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推动了世界各国的发展进步。
根据联合国统计数据，全球极端贫困人口从1990年的19亿降至2015年的8.36亿，超过预期减半的目标。全世界的中低收入阶层在全球化条件下的境遇改善说明经济全球化整体上是有益的。在全球财富迅速扩张的同时，国际间的合作机制也空前提高。1992年，旨在推动资本自由流通，建立欧洲统一市场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签署。1999年欧洲统一货币欧元诞生。1995年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知识产权贸易的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GATT）正式成立。跨区域经济合作步伐也逐渐加快，1995年至今全球跨区域经济合作FTA从38项已增加到282项。
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代表着世界前进的方向，全球化本身没有错，反全球化问题的核心是全球治理机制的失灵。全球治理失灵指国际规则体系不能有效管理全球事务，不能应对全球性挑战，致使全球问题不断产生和积累，出现世界秩序失调的状态。伴随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权力转移日趋明显、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多。许多新问题、新情况，需要用新方法、新思路来解决。然而总体上看，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却严重滞后，用国际关系的老方法解决全球治理的新问题，常常会表现出无能为力、治标不治本的局面。
全球化是趋势，反全球化是现象反全球化实质是平行层面的全球化。恐怖主义、气候变化、能源危机、网络安全等新挑战很难依靠个别国家独立解决。关键是要正面引导，化害为利，加速全球治理体系改良，在危机中探索建立以合作共赢为基础的新型国际关系。
警惕反全球化的负面效应
作为一种思潮，反全球化在一定意义上有益于促进反思，并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建设，最终实现全球化的长期健康发展。然而反全球化在认识上有片面性，容易导致一些国家政府和民众回归孤立，走向保守。
从15世纪地理大发现到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西方对于世界经济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是全球治理的最早构建者。然而，也必须看到，在推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美国等西方国家不仅通过其资本、技术优势确立经济优势，而且通过国际制度建设，把自身的经济优势转化成为制度优势，通过推销西方价值观确立自身的观念优势，目的是长久保持自己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
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等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西方的主导地位发生动摇。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数据，从1990年到2015年，发达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从78.7%降至56.8%，而新兴市场国家占比则由19.0%上升至39.2%。这一巨大变化，使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惜开历史倒车，采取反全球化政策，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一是贸易保护主义。从2008年到2016年，美国对其他国家采取了600多项歧视性措施，仅2015年就采取了90项。在美国的“带领”下，根据全球贸易预警组织的资料库，2015年各国实施的歧视性贸易措施，比2014年增加50%，而中国是全球受贸易保护措施伤害最重的国家。在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下，全球贸易已经跌入10年来的低谷。
二是规则修正主义。自1648年民族国家体系在欧洲开创以来，“国家利益至上”一直被西方国际关系奉为圭臬。国际规则本质上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为了应对国际气候变化，199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参加国通过了《京都议定书》。值得注意的是2001年3月，布什政府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为借口，全然不顾国际责任，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在经贸领域，为了保持自己在贸易领域的优势地位，美国政府多次强调要抛开WTO制定规则，为设定21世纪贸易协定立标准定规则，以此保障美国的经济繁荣。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直言不讳，“美国不能让中国等国家书写全球贸易规则，美国应该制定这些规则”。
三是政治孤立主义。作为西方世界的领头羊，一战、二战前后，美国国内都曾出现过强大的孤立主义思潮。孤立主义思潮近年在美国再度涌起。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在《外交政策始于国内：办好美国国内的事》一书中，完整阐述了美国应减少国际义务，放弃扮演“世界警察”所担负的责任专注解决国内经济与社会发展等观点。一方面，美国减少国际干预，为多极化世界秩序的构建提供更多可能性另一方面，如同美国不负责任的干预一样，美国不负责任地收缩，也会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地区冲突升级、恐怖主义蔓延等问题，给世界带来新的威胁。
主动谋划引领潮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动融入国际体系，已经成为了当今国际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当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占世界GDP的比重达到15.5%；是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出口市场份额升至13.4％，并成为120多个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伴随中国的和平发展以及与世界关系的根本性变化，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和需求都大大增强。2016年G20杭州峰会的成功举办，充分展现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和意愿。
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大势所趋。尽管目前的全球化遇到明显的挫折和挑战，但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治理进程不会中断。解决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只能通过完善全球治理予以解决。中国可以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学习中补齐经验短板，发挥引领作用。
截至2016年6月30日，中国已经签署12个双边FTA及一个升级协议，并正在谈判8个双边和区域FTA。中国倡导并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努力寻求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在反全球化声浪之中，“一带一路”不仅推动了中国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也开启了世界新一轮的全球化进程。
总的来看，反全球化与全球化就如孪生兄弟，形影不离。全球化的活力来源于竞争，而竞争必须建立在差异上。有差异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国家必须在差异中寻找自己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必须通过国家干预，使国内社会的差异形成积极的竞争而非绝望的对抗。“历史没有终结”，全球化进程仍将继续。深入理解反全球化现象对于我们把握世界大势、完善全球治理，积极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为全球化赋予新的生命与活力，打造公平公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