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欧洲多国极右翼政党强势崛起，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由此引发全球剧烈震荡，强烈冲击着冷战后形成的世界秩序。
当今世界究竟“乱”在哪里？
张健：要分析中国现在有没有“机遇”，首先就要看清今天的世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可以肯定的是，目前世界秩序正在发生非常重要的变化，甚至可能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启。在我看来，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西方世界”的概念正在发生变化。以欧美为主体的西方世界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直是全球主导性的力量，现在这一主导性力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欧洲变了，美国变了，欧美关系也变了。正因为西方长期是世界的主导性力量，所以它们的变化才会强烈冲击全球秩序。为什么美国的新总统特朗普受到这么多的关注？就是因为美国太强了，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小国“变坏”，影响力有限，一旦美国胡搞，其影响无疑是灾难性的。之前，至少在西方人看来，美国是一支建设性的力量、善的力量。但现在特朗普的美国，至少在欧洲人眼里正变成一股巨大的破坏性力量，正在破坏这个世界。
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世界是建立在一套所谓的共同价值观上的，比如民主、人权、规则等。欧洲人、至少是所谓主流政治人物还在坚持这个。但是特朗普好像没有这样的意识，比如他关于穆斯林和移民的表态，对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威胁等。欧洲人开始怀疑，欧美之间的这些共同价值观是否还存在？西方概念的存在也有赖于其同盟体系，最根基性的就是跨大西洋同盟体系，北约为其主要载体。过去，这个同盟体系的敌人是谁、盟友是谁、合作伙伴是谁，划分得非常明确。但现在，在特朗普看来，没有什么盟友之说，只有利益，都只是生意伙伴而已。
第二，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所谓的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浪潮。全球化进程已经持续了许多年，大家对其都习以为常了，觉得这是一个大势。一般认为，这个大势还会继续向前，但是从目前来看，全球化确确实实受到了很大的阻力。如果特朗普强行兑现他的一些竞选承诺，那么全球产业链肯定会遭到破坏。中国也会受到当前逆全球化浪潮的重大影响，毕竟中国已经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这也说明当前的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浪潮是全球性的，其影响力不光局限在西方。
第三，就是所谓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回潮。如果这种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只发生在一些边缘性地区和小国，局面大体上还是可控的。但是如果西方也这么干，那就很可能会给世界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薛力：特朗普上台之所以被当成2016年最大的“黑天鹅事件”，是因为美国对世界的影响力。
二战后美国主导设计了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政治体系，以关贸总协定（1995年被WTO替代）、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经济体系，以及美国自己为首的、通过一系列军事同盟编织起来的安全体系，以此对世界施加全面而广泛的影响力。特朗普上台对世界政治体系的影响是“美国优先”导致的“政治内缩”，即美国对于充当世界领导、承担责任意愿的下降。经济方面，特朗普更为注重美国本土的经济收益，特别是“补偿”美国的全球化“受害者”阶层，为之采取的措施包括要求美国公司更多地在本土创造就业机会，而非出于逐利目的进行全球产业布局等。他的经济政策影响的主要是先进制造业，这些行业利润空间大，可能会因为政府的压力而把生产基地更多地设在美国。中低端制造业不大可能回归美国，而只会从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到另外一个，比如从中国转到越南、孟加拉国。就服务业与高科技产业而言，美国具有全球比较优势，可能会反对特朗普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因为其他国家的报复措施可能会损害到它们在海外的拓展。安全领域，特朗普会继续奥巴马的“收缩”战略，但做法会有所不同：一方面对军事干预的领域进行压缩，确定尽量少的干预地区与重点议题；另一方面，要求同盟国在安全问题上承担更多的经济与政治责任。
东亚依然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制衡中国”的目标整体上没有改变，但奥巴马实行的是从勘察加半岛到达尔文港的“C型制衡”，而特朗普将转而推行“点状制衡”：缓和与俄罗斯的关系，促使其尽量“中立化”，然后通过一些具体议题将对中国的制衡政策操作化。目前可资利用的议题首先是朝核问题与台湾问题，其次是东海问题与南海问题。在朝核问题上，特朗普很可能会放弃奥巴马对朝鲜实施的“战略忍耐”而实施“战略压制”乃至“有效打击”，因为朝鲜的核武器运载技术的进步已经威胁到美国的本土安全，这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为此，他将会强化与日本、韩国的军事关系，推动美日韩成为事实上的三边同盟。相比台湾问题，南海问题在未来几年的影响很可能会有所下降，从而使南海争端的解决出现有利的时间窗口。毕竟，中美都无意在南海打仗，现有的措施也可以防止意外冲突的螺旋升级。
在欧洲方向，英国脱欧对欧盟的影响有限，如果法国出现了特朗普式的人物执政，才能说欧洲整合进程将被逆转，欧盟有解体的可能。只要“法德轴心”还在，欧洲一体化进程就只能说遇到了一些暂时的困难和曲折。
李巍：要理解“特朗普冲击波”给当今国际社会带来的影响，首先要弄清楚特朗普究竟要干什么，以及这些事情对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第一，在外交和安全方面，特朗普认为为了承担世界警察的角色，美国所付出的精力和金钱过于巨大。因而，他要在安全政策上收缩，包括中东在内的一系列“烂摊子”，他都不想管了。尽管很多人讨厌美国这样一个“世界警察”，但是如果真的没有了这样一个“老大”来维持秩序和安保，对大家来说也不一定是什么好事。特别是在当前中国对中东石油依赖程度很高的背景下，如果美国撤出进一步加剧中东乱局，很难说是中国的机会。
第二，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很显然是要他的盟友更多地承担责任，可以说，至少在今年一年乃至未来更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跟其盟友之间的裂痕可能会增加，这对中国来说很可能是个机遇——如果中国能善加利用的话。比如最近《纽约时报》专门发表评论，认为特朗普在电话中粗鲁对待澳大利亚总理的结果是将澳大利亚推向中国。
第三，特朗普现在明确表态，他要减少甚至撤出对全球多边治理机制的支持，甚至包括联合国，他还威胁要退出WTO。彻底退出WTO是不太可能的，但美国很可能不会再继续当多哈回合谈判的领导者和推动者了。贸易全球化全面遇阻，这也很难说是中国的机遇。
第四，特朗普很明显要搞贸易保护主义。他要保护美国产业，特别是要采取严厉的措施限制美国的进口，中国是其针对的目标之一。这对中国来说首先是一个挑战，但也可能会成为机会。因为中国也可以利用这个外在压力作为契机，调整高度依赖外贸的经济结构，培育内需市场，淘汰严重过剩的落后产能，分散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
第五，特朗普想要促成制造业回流，或者说是推行本土至上的经济发展理念。美国以前的经济利益是全球性的，例如美国在中国、在日本都有很多经济利益，但是现在特朗普更关注的是美国本土范围内的经济利益。所以特朗普要求把美国在海外的生产线和利益回流到本土，这叫本土主义。这对中国来说很显然更多的是挑战，因为中美在制造业领域的竞争很可能会加剧。不过在这方面，特朗普所设定目标的实现难度很大，因为现在美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制造业的全面衰落，美国不具备发展传统制造业的产业集群和产业链。但如果特朗普真的重振了美国的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那将给中国的制造业和产业升级带来巨大的压力。
这是特朗普要做的五件事，无论其对中国是机遇还是挑战，它都会指向一个结果：特朗普与美国建制派冲突的进一步加剧。目前，特朗普正在履行他的承诺，自上台以来他所做的就是他曾经承诺过的，这又是很多专家没有预测到的。现在出现了一个分裂的、混乱的美国，这到底对中国是机遇还是挑战，也需要综合判断。
特朗普的这一系列政策选择给当今的国际秩序带来了冲击。有关整个国际体系性的危机，之前我们讨论比较多的是“修昔底德陷阱”，即在安全领域的崛起国和守成国之间的冲突。但是最近约瑟夫·奈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即“金德尔伯格陷阱”，指因为全球的经济治理没有领导者而产生的危机。这个概念的背景是：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性大萧条肆虐的背景下，当时的各国没能有效地合作起来应对，最后导致了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的崛起。哈佛金融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认为主因在于当时的英国没有能力扮演世界经济的领导者，而处于孤立主义状态的美国又没有意愿发挥领导作用。约瑟夫·奈认为今天的全球经济秩序跟20世纪30年代高度相似。在美国进行战略收缩的背景下，“金德尔伯格陷阱”可能会比“修昔底德陷阱”更加尖锐地凸现出来。世界范围内包括民粹主义、宗教冲突、民族矛盾在内的一系列危机都可能与这个有关，包括现在出现的逆全球化趋势，都反映“金德尔伯格陷阱”正在发酵。这值得我们的思想界高度重视。
乱局之中，中国该如何定位自己？
薛力：我们都在说当今世界的“乱”，这本身就反映了一点：中国还不是一个世界主导国，整体上还只是一个参与国，美国对于全球的影响力还是占有绝对性优势地位的。在这个背景下，我的判断是中国在可预期的未来，基本上还是以适应这个世界为主。无论是在现有体制内谋取更大的话语权、还是创造新的国际机制上，还是应该以做增量、做加法、做改良为主。中国在某些方面可能会超过美国，但是在整体上取代美国在全世界角色、地位的可能性不大。
1949年以后，中国长期把自己定位成一个东亚国家，而改革开放带来整体实力的明显跃升，为“一带一路”战略提供了能力基础。这一战略的出台，意味着中国重新意识到自己是亚洲的“中心国家”和亚欧大陆东端的大国。这种地理意识的觉醒也导致了中国的整个外交理念发生了转变：不单单瞄准东边和东南边，而是向东西南北四面拓展。
作为亚欧大陆东端大国，中国有必要与大陆西端的欧盟合作，推进亚欧大陆其他地区的发展，把亚欧大陆真正经营成为世界的中心。长期以来，亚欧大陆因为宗教、民族、阶级等原因不断陷于冲突与纷争。这给了美国这个“世界岛”以机会，以其自身实力为基础，通过充当离岸平衡手的角色成为世界权力的中心。现在的情况变了：1840年以来，中国首次有能力、有意愿提出并实施主要针对亚欧大陆的“一带一路”战略；发达的欧洲通过欧盟推出了主要针对中小企业、基础设施的“容克计划”；两者具有对接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为此，我给自己首部关于“一带一路”的书取名《“一带一路”与“亚欧世纪”的到来》。
我在多个地方讲过，中国在一些指标上超过美国是可能的，但取代美国的全球角色、地位是不可能的。中国崛起的指标不是全面比肩、取代、压倒美国，而是作为一极在全球发挥建设性、引导性作用。对世界的领导，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文化领导，或曰文化霸权。普适性的领导基于普适性的文化或曰文明。严格地讲，世界上不存在普适性文明，最接近的是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的兼容性与开放性不足，对其他文明的吸引力有限，因而不容易产生世界性领导国。基督教文明中，也只有美国有可能成为世界性领导国，其开放性与对各种文明精英的吸引力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中华文明属于区域性文明，文化影响力主要限于周边若干国家。要确立中国崛起后的国际角色定位，需要考虑中国自身的文明属性，我将专文论述此事。
看清中国崛起的局限和潜力所在，才能确定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在这个基础上再考虑中国的比较优势在哪里，有比较优势的地方可以往外扩，没有比较优势的地方则要适可而止。
张健：要找准中国的定位，可以从三个点入手。
第一，今天的中国必须要清醒而明确地认识到，自己已经是一个具有很大全球性影响力的大国。现在，中国的一言一行都受到全球关注，包括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中国的一些内外政策，国外的关注在很多时候可以与对美国的关注相比。中国必须要认识到，外部世界对中国的举动是非常关注和敏感的，特别是在当今这个不确定的世界里。
第二，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虽然现在西方世界特别是欧洲有很多唱捧中国的声音，但西方对中国的心态中畏惧和疑虑的方面还是主要的。西方并不希望由中国来主导世界，因为西方觉得中国毕竟还是“异者”。即使最终西方世界能够“接受”中国，接受当前中国的发展模式和文明形态，其过程也将非常漫长。西方世界目前面临着很多的困难，比如难民和移民潮所带来的危机，但比起从中国寻求帮助，它们更担心中国会利用当前的乱局“夺权”。
第三，中国对本国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也要有清醒的认识。目前看来，西方、欧美出了问题，出了很多“乱”子。但要如何应对，西方并没有好办法，比如如何解决民主困境、如何解决移民的融合问题、如何实现公平和可持续发展、如何确保社会稳定等。主流政治人物没有好办法，所以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声音开始浮现，成为民众的另一选择。现在特朗普之所以强调美国优先，就是因为美国人普遍有这个需求，从他们的角度看这样做是合理的。欧洲方面也是强调要做好自己的事，它们也认识到自身积累的问题已经太多。整个西方现在都已经开始“回归”内政问题，强调处理好内部事务是首要的。中国作为一个还在发展中的新兴大国更不能对自己的问题视而不见。利用这个机会，中国也应该重新检视自身，看看欧美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否也以某种形式存在于本国；不能仅仅因为问题没有暴露出来，就忽视问题本身的存在。
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有哪些？
薛力：中国的目标应该是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综合大国，而现在的中国还只能说是有世界性影响的地区大国。“一带一路”战略正是推进中国“大国化”进程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包含着安全、经济、金融、文化等不同领域的内容。“一带一路”战略本身的重心在亚欧大陆，一大原因是中国现在的优势在制造业。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中国现在有能力、有资金去开发周边。
当今的亚太局势给中国实现上面的目标提供了哪些机会呢？从安全领域来说，中国的机会有限。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还将长期在亚太地区发挥最重要的作用。这个体系是单方面牺牲中国安全利益的，但它至少为亚洲提供了某种意义上的“安全”环境。就目前而言，中国能做的可能还是在局部搞一些功能领域的小多边合作，比如说跟东盟某些国家搞联合军演，比如可以把中马之间的双边联合军演扩展到更多的五六个国家。
政治领域，中国目前在亚洲机制建设上的处境还是很难。过去几年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影响力上升了，但是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和恐惧也上升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想构建以本国为基础的亚洲政治体系，可能性比较小。
经济领域的机会要更多一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亚太自贸区（FTAAP）可能是中国在贸易领域的主要抓手。在金融领域，亚投行将扩容，其影响力可能会超过亚洲开发银行。
既然周边外交是重点，对周边国家进行分类应对就成为了必要之事。比如根据与中国的地缘关系将大周边分为几个区域，然后确定其中的轴心国家、重点国家、大国、小国等。对轴心国家该怎么办，对大国怎么办，对中等国家和小国又该怎么办，这些都需要进行更详细的规划。
总体来讲，目前中国较有优势的还是经济领域，在这个领域还要继续坚定地支持全球化和自由贸易，这也有助于为中国树立一个“道德制高点”。目前中国最大的希望在于通过十年左右的建设，把GDP总量提升到和美国一样的水平，或者是赶超之。在军事领域，中国希望至少能在局部领域抵消美国的军事优势。但说到要构建取代美国的同盟体系，中国现在既没有这个愿望，也没有这个能力。
李巍：在特朗普的美国不再愿意肩负全球领导责任的背景下，中国可以在局部领域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这种领导作用不应该是全面的。要确定具体的领域，就要从分析中国在全球的比较优势入手。
第一，自由贸易领域。中国继续旗帜鲜明地支持自由贸易不但是出于政治正确，更是出于中国的比较优势。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反对贸易保护，美国国内也有很多声音反对特朗普搞贸易保护主义，因而中国支持自由贸易本身就是不费成本的公共外交。中国的国情也要求其支持自由贸易。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人力资源，这种资源必须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下才能发挥出优势所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建设之所以搞得好，就是因为我们的人力资源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了。中国还是一个资源比较稀缺的国家，中国的发展需要获取全世界的资源，这也需要一个开放的环境。
第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过去的30多年来，中国干得最好的就是基础设施建设。在获取国际政治领域的话语权之前，中国可以努力先从技术标准入手获取技术领域的话语权。中国在对外输出基础设施的过程中，需要努力确立中国的技术标准，特别是基础设施的技术标准：高速公路的标准，港口的标准，铁路的标准，机场的标准，高压电线的标准等。
第三，清洁能源领域。现在特朗普领导的美国在能源和气候变化领域要复兴传统的化石能源，减少对清洁能源的支持。但是中国不能随美国起舞，还是要在清洁能源方面坚定地往前走，引领全球的清洁能源革命。因为中国面临着比美国严峻得多的环境压力，这种压力也构成了中国在这个领域中做出革命性成就的动力。清洁能源技术的推进也可以为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制定自己的标准奠定基础。特朗普要回归化石能源，这是开历史的倒车。中国应该看清历史发展的趋势，做将被未来证明是正确的事情。什么是大国，它的选择应该比一般国家看得远。
张健：在当前这个乱象丛生的世界，中国更要看清楚哪些是机遇，哪些是挑战。
在机遇方面，有这样几个：第一，中国对外合作的阻力总体来讲可能会变得小一些。中国对邻国的政策，中国跟欧盟的、跟其他国家的一些合作，在新的形势下都有新的空间和动力。跟美国之外所有国家合作的阻力总体上是在减少，因为以前美国对世界的干预很多。而且，现在许多国家都担心美国下一步的举动会损害它们的利益。比如说墨西哥现在就很着急，如果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被废掉了，它必然要找别的出路，欧洲和一些亚太地区的国家也是同理。“一带一路”肯定会有一些新的机会，因为在不确定性增大的世界里，“一带一路”还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能够给世界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第二，当前的全球乱象可以刺激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让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更高，更具可持续性，受外部的制约更少，这是中国化危为机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也是中国综合国力及全球影响力提升的根本保证。第三，当前的乱象有助于推动形成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因为现在这个世界已经开始要乱套了，没有规矩了。美国以前是一个事实上的“领导”，但现在它要“撂挑子”，还要破坏自己创立的规则，比如威胁单方面征收进口税、声称不准备遵守贸易规则等。在这个方面，中国要和其他国家合作，改善全球治理。第四，可以抓住美国战略大转向的机会，重新定位中美关系。中美现在对抗性比较突出，但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机会。特朗普要让美国再次伟大，光搞保护主义是不行的，也必须要有国际合作伙伴。中美之间也可能在这一进程中形成一种新的互利互惠的双边关系。
挑战也有四点：第一，特朗普上台带来的不确定性，中美间可能的一些冲突、对抗。第二，中国的对外开放可能会受到更多的阻力。中国的投资、外贸都可能会有新的变数。中国的出口可能将承受更多的压力；中国的一些投资，特别是在欧美的并购，尤其是在高科技产业领域所遭遇的阻力也会更大。第三，地区安全问题。因为特朗普的一些政策可能会带来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大变动，特别是在东北亚。第四，恐怖主义问题和中东局势。特朗普竞选言辞中反映出的中东政策还是比较激进的，中东本来就已经很乱了，他可能会把中东搞得更乱。这很可能会使全球反恐局势更加严峻，并威胁到中国的安全。
李巍：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和提出外交思想时要避免两个陷阱。我刚才说的“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是全球秩序上所面临的两大陷阱。具体到中国的外交，则存在着“威廉二世陷阱”和“威尔逊陷阱”，如果能克服这两大陷阱，中国就有很大机会实现其所设定的对外战略目标。
第一，“威廉二世陷阱”，出自德意志第二帝国兴起和衰落的历史。当年的德国过度地设定了超出国家实力的目标诉求，最终导致了一战的败局。比如说当年的德国和英国进行殖民地竞争、海军竞争等，说白了就是战略上的过度扩张。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一直主张中国的战略仍然应该是深耕周边地区。“一带一路”的重点区域应该限制在大东亚和中亚地区，在中东地区、南亚地区和其他地区则应该谨慎行事。东亚、东南亚地区应该是最主要的方向，然后才是中亚、巴基斯坦等，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则应该被放在更次要的位置上，战略急躁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敌意。
第二，“威尔逊陷阱”。历史出处是威尔逊总统希望美国能够在一战之后发挥领导性的作用，但是他提出的一些理念超出了当时国际社会的接受程度和当时美国国内社会能接受的程度，因而遭到了失败——尽管后来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把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很多原则都实现了。中国要避免“威尔逊陷阱”，就是指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或者制定外交大战略时，所提出和依据的理念不能超越当今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的接受程度太多。现在国内对中国的对外援助计划有不少的不同意见，就是国内社会现在还不能很好地接受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对外援助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国内有很多声音认为中国还有很多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就去国外“撒钱”，不合时宜。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超越“威廉二世陷阱”和“威尔逊陷阱”，我认为在地域上，中国应该继续保持将东亚和东南亚作为中国的战略核心区域，不要过度地超越这个区域。中国首先应该尝试在这个区域扮演一定的领导角色，以贸易、投资和货币等手段领导东亚的经济整合，这是当前的重中之重。
面对“特朗普冲击”，中国也不要轻率地去谈机遇，如类似“特朗普机遇期”这样的说法。中国自身也面临着很多的问题，而且问题来得不见得比美国轻，如人民币贬值压力巨大、人口的老龄化、国内的利益和观念冲突等。目前，主要的经济体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所以现在的国际竞争就看谁能最先从这个乱局当中恢复过来。特朗普最多执政八年，这只是历史的一个瞬间。特朗普可能会给美国带来破坏，但这种破坏也可能会是“创造性的破坏”或者说是“破坏性的创造”。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提出的一个理论，一个国家要想持续发展，需要每隔一段时间出现一股破坏性的力量把既有的利益集团打碎。他认为二战以后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的比较好，就是因为二战把德国和日本的国内利益集团全打碎了。英国、美国这些国家为什么二战以后经济发展速度慢呢？因为长期的利益集团固化。如果特朗普真的像美国当年的进步主义运动一样，把整个美国的既有建制派力量全都收拾一遍，搞一个“破坏性的创造”，就有可能使特朗普之后的美国重获新生。
中国该怎样抓住当下的“机遇”？
张健：为了应对当前的国际乱象，趋利避害，中国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
第一，要继续推动合作，促进双赢。就目前暴露出的信息看，特朗普的思维模式有鲜明的“零和”色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强调合作和双赢就能自然而然利用一些新出现的合作空间。比如当前的中欧合作就存在着比较大的提升空间，因为当前的乱象给欧洲带来的冲击很可能比给中国带来的还要强烈。欧洲以前对美国的依赖性很强，现在却突然发现其周边的问题——包括俄罗斯、中东、难民等都要靠自己解决了。当然现在还要观察特朗普会不会实打实兑现他的竞选承诺。从目前来看，特朗普做的跟以前说的没什么区别，他好像还在继续搞竞选。未来会怎么样，欧洲人是忧心忡忡的。大西洋对岸出现了一个公开支持欧盟解体的美国总统，对欧洲如此公开地不友好，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事。在这样的情况下，欧洲人对进一步发展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就有了更多的期待。美、中、欧、俄四大力量，俄罗斯在欧洲人眼中是个“只能坏事的破坏者”，美国也要搞破坏，而跟中国或许还能合作做一些事情。欧洲虽然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依然很有实力，在中国之前的发展、改革中，欧洲发挥的作用也不小。目前看，中欧合作还有极大的提升空间。
之前中欧双方的合作基本上还局限在经贸关系，存在着一些合作的“禁区”。安全、特别是防务上的实质性合作很少，最大的掣肘就是所谓的“欧美一体”。在防务装备技术贸易以及亚非拉等地的海外利益共同保护领域，中欧合作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之前中欧合作的另一个“禁区”是建立双边的自贸区，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搁浅的情况下这个“禁区”也出现了突破的可能。全球治理领域也存在加强中欧合作的紧迫性与必要性，比如环境保护、气候变化、全球发展、难民问题、反恐、互联网、太空等。欧洲人热衷于全球议题，但苦于实力不济，中国可以在一些议题上成为欧洲很好的合作伙伴。
第二，在对美政策上，中国可以加强和有关方面的协调，比如加强与欧洲的协调就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以前都是欧美协调其对华政策，但现在面对共同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在推动美国形成“理性”的对外政策方面，中欧至少可以加强交流对话，共同“劝说”美国不要搞得过火，至少要担负起其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
比如有关贸易保护主义的议题，最近欧洲一些领导人放了一些“狠话”，说美国如果敢实行贸易保护政策欧洲就要“以牙还牙”。特别是德国，前几天还被美国点名了，说它搞汇率操纵，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逆差。在这一点上中国和德国的立场相似，德国对外贸易顺差世界第一，中国也不少。所以说，德国对美国有忧惧，对其他立场相似的国家——包括中国，是抱有期待的。除了贸易保护的议题以外，欧洲和中国还在很多问题上立场相似，比如气候变化、国际机制构建、国际规则的维护、伊核协议等。从之前的竞选言辞上看，特朗普在这些领域的立场与中欧双方都存在对立。
第三，中国要保持战略定力，要冷静，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能为外面的声音所左右。中国可以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但是要避免产生“领导世界”的想法，现在还没有这样的主客观条件。更重要的是，中国一向倡导国家不分大小，都应平等相待，通过合作形成公平、公正的国际秩序。
第四，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事，这是最重要的、根本性的问题。西方世界是很明白这个道理的，如果自己的发展都不好，还谈什么榜样和领导？让西方世界接受中国的发展模式还需要很漫长的历史过程，所以中国现在最应该做好自己的事，力求通过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来发挥“榜样”作用，事实胜于雄辩。
李巍：当前的中国最应该先做的，就是推动和各方的自由贸易区（FTA）谈判。自由贸易是中国应该一贯支持的，但现在在全球多边框架内的多哈回合谈判中，中国可能难有作为，FTA就成了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很好抓手。第一，对加拿大。现在加拿大对美国的担心甚于对中国的担心，因为特朗普说要修改甚至废掉NAFTA。第二，力促中日韩FTA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中国应该明确对日本的战略定位，明晰到底应该是争取日本还是把日本设定为战略对手。我认为在经济上还是要把日本拉到中国这边来，应该劝说日本在TPP生死未卜的情况下重新回到中日韩FTA的框架上来。第三，加速推进与海合会的FTA谈判。第四，应该克服当前存在的巨大障碍，加大推进和中亚FTA的力度，争取俄罗斯把调门很高的中俄合作落到实处。第五，对蒙古国。这是中国的邻国，但中国居然没有和它进行FTA的谈判。
在权衡各个区域的战略资源投入时，中国还是应该更多地关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中国的“生意”遍布全球，但大东亚地区仍是中国的地缘政治“后院”。如果连“后院”都不稳，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作为也很难走远。比如说推进中南半岛的互联互通就是一个很好的入手点。中南半岛国家的经济基础相对来说比中亚和中东地区要好一些；在文化上，中南半岛国家以佛教为主；在地理上，中南半岛和中国接壤。如果能推进在中南半岛的基础设施建设，把中国经济基础比较好的南方地区与其相连，就能够极大地增强中国对这一区域的经济辐射作用。对中南半岛的国家，中国可以在某些方向上做一些让步。中南半岛应该成为“一带一路”的重点，这在经济上、政治上都是收益颇丰的。
薛力：新一届中国政府确定并戮力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旨在以此推进中国成为综合性全球大国的进程。无论有没有“一带一路”这个名称，中国现在在这个名目下所做的事情，整体上是适时与必要的。因此，重要的是应该把握实施的“度”。中国现在在海外的投入整体上还在国力所能承受的范围内，但依然有必要警惕与防止在海外的过度投入、过度拓展。比如拉美和非洲就不应该被列为 “一带一路”实施的重点区域。比较适当的做法是，在这两个区域选择某几个重点国家或者重点领域进行合作。
作为大国，中国有一定的责任带动周边发展，带动周边也是中国自身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这大概是“周边外交”成为中国外交新的“重中之重”的原因。周边国家数量众多，中亚、俄罗斯、巴基斯坦无疑是合作的重点国家与地区，但从经济潜力看，东盟很可能排在首位。韩国与中国的合作受到韩美军事关系的掣肘。日本方面，从长远来看，中日会走向合作，但在可预见的未来，“经温政冷”的局面将维持，中日韩自贸区在安倍任期内很难搞成。日本正在一心一意追求“国家正常化”，安倍领导下的日本对于“一带一路”的唯一兴趣点是：与中国较劲。针对亚投行成立，日本推出1100亿美元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然后在不同国家与中国展开竞争，或者争夺项目，或者在中国开发的项目附近搞一个类似的项目。日本知识界对“一带一路”的反应也很有意思。以做事认真细致著称的日本，却找不到几个研究“一带一路”问题的学者，这是一件很让我吃惊并感到遗憾之事。说明日本知识界整体上对“一带一路”的排斥与漠视已经到了非理性的程度。
中国在建设“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也要不断反思、总结、提高。中国是大部分东盟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但一些东南亚国家对于“一带一路”热情不够，比如，越南官方迄今没有表态支持“一带一路”，只是说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印尼的海洋轴心计划（Global Maritime Fulcrum）与“海丝”建设有很大的兼容性，但迄今为止对于两者的对接热情不足。缅甸、泰国乃至柬埔寨民间对中国的好感在下降。中国需要仔细分析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并进行有效应对。
中国坚信非和平崛起不具有可行性，因而致力于和平崛起，这一点显著不同于历史上的“崛起国”。历史地看，中国并没有领土扩展的野心。过去几十年，中国在解决领土争端的过程中，通常对周边国家有所照顾，这是麻省理工学院傅泰林（Taylor Fravel）博士在一本专著中的研究结论。那么，为何周边国家过去几年对中国的好感依然在下降？主要是两个原因：南海争端；让当地普通民众切身感受到的“民心项目”太少。南海问题已经成为周边国家特别是东盟国家观察中国崛起过程中外交走向的一个风向标，它们很少关注中国在南海争端中克制的一面，而高度关注中国在南海进取性的一面。基于此，如果声索国之间不能把南海转化为彼此间关系的粘合剂，东盟将很难成为“海丝”建设的枢纽。中国作为最大的南海沿岸国，应该在推进南海争端解决进程中扮演引领者角色，牵头设计出一套能为各个声索国接受的争端解决机制。而“民心项目”不足，是许多国家“走出去”初期的必然现象。通过大约一代人时间的努力，这种现象会改变。但中国发展快，影响大，没有时间慢慢来。既然发现了问题所在，尽快加以改变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通过一些事例，让周边国家切实意识到，中国是可以信任的“仁厚兄长”，这是中国崛起过程中必须经历的一个环节。“通过强硬手段立威”是许多人的主张。笔者认为，在有竞争者的情况下，这种做法的效果并不好，不宜多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