒙俄经济走廊的构建首先应就各方关注的重大利益关切形成共识。由于每个国家所处的内外环境不同，在经济走廊的建设中均有自己特殊的利益需要，因此，在中蒙俄经济走廊的构建过程中应在战略层面求同存异。在该过程中，首脑外交在推进国家交往方面具有其他外交手段无法比拟的优势，应在增进互信、减少摩擦方面起引领作用。同时应统筹其他层次的战略对话，对首脑外交形成呼应与补充。通过由上及下的对话体系，形成一个共同商议构建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完整系统。
在推进中蒙俄三方首脑会晤机制化的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要扩大三方首脑会晤的议题范围。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点是三方的经贸合作和互联互通建设，但三方首脑外交不可拘泥于经济领域的协商，三方的政治对话应涵盖安全、经贸、人文等多重领域，将三方共同关注的国际性问题纳入首脑外交的讨论范围，并形成三方共同接受的指导原则；同时，不能忽略在各种国际组织和地区活动框架内的外交协调。其次，中蒙俄三方高层交往应摒弃冷战思维，遵循平等互利的原则，一方面中俄之间应避免陷入互争领导权的怪圈，以双赢或多赢的角度去思考问题，避免零和博弈；另一方面，由于蒙古国与中国和俄罗斯相比，经济发展水平低，在国际经贸合作中处于劣势，因此在首脑会晤以及经济走廊的实际推进中可适当扶持蒙古，寻求三国的共同发展与繁荣。最后，要积极推动中蒙俄三方首脑外交对象的社会化，信息化的发展逐渐模糊了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的界限，公众、大众传媒、利益集团等对国家关系和外交事务日益重视并且对本国首脑外交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对蒙俄两国的外交应该“将外交对象从国家首脑扩大到国际组织代表、跨国公司首脑、利益集团首脑、媒体以及公众，通过间接外交推动国家首脑外交的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中蒙俄三方首脑外交并不是完全独立的行为，其实施需要其他层次外交形式和国内各部门的支撑。因此中蒙俄经济走廊的构建要以首脑外交为引领，加强多层次的政府间政策交流，要“在业已建立的三方副外长磋商机制基础上，建立和完善包括铁路运输、贸易、旅游等多部门对话管道，加强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建设，从执行和技术层面保持密切沟通协商，从而推动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进度”。“充分利用蒙古国作为上海合作组织观察员国的身份，促进蒙古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及其他成员国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加强经贸、安全、能源、交通、农业、移民、环保和人文等领域的合作。”通过三方首脑外交的带动和其他外交层次的跟进，逐步把中蒙俄的合作潜力转化为现实成果。
共建：促进优势叠加，构建中蒙俄自贸区。中蒙俄三国发挥优势互补的前提是互联互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蒙古深居内陆，基础设施落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交通线路少、运力低，构建联通三国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的互联互通网络成为当务之急。
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设为中蒙俄三国优势叠加提供有利环境：首先，促进蒙俄两国尤其是蒙古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开发电力、石油、天然气输送网络，推进跨境资源能源输送网络建设，帮助改进和更新蒙俄两国的能矿产品加工能力，提高能矿产品的附加值。其次，加强中蒙俄三国信息化输送网络的建设，充分利用互联网促进三方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建立辐射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商务信息平台，以大数据为依托，对整个中蒙俄经济走廊上的商贸物流信息进行搜集、整合、分析”，提高经济交往的效率。“共同推进跨境光缆等通信干线网络建设，大幅度提高通信互联互通水平，打造畅通便捷的信息丝绸之路。”
利用经济互补优势，提升经贸合作水平，构建中蒙俄自贸区是构建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必经之路，为此要发挥支点城市的作用。首先是口岸城市的支点作用，扩大其对外开放程度，使其成为相邻国家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形成产业集聚效应的物理基础。其次是发挥区域内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如天津（中）、乌兰巴托（蒙）、伊尔库茨克（俄），这些城市多位于某一城市群或经济带的中心，对周边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容小觑，因此中蒙俄自贸区的建设不能忽视中心城市作用的发挥。同时通过沿线合作走廊的建设，促进路桥经济的发展，以天津滨海新区—二连浩特—扎门乌德—乌兰巴托—恰克图—乌兰乌德—伊尔库茨克铁路、公路、港口大通道为轴线的地区，经济总量大、资源富集、市场广阔、人口密集、交通便捷、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可加强该区域的经济贸易、物流运输、人文交往等层次的合作，发展陆桥经济，促进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设。
共享：促进民心相通，共享发展红利。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民心相通是构建中蒙俄经济走廊的社会根基。民心相通的前提在于文化认同，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设不能忽视对中蒙俄三方文化认同的推进，文化认同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点，其一旦形成，很难改变，因此，中蒙俄之间负面的文化成见的消除应当依靠积极正面的文化认同的不断建构，逐步消除固有成见造成的误解，形成各民族之间的良性互动。
三方在人文合作中应注意以下原则。第一，求同存异、多元认同的原则，积极寻找彼此之间文化的相通之处，同时尊重理解对方特点。第二，避免文化认同的自我中心主义原则，摒弃追求胜负的零和思维，通过多方文化对话寻求契合点，寻求合作的多赢，“克服三方合作中潜在的极端民族主义威胁，化解中国‘威胁’论、泛蒙古主义、文化沙文主义（大汉族主义）在区域合作中给三方民众心理、交往与项目建设带来的潜在与现实障碍。”第三，避免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倾向。在制定经济发展规划、进行经济合作以及解决经济摩擦与冲突的过程中，应结合当事国的文化传统，避免因为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带来的冲突。
在具体的项目合作中，除了具有标志性的大项目合作以及其他经贸合作，还应做好三方民生合作，如果将国家比作一个沙丘，则民众就是构成沙丘的一粒粒砂石，只有将视野细化到关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领域，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设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惠及广大民众，得到各国民众的支持，创造广泛的民意基础。实践证明，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对落后国家展开的减贫发展工作，也围绕基本的民生问题展开，并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中蒙俄经济走廊应致力于通过切实的民生项目合作，使各方人民共享发展红利，最终实现民心相通。
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东北亚地缘政治局势新变化与中国的战略应对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3AGJ003；吉林大学行政学院研究生杨艳丽对此文亦有贡献。
注释：
12柳思思：《“一带一路”：跨境次区域合作理论研究的新进路》，《南亚研究》，2014年第2期，第1-12页。
3《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3/29/c_127632707.htm。
4刑广程：《理解中国现代丝绸之路战略—中国与世界深度互动的新型链接范式》，《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2期，第4-28页。
5《李克强总理的“高铁外交”：全方位推销高铁有底气》，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4/1015/c1004-258396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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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孙玉华、彭文钊、刘宏：《中蒙俄经济走廊人文合作中的文化认同问题》，《东北亚论坛》，2015年第6期，第43-5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