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争论，倒是让我想起了我们当年的一些事情。
我是五十年代生人，1980年代中期有幸考上了复旦大学攻读政治学的硕士研究生，师从王邦佐教授。
从我的经历和体验来看，正是通过大学老师的传道、授业、解惑，和各类书籍知识，以及我们亲身的实践和感悟，构成了个人价值观的基础。
改革开放之初，能够进入大学的学生求知欲高涨，就我来说，我既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也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那套“汉译名著”，那是找来一本读一本。
读硕士那时候的课堂上，我们跟着王邦佐教授通读马恩选集和列宁选集，跟着王沪宁教授选读从古至今的西方政治学名著，跟着陈其人教授用政治学的视角研读《资本论》。还特别邀请历史系的老师带我们读中国古代的经典。老师们要求都非常严格，如西方政治学名著，规定的进度是每周精读一本，同时要完成一篇不少于5000字的读书笔记。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步打下人类思想史的基础，同时也跟学术经典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恩选集、列宁选集、那些重要的西方政治学名著，迄今为止我都至少读过10遍以上。
后来我自己当了硕导、博导，我也用我的老师教授我们的方法去教授我的学生。我相信知识是融会贯通的，也是代代传承的，所谓“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也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没有古往今来沉淀下来的经典作基础，就难以形成并确立自己的价值观，对一个人是这样，对一个民族也是这样。
因此，高校的思政教育，需要有知识和思想的积累，需要有广大教师的传道授业解惑。在高校教育中，教师是最重要的主体。
作为一个从事几十年思政教育的教师，我深感这个工作的不易、深感做一个教师的不易。面对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家庭背景、不同专业、不同接受意趣的青年学生，教师要给他们上同样内容的课程，其难度可想而知。
因此，我希望社会能够相信这支庞大的教师队伍，尊重教师、尊重教师的知识劳动，不加区分地无谓地不信任教师、轻视教师、甚至诋毁教师，那是不负责任的。
高校教师到底怎么样？底线守住没有？有多少教师被西化？多少教师有“抹黑”中国之嫌？这些都是要用经过调查研究的事实来说话。
2003年，教育部委托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三所高校对高校思政课改革进行调研，我作为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主任，有幸参与了整个的调研过程并主持了其中的一个子课题研究。我们通过万人问卷、千人座谈、百人访谈，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一手资料。
我还与一辈子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一线工作的北京大学吴树青先生、中国人民大学罗国杰先生、复旦大学倪大奇先生、上海交通大学叶敦平先生交流，聆听他们集长期实践和思考基础上的真知灼见。前辈们都感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没有深入一线的调研基础，没有长期的实践感悟，没有对学生、国家、民族未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简单地高谈阔论、草率地归因于个别人、个别事件，甚至大打网络口水仗，于问题的解决百害而无一利。
就譬如说，我们从上到下是不是赋予了学校教育、特别是思政教育太多不合实际的目标负荷？青年大学生良好价值取向和道德素养的形成，高等教育究竟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听过很多老师的授课，也与学生进行过多次讨论，似乎发现有一个“不兼容”理论，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即便思政课的内容及教学过程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软件”，但就是与大学生的头脑“不兼容”，难以“装进”大学生的头脑。
如果教育堪称万能，又如何解释：我们国家涌现出来的众多优秀领导干部以及各界精英，是我们这个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同样，我们查处出来的那么多腐败官员，也是这个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
教育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教育绝对不是万能的。如果把我们现实中的一些问题归因于学校教育，归因于教师，特别是个别教师的什么观点，这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逻辑。大学生的头脑不是一张白纸，不是任你抹黑了它就黑描红了它就红的。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人三观的形成，取决于非常复杂的因素。
总而言之，对高校思政教育这样一个几十年都在困扰着我们的宏大的复杂问题，需要的不是强制性的行政命令，也不是简单的武断和指责，更不是恶意的冷嘲热讽和口水战，而是需要平心静气地对话和讨论，需要集思广益和协同努力，需要广大教师的积极参与，也需要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原载2月5日澎湃新闻网，作者系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副书记、专职副主席，上海市政治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