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的雾是最后一场严重的伦敦雾。伦敦各种控烟命令迅速铺开，到了1968年，它们已经覆盖了城市65%的各类房屋和场所。伦敦雾终于要成为过去了。诞生于维多利亚时代前期的“豌豆汤”，历经120年的岁月，在20世纪60年代寿终正寝。
当然，有雾的天气还会发生，但大多数时候都是白色，而非传统的、似曾相识的、脏兮兮的棕黄色。1968年，长期呼吁净化空气的白金汉区议员、出版业大亨罗伯特·马克斯韦尔提交了与三年前工党同事鲍勃·爱德华兹相似的法案。马克斯韦尔以伦敦日益增长的人口和近来新的科学发现来论证自己法案的必要性：“如果绿色植物都被杀死，那么空气中的氧气也会迅速消失。”法案的条款进一步加强了对颗粒排放物和烟囱高度的限制，也给予内阁足够的权力去引导地方政权，让各地方提交烟尘控制计划书，督促其尽快根除污染。虽然最后这个目标引起了很大争议，但法案还是在1968年获得通过，成为正式法律。
两年后的1970年，工会成员、工党政治家戴维·沃特金斯代表康塞特区的钢铁制造业者，再一次提起这个话题。虽然他不算一个十分杰出的国会议员，但他是第一个认识到伦敦空气的新威胁的政治家，那就是城市交通中日益增多的机动车辆。
1970年2月，他在下议院辩论中抛出这个议题：“在我们谈到伦敦各方面进步的时候，在亲爱的议员们说起伦敦太阳如今像其他国家的一样明亮时，我觉得各位可能有些过分乐观了。事实上，尽管还有无烟区，往日可怕的烟雾再也不会降临伦敦了—然而，伦敦还存在另一大污染，需要我们制订策略，取得更多的进展。”不过，当时人们没有采取什么手段去限制机动车不断增长的碳氢化合物的排放量。
1991年12月，据说有160人死于长达一周的重污染天气。另一段稍短些的污染天气出现在2003年8月初，肺病患者被警告要提高服药剂量，避免外出锻炼。
新一代冬季伦敦雾与过去不同，它是由升温和空气停滞引发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汽车尾气和工业废气中的污染物“与日光相互作用形成的挥发性气体—臭氧”很难在空气中消散，这“完全不同于老式‘豌豆汤’—工厂和矿物燃料造成的辛辣、黏腻的烟雾”。伦敦建立了低排放区域，在那里，机动车的排放量必须限于一定指标；机动车也越来越多地配备催化转换器或类似装置，减少有害气体。这些举措起到一定作用。虽然碳氢化合物对健康的威胁依然存在，但无论如何不再是原先的“伦敦特色”了。
空气污染一直都是世界性难题，特别是在那些正在经历自己的工业革命的国家。2013年，中国经历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空气污染，许多城市采取紧急措施来对抗烟雾，包括取消航班和学校停课。
《卫报》称“北京有半年以上时间都笼罩在豌豆汤似的雾霾中”。北京市政府承诺拨款758亿英镑用于治理空气污染，同时加强法律法规控制煤炭燃烧和机动车排放。一部关于中国空气污染的纪录片一经播出，四天内“在中国各主流视频网站创下一亿次点击率”。但伦敦人还不能沾沾自喜。根据伦敦国王学院科学家们最近的一份报告，有关排放物的研究表明“牛津大街二氧化氮的浓度超过地球上其他任何地方”。这个研究小组的带头人戴维·卡斯劳认为这一数字“高于北京和达卡，已经高过了需要戴面罩的浓度，是正常数值的11倍以上”。
今天的空气污染主要来自柴油发动机，来自“日光和氮的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相互作用，结果就是在地平面高度产生臭氧和烟雾”。最近的研究数据显示，英国每年有2.9万人因人为污染—最主要来自机动车—而过早死亡。如果我们按照19世纪的论调，算一笔经济账，那么现今的空气污染每年会吃掉英国财政60亿—180亿英镑，大部分支出是在治疗肺部疾病和心脏病上。
由科学家、律师、政策专家组成的环保组织“地球顾客”刚刚在英国最高法院赢得了一场耗时五年的官司，判决结果要求英国政府对污染采取行动。判决书毫不含糊地写道：“新一届政府，不论其政治构成为何，都应该不遗余力地对这一问题立即采取行动。”由于可见的碳氢污染通常体现为雾霾，而非更加夸张的厚毛毯一般的棕黄雾，由于碳氢污染是当今普遍的都市病，而非某一地特殊问题，所以它无法像旧时“豌豆汤”一样刺激作家和艺术家的想象力。
伦敦雾死了。然而有时候，世界其他地区还不愿意承认它的消亡。即使在结束之后的许多年，这浓黄的雾依旧不可避免地与这座城市的身份紧密关联。来到伦敦的游客都盼望着寻找那座“雾气弥漫的伦敦城”——正如乔治·格什温那首流行歌曲的名字。多年来，游人们只能在纪念品商店找到贴着“纯正伦敦雾”标签的罐头。
1972年《〈泰晤士报〉日记》的作者写道：“伦敦已经不再有雾了。我知道这一点。因为当英国的大臣们、官员们和其他宣传机构宣布这一令本地人欣悦、令全世界震惊的消息时，我在美国跟千百万听众一起收听。”
美国人总把伦敦和雾联系在一起，这种观念实难撼动，恐怕也不仅仅因为伦敦雾是个历久弥坚的老招牌。1954年，伦敦城时装公司——一个彻头彻尾的美国企业—发布了它著名的伦敦雾雨衣。这款服装很快席卷美国市场，它的名字后来也变成了整个公司的名字——1994年起，变成伦敦雾集团。
《纽约时报》在1954年雨衣面市时也提到了这个名字，认为它体现出该服装的功能，即可以抵御最恶劣的天气：“每当这个名字和商品一起出现，一切都对了。它精准地描述出服装的特点，也能吸引眼球，提高销售，胜过一万字的长篇大论。这个名字就是伦敦雾。”
我们还知道，昏暗的雾中闪烁着煤气灯的伦敦街道，这一意象也暗示着某些可怕的事情即将发生。只要看看最近的电视连续剧《低俗怪谈》，观众也不难发现这个套路：街道经常笼罩在—如果不是浓雾，至少也是淡淡的青烟之中。雾提示着超自然力量或是罪恶的在场。伦敦雾还是掩盖着伦敦之恶的面纱，或是有待聪明侦探侦破的谜团，这些常见的转喻往往被简化为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犯罪故事的能指。此种用法尤其体现在两个可能是最著名的维多利亚时代犯罪叙事之中：夏洛克·福尔摩斯和开膛手杰克。
如果说有哪些经典的虚构人物与伦敦雾密切相关，那么无疑就是阿瑟·柯南·道尔爵士笔下的职业侦探，以及1888年在伦敦东区残害妇女的神秘杀手。作为一个单纯的能指符号，雾的用法在福尔摩斯探案系列中的确有一段长长的历史。嘉文·布兰德在1951 年指出，夏洛克·福尔摩斯总是与“棕色、油腻、回旋飘荡的雾”联系在一起。但是确实是到了20世纪60 年代早期伦敦雾终结之后，用雾指代19 世纪伦敦的写法才开始出现。
一位法国的柯南·道尔的传记作家在1964年指出了夏洛克·福尔摩斯故事与雾的联系：“天气有很多种，而柯南·道尔最喜欢向我们展示的贝克街，总是处于弥散着阴暗和神秘的晨雾中。”1965年，英国电影《恐怖的研究》上映。在电影中，福尔摩斯调查起了开膛手杰克案。
在《格兰其庄园》中，柯南·道尔甚至追溯到自己的苏格兰文化之根，把雾说成“乳白的伦敦烟”——这让人想起爱丁堡的别名：老烟城。在夏洛克·福尔摩斯的绝大多数神秘故事中，天朗气清。彼得·阿克罗伊德所说的伦敦雾与夏洛克·福尔摩斯的那种紧密联系，其实纯粹是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才有的现象。
伦敦“豌豆汤”就这样活在公众的想象中，仅仅体现为它真正的漫长生命——从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几乎一个半世纪——当中短短的一段。在岁月的长河中，伦敦雾激发了许多天才小说家的灵感，从查尔斯·狄更斯到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从亨利·詹姆斯到约瑟夫·康拉德，让他们创造出最具力量和想象力的作品；伦敦雾促进了廉价通俗小说的发展，内容充斥着死亡与毁灭；伦敦雾与犯罪小说、侦探小说携手兴起；伦敦雾还被当时某些最伟大的艺术家定格为不朽，名气最大的就是克劳德·莫奈和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同样也出现在其他很多艺术家笔下。
伦敦雾让自己化身为各种各样最复杂、最微妙的文学再现，同时也被犯罪和侦探小说家们简单粗暴地当作神秘和黑暗事物的符号。它的长寿要归功于立法的迟缓、科学发展中的不确定性以及伦敦人固执的信念—离开了雾，伦敦就不是伦敦；但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工业家及其政治代表们的立场，即拒绝承担控制烟尘排放所需的成本，普通市民对家庭煤火的依赖，以及政治家要侵入家庭领域、管理壁炉时的犹疑—那可是舒适家庭生活的有力而深入人心的象征。
然而，情况在渐渐改变。英国的政治家们开始和伦敦雾及烟尘污染问题缠斗不休；科学家开始更多研究雾的成因；反烟团体的施压变得更加强烈，更加持久；健康成了英国的头等大事，尤其是国民医疗保健制度让每个人都有了一种守护健康的责任感—为了预防疾病，政府和纳税人都增添了新的财政负担。在和平年代，死亡率降了下来，世界大战期间大屠杀的阴影也渐渐淡去，因此生命变得更加宝贵。本可以轻松免于死亡的哮喘、气管炎和其他肺病居然在雾的影响下夺走了数千伦敦人的生命，这一点在20世纪中叶足以激起民众的义愤，而19世纪中叶则不会。
烟雾弥漫的伦敦城不复存在了，无论在现实还是虚构中，“豌豆汤”已然是一个明显属于过去的标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