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兴又一次来到我们对外经贸大学和我们的老师、同学做一些交流。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理念的力量”。理念这个概念对好多学经济学的同学来说有点陌生，如果我们问一个经济学家，一个人的行为究竟由什么决定，我想他的回答就是两个字：利益。再说多点的话，就是四个字：个人利益。
在经济学里，我们假定每个人都是理性的，其实等价于说每个人都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从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假设推出了好多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在课本里面学到的好多经济学理论。这些理论之所以具有一定的解释力，是因为它反了我们人类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问一个普通人的话，他最简单的就是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如果这个理论用于分析历史变革，那么就变成了所有的社会变革都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利益的博弈，就是一种利益战胜另一种利益，甚至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行动。但是这个假设跟我们现实有多远呢？我觉得还有相当的距离。
首先我们看一下历史和事实。我们看一下历史的话就会发现，很多的社会变革其实并不是一种利益战胜另外一种利益，而是一种主义战胜另一种主义，或者说新的理念战胜旧的理念，或者简单说，是理念战胜利益。我发现一个社会只要利益战胜理念的时候，我们很难看到这个社会会发生真正的变革。看看邓小平，看看美国200多年建国之父华盛顿，这些人为什么要选择那样一条道路，华盛顿当年完全可以当皇帝，但他没有当，当总统也只当了两届就离任了，是因为他的理念。邓小平在1978年发起的改革，也不能从他利益的角度来解释。
现实中，我们看在同样一个政府部门的人，甚至同样职位的人，有一些人变成了改革派，另一些人我们认为是保守派，这个显然没有办法仅仅从利益的角度来解释。
再进一步讲，按照经济学的理论，人类是不会犯错误的，因为每一个人都很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事前不会犯错误，事后可能有一些不幸的事情发生，比如我们可能投资失败了，但事前你总是最大化自己预期的收入，所以你不会犯错误。但我们看人类历史上有很多错误，其中人类犯得一个具有灾难性的错误，就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国家搞了这样一种制度，这个制度叫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完全是理念的产物，我们不能说当时实行计划经济的人就是为了私利，就想要我们后来看到的那种效果。他们这样做，恰恰是因为他们认为计划经济是组织人类生产、分配活动最好的制度。这个理念从十九世纪开始，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思想家，他们认为市场经济一定会导致经济危机。怎么解决这些经济危机呢？就要靠一个中央集权的计划。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我们知道发生了一场有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行性的大争论，在这个争论当中，大部分经济学家仍然认为计划经济是可行的。我们知道从今天来看，这种观念是非常错误的。但是这个错误的理念导致了这样的制度，对全世界可以说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甚至可以说生命的代价。这就是说，一种理念，不论正确还是错误，可能都会发挥很大的作用。
再进一步讲，我和大家分享一下，作为学经济学的人，我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困惑，就是假如我们每个人都像经济学家假定的那么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那么经济学有什么用？
一点用没有！因为不论经济学家说什么，现实中人们该怎么决策还是怎么决策。既然如此的话，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经济学理论与人们的现实毫不相干，甚至进一步讲，整个社会科学都是无用的。显然，我想如果这样看问题，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我们人类花那么多时间、精力，那么多资源搞这些科学研究，并不仅仅是为了做无用功。
当然了，我从这些例子来告诉大家说，理念远远比我们经济学家过去想的要重要。经济学家忽略理念在影响人们行为和决策当中这样一个假设是非常的遗憾的。当然，这也不是我自己最早提出来的，至少我追溯到的文献，200多年前，英国启蒙思想家大卫·休谟就讲过，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是利益本身以及人类的所有事物其实都是由观念支配的。
我还可以给大家再说另外几位经济学家的观点，比如说米塞斯，他是奥地利学派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他说人的行为是受各种意识形态的指导，因而社会和社会事物之任何具体秩序皆是某种意识形态的结果。
另外一个和米塞斯站在完全不一样的立场的经济学家，大家都知道，他叫凯恩斯，也是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他有这样一段话，大家也可能比较熟悉，他认为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思想，不论他们正确与否，都比一般所想象的更有力量。的确，世界就是由他们统治的。他说：“我确信，和思想的逐步侵蚀相比，既得利益者的力量被过分夸大了。或多或少，无论好坏，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者，而是思想。”
另外一位也非常有名，甚至比米塞斯更有名的经济学家叫哈耶克，他和凯恩斯是学术上的冤家对头，他们俩人及其信徒进行了80多年的论战，现在仍然没有结束。哈耶克说：“长远看，是观念，因而是传播新观念的人，主宰着历史发展的进程。这一信念一直是自由主义者的基本信条。”
我们可以进一步想，甚至2000多年前我们有了哲学家，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为什么这些人要从事这些思辨性的活动？他们脑子里一定有一个很简单的假设，这个假设就是思想可以改变人类。
我现在越来越相信，其实我们人类的历史也可以说就是一部理念铸造的历史，我们人类大量的制度、规则其实都是某种思想创造出来的。当然了，未来我们人类走什么样的路也依赖于我们有什么样的理念和思想。
但是大家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理念、思想、信念会起这么大的作用？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因为人是理性的。当然你可能感到奇怪，因为经济学家假设人是理性的，并且其他的社会科学家对经济学家的最大批评就是理性人假设。我要说，经济学假设的理性是一种过分狭义的理性，我们叫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其实我们真正的理性不仅仅是工具的理性，我们有目的的理性、价值的理性。所谓理性，就是每个人都是会思考的，每个人干事都是有目的的，而且我们在干任何事情之前，我们首先要思考，这件事对还是不对，是善的还是恶的。所以中国有句话叫“思而后行”。正常人不可能不思考就行动。思考就需要理念。
我这样说不是说否定利益本身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的一点就是，我们人对自身利益的理解其实都是通过理念进行的，就是你有什么样的理念，你就可能理解为自己有什么样的利益。
举一个例子，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在我们中国，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人民，被告诉这样一种理论，比如企业家的利益是和工人的利益矛盾的，农民的利益和地主的利益是矛盾的。这样的话，工人要取得他最大的利益，就是消灭企业家，农民要取得最大的利益就是要消灭地主。如果我们认为这就是我们的利益所在，我们显然就会这样行动。但是我们现在知道，事实上并不如此，至少并不总是如此。所以说，人们对利益的理解，是透过理念来建立的。如果你有不同的理念，你就认为自己有不同的利益。
我还要强调的一点就是经济学过去过分狭义地定义了利益的概念，我们经常谈的利益实际上变成说物质的利益，物质形态的利益，如收入和财富。其实我们人类生活在社会当中，我们不仅仅有物质利益，我们还有非物质利益，而且随着人类的进步，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的话，人们的非物质利益就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对好多人来讲，他们对非物质利益的追求慢慢超过了对物质利益的追求。
所谓非物质利益，可能包括你对名声的追求，你对权力的追求，你自己在历史当中留下什么印记的追求，甚至包括对宁静生活的追求，这些东西对观念、理念有更大的依赖性。比如你希望有好的名声，你希望受人尊重，你怎么能受人尊重，怎么有好的名声呢？你应该做被人赞同、被人认可的事情。什么是被人认同和赞同呢，依赖于你对什么叫公平、正义、仁慈等等这样一些概念的理解。如果你对公平正义有不同的观念，你一定会有不同行为。我们看到历史上所有伟大的人物，一定是非常有理念的人物，并不是说这些人不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是他的利益好多是在非物质方面的。我也想告诉大家，任何一位同学，如果你希望以后变成一个伟大的人物的话，仅仅追求物质利益是绝对不可能的，只有超越物质利益的情况下，你才有可能变成一个伟大的人物。当然了，你也有可能变成一个恶魔。这样的历史是非常多的。
由此来看，你再看中国的改革，过去30多年的改革，可以说就是一个观念的突破，一个理念的变革。邓小平发起改革，是因为他不再相信计划经济能给中国带来富强，他更相信企业家精神，更相信市场的力量，所以从1978年开始，中国逐步走上了市场化改革这样一条道路。同样，未来我们的改革能不能真正顺利进行，我想并不仅仅取决于我们现在谈的最多的所谓既得利益的阻挠。我们必须承认，既得利益确实是改革的重大阻力，但是在我看来，可能更大的阻力恰恰是人们的观念，是人们的理念。
举例来讲，我们看到好多既得利益者反对改革，是因为他认为改革会使他的利益受损。但是在我看来，这其实完全是由于无知导致的，也就是由他的错误的观念导致的。我们之所以要改革我们的体制，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体制应该说对所有的人都不好。为什么有人认为对他好呢？我们只能归结于他的无知。我们看一下，包括那些抓起来的腐败分子，就是证明这一点最好的例子。如果我们有一个好的体制的话，那些在重要位置上的人，没有那么多的特权，没有那么多的腐败的机会，我想他们的生活可能要比现在更踏实一点，也不会出现那么多人现在要遭受牢狱之灾。
在经济学里面，我们假定利益是人们的唯一驱动力，我们把所有人犯的错误都归结为太贪婪。其实我们好多人犯错误也是由于我们太无知，包括像食品安全这样的问题，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来自于人们的贪婪，许多与无知有关。如果我们把问题都归结于贪婪，我们就会引入更多的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结果会适得其反。
有关市场的观念，我们好多人有这样的理解，就是认为市场与道德是相冲突的，甚至认为由于市场化改革，我们今天中国的道德水平比改革开放之前大大的下降了。我要告诉大家，这种认识是有问题的。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今天的道德问题很严重，甚至可以说存在着道德危机。但是今天我们中国的道德的总体水平比30年前要高得多，要好得多。你也许不会同意我这个观念，我简单跟大家做一个解释。
道德包括什么？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正义；第二，仁慈。
所谓正义，第一点，我们不能侵害别人的基本权利；第二点，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得到自己相应的报酬，当然，也应该得到自己应该受到的惩罚。仁慈呢？是我们对别人的关爱，对别人的帮助，包括慈善性的活动。我们看看改革开放之前，从这两个角度来讲，我们的道德水平处于什么状态？我们有没有正义？显然没有任何正义，因为任何人的财产都可以随便剥夺，任何人的人身自由都可以被随意侵害，我们怎么可能有正义。我们有没有仁慈？也没有，我们可以看看，妻子告发丈夫，儿子告发老子，学生打死老师，这样违背基本人伦的事情都可以出现，我们怎么可以称这是有道德的社会呢？
道德要求你诚实，不能说假话，那么看30年前，中国人说的假话比现在还要多，甚至可能多得多。我们现在看到一个不好的现象，我们不太满意，好比说前一段时间出过像一个小悦悦事件，一个小女孩子在马路上受伤了，有几十个人从旁边经过，没有任何一人救助她，这确实说明我们的道德水准存在很多问题。但是大家再进一步想，这样的事情媒体披露了，引起很多公众的议论，意味着什么？我们中国人现在至少开始意识到生命的可贵。而30多年前，我们完全没有这样一个概念，一个人随随便便被拉出去枪毙的时候，我们所有人可能都觉得这是应该的，不杀他不足以平民愤。我们对生命没有任何珍惜。
我要讲的一个意思，今天因为时间关系不能展开，市场经济才真正能给我们带来道德，因为首先是正义的，要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力，同时还可以给我们带来仁慈。你看全世界捐款最多的国家是哪些国家？一定是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特别是美国，美国一年的捐款有3000多亿美元，美国的人均的自愿者服务时间也是全世界最多的。
再讲一个观点，这也是我们改革当中面临的一个理念的突破，就是什么叫法治，什么叫真正的法治。我们通常理解的法治就是“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所以法治就是制造大量的法律，然后严格执行法律。这也是一个错误的观念。真正的法治，第一条要求是法律本身必须是合理的，也就是我讲的法律、人定法必须符合天理。因为我们人是会犯错误的，我们有我们的私利，有我们的无知，有我们的贪婪，有我们的偏见，所以我们在制定法律的时候，怎么能够保证法律本身是公正的，用什么样的标准保证法律是公正的，这就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天理，也就是西方讲的自然法，天理或自然法，就是基于人类的理性发现的，为了人类更好的合作，为了人类的幸福，都必须遵守的规则。如果法律本身不符合天理，不符合自然法的规则的话，再多的法律也不可能建成一个法治的社会。
我还想强调的一个观点就是功利与权利的关系。我们知道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一个功利主义的改革。所谓功利主义的改革，是我们有一个经济增长的目标，只要为了这个目标，有利于这个目标，可以说我们做的任何事情都具有正当性。举一个例子，各地出现了很多野蛮拆迁，引起许多矛盾纠纷，为什么地方官员会无所忌惮地做这个事呢？一个理由就是为了GDP的增长，他认为为了本地GDP增长，让个人的权利受到侵害就是合理的。这样一个观念我们也必须改变，我们要从这样功利主义的改革关转向权力主义的改革，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基本自由必须得到保证，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建立公平、和谐的社会。我们的改革当中出现大量的社会矛盾，都是与不尊重个人权利的一些政策相关的。
大家可能会问一个问题，理念重要，那么这些理念从哪儿来？理念只有一个来源，就是思想市场。思想市场就是指的不同的理论，不同的观点，不同的信仰之间的公平、平等、自由、公开的竞争。我把思想市场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创造理念的市场。
第二个层次，传播理念的市场。
第三个层次，实现理念的市场。
在这三个层次里边，当然最重要的是第一个层次，创造观念，因为任何变革都是观念引起的，而观念最初一定是来自少数的思想家，或者说少数的人，这个人不一定是思想家，但是他比其他的人更早的意识到一种变革需要，可能提出一种新的观点。但是这种观点只有经过理论的系统化，它才能真正变成社会变革的力量。如果没有思想市场，没有新的观念的突破，那可以说，我们人类所有的变革基本上都是不可能的。我们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学术界所创造的思想，当然也包括我们从国外引进的人类的先进思想。在经济改革方面，我想经济学家、法学家都做出了好多贡献。未来中国的改革，我想仅仅靠经济学家是可能远远不够的，加上法学家，也可能是不够的。我想哲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都会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特别想强调一点是，思想市场不仅为我们人类未来的变革带来思想的火种，而且还可以使我们人类避免灾难性的错误。我们中国近代史上发生了很多灾难性的错误，其中一个是我们知道的“大跃进”，由大跃进导致的后来无数的人饿死，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比较少有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那个时候有思想市场，学者可以自由评论政府的政策，甚至普通人也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媒体可以发表观点，我想“大跃进”是可以避免的，因为我们人类还没有愚蠢到那种程度，看到大量人饿死的时候还要继续推行这种制度。但是非常可惜，在那个时代，思想市场被消灭了，没有人可以提出任何不同意见，所以一个错误可以延续多年，最后导致了那样大的不幸。我要说，未来我们中国如果想避免类似的一些灾难，也呼唤着一个思想市场，也就是学术的自由和平等的讨论。
我希望大家能认识到理念的力量，也加入到创造理念的行列来。我想在未来，我们各位，或者年轻一代的大学生，你们相信什么，其实在决定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我希望今天晚上我们的讨论能够使得大家未来有更大的热情来参与到有关中国改革开放的研究和争论当中。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