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经保持了连续13年的快速增长，2015年对外投资流量跃居世界第二位，而且首次超过外商直接投资，成为资本净输出国。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热情不减，据商务部数据，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1701．1亿美元，同比增长44．1%。企业“走出去”热情高涨，大型并购投资项目不时涌现。
（一）近期对外投资形势发生逆转。但自2016年11月份以来，对外投资的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从外部环境来看，国际金融市场尤其是外汇市场发生剧烈波动，一些国家对于外资审核的力度趋严。由于长期性的国际金融宽松政策，部分国家的资产价格虚高，打击了中国投资者的积极性。从内部因素来看，主管机关加强了对酒店、影城、俱乐部、房地产等产业投资的审核力度，对非理性对外并购事项加强管理。事实上，主管机关对海外并购加强审核，其目的是防止国内企业非理性投资，维持对外并购的市场秩序，鼓励企业开展对实体产业和新兴产业为导向的投资，注重企业海外投资对于母国的经济效益和影响。2017年第一季度，非金融类直接投资205．4亿美元，同比下降48．8%。
（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逆势升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热情高涨。2016年，对“一带一路”沿线53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45．3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8．5%。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签工程承包合同额达到1260．3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51．6%，同比增长36%；完成营业额达到759．7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47．7%，同比增长9．7%。
从数字上可以看出，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特别是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合作所占比重增大。在此之前，非洲是中国海外最大的工程承包市场。如果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单独划分成一个区域，那么这个市场跃升成为中国在海外基础设施投资合作的最大区域市场。再有，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工程新签合同额超过完成营业额，可以看出这个市场仍然处于扩张状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未来在基础设施以及其他领域的投资合作还有继续增长的潜力。
从主要实施的项目来看，巴基斯坦喀喇昆仑公路、卡拉奇高速公路、中老铁路等项目已经开工建设，土耳其东西高铁、匈塞铁路等项目正在顺利实施。与此同时，大批境外经贸合作区项目也不断发展。中国企业共在“一带一路”沿线20多个国家建设了超过50个境外经贸合作区，为当地提供制造业和配套服务产业的聚集。合作区通过在超过200万公顷的土地上进行“七通一平”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配套服务用房和工业厂房“孵化器”等建设，为吸引当地企业入驻开创良好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引致需求。
二、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内生动力强，沿线国家发展潜力大
“一带一路”概念始于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演讲时提出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很快，“一带一路”倡议上升为国家的顶层规划的重要内容。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是我国官方首份对于“一带一路”建设具体内容进行系统性阐述的重要文件。我们对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要坚持共商、共建和共享的原则，同时也要坚持以企业为主体、按照市场化原则、国际化惯例，有效进行政府引导。事实上，企业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热情高涨，既有其内部动力的推动，也受沿线国家独特机遇所吸引。
（一）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机遇的内生动力。从内部因素来看，中国企业的竞争力特别是国际竞争力快速提升。2016年，世界500强的中国公司达到110家，较上年增加13家。其中，国家电网、中石油、中石化位居世界前五位。其中，国家电网当年营业收入达3296亿美元，超过相当一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年的国民收入（GDP）。而1995年世界500强中，只有2家中国大陆企业；2000年仅有9家。与此同时，2016年全球最具价值品牌的500强中，47个中国大陆品牌入围，15个进入百强。相比2012年仅有23个中国内地品牌入榜，增长超1倍。值得注意的是，除新加坡、印度等国家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当地企业竞争能力普遍偏弱，我国企业前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经贸合作具有一定优势。
当期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企业“走出去”的内生动力较强。随着一国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增长、企业自身能力不断提高，一些具有较强生产力和竞争能力的企业将持续扩展经营边界、整合国内外资源、实现全球经营、获得规模效益；当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一国双向资本流动频繁、对外投资开始超过外国直接投资。据2015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人均GDP处于5万元人民币，折合美元超过7300美元，这与中国转变成为资本净输出国的时期相匹配。
对外承包工程额快速增长，“中国建造”成为新比较优势。从全球范围看，中国基础设施企业国际竞争力持续增强。2015年共65家中国工程项目公司入选ENR前250家国际承包商榜单，完成海外营业额936．8亿美元，占当年中资企业海外工程类项目完成营业额的60．8%，占ENR入选全球企业市场份额的五分之一（19．3%）。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缺口较大，与中国互联互通水平有限，大量生产性和生活性基础设施严重不足，我国企业有大有作为的空间。
（二）沿线国家吸引中国企业投资的机遇和潜力。从外部环境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继续维持快速的经济增长率。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潜力将得到进一步释放。IMF报告显示，2017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达到2．9%。其中，预计东南亚2017年GDP增速将达到5．1%，中长期维持在5%左右；中东地区2017年GDP增速将达到2．5%，但未来五年维持在3．3%左右；独联体和中亚地区经济增长率相对较低，仅1．7%。整体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GDP增速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市场规模在不断扩大。
从资源禀赋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和劳动力要素丰富，与中国互补性强。在资源禀赋中，哈萨克斯坦的铬和铀、泰国的锑、印尼的锡、土耳其的硼、伊朗／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储量均居于世界前三位，这些矿产资源也正是中国比较短缺的品种，与中国资源互补性较强。
在劳动力资源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总数超过40亿，占全球总人口数的63%，人口增长率平均值达1．1%。值得注意的是，人口抚养比均值低于50%，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人口红利期。南亚国家（44．7%）和中东欧国家（47．7%）人口抚养比最低；西亚北非、东南亚和中亚地区人口抚养比均值超过50%，但最高值（中亚地区）不超过52．9%。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长期来说，最重要的是人口水平。人口聚集能带来较大的产业规模效应，进而带动经济的长期发展。沿线国家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负担相对较轻，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有利于中国企业属地化开展项目运营，降低相关成本。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还存在较大缺口，市场前景广阔。从理论上讲，一国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是当地经济起飞的先决条件。大多数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互联互通的水平决定其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水平，进而决定其早期国民财富的积累水平。从现状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交通设施联通有待进一步加强。目前仅有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两国与中国设施联通比较顺畅。近七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施联通有待进一步发展，波黑、不丹两国与中国尚未实现直航、海路联通和铁路联通中任何一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近5亿人口无法用电，周边国家电力基础设施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据世界银行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平均可用电人口占比为92．3%，也门、阿富汗、东帝汶和柬埔寨4国平均可用电人口占比低于50%。“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近半数人口无法接触互联网，通讯及网络基础设施发展潜力巨大。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接触互联网人数比例的平均值为52．6%，近半数人口由于通讯及网络基础设施发展落后而无法接触互联网信息。
投资合作不同于贸易，看重的是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景与潜力。短期政策和便利化措施对于贸易的促进作用较大，而真正能促进外国投资流入的是当地5—10年长期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市场规模。近期，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对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投资合作，特别是基础设施合作的企业加大资金支持力度。
在坚持“企业主体、市场原则、国际惯例和政府引导”的原则下，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热情高涨。同时，我们要认识到，维持长期投资合作不单单要靠企业的热情，还要依靠坚实的制度保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单纯是我们开展经贸合作的重点区域，在未来，我们也要积极谋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构建区域协定和战略对接，推广较高标准的经贸合作规章，从制度上保障企业海外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