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备受全球瞩目的美国大选于月初戏剧性落幕，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以290票选举人票赢得了总统选举，国会选举中，共和党也赢得了参众两院的多数党地位。特立独行、不修篇幅的特朗普上任后，会给美国的对外政策尤其是亚太政策带来什么样的改变？作为美国的最重要盟友之一，此次选举结果会对日本的内外政策带来什么样影响？这又对中国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对此，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杨伯江近日接受了中评社专访。
杨伯江表示，特朗普主张反自由贸易与反全球化，这将对日本“安倍经济学”所推动的改革进程带来影响，支撑日本短期经济增长的海外市场将面临威胁。美国对TPP的消极态度，会给日本借由TPP倒逼国内改革、获得地区规则主导权带来战略上的重大挫败。而特朗普孤立主义的主张，则可能使安倍继续扩大日本在防务政策与军事安全领域的能量与影响力，果如此，中日之间在敏感区域正面遭遇或擦枪走火的危险性会上升。
杨伯江同时指出，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提升，以及美日同盟关系的结构性限制，日本在亚太地区担当主导者的“老大梦”甚或是“老二梦”已经渐行渐远。不过，特朗普的当选，对中国来说绝不能轻言乐观，未来中国面临的压力与挑战将变得更加复杂多样。此外，特朗普时代日本与台湾当局的关系，也有可能从经贸合作向政治安全领域进一步拓展。
以下为专访全文：
中评社记者：我们很关心特朗普胜选后，对亚太局势尤其是美日关系的影响。结合您本人的研究领域与专业兴趣，您认为特朗普自参选以来的言论和主张中，有哪些是让您特别注意，或者是您印象深刻的？
杨伯江：关系到今天的主题，我特别关注的有两点。第一点，有人定位特朗普是一个反全球化主义者、反自由贸易。第二点，他主张美国战略收缩，主张不执拗于、不拘泥于固守美国的世界霸权。我想，这两点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直接的关系。
尼克松曾实行战略收缩 日本安全政策趁机跃起
从这两个基本的主张开始，延展出来了一些问题。首先，从第一点看，特朗普主张收缩、不固守美国的世界霸权与世界霸主地位，让我们联想到1969年，美国尼克松总统的《关岛讲话》。《关岛讲话》是美国深陷越战泥潭长期不能够自拔的背景下，尼克松上台后提出要从亚洲实行战略收缩的政策，后来被美国扩大成为指导与全球盟国关系的一个基本方针。这一政策在尼克松任内、在亚太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后来苏联七十年代在亚太的扩张，还有日本在安全防务政策上的变化，与此都有密切关系。
尼克松讲话后的几年内，日本安全防卫政策实现了战后的一次“跃进”。当时又恰逢战略派、鹰派人物中曾根康弘担任防卫厅长官，日本在防卫政策、防卫预算等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包括第一份《防卫白皮书》、第一份《防卫计划大纲》，也包括1978年日本和美国的第一个《防卫合作指针》，都是在此后出现的。美国的战略收缩给区内盟国带来安全上的压力。“老大不管你了，你要自求多福”，这种压力，对日本谋求重新崛起、实现“正常化”的战略派、保守派政治家来说，是正中下怀。
借助亚太再平衡 安倍扩张军事安全能量
日本的这一波安全扩张，具体讲就是2012年12月份安倍第二次上台后，先后放弃了“武器出口三原则”、解禁了“集体自卫权”、通过了“新安保法”，这分别是在2014、2015年做成的。在此之前，还出台了战后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成立了“国家安全保障委员会”，也就是从法制、政策、机制各个方面，都有突破。
这样的突破跟安倍个人政治理念固然有关，同时又是借助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再平衡”这样一个背景提出来的。2013年我曾在《日本学刊》发表论文《美国战略调整背景下的日本“全面正常化”前景分析》，把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讲得很清楚。在战后日本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安全政策当中，美国所具有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
如果现在把美国这一条要素抽离，假设特朗普基本上不继承“重返亚太”、“再平衡战略”，那么日本的现行政策就将失去外部战略支撑。那么日本会不会重新回到过去安全上相对低调的那样一种状态？我想这是多种可能性之一，而从目前情况来看，实现的可能性似乎并不大。更可能出现的或许是另外一种前景——安倍继续沿着他已经制定的战略路径和轨道走下去，也就是继续朝着释放军事安全能量、要做政治大国这样一个方向、朝着实现所谓“正常国家化”方向走。我想这种可能性相对更大一些。
在这种前景之下，在亚太地区、在中国周边，对于中国的战略安全环境而言，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局面？中美之间正面对抗的危险性可能会有所减少，而中日之间出现对抗的危险性将有所上升。换句话说，当我们走出大门，会看到在门口溜达的更多的不再是美国的军舰和飞机，而是日本的。也就是说，这样一个收缩，和日本的一如既往的安全扩张，会导致中日之间在安全领域正面对抗的局面会增多、危险性会上升。
美日同盟矛盾若加剧 日本或更多跳到前台
与此相伴的，从美国的安全战略和霸主地位来讲，我想这个过程可能会伴随着美日矛盾的有所增加。当然美日矛盾是在同盟框架内的矛盾，是一种利益、权利分配的纠纷。特朗普迄今所提的主张和要求，符合他作为商人“精打细算”的特性，比如说日本你要增加对驻日美军基地的预算支持，否则我就不再保护你。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美国当然不会全部撤出，但日本要发挥更多的作用、做更多的贡献。最终，可能会出现美日同盟在亚太区域所扮演角色的一种结构性变化。那就是日本越来越跳到前台，而不是美国在前台。
这样的话，就中国在亚太地区所面临的战略安全环境而言，可能没有什么大的本质性区别。从这点来说，不管是特朗普还是希拉里当选，他们预料中的地区安全政策最终导致的结果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大的本质性区别，只是我们所面临局势将更为复杂。区别只在于这个局面主要是由美国造成的、还是由日本造成的、或者是由两国一起造成的。在特朗普当政的情况下，可能来自于日本的直接挑战会更多一些。
美内部矛盾积聚 日传统保守派最怕美“内向化”
回到刚才的第一点，就是关于特朗普的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像“占领华尔街”所体现出来的那样，美国国内确实积聚着重重的矛盾。所以，按照一般选举政治的脚本，需要一个“特朗普”角色出现，他代表着白人中下阶层选民出来“踢场子”，把不满宣泄出来，但最后还是要花落“本尊”。希拉里受到了精英联盟的支持，这点非常清楚。当然，关于最后特朗普的胜出有很多技术派的分析。但不管怎样，从结果来看，还是说明美国国内矛盾的积聚以及矛盾所造成的能量之强，这点被地球人普遍低估了。现在需要对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做深入详尽的分析。除了全球化红利分配不均、社会差距扩大这些矛盾外，是否还有对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过多介入、干预世界其他地区、其他国家事务的反思的延续？
“美国优先”所体现的“关门主义”或者孤立主义的思潮，是战后日本传统保守派最恐惧的。因为这意味着两点，第一，意味着美国要向日本转嫁更多的安全成本。你想要安全吗？你想要太平无事吗？我可以不撤军，但你要给我更大的预算支持。在反对拥核的传统保守派那里，美国对日本的“终极保护”承诺是必须的、需要美国时时确认。韩国李明博时期，美国以明文化方式确认为韩国提供“延展威慑”，日本国内反应很大。因为美国没有以这种方式对日提供过。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意味着美国会在经济贸易问题上对日本施以拳脚，殴得更重，这对当下的“安倍经济学”来说，尤其具有特别的影响。
“安倍经济学”谋长效 求增长还得靠海外市场
日本1992年后进入“失去通道”，到现在已经是第三个“失去的十年”。在这个背景下，安倍推出了“安倍经济学”。从“安倍经济学”本身来说，它在很大程度上寄望于日本国内结构性改革与调整，但是，这是一个长景性的东西。改革和改革成果的体现需要假以时日。但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安倍同样也非常需要短期利好，长短之间如何兼顾？当下安倍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来支撑他的执政地位，需要海外市场的拉动，而特朗普这样一个持保护主义主张的领导人上台，对于日本经济的外围环境来说是一种打击，这一点是无疑的。从这一点上，对于安倍来说，他的政策预期效果将遭到削弱。
特朗普当选，东京证券指数大幅下跌，这说明他们对特朗普当选是不看好的，对日本经济的前景由此更增加了一丝悲观的气氛。我想对日本来说对未来日美关系的担心可能主要是上述方面，而这两方面都源于特朗普的那两点基本主张。概而言之，2012年安倍再度上台后所推行的一整套政策，包括“安倍经济学”、包括“积极和平主义”、包括“俯瞰地球以外交”，是系统性地以美国重返亚太、再平衡战略为前提的。现在这一切的前提都将失去，安倍应当很焦虑。
日本接受TPP 意在倒逼国内改革
中评社记者：您刚刚提到了特朗普的反自由贸易立场，这就让我们很自然地想到，特朗普上台后会不会很坚定地拒绝TPP。其实在这次选举之前，希拉里也对TPP转为一个比较保守或消极的立场，那么就您的观察而言，日本政界对美国两党的TPP立场有什么样的反应？
杨伯江：按照日本国内法律程序，TPP已经在众议院审议通过，今天参议院在审议。执政党掌握着多数席位，所以法案肯定会获得通过。但是TPP本身在日本国内分歧非常严重，反TPP的力量依然是存在的，事关农业、农村、农政的社会团体或利益集团，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被吸收掉。而且，米文化、稻文化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如果连大米都要依赖海外的话，不少日本人在观念上是不好接受的。这不光是一个利益问题，还是一个心理、观念问题。但加入TPP是日本出于战略的、长线考虑而迈出的一步。首先，日本要借这样的一个高门槛的TPP加入来推动或者说倒逼日本自身的改革。
TPP涉及地区规则主导权 日本早有冲动
从战略来看的话，TPP绝对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贸易问题，而是一个地区规则主导权之争，加入TPP也蕴含着日本地缘战略上的考量。二十几年前，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经提出来EAEG倡议（后来改为EAEC）。日本是心动的，不过碍于美国的反对而没有出面支持。但是日本内心一直存在着战略冲动，就是主导东亚经济合作、地区统合进程。
1997年当亚洲金融危机爆发，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介入救市的过程当中，日本国内出现了很多质疑的声音。IMF工作绩效差，所以遭到诟病。日本一直有主导地区的想法，1997年金融危机后曾经提出AMF的构想，但再次遭到美国打压。美国一直担心日本把自己在经济上从东亚地区踢出去。从近卫文麿内阁提出“大东亚共荣圈”开始，日本对这个地区的经营已近80年。冷战后，在日本复活的战略思维当中，东南亚一直是日本的战略后院。曾经有人说过这句话：东南亚之于日本的关系，就像是拉美之于美国、非洲之于欧洲的关系，意思就是“你是我的战略后庭”。
安倍对TPP以国运相赌 或面临战略挫败
TPP是日本基于对未来大势的预判，而做出的一种战略决断。日本看到了中国在和平崛起、在迅速攀升，如果现在不抓住最后的机会、和美国一起来主导TPP，借此来主导地区规则、地区主导权，那么将来恐怕连在像TPP当中老二的地位都捞不到。将来如果有朝一日中国主导，或者中美联手主导的话，日本肯定当不上老二。过去的老大梦已经远去，不提了，那么现在还趁着有力量，先当上这个老二、占住这个位置再说。所以它绝不仅仅说是一个纯经济的考量，而是一个地区主导权的考量。
所以从这点来说，如果美国在特朗普的领导下最终废除了TPP，我想对于日本来说真的是战略上的一大挫败。因为他把一起都赌在了TPP上。TPP原来是一些小国在搞，美国中间插进来，想通过这个来主导地区。美国原本是旗子举最高的，日本政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压制住国内反对意见，追随美国，结果没想到半路美国撤了。翻墙翻到一半，梯子撤了。现在就是这样的一种态势。
中评社记者：您刚才提到美国实行战略收缩的可能性，我注意到您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那就是以后中国每天推开门，看到的可能不是美国的飞机和军舰，而是日本的。2012年以来，日本和中国在东海的紧张关系升级，其中美国扮演了什么作用？是助推器还是冷却剂？若美国这个变量从中抽离，您对今后中日在敏感海域“冷对抗”甚至出现“热对抗”有什么样的预期？
美国平衡亚太 给中日关系设定上下限
杨伯江：对美国不能笼统地称作是助推器还是冷却剂，要看中日矛盾发生的位置、时间点，也就是时空背景、具体情形。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各种政策奉行统一的原则，这也是国际关系史上霸权国家历来都会奉行的一项原则，就是平衡政策。实际上小布什政权后期、具体讲2007年以后出现了反思、改变“一切为了反恐”的战略调整苗头，但是以反恐为中心已经搞了一个半任期了，大船已无法掉头。奥巴马上台后，美国亚太地区战略正式向传统战略目标回归，也就是防止任何一个地区大国或国家集团崛起、危及美国的地区霸权。所以它要加强制衡，“抑强扶弱、拉二打一”的政策表现得更加明显。
与历史上英国对欧洲大陆“光荣孤立”等平衡政策相比，美国的亚太平衡战略自有特点。第一，它与区内一些国家有同盟关系，并非真正“置身之外”。第二，美国的地区战略是双规建制的，一边是同盟网络，一边是“美中管道”。我称之为“dual－pivot policy”。前者较后者制度化程度要高，但是后者更具有成长性。第三，从大周期来看它的平衡是动态的。谁强就平衡谁。冷战结束前后美国对日本的敲打非常剧烈。传统基金会两位学者曾写过《美日的下一场战争》，根据书中的观点，美日必有一战。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中国起来了，美国要针对中国崛起搞一个多边制衡架构，而日本在其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不过，美国并非无条件地支持日本和中国对抗。美国对中日关系采取的是“箱体震荡”政策：首先不要突破天花板。如果中日实现和解、相互拥抱，那将置美国于何地？美国不仅将失去作为平衡者、主导者的地位，甚至在亚洲无从立足。其次，也不要跌破地板。如果中日真的兵戎相见，亚洲出现热战，也并不符合美国利益。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并非无条件地支持日本。包括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多次宣称钓鱼岛在《美日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内，但出发点还是要防止出现“被适用”的局面，防止事态走到那一步，争取在那之前把问题控制住。美国要求日本参与对华多边平衡，但如果日关系过度紧张、相互隔绝，日本就失去了这样一个作用，就会美国感到这颗棋子失去了价值。这集中体现在2005年的中日关系，当小泉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中日之间高层往来中断的时候，美国给日本施加了压力。美国的内心独白应当是：把你安排到那个位置上，原本是让你影响中国、引导中国的，但你让对华关系紧张到互相关了门、断了道，你还影响、引导它什么呢？所以小泉在访问华盛顿期间受到美方的当面批评。
美国不会撤出亚洲 但中日擦枪走火危险性上升
美国不会完全撤出亚洲，包括在冲绳的基地，但人员可能会进一步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会判定出现了安全上的空白，而日本需要填补这个空白。由此，日本在地区安全上越来越活跃，导致和中国在海上出现冷对抗或者擦枪走火的危险性上升。
如果我们把战争定义为国家的政策行为，那么中日之间不会爆发战争。就算是安倍政府，他的目标也不是要和中国进行战争。但擦枪走火的危险性是存在的。随着美国一定程度上的后撤——这一进程实际上从奥巴马政府已经开始，危险性将上升。
中评社记者：所以您也认为，特朗普时代的亚太，对中国而言也不能轻言乐观？
特朗普时代亚太 中国绝不能轻言乐观
杨伯江：绝对不可轻言乐观。对于日本、韩国等美国的盟国来说，特朗普上台确实是一件棘手的事。你从日本、韩国方面的反应可以看出来，他们预先没有想到。但是，并非对方的坏消息就一定是我们的好消息。中国面对的形势可能会更加错综复杂。
中国受益于全球化。奥巴马执政时期，中美关系的处理是比较成功的，也是有收获的，比如在共享贸易自由化、全球化的共同利益方面，包括全球治理、气候变化等等，但如果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反对贸易自由化的特朗普总统，那么在这些方面可能就比较难共事，可能会面临更多压力。与安全军事领域相比，经济贸易领域的压力可能不是那样你死我活，但它更容易发生、更容易日常化。
中评社记者：回到两岸关系，我们也注意到台湾当局一直“押宝”希拉里，认为民主党的“亚太再平衡”的策略其实是比较符合蔡英文当局的对外政策的，但特朗普胜选让台北政坛和学界也十分吃惊。现在岛内有一种观点，包括台湾的“驻日代表”谢长廷也说，特朗普上台后台日关系应该更紧密一点。您是怎么看待这种观点的？
日本没有能力自立 只能选择在美日同盟下坐大
杨伯江：透过谢长廷的发言，可以看到他头脑中的思维和逻辑。没错，我想台湾当局想的就是那么回事，这一点和刚才讲的那个趋势是一致的——美国要适度收缩，而日本又不甘，所以会在亚太地区更活跃。日本会不会回到安全上相对低调的过去状态？现在来看不太可能。回到那种状态需要有一个前提，即它对日中关系的未来有把握、心中有底，但现在它心里没底。即便美日同盟破裂、日本挣脱了美国怀抱，也不会投入中国的怀抱。日本认为目前尚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绝对安全，所以为今之计是继续倚靠美国、实现同盟架构内的大国化战略或“正常国家”化战略。就目前而言，这是唯一现实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