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一切足以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的民族，都有其成熟的财富观。一个人如何才能具有人的尊严？一个民族如何才能具有民族的尊严？通过财富的杠杆撬动教育的杠杆，借助双杠杆的精准作用，一个人才能成为完整的人，一个民族才能成为成熟的民族。
一、更多的财富和更完整的人
从经济史角度看，即使一个农耕民族珍爱财富，也无多少财富可供民众来爱。“君子爱财”在中国经济伦理史的式微，恐怕与此相关。而“取之有道”逐渐变成我们民族财富观的主流，恐怕也是因为约束人们的求财冲动，是农耕民族自我约束的必修课题。到了宋明，这一主流观念发展为非常畸形的财富理念，思想家把求财当作“人欲”的表现，特别强调“存尽天理，灭尽人欲”。在他们看来，维持生存的必需物质条件，不算在人欲的范围，是为人存活的必需。一旦超过这一界限，便是人欲发作，必予克制。克制的目标，不仅是约束人欲，而且必须上达天理。这就给人们克制人欲设定极高的目标。按照德国著名社会学者桑巴特的断言，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源自奢侈的需要。在成功克制人欲的中国宋明社会，就完全缺乏催生资本主义的伦理温床。
在16世纪，世界出现“大分流”：西方社会从规模化的手工工场发展到大规模的机械生产。进而在19世纪，实现了工业革命，经济飞速发展，使西方发生了一场依靠工商业聚财的财富革命。因为这场财富革命，人类从艰难的生存状态中腾出手来，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去接受教育，寻求人的全面发展。人的生存与发展，是一个步步递进的关系。如果一个人拒不求财，克勤克俭，很难有充分的休闲时间去思量发展问题，绝对会缺乏受到良好教育的机会，其发展余地之小，可想而知。
结果就是，一个人无法成为完整意义上的人。
一个完整的人，是身心合宜发展的人。首先，人的肉体生命需要成功延续。没有一定的物质财富，人们无法维持生存。其次，人的生存条件越好，在其他方面的发展余地也就相应增大。身心合宜成长，使一个人成为完整意义上的人。相反，就会是一个恶性循环——由于物质财富的匮乏，人们陷入生存危机，无法接受普及教育和优质教育，心智得不到应有的开发，智慧得不到该有的发展，因此人就成为一个畸形的人。
一个民族的发展，循幼稚到成熟的递进路线演进。从过程上看，任何一个民族的萌生、发育、壮大和成熟，都有一个从家庭到家族，再到氏族、部落、部落联盟，进而形成民族的过程。民族渐次发展，逐渐壮大，走向成熟。原始民族出现的时候，因为获得物质财富的手段极其落后，物质数量极其稀少，实行的是原始共产主义体制。再少的食物，都得平均分配。逐渐告别物质匮乏状况以后，人类学会了改进生产方式、制度结构、生活模式，各个民族传承下来维持民族群体生存发展的独特文化，并呈现出逐渐成熟的群性特点。
一个民族，如果一直挣扎在生存线上，这个民族就是一个有欠成熟的民族，它还没能脱离初级阶段的求存状态。只有一个民族不为物质条件所困，足以上升到民族发展的阶段，并且取得长足的进步，这个民族才被认为成熟民族。在这个特定意义上，我们中华民族今天还很难称为成熟民族，因为我们还在为生存而努力，为GDP而欢呼。这证明我们民族还是在物质生活水平的底线上感到荣耀的民族，这不是一种人类的高级荣耀。
一个民族从幼稚、蒙昧、匮乏状态走向成熟、富裕和高级状态，需要在人类精神史上刻下这个民族难以磨灭的痕迹，这个民族才能正式宣告并被广泛认可为成熟民族。对我们民族来讲，先期解决两个问题，成为民族成熟的先决条件。一是要解决聚财和散财的问题。二是要解决完整的人的教育问题。完整的人与健全的民族，才是合宜的搭配，才使一个民族具备现代民族的条件，才让一个民族有望登顶世界，有贡献于人类。
三、精神上的普遍自觉
任何一个民族，在从野蛮时代进入开化时代，登上世界历史舞台，都会催生一批伟大的思想家兼教育家。
看看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代师生，被认为是希腊的骄傲、雅典的良心。苏格拉底就是一个教育大师。柏拉图是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又是柏拉图的学生。师生三代，透显古希腊思想的精粹，呈现出古希腊思想的理性光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办学园、教育后人，使整个希腊思想精英灿若星辰。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教育。孔子早期想做政治家，凄凄惶惶，奔走列国，游说诸侯，推销仁义。老来专注讲学，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成为影响中国历史至深至巨的第一人。后来他的私淑弟子孟子，也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在政治尝试上，他也留下了游说梁惠王，令梁惠王“顾左右而言他”的事迹。但老来同样下帷讲学，与众学生辩难，激发思维，留下极为深刻和雄辩的华章。孔孟之道，因此成为中国古代为政之道的另称，成为中国古代教育的精髓所在。
在文明发展早期出现的大思想家和大教育家，代表了他们所在民族的心智开化程度。教育是一个民族心智开化最重要的动力。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发达的教育，民族成员没有接受普遍的教育熏陶，心智开化程度不够高，在精神上处于非常生涩的状态，这个民族实在难以称为成熟的民族，也就不足以在人类的精神史上留下痕迹。譬如说今天南北美洲的土著，非洲大多数氏族部落、酋长国家，都是如此。他们还挣扎在全力谋求物质财富的底线生存状态，尽管与这种生存状态相联系，也有初步的心智开化、精神积累，其程度一定不高。他们的存在，固然值得尊重，不能被人蔑视，但对人类文明的贡献率，一定不高。
可以说，一个成熟的民族，首先是一个解决了物质困扰的民族。这样的民族，一定发现了优于其他民族的、聚集物质财富的多种手段，也一定获得了足以供养整个民族的实际物质财富。一个民族在物质上的普遍富裕，是这个民族顽强生存意志的重要体现；一个民族的聚财之道，是这个民族智慧成熟的基础性指标。
如果一个民族无以发财，那有两种可能：一是这个民族根本就不想发财。有些非洲原始民族，生活在政教合一体制下的一些中东国家，他们好像生活在世外桃源，好像完全为宗教而活，免除了物质财富的困扰。二是一个民族想方设法发财致富而不得，因此以看破红尘为借口，以便对民族无法聚财达成自我谅解。无论是不思进取的原始民族，还是固守宗教戒条的拒财民族，都不足以成为世界大多数民族的楷模。原因很简单，人的生存与发展逻辑，始终是普遍逻辑。它不应因少数例外而动摇。不能在物质财富生产上有突破的民族，处在贫困中的唯一冲动，或许就是谱写牺牲生命的一曲凯歌。而这不仅成为蔑视生命发展的托辞，也成为当代恐怖主义的精神支撑。
一个民族，如果聚集物质财富的策略失败，会引发相当多的连带问题：一方面，它会引发民族成员间为争夺生存资源的高度紧张；另一方面可能带来社会的堕落和国家的腐败，让整个国家乌烟瘴气；再一方面会使人们对于生命价值、教育地位、人生目标，都陷入一个困扰状态，而不能解开人生意义之结。一个成熟民族，必须对之高度醒觉。
当下很多人批评中国人太过爱财，人人都想发财。对之，我不会说这是一件糟糕透顶的事情。人们试图发财，既不是错误，更不是罪过。一个敌视财富的民族，绝对是有欠成熟的民族。因为，敌视财富，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为了掩盖这个民族谋财无道的无能，或许这个民族根本就不知道谋求财富的方式、方法、举措和渠道，因而他们借助抽象而高尚的道德说辞来掩盖自己求财而不得的无能和无奈。
一个民族发财致富、聚集财富的能力，并不是让这个民族感到羞耻的一种能力，而是让这个民族感到荣耀的一种能力。求取到财富，可以让一个民族有更多从事闲暇文化创造的人群，可以提升整个民族的精神品质，改善民族的社会政治生活状态。
古代时期的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登顶世界，在物质生活方面，就是因为民族的列祖列宗积累了聚集财富的鲜活经验，才书写了积累财富的悠久历史，并在汉唐，达到积累财富的世界艳羡状态。古代中国的天下体系何以感染周边世界？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其天下体系实力的“汉唐气象”，首先展现为一种物质气象。因为古代中国的富裕，所以周边国家要向我们学习。学习的内容，自然有一个从聚财能力，向精神突破方向递进的丰富化过程。在中古以后，一些思想家违背了古圣先贤的教诲，财富观念畸形演变，妨碍了我们民族告别勤业革命，掀起工业革命。成熟民族必须拥有爱财的成熟观念，拒绝秉持一种以财为耻的伦理意识。
恰恰是因为我们民族在过去一千年左右的时间里，压抑了民族成员聚集财富的能力和愿望，所以今天我们的聚财愿望正狂放地释放出来。释放状态，固不规范；释放情形，仍不合理；释放方式，令人担忧；释放结果，引人反感。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禁止民族成员释放聚财能量，那样又会将我们民族的聚财能力压制下去，无法充分显现我们民族伟大的物质财富创造能力和精神生产能力。那些痛骂发财致富者一时半会的纵欲与奢侈，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借此重回禁欲状态，那无疑是扼杀民族的现代生机。
需要强调，一个民族成熟的雄厚物质基础，一定依赖于这个民族谋求财富的能力。但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对一个民族来讲，谋求财富是否就是一切呢？当然不是。因为还必须考虑求取财富的目的问题。
一个民族发财致富以后，怎样在心智上实现普遍开化，是这个民族必须深沉思考的问题。一般而言，发财致富的民族，需要将自己在生存之外的剩余财富，用于教育。一个民族发达的教育，只能建立在雄厚的物质基础上。教育所开拓出来的人类崭新精神空间，是人类超越物质生活之后所打开的一片崭新世界。试想，古希腊没有苏格拉底三代师生，何以称之为希腊？古代中国没有诸子百家，佛陀传入，我们怎么设想今天蔚为大观的中华古典文明？一个匮乏基本财富的民族，何来举办教育之资？这个民族，就只有陷溺在顽冥不化的可怕状态之中。
古希腊人认为，人要加入公共生活，成为一个政治人，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就是先期解决私人的物质生活。在公共领域中，人们仅就公共问题展开辩论和达成妥协，仅就民主政治的有效运行讨价还价。孔子申述先富后教的主张，其理同趣。设若一个人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的生存问题都没有解决，他一旦进入公共生活场域，便只能与人们讨论生存问题，他哪里会有争辩公共政治问题的闲情逸致。
五、打通聚财与重教的通道
一个民族要想进入成熟状态，一定要靠教育来开化民族心智，让民族成员们具有更高的精神意欲、更强的思考能力、更自觉的精神追求，以此产出更精粹的精神产品，让民族在激烈的民族间竞争中脱颖而出、力拔头筹。如果教育不足以开化一个民族的心智，或者这个民族还仅仅停留在通过教育来让人获得肢体、体能的发展，那么这个民族照样还深陷在物质世界之中，而不明白教育的意图和教育之致力培养全人的终极目标。
现代民族间的竞争，是全方位的竞争。这些竞争，可以区分为心智的竞争与体力的竞争两种。体力的竞争，当然必不可少。否则我们民族就无以免除“东亚病夫”的讥嘲。但体力的竞争是一种低端竞争，就像聚财的能力是一个民族的基本能力一样。具备这样的能力当然重要，但它的重要性体现在为进一步的发展奠定基础。仅止于这样的竞争，一个民族势必会在民族间的全方位竞争中败下阵来。
即便在民族间的体能竞争中，用教育的办法，科技的手段，也会对我们民族体能的提高，发挥大不一样的作用。体能竞争也有两种不同的境界：刻苦的训练，就像勤业革命一样，让我们的身体处于一种艰难挣扎的低级状态，这样也会获得一些竞技比赛的优胜奖励，但不会对全民族体能的普遍改善发挥大的作用；运用教育与科技手段，促使民族成员自觉意识到体能、智力与情商的互动作用，对人生发展、民族竞争具有极大的提升作用，便会进入一种高级竞争阶段。
我们民族成长到这样一个状态，代际之间通过教育的传递，让我们民族的韧性生存必须进一步表现为一种精神产出能力。因此，曾经激励费希特发表对德意志民族演讲的裴斯泰洛齐全人教育理念，已经呈现在我们民族面前。曾经作为一个教育口号叫得震天介响的德智体美劳共同发展，正是裴斯泰洛齐教育理念的精炼表达。这样的教育，倘若在全国推广，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那无异于异想天开。
当我们民族大致解决了物质生存挑战，醒悟了通过教育塑造全人的极端重要性，此时，打通聚财与重教的通道，就显得格外重要。之所以必须打通这一通道，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尊严，我们民族担负的群体责任与人类使命，都依赖于一个超越民族生存追求、具有远大人类使命感的民族担当精神的落？实坐实是贬义的。民族精神，一定会通过其得到高度尊重的个体成员的精神和价值，呈现为一个民族群体自我的崇高价值。而民族群体自我的崇高价值，又从民族的个人价值和尊严上直接体现出来。走出聚财的小天地，开辟重教的新风气，是促进民族成员共同发展和民族整体进步的必须。
教育促使个人开放，开放的个人，是具有反省精神的理性之人。而反省的个人，不是处于封闭世界的私人内心自责，而是社会世界中互动的积极有为主体。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老祖宗强调个人内心修法是不够的，它一定要展现为个体生命尊严与群体责任担当的高度融合。那种“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景象，绝对不是一种现代景象。触类旁通式的精神共感，才是教育要促成的公共精神。将心比心，乃是教育激发人类情感趋同、相互敬重氛围的一种方式。
教育促使人生追求不朽。中国古人有三不朽的教诲：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由于立德、立功与立言，并不是限于私人所得的快意，而是立于人类价值的肯认，因此，它为教育设定了至上目标。这与裴斯泰洛齐的全人教育理念不谋而合。乃是古今圣贤的通见。一旦立定教育的终极目标，现实人生，就无论遭遇怎样的挫折，也不会被摧折；无论有怎样的成就，也不会得意忘形。人的尊严，在其中勿需任何修饰地展现出来。有限的生命，也就此融入了无限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