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国企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重大举措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供给侧改革中不可回避的内容，因为这涉及到整个经济发展新动力形成的微观基础问题。当前，国企改革主要面临“僵尸”企业、去产能等相关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国企改革：问题和重点》。
今天讲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国企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第二部分，国企改革现状及其问题。在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出现了一些深层的发展问题和改革问题，但是究其原因还是体制机制的问题，这就变成了改革国有企业的体制机制。第三部分，国企改革的重点。国企改革改什么？不能什么都改。有的我们已经改了，并且改得还算到位，而有的改革还需要深入，还有的改革可能刚刚开始。因此，国企改革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新常态下，国企改革改得好，市场动力、社会发展动力就会很足，所以国企改革要就某些重要方面进行一个部署，要有重点、有先后顺序地推进。第四部分，加快国企改革的建议。
一、国企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
针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经济新常态这个判断的基础上提出了三大对策：一个对策是新理念；一个对策是与国企改革相关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有一个是发展新经济。这三大对策的最终目的是解决和培育新动能。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含义
按照2016年1月初权威人士在《人民日报》给出的解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由三个词组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问题出在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也在供给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在供给者，在政府，在企业。关于结构性，按照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讲法，还有一些权威专家，像吴敬琏教授的解释，结构性改革实际上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经济发展面临结构性的难题，我们要通过改革来解决。有一个说法是通过结构性改革促进结构性调整。第二层含义，改革具有结构性。我们的改革不是全面开花，主要是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要涉险滩、啃硬骨头，这就是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从供给端出发，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供给效应，但是着力点是通过对一些重大的体制机制改革来促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可以说，改革供给端重大的体制机制障碍，提高供给效率，解决结构性难题，而结构性难题就是产业转型升级，包括结构升级、方式转变，形成新动能。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在国企改革，改革是为了发展，发展需要改革来推动。那么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我们要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按照“十三五”规划的新发展理念来讲，主要是要完成两件事情。
第一，培育新动能。
当前，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一个主要原因是旧的增长动能不足，需要深度调整。传统经济，特别是一些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已经过了高速成长期，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优势也在下降。过去，推动中国经济繁荣的旧的增长动能开始明显减弱，也无法持续，而且增长方式比较粗放，如果不改变方式，那这些东西就是很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加快培育新动能。但是新动能体量比较小，新经济、新技术、新模式、新产业都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所以中国经济结构也处在优化升级的过程中，但是还没有完全形成。所以，发展的一个核心任务是培育新动能。新动能代替旧动能，这个新动能是一个以创新为主要表现的动能，具有无限的能力。所以中国的发展潜力还是非常大的。
创新需要多少人力资本？现在人力资本是高级化的，平均每年有700万大学生毕业，10年就是7000万，十几年就是1亿。这些人力资本要是开发出来，把它完全变成“双创”动力的话，我们的发展潜能将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有培育新动能的基础，培育新动能是当务之急。
新动能培育成功，转型升级就成功了，就不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一些国家掉入中等陷阱的根本原因就是在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以后，旧动能下来了，而新动能没有补上，没有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或转换失败，因此，经济出现失速，经济增长长期低迷，结构恶化，许多的社会矛盾、经济矛盾凸显，最后爆发众多危机。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方式就在于新旧动能的转换，这是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
按照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说法，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着一个历史关口。按照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的说法，未来五年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五年。我们需要通过培育新动能来解决历史性的难题，结构转型升级完成，那么我们的坎儿也就过去了。
第二，补齐短板。
中国经济发展有潜力。中国经济出现许多问题，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经济社会还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老百姓还有很多的不满，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不协调，几个民生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包括住房、医疗、教育等基本的民生问题。基本的民生也是社会保障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所以我们讲“补齐短板”是“十三五”规划特别强调的一个方面，也就是木桶效应，把短板补齐，那么经济容量就会大大增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为了实现这两个根本目的。国企改革也是为了创造新的供给，供给效率明显提高，靠有效地增加供给来添动力、补短板。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第二个目的。
（二）国企改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改革？
国企改革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企业是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是经济发展的细胞。企业有活力、有动力、结构好，它的体制机制问题就破解了。企业要有活力，要有竞争力，能够赚钱，那么社会也就更稳定，经济发展会有更强大的微观基础，所以国企改革在我们的发展中一直处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特别是在技术方面，国企有国企的优势。当然我们讲进一步提高，特别是达到国际竞争的水平，那么我们又面临着体制机制性的障碍，就需要改革。所以国企改革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一，国企改革是去产能的重要抓手。
现在，很多行业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在传统行业，不管是低端的、中端的，还是高端的，都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产能过剩的原因是带有体制机制性的。我们过去过度强调GDP增长，强调投资增长。因为投资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出现过快增长的问题。投资增长过快，投资水平、创新能力却不足，而且主要是靠要素投入。在生产方式粗放的情况下，过度增长必然会带来平面的、低水平的产能过剩。所以对于产能过剩问题，特别是产能过剩问题非常突出的行业，我们认为这些行业是处在一个峰值阶段的，是绝对过剩。相对过剩可以通过市场周期的调整，等一等、熬一熬。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等、不能熬，必须行动起来，当机立断把问题解决掉，否则就会成为历史包袱。比如现在有些餐饮业不适应市场政策发展的需要，觉得一年还能熬一熬，但是熬到第二年就不行了，熬到第三年就更糟糕。所以改革不是等和熬就能够解决问题的，要加紧去产能。
2016年中央开始强调要由政府这只“手”来推动去产能。去产能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来进行。比如钢铁、煤炭行业的去产能就是2016年的一个重头戏。这里面主要是进行国企改革。国有企业不光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还存在冗员的问题，而人的过剩与国有企业的体制是有相当大的关系的。
第二，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和贯彻新理念。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全面、系统、战略性的部署，其中特别强调要落实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句话是三中全会的点睛之笔，是核心。那么，怎么实现？我们的国有企业还没有完全市场化，我们的体制机制，很多的行业国有比重还是偏高，国有企业在一些竞争性行业的过度分布，带有明显的行政性垄断。因此要加快退出。对于像钢铁、煤炭行业，准入是开放的，对民间资本也是开放的，有些已经长期形成垄断的行业，国资委讲的所谓战略性竞争行业，在准入上是不开放的，主要是行政垄断。行政垄断的体制和市场垄断不同，会对效益的提高产生很大的抑制作用，所以要改革，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它有自主权。
国企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搞活国企。让国企按照法律的公共职责来行使。让有些不适合国有企业发展的模式占领这个行业，可能会出现低效率。这种情况下就应该让它退出，让民营资本进来。民营资本完全按照效益的原则，国企则是遵循公共利益原则、国家利益原则，所以必须由另外一套体制机制，发挥市场的作用。
要落实五中全会精神。五中全会精神主要就是新理念。新理念里面，贯彻五中全会精神，就是国企改革。新理念中强调要坚持创新的发展理念、开放的发展理念、共享的发展理念，另外还有协调的发展理念、绿色的发展理念。国企要在共享方面，在民生领域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
第三，市场经济升级的需要。经济发展是有结构的，有高级结构，有低级结构，我们现在提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是两个“中高”，中高速是经济增速，中高端是经济结构。结构是由中低级向中高级迈进、升级的。也就是说在经济新常态下，在中等收入到中高收入的转换过程中，根本动力是结构优化升级，要形成新产业、新结构。
我们讲主导性的结构、服务业推动经济发展，制造业升级推动经济发展，整个制造业发展水平、产业发展水平，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变。也就是说，没有结构的转变，那么中高速增长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两个目标是高度关联的。过去，经济增长实现高速，结构不一定要优化升级，结构就是平面的。原来的结构也在不断地变化，但是当时的变化不像现在这样迫切，也就是说由结构升级来保证经济稳定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结构性重点在于结构要优化升级。
结构要怎么升级？政策鼓励，领导层重视，发文件推动促进结构调整。我们调结构、促方式转变已经花了20年的时间，效果不明显，就是因为推动结构升级的动力机制、原动力出了问题。说白了，就是改革不到位，存在一些重大的体制机制，甚至是微观基础问题。比如国企改革不到位，而战略性新兴产业又有大量的国有企业分布其中，这就会带来效益问题。所以结构升级遇到障碍，说到底是体制机制的障碍。
想要发展市场经济，那么市场经济体制有没有结构问题？法国有一个以费尔南·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它用历史的方法分析市场经济是怎么演化的。布罗代尔认为，市场经济是不断升级的，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所对应的市场经济是不同的。早期，市场经济发展就是下层市场的发展，通过等价交换、公平竞争、价格机制等，创造大量的供给。一些传统的一般性产品通过下层市场来实现充分竞争，打价格战，谁的成本低、有规模效应，谁就可以把价格降到最低，然后把别人打败，自己取胜，然后实现市场占有率的最大化。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早期，主要是靠下层市场的发展。
市场经济发展到中级水平以后，不仅吃穿用住等物质方面非常丰富，甚至一些高端消费也开始出现，这个时候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不是自由竞争，而是市场垄断，这个垄断形成了上层市场垄断组织，许多公司在全球搞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具有市场垄断性，它的竞争特点是创新，不搞价格战。现在中国的钢铁行业有几千家企业，而别的国家的钢铁行业可能就两三家、三五家。各个细分市场，大行业、小行业都随着市场经济竞争的升级、市场组织的升级走向高端，形成寡头垄断。比如碳酸饮料行业。现在全球碳酸饮料行业的竞争主要是可口可乐、百事可乐两家之间的竞争，他们之间可能有很多的技术竞争、创新竞争，但是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之间打价格战。只要创新配方，那你就有知识产权保护，受到保护以后就获得垄断利润了，但是价格不一定要定的超高，它有巨大的规模效应，有稳定的效应。我们的竞争是你在某一方面有创新，创新形成了新的优势，那么我在另一方面创新，也形成一种优势，这样我们的竞争就围绕着创新展开，然后创新又受到了知识产权保护，让你垄断几十年，使你能够长期获取超额的利润。
市场组织（包括企业组织、市场交易组织）都是这么一个特点，就是市场被某几家企业垄断。当然，这个垄断又是开放式的，起初在充分竞争的基础上形成，最后形成品牌，靠某种专有的技术获得“独门武功”，然后形成强大的市场品牌，最后它具有垄断性。它不会去搞增加产量，过度投资，因此也不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价格很稳定，利润也很稳定，竞争主要是从创新领域展开，这是一种高级的市场竞争。所以垄断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垄断是反市场的一种力量。我们现在很多行业要是出现这样的情况，市场组织要是出现这样的升级，那么产能过剩问题就不存在了。产能过剩是对资源的严重浪费，会对经济产生非常大的压力。产能过程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市场组织、市场结构还长期处在低中端，没有办法向中高端升级。而市场经济是分层次的，是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变的，我们现在应该是面临着很大的问题。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要培育上层市场组织。我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种体制上的重大创新，通过体制的重大创新来培育市场的上层组织，进而推动结构升级，结构升级了，中高速的增长就能够保持。所以我认为速度、结构、体制“三位一体”形成中国经济的一个新的发展模式。通过国企改革打破行政垄断，让市场充分竞争，然后形成上层组织。如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国企改革不到位，许多东西就很难形成，因为带有很多行政垄断，或者是一种下层市场的过度竞争，这些东西都不能解决我们发展的问题，包括动力问题。
第四，提高国有企业和整体微观体制的效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提高供给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力，创新成为经济增长最大的贡献，肯定要靠体制的完善。体制有活力，有非常完善的激励机制，有强大的内生动力，那就完成了这个任务。
二、国企问题
国企问题是个长期的问题。国有企业既然存在，就会存在问题。
（一）国有企业功能依然不清
国有企业功能依然不清，或者讲国有企业或者国民经济中依然存在布局不合理的问题，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反映在国有企业上就是基本定位模糊不清。这是个理论问题。国有企业怎么定位？什么行业适合国有企业发展？开始的时候也许我们全部都是国有的，因为市场的力量很弱，要靠国企来带动市场，计划经济就是国有企业计划来带动市场的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时期内可能是有效的，但是长期来讲是无效的、低效的。所以后来需要改革。
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了一个中间阶段，国有企业到了中等市场该何去何从？我认为，首先要搞清楚国企的定位问题。当前，我们的物质已经基本丰富，许多深层次的发展问题已经解决，在这种情况下，面对未来的发展，面对向高级经济结构的转变，面临要从大国向强国的转换，必须解决国有企业的定位问题。
国有企业是体现社会主义价值或思想的一个重要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有企业普遍出现。一些西方国家出现国有化浪潮，就是因为国企作为社会的一个功能，理论上可以弥补市场的缺陷。但从最终的结果上看，国有企业的体制机制不是在任何行业、任何领域都有效的。国企有有效的领域，也有无效的领域，还有低效的领域。我们用一个最优、最大化、最佳的结构来看，国有企业应该在哪些方面存在？应该在哪些方面退出或逐步退出？这就要划定市场和政府的边界。正如三中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关键是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是边界问题。理论上讲，国有企业的存在就是私人资本干不了、干不好、不愿干的“三不”原则。
1.“干不了”
国有企业在什么时候可以永恒存在？就是私人企业干不了，太高精尖的、规模要求投入大的、投入还是长期化的，私人企业干不了。
2.“干不好”
一个行业在自然垄断的情况下，让私人企业垄断，那他会怎么做？没有公共利益原则，没有公共目的，完全靠自觉，那他可能就拼命地抬高价格，减少供给，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完全背离的。一旦减少供给，把资源搞得稀缺，价格高涨，最后只能是私人获得最大利益。自然垄断行业不能搞私有化，要国有经营，道理就是私人垄断追求的是超额的利润。因为一旦自然垄断，别人进不去，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那么无论是在经营方面，还是在公共事业方面，都是干不好的。当然，随着市场组织发展到一定程度，市场主体发展到一定程度，私人公共事业可能能够干得好，但实际上现在是干不好的。
3.“不愿干”
公共部分，考虑到长期投入，收益率很低，政府又有很多的权利限制、收益限制，这种情况下私人就不愿干。所以私人资本干不了、干不好、不愿干的部分就是国有企业应该长期存在的地方。
为什么要强调负面清单？从反面讲，市场能干得好的，你最好回避，不要干，因为国有企业的功能不是以市场功能为核心的，不是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盈利是次要目的，主要是为了公平，是为了解决“三不”问题，追求的是社会效益。我们现在讲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最大化，公共效益、公益事业不能脱离国有企业存在。
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在功能上是有严格区分的，法律也应该对此进行严格区分。国有企业大量地参与竞争性行业，去赚钱，我认为这不是一个长期内在的要求。国有企业跟市场要划清一定的界线，可以部分参与市场，但是目的至少说双重的，而私人企业只有单一的目的。所以国有企业的功能问题我们至今一直没有搞清楚。国有企业就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应当各司其责。
国有企业的优势在于政府、银行，包括国企的信用，但国企在机制上确实也有天生的缺陷，比如活力不足、激励不充分、约束不强等，这些问题是内生的，是长期的。国企不可能完全按照市场的原则行事，所以一些竞争性行业为什么形成不了我们需要的高端的上层组织？国有企业的大量存在会出现保护，为了不让人员失业，不能停工，所以国有企业想依托市场为主体，让它完全具有自主的选择权，实际上做不到。人的权利、资源配置的权利，甚至开工停工的权利都没有，解雇人的权利更没有。所以国有企业在体制上是不太适合完全市场竞争的，所以它不能在完全市场竞争的领域大量存在，因此要划清市场和政府的边界。
（二）国企的现实发展问题
今天，我国经济发展处在新旧动能转换时期，国有企业发展面临着很大的难题，很多国有企业的发展都非常艰难，特别是一些竞争性行业，那些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国有企业的包袱比其他行业还要重。所以，国有企业改革到了一个新时刻，需要重新审定国有企业的边界。
关于国有企业的现实发展问题，我想从两个方面谈起。
第一，自身问题。
1.边界不清、分布过广
国企产业应该有一个分布清单，哪些行业适合国企，哪些行业不适合搞国企，要把清单列出来。但是无论是三中全会也好，还是其他的关于国企的具体指导方案，都没有把国有企业分布问题作为一个重点列出相关的清单，哪怕是一些原则性的说法都没有，这也是个问题。我认为，国有企业的现实分布过广。战略性竞争行业有大量的国有企业分布，不但拖累了行业的发展，也使自身的发展陷入困境。
2.行政干预和行政垄断问题
竞争性行业有两种，中国的竞争性行业有两种。一种是完全市场化竞争，国有企业基本上不参与。比如纺织等传统行业，1998年朱镕基总理实行改革的时候，多数国企都退出来了，引入民营资本，完全是市场的力量。包括过去比较重要的家电行业，基本上完全是市场化竞争了。还有一种是行政干预型。行政干预型分两种。一种是行业行政干预。国企独占不开放，即使开放，也只是一点点。比如银行是竞争性行业，我们97%的市场份额是国有企业，3%的是外资和民营，是完全的行政垄断。还有资源配置，像石油行业基本上都是垄断，不对外开放。类似这种行业还不少，我们把它定义为战略性竞争行业。战略性竞争行业特别重要，是国民经济命脉。国民经济命脉不光指安全、国防，还有民生、公共事业，其中也包括一些重要的行业，我们叫战略性竞争行业。
国有企业在战略性竞争行业大量存在。主要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准入式开放，一种情况是完全不开放。另一种情况是半行政垄断，行政干预型。没有形成行政性垄断的企业现在是中国最困难的。钢铁行业面向市场完全开放，谁都可以办钢厂，因为原来的传统就是有国有企业，有乡镇企业存在，还有一些私人外资，当然，外资不太多。最后，谁的日子好过？民营企业好过，国企难过，因为国企有历史包袱，有现实的体制机制性的包袱，所以在钢铁、煤炭等很多传统行业中的国企是很累的。但是那种完全不开放的行业活得很滋润，没有太多压力。面对经济调整，它有可能利益会受到一定的损失，因为奖金发得少了，这种情况是必然的，但是它没有生存问题。所以行政干预和行政垄断是不一样的。
行政干预的情况大量存在，它应该是这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点。而行政垄断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会影响企业的效率。两种垄断都是低效率，都会对上层市场组织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是国有企业行政干预和行政垄断的问题。
三种国企及其生存状态
一种国企是自然垄断型国企。自然垄断型国企是旱涝保收。对市场准入不开放的战略性竞争行业搞行政垄断，像银行、石油行业等。自然垄断型国企，像电信网，其效益是没有问题的。第二种是行政垄断型国企。由于市场准入不开放，尽管效益没有问题，生存没有问题，但是体制有问题，它对整个市场有一个挤出效应，所以也是我们的改革对象。自然垄断型国企不是改革对象，应该承担国企责任，完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而行政垄断型国企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突破的一个重点，因为它不该垄断，不该搞行政干预、行政垄断，应当对市场准入开放。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最困难的一类国企是什么？就是第三种，行政干预型的国企，就是准入完全放开的战略性竞争行业。这类行业成本高、效益低、产能全面过剩或绝对过剩，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我这次搞钢铁行业的调研情况，按照现在这种去产能，技术很先进的国企有可能被淘汰掉，因为生存压力特别大。虽然有先进的技术、先进的设备，产能也是先进的，但是由于负担太重，受体制机制性问题的影响，冗员把利润都吃光了，最后活不下去就要破产。虽然说市场竞争应该淘汰落后的技术，不应该淘汰先进的技术，但是对于行政干预型国企来说，如果完全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就会有很多企业都要被淘汰掉，但是它们的产能都是很先进的，这不是矛盾吗？结构调整是为了调整谁？是要调整落后的东西，还是调整先进的东西？所以调研时，他们反映的这个情况确实是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体制问题。技术可能先进，但是也可能被市场淘汰。
先进是相对于民营资本的先进，但是还没有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因为国企要进一步技术创新也面临着重大的障碍，包括有效的资本。如果没有资本投入，很多企业将成为“僵尸”企业。我认为在本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对行政干预型国企的改革应该是一个重点。去产能，要改革战略性竞争行业的国有企业，大量分布的行业国企要怎么退出？怎么改革国企的内部机制？这是国企的生存状况和自身存在的问题。
第二，对微观体制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
不改革就没有出路。1998年，朱镕基总理进行改革。那时候国企下岗解决的是一些传统的低端制造业，国有企业在很多地方全部退出，最后剩下的都是央企或部分地方的战略性竞争企业。那么，国有企业的体制机制问题会产生哪些影响？对微观体制和市场经济发展又会产生哪些深刻影响？我们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1.导致严重的产业和产品结构扭曲
过去，我们讲产能过剩是指低水平的产能过剩，现在出现高水平的产能过剩，而且规模化水平非常高。现在新增1000万吨的钢铁产能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国有企业长期占领战略性竞争行业，而战略性竞争行业又需要升级，需要提供高层次的供给能力，要有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产品扭曲导致资源配置的过度浪费，也就是我们讲的供给低效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提高供给效率，提高供给效率就要解决市场价格、产量的扭曲。
2.抑制市场机制的完善
上层市场组织是通过竞争形成的市场垄断性组织，主要是指在创新上开展竞争，这种寡头垄断是有效的，不会导致供给低效率，而恰恰解决了供给低效率的问题。它本身是市场经济完善的一个部分。市场经济完善了，竞争不再是价格层面，而更多地是在技术层面，从长期创新能力上开展的竞争，这个竞争就是一个有效的对生产力的提高。所以市场机制完善的过程为产业升级、结构优化升级提供强大的推动力。
3.不利用市场经济向中高端升级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企要重点进行体制机制的改革，使市场经济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李克强总理讲，要保持经济从中高速增长向中高端水平迈进。通过国企改革，通过改革战略性新兴产业，使中国市场经济升级，再通过市场经济升级推动中国经济结构的全面升级。
4.抑制民营资本的发展，促进其低水平竞争和大量进入房地产
民营资本更加适合战略性竞争行业，而国企的挤占使大量的资本不能占据高端制造业领域。当民营资本在这个领域被国企排斥而不能进入时，低端的过度竞争就会大量存在。因此，导致低端市场发育过度，低水平竞争太多，出现价格战。为什么房地产行业大量的资金没能流入高新技术行业？创新行业是需要更大投入的，是需要能力的，而民营资本的实力不是很强，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找到一个与之发展相适应的产业，就是房地产。所以如果大量的民营资本能够流入房地产领域，参与一些战略性竞争行业的竞争，就会形成一个比较高端的市场组织，但是由于国有企业占了这个位置，而且国有企业一旦占据，就是一种行政性垄断，尽管它活得很苦，但是它有很多竞争性保护。政府干预也主要体现在这个方面。所以，民营资本在战略性新兴行业的发展中存在的严重不足也使得民营企业的行业竞争不充分，最后无法上升到中高级的市场组织，影响了效率。
5.创新动力不足
由于国有企业长期大量存在于战略性新兴行业，导致这些行业创新能力不足。现在讲传统产业升级，我想主要是战略性竞争行业的升级。像钢铁行业，我们钢铁行业的产量是世界第一，占全球产量的50%。但是，我们这50%赚的钱可能没有西方国家，比如美国、日本、德国、韩国等几个国家加起来多（他们可能占全球份额的20%）。因为钢铁不是占有率高，赚的钱就多，而是因为钢材高端、品牌效应、附加值、高精尖技术，没有品牌是卖不了高价的。创新能力就体现在技术含量高的这一部分。因为创新动力不足，所以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亟需升级，不仅要发展新兴产业、发展新经济、“互联网+”、互联网技术，更多的是要让战略性新兴产业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否则我们的体制就会影响创新能力的提高。
第三，国际竞争问题。
过去我们与跨国资本、与发达国家的竞争主要是市场竞争。传统产业基本上已经放弃，因为它已经没有比较优势了，所以我们成为全球产业分工链的一部分，跟它之间的竞争是有限的。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要想往上升，就要在这些方面提高竞争力，形成新的竞争格局。我们非常需要这个过程，因为我们已经做大了，如今需要做强，需要提高市场占有率。通过中低端产业的充分发展，我们解决了自身发展最基础的问题——温饱问题和原始积累问题。如今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要想变强，想从中等升级到中高等，就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1.做强难
低层次的国有企业要通过开放来拓展空间，但我们现在很难走出去，即使走出去了也是很有限的，我们要搞一些跨国并购，搞一些重大合作，马上就会受到一些挤压，被一些所谓的法律条款否决。所以中国要想走出去，面临着很大的困难。
我们要升上去，无论是在国际市场，还是在国内市场，都面临着跟跨国公司的直接交锋。走出去，拓宽视野，但也要面临巨大的压力，这样我们就很难成为强者。变成狼的过程是我们的一个关键时期，很困难，向国际中高端升级面临着重大的体制机制障碍。我们有自身的问题，也有外部的问题。我们现有的机制不利于市场垄断上层组织的发展，你竞争不过人家，人家有品牌，核心技术掌握了，有知识产权保护，全球各个国家都在保护。你要用它的技术就要交钱，然后你只能得到加工费。所以，要创造自己的知识产权，要创新。
创新的最终动力来自于体制机制。所以要想在国际竞争中取胜，就必须完善体制，必须解决体制机制性的障碍。
2.国际化经营和发展面临重大障碍
现在有些民营资本也受到一些压力，像“三一重工”基本上就是民营企业，在进行国际并购时可能也碰到一些问题。所以解决国际竞争问题，要在国际产业分工、产业链、供应链上面取得中高端。
我们现在在国际化方面面临着很多难题，包括意识形态问题、安全问题以及“大国威胁论”。所以国有企业在进行海外并购时，人家就会设置很多障碍，并以所谓的“安全”名义来维护他们自身的安全，对我国采取反倾销的制裁措施，这对我国企业国际化、走出去都有巨大的影响。
当然，也包括所谓“中国威胁论”。因为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想要做强，一些西方国家就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来抑制你，抵制你。所以国有企业的问题不仅仅是国内问题，也是国际问题。国企怎么走出去，怎么轻装上阵，怎么能够真正成为国际竞争的领导者？首先还是要解决自身的体制机制问题。
三、国企改革的重点
国企改革怎么改？就这一轮国企改革来讲，按照三中全会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部署，我想国企改革主要有这么几个重点。
（一）当务之急：去产能
通过去产能来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但是不能通过行政命令改革的方式，要明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的重点，是主攻方向。一些国有企业去产能，主要是通过退出已经开放的战略性竞争行业，就是逐步退出市场准入已经完全放开的行业，这是长期趋势，不是一夜之间的事情。退出工作的重点是解决人员安置问题，人退出来，资产也退出来。像钢铁行业去产能的最好办法是把债务负担很重的厂破产关停，然后把人员社会化，通过改革买断，解决人的问题，产能没了，人也走了，那企业就轻装上阵了。
现在钢铁行业每年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是800吨钢材产量，国际上也就是800吨的钢铁产量或者1000吨的钢铁产量，那效率就比较高了，我们现在人太多，国内有些企业年产500吨，这个效率跟西方发达国家比起来差好多。现在把人去掉，同时把产能也去掉，有一部分高成本的产能和落后产能都通过这次改革给它去掉，人、产能一起减掉。
对于完全放开的战略性竞争行业，之所以经营困难、效益低下是因为不应该存在或只能少量存在，这种情况下国企必须退出，我们叫战略性退出。这个退出的过程可以制定一个五到十年的计划，逐步退出来。
关于战略性退出的问题还在讨论。应当通过市场的方式，通过顶层设计来制定一个退出方案，这是我们第一步要做的。去产能，妥善解决分流职工的问题。下一步，从长远来考虑就要战略退出。
（二）中长期：打破行政垄断，完全退出战略性竞争行业
经过5到10年的时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已开放战略性竞争行业的问题，中国市场组织从下层市场组织向上层组织发展就迈了一大步，但我觉得还不太够。因为我们刚才分析了，行政性垄断分成两种，一种是行政干预（它没有形成垄断）；一种是行政垄断。未来，在传统产业更新升级的过程中，行政性垄断行业将成为我们的新动能，这部分行业市场准入都没有放开，更谈不上有国际竞争力，但是它可能也很有实力，像银行等类似于按照自然垄断的方式来经营的行业。当然，这部分行业也需要审批，或者存在一些上网准入问题，但它相对来说是开放的。这对银行业，对金融竞争类行业，对现代服务业，对现代金融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
未来的国际竞争不光是一般的制造业产业的竞争，还包括金融业的竞争。所以金融业如果不能形成国际竞争优势，那确实是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障碍。所以从中长期考虑，要打破行政垄断，在准入上放开，逐步使战略性竞争行业完全退出。这是长远计。
国企改革第一步是从已经开放的、已经准入的、已经完全开放的战略性竞争行业中退出；第二步就是对准入没有放开的行业要放开，然后加快退出。这个退出可以是选择性的。比如银行相对控股，不搞绝对控股。这个退出是一个相对退出、有限退出，也可以讲允许小银行充分竞争，允许大量的小银行的存在。现在民营银行大量的存在，它们之间进行竞争，有几家行政垄断、相对控股的银行（四大银行就是相对控股的），控股比例不一定很高，百分之二、三十都可以，四、五十就了不得了。我认为这是一个方向。打破行政垄断，完全退出战略性竞争行业，这是一步比较远的棋，不是现在就能走的。当然这个行业不是特别多。现在汽车行业可能介于在这两步中间，它并没有完全开放，只是部分开放，开放得很有限，审批在里面还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现在的汽车行业，外资可以控股，我们也可以买他们，过去那种50：50的平衡状态被打破，这就可以形成竞争。不然的话，就带有国有企业和外资合谋垄断的嫌疑，这对汽车行业竞争力的提高，对自主品牌的发展都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我们讲要从长计议。从长计议就是完全打破行政垄断。只有完全打破了行政垄断，才能形成我们需要的市场垄断。市场垄断是竞争力的一个表现，是资本实力，是品牌形成，是实现与国际跨国公司平起平坐的根本途径。
（三）产业分布结构合理下的国企管理模式创新
国有企业基本分布在它最擅长、最能发挥作用的行业。因此要在布局调整已经完成的情况下，在国有企业体制问题解决的情况下，在产权分布体制问题解决的情况下，还有管理体制问题解决的情况下，探索国有企业的管理模式。比如国有资产管理公司这种模式的创新，管资产，不管产品，只考虑资产。还有资产运营方式，特别是新加坡淡马锡模式，是管资产的。我认为这恐怕是我们要学习、探索的。当然，我们不一定要完全按照新加坡的模式，但是一些基本原理可以参考。这些存在的国有企业可能也要分成两类。一类主要是国家公共领域、市场领域、市场效益，考虑的应该是比较有限的。这一类更多地存在于自然垄断和公共事业之中，主要是为了公共国家利益，考虑社会利益。还有一类国有企业，它在市场和政府两者之间是有交叉的。这一类，更多地要学淡马锡模式。什么意思？民营企业在一部分领域中总是有“干不了，不愿干”的情况，在这一部分我认为是应该有国企应该存在的。一方面，我们要维护公共利益；一方面，我们要顾及市场效益。这是国民经济行业的布局，国有企业该占的占，该退的退，在一个合理的格局下，探索国有企业最好的经营模式。
（四）加强自然垄断和工业行业的监管
自然垄断和工业行业的监管也很重要，这是国企改革的重点之一。自然垄断行业要有一套法律，一套监管制度。
（五）事业单位改革
事业单位算不算国企？每年到工商登记写的是全民所有制，实际上它就是国企。中国的事业单位改革是个很头疼、很难的事情，它跟社会领域，跟第三部门，跟政府都是交叉在一起的。这里面有一个分类的问题。我认为事业单位也是国企的一种，它和国企有区别，它不是一个完全的企业市场主体，但是实际上它也应该归结为市场主体。事业单位的主要功能和发展方向是社会化。通过法律的规范，充分的社会激励，社会组织、市场组织。当然，事业单位有一部分是政府职能，有些是公共职能、公益职能，有一部分可能是市场中介职能。其中，市场中介的职能应该完全分出去，公益职能应该保留下来，政府职能应该回到政府。
我们要发展服务业，要提高公共服务能力，要提高中国的供给能力，这块是不可回避的。所以，这也是国企特殊的一类。它不是以资产为重心的国企，它可能是人力资本，可能是某种信息资源，利用这些信息资源搞大数据，是有优势的，需要开发，但是有很大的潜力。我认为事业单位改革也是国企改革的一个部分。
四、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几点建议
怎么加快国企改革？怎么落实中央的“三去一降一补”？这涉及很多国有企业。特别是“去产能”，涉及到国有企业的降资。怎么去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有这么几个建议供大家参考。
第一，立法及确定行业清单，作为退出性改革的依据。我们认为，国有企业改革主要的重头戏，过去做的、现在要做的都是退出。一些行业要采取国退民进，而在国退这一部分需要立法并确定行业清单。我认为应该把这作为一个顶层设计，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个工作。要做好国有企业改革，不论是从当务之急的“去产能”任务来讲，还是从长远改革设计来讲，都要有一个立法及确定行业清单的事情。退去这些行业的资本可以用来加强国防，增加我们在安全领域、公共领域的投入。
第二，分类改革，重点是尽快分步退出战略性行业。先退出已开放的战略性竞争行业，然后退出那种没有开放的行业。没有开放的首先要让它开放，然后再分几步退出，分类分步实施。关于退出，我认为一定要有期限限制，多长时间，什么时候大致完成。比如对一些已经开放的国有战略性竞争行业，现在生存起来很苦，比民营资本要苦得多，为什么不能让它尽快脱离痛苦的状况？这是我们的责任。至于退出后的历史遗留问题，政府要掏钱，新人有新办法，老人有老办法，问题该解决的就给人解决了，主要是退休养老的问题。关于养老问题，现在已经有一个社会托底的基本养老制度，我们再加一点、添一点、补一点，这个问题不是很难解决。所以，现在的关键是要有决心尽快把这一部分最困难、对我们未来的新动力影响最大的解决了。国企改革要结合当前和长远的综合考虑，进行顶层设计。
第三，转变政府职能，促进上层市场组织的发展。这些年，简政放权，放管服结合，还有上市制度改革，给社会市场松绑，政府退出，完善事中、事后监管体制，提供优质服务，给市场提供“保护伞”，为它保驾护航。
1.有效保护产权
现在成立知识产权法庭，我们到了这么一个新阶段，靠创新推动、创新竞争，就形成了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要保证企业利益，这个利益可以让他们有更大的动力来推动创新，所以要有效保护产权。
2.加强信用建设
3.发挥行业协会的市场指导作用
行业协会不是可有可无的。大家形成一个协会，有许多的共同利益，许多长远的事情需要谋划，一些信息需要去伪存真，需要通过信息公开来指导市场行为。我认为，要发挥政府职能中行业协会的作用。通过调查发现有些行业协会还真的发挥了好的作用，可以不用政府太操心，放手让这些协会去做，这个协会也不可能成为利益集团的“保护伞”，同时也能兼顾国家、社会、企业的利益，所以我认为转变政府职能里行业协会的作用是很重要的。
第四，支持人员安置工作。2016年在“三去一降一补”中，其中有两个行业去产能，1000亿的奖补基金支持人员安置，一共有180万，这个规模应该是不小的，涉及到的职工可能有好几百万。所以政府在财政上要给予支持，支持人员安置，特别是要支持买断，解决职工的劳动合同，这个事情花点钱可以起到一劳永逸的作用。我认为根据实际需要，这个力度可以加大一点，因为它是为了通过财政支持使这部分人解放出来，资产、人员得到解放以后，整个企业可以轻装上阵，国有企业就会更有活力，这是值得投入的。
第五，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促进社会事业发展。我想，财税体制改革很重要。我们要建立市场经济制度，要完善体制机制，在财税体制机制上还有很多的路要走，企业税收制度中的间接税，以后可能要逐步过渡到直接税的框架，但是我觉得从调节收入分配、发展社会事业的角度，当务之急是征收财产税和遗产税。现在关于这项税收的阻力很大，但是它的作用也同样很大，或者更大，我希望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来促进，因为国有企业包括一个另类的社会公共事业方面的国企，这部分企业要发展，要补短板，要想在供给侧、在公共领域要破题，我认为就是要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来实现，征收财产税、遗产税。避税的目的，是鼓励这类国企进入社会福利，进入第三部门、公益部门，可以免税。包括扶贫，这些方面我认为是很重要的，通过税来促使资本从过剩的、竞争的部门向公益部门转移，完善资源配置。
所以，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它需要做很多的顶层设计、理论思考。如果方案比较精准、比较细致，国有企业改革就会很有序、很有效地推进，我们这轮的改革就有可能成为中国国企改革的一个关键，甚至是完成时的改革。所以，中国的国企改革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我希望各级政府或专家学者们在这个方面多做一些研究，提出一些更加有效，有利于社会稳定发展，有利于提高我们创新能力的改革方案。
我今天的讲座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