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库对南海问题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美国政府介入南海问题的方式和程度。根据２０１５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对全球智库的排名，布鲁金斯学会、卡耐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外交协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和新美国安全中心被评为全美外交政策和国际事务领域最重要的智库，位列世界排名的前列。
由于具有长期的理论研究积累、广泛的学术和社会影响力，这些智库关于南海问题的研究成果不仅反映了美国精英阶层对美国亚太利益的界定和认知发展轨迹，也预示着美国政府关于南海问题的政策走向。
本文意在对这５个智库关于 南海问题的主要思想进行梳理，从而揭示美国智库在南海问题政策研究中的战略目标，以期为我国维护南海主权提供参考。
一、文献综述
智库也称为思想库，是由各领域多学科专家组成，致力于帮助决策者在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等领域提供发展方向和政策建议的咨询团队。美国是最早成立现代智库的国家，也是智库数量最多的国家。
近年来，学界开展了对美国智库的研究，成果丰硕。例如，在机制研究方面，许多学者对美国智库类型、运行机制和基本特征，以及美国智库“旋转门”机制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在智库对美国外交的影响方面，重点考察了知名智库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有的学者从智库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方面进行分析，还有学者对美国智库与媒体的关系进行分析，从中揭示美国智库影响决策的软实力。这些研究为考察美国智库与美国外交决策层的互动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随着南海问题国际化和复杂化程度加深，美国智库在美国亚太战略面临重大调整的大环境下，对南海问题给予高度重视，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南海问题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不仅产生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而且向美国政府递交了许多有关美国南海政策的政府咨询报告。关于美国智库对美国南海政策的影响也成为近期学界关注的重点，薛力曾围绕南海争端的重要问题对７个美国智库的１４位专家进行了访谈，李忠林对美国智库听证会的文本进行了分析，赵明昊从美国政府的角度考察了美国智库在美国南海政策上的作用，他们的研究对了解美国智库在南海问题上的基本态度和立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本文意在以上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南海问题当前情势，通过对近年来美国主要智库关于南海问题的研究现状、成果发布类型和渠道以及主要观点进行梳理，深入分析美国智库在南海问题研究过程中所反映的美国介入南海问题的战略背景、深层原因和趋势，为我国维护南海主权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据统计，目前美国有１８２８家智库，约占全球总数的１／４。经过近百年的发展，美国智库逐渐形成了３种各具所长的类型，第一类是偏重于政策研究的智库，此类智库以学理性的思考著称；第二类是政府契约型智库，此类智库采用公司化运作，侧重研究当前美国在全球面临的重大现实挑战；第三类是专门为政要服务的智库，此类智库与现政府或总统候选人关系密切，其成员常常能够大批入阁，直接进入美国对外政策决策的核心层，对政府政策影响巨大
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２０１５年发布的全球智库年度报告，在外交和国际事务领域全美最具影响力的前５位智库分别是布鲁金斯学会、卡耐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外交协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和新美国安全中心。这５个智库代表了美国智库当前发展的主要类型，由于其深厚的学术积累，广泛的政府、社会和媒体影响力，它们关于南海问题的研究成果和观点也为考察美国智库与美国南海政策之间的关联性提供了范本。在研究的时间维度方面，本文选取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６年作为研究范围，主要原因是进入２１世纪以来，美国政府对亚太政策作出了重大的调整，同时，伴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南海问题逐渐成为中美之间战略博弈的角力点，热点事件频发，政策舆论涌现，因此无论是考察政策的发展脉络，还是分析影响政策建议的深层动因，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研究方法方面，本文重点采用量化分析与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研究成果的数量、类型统计分析方面，主要采用量化分析的方法，由于２０１６年数据尚未完整，量化分析的时间起点从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５年，这样有助于从中发现规律性的变化。在对智库关于南海问题政策观点的整理和分析方面，主要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进行考察。
１.美国五大智库关于南海问题研究成果年度统计（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学术研究成果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段时间内智库研究重点和热点，图１反映的是五大智库从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５年间关于南海问题相关研究成果逐年递增的基本情况。
如图１所示，进入２１世纪以来，美国五大智库对南海问题保持着长期的持续性研究，相关研究成果的总量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特别是在２００９年以后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增幅。在五大智库中，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ＣＳＩＳ）一直以来对南海问题最为关注，２０１５年该中心发布关于南海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有１５０多项，位居各大智库之首。新美国安全中心（ＣＮＡＳ）成立于２００７年，虽然成立时间不长，规模不大，但其对南海问题研究有后来居上之势。外交协会（ＣＦＲ）、布鲁金斯学会和卡耐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对南海问题在２００９年以前仅仅只是关注，但从２０１０年开始相关研究不断增加，并在以后几年中一直维持较高成果发布数量。
从图１中可以看出，美国智库对南海问题研究基本上与美国政府介入南海问题的步伐保持同步。２００９年６月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亚太之后，希拉里·克林顿２０１０年在越南河内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期间发表美国关于南海问题的声明，重申美国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国家利益”范围，从此美国政府开始从舆论、外交到军事介入南海问题，并与越南、菲律宾联手不断推进南海问题的多边化和国际化。作为美国政府的“外脑”，美国智库对南海问题研究也在不断深入。
从２００９年起，美国智库对南海问题展开了密集研究，其主要动力来自国家政策的需求，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幕后财团的利益驱动。美国智库作为非营利组织，其财团经营运转离不开美国知名财团的资金支持。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例，知名财团包括雪佛龙和埃克森美孚在内的石油公司，自２０１１年起至少向学会捐款２１０万美元。无独有偶，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是美国最具保守主义色彩的重要战略和政策研究机构，素有“强硬路线者之家”和“冷战思想库”之称。中心主要资金来源依靠捐助，而以洛克菲勒家族为代表的４０多家石油财团是该中心长期固定的支持者和资助者，平均每年有大约６０％的经费来自福特、洛克菲勒、埃克斯等美国大石油公司。由于受到经济危机的波及，美国国内经济增长乏力，在中国崛起和重返亚太等多重因素的叠加效应作用下，美国跨国石油公司加紧与南海争端国家的油气开发合作。例如，２００７年美国康菲石油公司与越南共同建造天然气管道，并且在与越南合作开发的３个油气项目的地理区块都侵入中国九段线以内。２００８年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获得岘港海岸线外１１９号区块的石油勘探权，该公司还参与菲律宾能源部推出的１５个油气区块的投标，其中第３、第４、第５区块的大部分位于中国九段线以内。目前，美国大型石油公司几乎与所有南海问题争议方签署了油气合作开发协议。可以说，美国智库名义上是非营利的民间独立研究机构，实际上代表美国财团的利益，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为进一步对美国智库关于南海问题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在数量统计的基础上，有必要对美国智库关于南海问题研究成果发布的形式和类型进行统计，以便厘清美国智库对美国南海政策的影响途径和渠道。图２显示的是美国五大智库对南海问题研究成果发布类型统计。
如图２所示，传统纸媒包括学术论文、政策报告和书籍依然是智库发布研究成果的主要形式，其比重几乎占据了所有研究成果类型的一半。针对突发事件和热点问题，智库专家通常以社评、专栏或接受电台、电视采访等形式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也是智库专家较为常见的发声渠道，其中评论为１７３４%，媒体专访为１２９４%，专栏为１８１６%。同时，在自媒体和社交网络高度发达的今天，智库也利用网站和博客等媒介向公众发布研究成果，这部分内容占６８７%，并且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听证会是智库专家影响政府决策的最重要参政形式，这部分活动虽然不到１%，但是其影响程度远远不能仅用数量来衡量。
此外，美国智库还举办许多关于南海问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通过国际学术平台阐述政策观点。例如，自２０１１年开始，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每年都举行关于南海问题的研讨会。会议邀请美国、中国、菲律宾、越南和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的专家与会，并邀请美国政府官员到场发表演讲。在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关于南海问题的研讨会上，来自中国的专家与美国、菲律宾等国专家展开了激烈的舌战。
从美国智库研究成果发布类型和渠道来看，美国智库背后还有一个庞大的跨越官方与非官方、决策层与社会公众的宣传网络，这是支撑和提升智库影响力不可或缺的体系。影响政策的前提是影响舆论，而影响舆论最重要的途径则是占据传播渠道。就南海问题研究而言，美国智库专家的观点和政策建议已经覆盖了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大众媒体，并且充分发挥了媒体宣传的广泛性和及时性，在控制整个舆论思潮的走向方面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自２００９年奥巴马任美国总统开始，美国政府逐渐加强在南海问题上的介入程度，在此过程中美国智库对南海问题研究发挥了巨大的支撑作用。各大智库在全球格局发展和变化的背景下，从安全、外交、经济和法律等各个领域对南海问题进行全面分析。具体而言，美国智库关于南海问题的政策观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南海问题是美国在应对中国崛起和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过程中中美两国的战略角力点和利益碰撞点，但不是中美关系的全部。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如何应对不断崛起的中国成为美国智库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１９９３年美国《外交》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崛起》的论文，该文认为中国将填补苏联和美国退出太平洋后形成的“权力真空”，进而扩张自己在亚太地区的利益。这种真空将诱使中国以武力来解决其与周边国家间的边界分歧。这种观点引起了许多共鸣，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强大后可能会提出收复失地的要求，从而引起新的边界冲突。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认为：“围绕着南中国海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由于中国将南中国海视为其合法的国家世袭遗产，中国和几个东南亚国家为占有潜在的宝贵的海床能源资源有发生冲突的危险。”正是基于对亚太地区安全格局变化的敏感性，美国学界和政界对南海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
进入２１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成为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日益上升。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崛起必然导致美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削弱，进而造成亚太地区权力失衡。因此，２００９年奥巴马就任总统以后便开始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与此同时，部分东南亚国家利用美国重返亚洲之势，加剧对中国南海主权的侵蚀。正如政治学家亨廷顿当年所预测的那样，“中国这个亚洲最大国家的经济增长会不断扩大其在该地区影响的事实，以及恢复其在东亚传统霸权的可能性，将促使其他国家要么‘搭车’适应这一发展，要么‘用均势来平衡’中国的影响”。于是，奥巴马政府将南海问题视为应对中国崛起的一个着力点，重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２０１４年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事务高级主管、奥巴马政府亚洲事务高级顾问杰弗里·贝德与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联合发表关于南海问题的政策咨询报告，认为中国的日益强大以及中国将在南海地区如何运用它的实力受到广泛关注也引起了部分国家的担忧，因此特别需要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下审视南海各方的行为和动机。美国决策者应当考虑制定更为有效的政策来避免冲突。但是用冷战思维看待南海问题将导致中美关系的恶化和紧张。为此，美国应当寻求在相互竞争的利益之间取得平衡。２０１５年，杰弗里·贝德在《改变对华政策———我们是否在自寻敌人》一文中呼吁，面对不断发展和变化的中国，美国领导人应继续维护中美关系，构建亚洲的新和平时代。他还指出：“南海争端由来已久，但过去从未招致如此紧张的局面。可是如今中国强大了，紧张局面就出现了。考虑到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一些人认为中国崛起是对美国利益的挑战和威胁。他们把矛头指向南海，指向过去１５年中国增长的军费，以及网络安全和贸易议题，得出的结论是美中之间是对手，对中国有利的事就会伤害美国。而我认为，这样的想法首先是对中国崛起的过激反应，其次这样的反应反而会导致两国陷入长期敌对。我希望阐明，美中之间原本就存在许多不同利益，尼克松、基辛格、毛泽东与周恩来当初决定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并非因为他们觉得美中利益和价值观完全契合，而是他们认为两国有能力管控分歧，在能够合作的领域有所作为。我想这是过去４０年两国看待彼此关系的基调，也是正确的基调。”２０１６年６月２７日，美国国际防务高级分析员蒂莫西·希思在美国世界政治评论网站发表题为《南海争端是美中争夺优势地位的征兆》的文章，认为海上争端将成为美中诸多争端中最为突出的争端。在网络间谍、贸易以及美国在亚太地区结盟等诸多问题上，美中两国争执不下。在这些问题背后是美中日益激烈的战略竞争，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国力的迅速增强。未来美中两国的差距将可能进一步缩小。作为当今世界的领导者，美国强调其作为亚太现有秩序和规则捍卫者的作用，并以此发挥其优势。
第二，美国政府应当清楚界定并不断明确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利益范围，为管控风险奠定基础。
卡耐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迈克尔·史文（ＭｉｃｈａｅｌＤＳｗａｉｎｅ）在２０１６年３月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时说：“我们要讲清楚自己的利益到底是什么，要保护的是什么，在南海问题上，很多东西说得过于笼统和不清楚。因此，我们第一步是要界定好自己的利益所在，然后在此基础上再不断加强彼此间互动，然后才可以在此基础上对于彼此的行为有一定的可预测力。有了对于彼此行动的可预测力，才有安全感和信任。”
然而，从智库和官方对美国在南海地区利益范围的表述来看，美国在南海地区利益范围被一再扩大，其主要目的是为美国进一步深入介入南海问题提供依据。
２０１０年７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东盟地区论坛上表示，美国深切关注中国与东盟“在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争端”，这事关美国在南海地区的重要利益。这是美国政府首次公开表示介入南海问题，并明确表示美国在南海地区存在三大利益：一是航行自由，即要确保南海国际航道的自由、安全通行。南海以及附近海域不仅是美国海军从太平洋进入阿拉伯海、波斯湾的重要战略通道，也是美国商船使用的主要海道。二是美国油气公司的商业利益。美国与该区域几乎所有争议方都有油气开采协议。三是美国对相关盟友的安全承诺。可以说，美国对上述利益的界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从现实情况来看，美国上述利益从未受到侵害，并且一直得到中国的尊重。
随后，美国智库在希拉里发言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利益范围。２０１４年布鲁金斯学会知名学者贝德、李侃如和麦克·德维特联合发表题为《正确看待南海问题》的研究报告，认为南海问题非常复杂，特别是与领土主权归属等关系到民族情绪的因素息息相关，彻底得到解决依然遥遥无期。南海并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几个无人居住小岛究竟归谁所有，与美国关系不大。美国在南海问题上也面临利益冲突，特别是在“维护地区秩序稳定”“与中国发展建设性关系”之间取得平衡，在政策规划和实施上更应该谨慎应对。报告认为，对于美国来说，在南海问题上的利益诉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保护民用、军用舰船和飞机的通行自由；保护自由贸易；确保各相关方和平解决争端；维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国际准则；推动各方通过共同外交行动解决争端，并在２００２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基础上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显然，这份报告对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利益进行了扩充和细化，在军事上，为针对中国在南海地区设立防空识别区的可能性，报告将飞越自由列入美国的国家利益范围，并认为如果中国在南海地区设立防空识别区将会进一步加剧南海地区的紧张局势。在法律层面上，报告强调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基础，制定相关国际机制，提出以多边磋商和进程透明来保证南海争议的和平解决，意在进一步将南海问题引向多边化和国际化。
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２日，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举行第六届南海问题年会，会议上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太事务主任康达（ＤａｎｉｅｌＫｒｉｔｅｎｂｒｉｎｋ）在演讲中谈到，“像中国和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一样，我们在南海有至高国家利益”。一时间，各大媒体竞相报道美国高官首次将南海作为美国至高国家利益的言论。随后，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亚洲事务高级顾问葛来仪对康达的言论作了进一步阐述，指出中国如何与邻国处理领土争端，将告诉世界，中国在崛起成为全球力量和未来潜在超级大国的过程中，中国的行为方式是怎样的，这是美国的至高国家利益。可见，美国智库和政府已经将南海问题视为中美在亚太地区战略博弈的重要利益碰撞点，并将中美在南海问题中的战略博弈结果纳入美国的核心利益范围。
第三，高度重视在南海地区实施航行自由计划，以此挑战中国的邻海通行制度，强化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存在。
１９７９年，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谈判的最后阶段，美国卡特政府颁布了“航行自由计划”。该计划旨在支持美国政府采取主动行为应对沿海国家对海洋的过度要求，以保护美国在洋面、洋底和海洋上空的航行、飞越以及相关权利。其实质是主张在他国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活动权利，甚至是在他国领海内的军舰无害通过权。“航行自由计划”自颁布以来得到美国历届政府的实施并不断发展。在南海海域，中美之间历次摩擦都与美国的“航行自由计划”密切相关，其中包括２００１年４月南海撞机事件、２００９年３月和２０１３年６月“无暇号”事件等。
从２０１４年起，美国白宫透露出南海巡航的意愿后，美国智库随即开始探讨派遣军舰驶入南海海域及其相关事项的研究。４月１日，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亚洲海事透明倡议（ＡＭＴＩ）发表美国海军预备队陆面战争指挥官皮特（ＳｃｏｔｔＣｈｅｎｅｙＰｅｔｅｒｓ）的《联合巡逻与美国的海岸警卫能力》一文，建议美国以联合巡逻的方式实施“航行自由行动”。此后，兰德公司、美国传统基金会、美国法务博客等智库均发表文章探讨美国在我国南海水域的巡逻措施。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７日，美国“拉森号”军舰驶入我国南海岛礁附近水域。在该行动实施前夕，美国智库敏锐预判到该行动可能面临在“无害通过”方面的国际法困境，提醒美国关注该行动的国际法解释，如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亚洲海事透明倡议的《进入１２海里的法律依据》、美国法务博客的《南海航行自由行动：需要留意什么？》、布鲁金斯学会的《开拓南海国际水域》，预判美国军舰在“无害通过”方面的国际法困境。１０月２７日，美国军舰因驶入我国南海海域而引发国际法争议便验证了美国智库的预判。在美国智库中，美国法务博客注重此次行动的国际法释义，而外交协会、新美国安全中心、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则关注此次行动的政治动机和影响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法务博客发表的《只有美国才能坚持航行自由行动和维护海洋法公约》一文，认为中国至少从１９９５年起就使用模棱两可的南海主权声索作为战略武器，美国应在中国人工岛１２海里内持续巡逻，而不是开展看似无奈的“航行自由行动”。①由此可见，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布鲁金斯学会等美国智库意在通过论证“拉森号”军舰在我国南海海域的“正常通过”，树立此类行动的合法性，以实现美国的威慑目的。
２０１６年６月，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郭晨熹（ＬｙｎｎＫｕｏｋ）发表题为《美国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的政策报告，认为南海问题不仅仅关系到岛礁的归属，更关系到海洋权利和国际法秩序的维护，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互动更会影响到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为此，美国政府有必要加强在南海地区的航行自由行动，报告建议美国应当继续定期维护在南海地区海洋权益，其中包括在南沙群岛的相关权益，一旦国际法庭作出裁决，美国维护南海地区海洋权益的方式应当与裁决保持一致；联合该地区其他国家进行巡航或外交抗议；明确宣布航行自由计划安全和实施办法等。针对中国过度的海事请求，需要加大外交力度以求与中国达成共识。郭晨熹的相关建议充分反映出美国智库大力鼓吹政府强化在南海地区的军事行动，并将其不断政治化的政策趋势。
第四，通过国际仲裁解决南海问题前景暗淡，解决争议最终还需回到磋商轨道。
２０１３年菲律宾向国际仲裁法庭提出有关南海争议的仲裁请求，在整个过程中，无论是仲裁请求文本的撰写、仲裁庭人员的组成，还是仲裁结果的宣布日期，无不经过幕后推手的精心设计。一时间，有关仲裁结果及其对南海争议各方的影响成为全球媒体追踪报道的热点。
然而，早在仲裁结果公布之前，美国智库专家就对仲裁案的实际影响作出消极判断。２０１５年１月２１日，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麦修·魏克斯曼发表题为《南海中的法律地位与权力关系》一文，认为菲律宾单方向中国提起国际仲裁是错误的行为，针对南海问题而言，联合国海洋法的相关规定并不能替代外交谈判。国际仲裁程序只会增加问题的复杂性。
２０１６年５月６日，布鲁金斯学会发表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葛维宝题为《法律解决南海问题的有限性》一文，该文认为南海仲裁案存在法律局限性：一方面，所有各方都承认，仲裁庭在任何涉及主权的问题上没有管辖权；另一方面，所有各方都承认，中国先前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２９８条作出的排除性声明合法有效，中国已将涉及海域划界、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等方面的争端排除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争端解决程序之外。中国、俄罗斯、法国和英国等约３０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作出的各种排除性声明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可有可无的附属物，而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解释和适用过程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菲律宾针对中国提出的１５项仲裁请求会由于仲裁庭缺乏管辖权而得不到支持。即使菲律宾的请求得到支持，在现实中也不存在任何强制机制，仲裁结果不可能产生“约束力”。葛维宝还指出，仲裁机制无法作为一种基于法律的解围利器。美国的南海政策必然要放在中美关系所面临的相互依赖、相互合作、相互竞争以及在安全、经济和全球挑战等相互对抗的现实背景中加以考虑。目前，放在美国面前最为现实的路径是更为坚定地鼓励各方展开谈判，同时通过在南海开展强有力和常规化的自由通航和军事演习等手段彰显决心。
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２日，南海仲裁结果出炉，仲裁结果与之前美国智库预料的如出一辙，否认中国在南海享有历史性权利并判定黄岩岛为岛礁，可以说是对中国南海权利的全盘否决。面对仲裁结果，中美两国将作出如何反映成为各大智库关注的焦点。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特别助理、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贝德认为，仲裁结果给中美双方带来重新调整战略的机会。他建议美国应向中国明确表态将全力支持中菲通过对话方式达成临时协议，这将有助于削弱中方认为美国是南海争议罪魁祸首的看法。此外，美国应当避免针对中国南海进行正面演习，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利益和军事活动将中止。他同时认为，在此机会下，各国可以通过国际法所创建的国家间协商机制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根据此次仲裁的结果，中美双方都应当相应的进行中期调整与此同时，就在仲裁结果公布的当天，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就举行了第六次南海问题年会。早在两个月以前会议就选定举行日期，故意造成与仲裁结果公布日期“巧合”的假象，实则是借助仲裁案对中国继续实施舆论封锁的手段。
第五，全方位多角度推进美国南海政策，充分发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作用。
２０１４年，新美国安全中心发表了一篇题为《推进美国南海政策出台》的报告，报告建议美国应在５月底的香格里拉对话、６月的Ｇ７峰会、７月的中美战略安全对话、８月的东盟地区论坛中提出美国的南海政策，其中主要包括四个重要方面：（１）为了强化各国的海事认识能力，美国应在南海地区启动“多边共同行动图景”计划，即在合作伙伴国、同盟国之间分享该地区的图像信息和情报。“多边共同行动图景”计划能帮助南海各国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２）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应成立一个跨部门工作小组，就“多边共同行动图景”计划的资金、要求和情报分享方式等问题提供咨询和建议。同时，美国政府应考虑哪些国家能成为“多边共同行动图景”计划的合作伙伴或盟友。（３）美国应拉拢与自己意见一致的伙伴，支持建立地区或国际仲裁机制，以期使用和平手段平息可能出现的分歧和纠纷。（４）为加速多边海上安全磋商机制的形成，美国政府应鼓励“边谈边实施”的策略，即在整体谈判未完成的情况下，把相关各方已达成共识的部分条款付诸实施。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国将利用东盟各机构保证这些条款的执行，以期“提早收获”。
随后，２０１５年７月２３日，新美国安全中心资深研究员帕特里克·克罗宁在一个主题为“加强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安全作用”的听证会上作重要发言，向美国政府提出１０点建议：（１）美国应当经常强调美国政府在南海争议中所坚持的原则立场，维护该地区的国际法规则和秩序，推动各方和平解决争端；（２）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加强在亚太地区的经贸联系，增强在亚太地区长期的经济影响力。（３）美国需要深化和拓展与东盟、日本、澳大利亚的外交联系和相互支持；（４）美国应当鼓励和支持在东盟国家之间达成一个关于南海问题的共同认识和共同目标；（５）在域内和域外国家间建立一个海上联盟，以确保南海问题能够作为各国外交事务中的第一要务；（６）美国要坚持在南海地区长期的军事存在；（７）美国应当鼓励建立一个多国参与的区域透明机制，用于信息收集和分析，在各国政府之间建立共享渠道。（８）建立一个国家间和国际组织之间具有防御和威慑能力的合作机制，以保障南海地区的和平和稳定；（９）在相关国家间明确哪些行为是令人反感的，并明确这些行为的成本及后果；（１０）明确规定潜在的威胁行为，并提供相应的政策选择和处罚后果。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面临换届时期，美国智库针对如何通过台湾在南海问题上遏制中国展开研究，并且形成政策建议。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郭晨熹曾针对台湾在南海问题的立场发表文章，建议台湾应当主动出面澄清十一段线的主张，在关于南海问题的公共教育方面谨慎处理，以免激发民族情绪，鼓励台湾通过幕后参与和其他声索方共同协商解决南海争议。显然，有关建议是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公然违背，但是美国智库试图将南海问题与两岸关系相联系来做文章的企图，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从以上政策建议可以看出，美国智库关于南海问题的政策建议，都是基于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这一核心而展开的，其政策目标具体而言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１.借助南海问题，遏制中国和平崛起，阻碍中国走向深海的战略步伐
早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美国就已经部署了围堵亚洲东岸的岛链防御计划，直到今天岛链防御的思想依然影响着美国政府对华的外交决策。２０１１年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罗伯特·卡普兰在题为《南海是未来冲突之地》的文章中指出，２１世纪的战场将是海洋。他认为，欧洲是一个大陆，东亚是一个海洋。２０世纪和２１世纪至关重要的差别就是２０世纪最大的争夺发生在欧洲大陆。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地球上的人口和经济中心已经转移，人口中心之间的空间绝大部分是海洋，南海将东南亚国家同西太平洋连接在一起，是全球海运的咽喉要道，尤其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随着中国国力不断增强，走向深蓝势必成为中国未来发展必由之路。美国保守主义学者认为随着国家实力的壮大，中国在南海地区的领土要求已经威胁到所谓第一岛链的所有国家，并且已形成突破第一岛链之势，威胁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传统盟友，而美国对这些国家负有保护义务。按美国海军和空军的计划，到２０２０年将在亚太部署６０％的兵力。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也将其不断紧缩的资源更多地投入到新型远程轰炸机和核潜艇上，以其在南海地区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２借助南海问题，分化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重塑亚太地区秩序
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使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存在争议的东盟国家借助美国的力量与中国抗衡成为可能。一直以来，南海争议中的东南亚国家都希望能够突破“双边”协议的轨道，以东盟组织为平台抱团确立解决南海问题的途径和方式。对于美国来说，在亚太地区制衡中国的另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能够通过一个松散的能够以美国主导的国际平台约束中国在亚太地区的言行。自２０１０年希拉里在东盟地区论坛上高调介入南海问题以来，菲律宾和越南就加紧了与美国的军事安全合作。同时，美国也通过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建设军事基地、加大对东南亚地区的武器订单等方式，增强各国对抗中国的信心。日本前拓殖大学客座教授岗田充曾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促成亚洲国家的相互对立，达到美国维持地区霸权的目的。”因此，介入本来存在争议的南海问题，对于美国维持其地区霸权有深远意义。
近来，美国智库把中国维护南海主权的行为描绘成“霸权”扩张，并通过媒体对外发布中国岛礁建设的卫星图片，造成所谓南海地区和亚太地区局势紧张的局面。随后，美国借机顺势增强在南海海域的军事部署，并派遣航空母舰在南海巡航。２０１６年４月，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视察了位于南海海域的两艘航空母舰，并向外界披露了与印度和菲律宾达成的新军事协议。外界认为，卡特的言行是在对外宣告奥巴马政府决定依赖军事力量来制衡中国在南海海域的领土主张。近年来，美国把军事中心转向亚太，通过军事演习加强与亚太各国的军事联系。从２０１２年开始，美国在亚太地区主导了一系列高密度的联合军事演习，例如美国与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由２０多个国家共同参与的“环太平洋”联合军演以及在南海地区代号为“克拉”的联合军演。这些军事演习不但参加国家多，而且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战性，意在对中国维护南海地区主权的行为产生震慑效果。
在本国经济增长乏力、军费预算有限的情况下，美国试图继续保持在全球范围内的霸权地位已经显得力不从心。因此，美国政府将战略中心转移到对其经济和安全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亚太地区。关于亚太对美国的重要战略意义，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曾表示，“亚太地区是对于全球经济和安全最有影响力的地区，因此受到美国高度关注”，作为地区安全秩序的主要维护者，美军必须做好应对挑战的长期打算，美军在亚太实施的再平衡战略将是一项长期努力，“毕竟我们在那里经营了７０年之久”。南海地区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周边国家来说都具有重要的影响，由于南海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对于美国来说，正是其实施重返亚洲战略的最佳切入点。通过高调介入南海问题，美国一方面可以不断强化与原有亚太盟友的军事联系，扩大其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可以在中国尚未完成经济和工业战略转型之时，对中国实施军事和战略包围，使中国背负沉重的政治枷锁，从而加大中国和平崛起的成本，最终削弱中国在亚太和全球的地位和影响力。
六、结语
美国智库对南海问题的长期关注和深入研究，为美国介入南海问题提供了智力支持和政策方案。不论美国智库向政府提出何种政策建议，其最根本的出发点和目标都是要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借助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强大的传播渠道，美国智库的研究成果几乎可以实现全球范围内同步发布，塑造了国际公众对南海问题的认知，对国际舆论发挥着引导甚至是主导的作用。美国智库对南海问题的政策建议不但对美国南海政策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对南海地区局势发展、南海问题和平解决以及中国维护南海主权的行为影响巨大。为此，我们必须从国家利益和安全的高度，及时追踪和分析美国各大智库关于南海问题的研究成果，从中把握美国南海政策的风向和趋势，为我国维护南海主权提供有益参考。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