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一带一路”？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访问期间，首次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一个月后，习主席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时又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连接亚太、欧洲两大经济圈，贯通中亚、南亚、东南亚、西亚、非洲等区域，被认为是世界上跨度最大和最具潜力的经济合作带。千百年来，古老的丝绸之路推进了人类文明进步与东西方交流合作，已成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一带一路”倡议使薪火相传的丝路精神再次焕发跨越时空的光辉，一经提出便举世瞩目。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背景
（一）多极化加速国际格局深入调整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审视“一带一路”，既需看清世界，也需读懂中国。
21世纪开局以来，国际格局发生历史性深刻调整和转折。从纵向看，新世纪之初国际关系进程有四大标志性事件：“9·11”事件、新兴大国崛起、国际金融危机和美国全球战略调整。从横向看，国际关系呈现出下列四方面的特点：一是国际政治关系合作与矛盾并存；二是国际经济关系相互依存与竞争同在；三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四是社会信息化背景下“软国力”影响增大。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催化新一轮国际格局调整。美国的实力和形象因两场战争受损，华尔街泡沫演变而成的金融海啸更使美国经济续遭重创。就各国GDP在全球比重而言，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地位相对上升。虽受美国量化宽松政策调整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时有起伏，但仍是世界经济相对活跃的成分。以中国为例，1991年中国经济仅占全球总量的1.7%；但2014年中国GDP已达10.32万亿美元，占全球的13.3%。世界多极化进程加速，全球化向纵深发展。
美国加紧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国际战略重点由反恐转向防范其他大国崛起的挑战，太平洋地区愈添“不太平”。中国“木秀于林”，备受瞩目。美国将其自身窘境归咎于现行国际经贸规则，认为新兴经济体利用其中“漏洞”进行不公平竞争。美国对内加紧重振本土工业、增加就业并扩大出口；对外则主推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进程，试图对世贸组织（WTO）规则“另起炉灶”。重构的全球经贸体系不仅门槛高，亦含排他性。
新兴经济体之间有必要另寻途径，促进贸易投资的便利化与自由化。中国“入世”后，和WTO成员国一道遵循规则，冲破桎梏，相得益彰。现在，还须顺势而为，妥为应对国际经贸机制巨大转型和规则的深刻变化。
（二）全球化面临转型压力
全球化带来各种经济要素如资本、信息、资源、产品，以及其他相关因素如人员、技术、思想的跨国界流动，促进世界经济快速增长。但全球化导致的某些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其中一个现象就是“海强陆弱”，即沿海地区和海洋国家发展在先，内地和内陆国家滞后，形成巨大的贫富差距。传统全球化由欧洲缘起，在美国扩展，形成国际秩序的“西方中心论”，导致发展进程中西方领先于东方，沿海优越于内陆等一系列不平衡结果。广大的内陆地区存在着发展的渴望与巨大潜力。
此外，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跨境贸易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正在减弱。在以往30余年，贸易增长是全球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推手，相当于经济增长的两倍之多。但近年来，贸易年增长率低于全球经济增长。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为3.4%，而贸易仅增长2.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测算2015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7%，而WTO统计贸易增速仅为2.8%。可见，贸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已减弱。因此，如何对失衡的“全球化”进行再平衡，如何拓展经济发展的潜力和空间，如何促进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持续增长，便成为重大课题。
（三）全球治理体系亟需改进
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各国利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联系愈加紧密，逐渐形成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全球化“双刃剑”效应显现，一系列跨国问题在全球化背景下愈显突出，一国之力难以应对。各国通力合作，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
面对日益增加的挑战和全球治理需求，国际社会应对乏力：一是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包括国际组织多由发达国家主导。全球治理的诸多议题，更多体现的是发达国家的治理观念和自身利益。而发展中国家更为关心的议题，诸如改革不平等经济秩序、不均衡发展、不公平资源分配机制等，却难以得到应有的关注。二是社会发展对全球治理的需求不断增大，而全球治理体系供给却愈发不足。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经济体制中的缺陷不断暴露，而发达国家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却明显下降。三是全球治理需要各方统筹协调，而全球治理体系却呈现碎片化趋势，一些现行规则在应对跨国威胁方面效率和效用均不高。
变革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事关各国在长远国际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事关“软国力”影响的展现。面对层出不穷的各类全球性问题的挑战，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理应为公正、有序、均衡、包容的新型全球治理体系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一带一路”倡议是时代发展的产物
（一）“一带一路”是对全球发展和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
“天时、地利、人和”。“一带一路”构想在国际格局转换和世界经济发展中应运而生。“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有助于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一段时间来，世界经济缓慢复苏、需求疲软、发展分化，总体下行压力大，发展问题不仅普遍而且严峻，“三低”（低增长、低通胀、低需求）和“三高”（高失业、高债务、高泡沫）风险交织显现。
为应对世界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为发展谋求新的动力，各国亟需靠寻找新的增长点，突破制约经济发展的若干瓶颈。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是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另一瓶颈是缺乏资金。“一带一路”的实施，有助于推动有关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创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让各方形成合力、互联互通、开源节流、寻求增长点、盘活经济、合作共赢。因此，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可称作对全球发展和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
全球经济进入了“新常态”时期，即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一段低速增长期和结构调整期，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发展缓慢或陷入停滞，但其中也孕育着机遇。例如，经合组织（OECD）分析，2010—2030年全球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高达53万亿美元。加之国际金融体系处于利率较低，甚至是负利率的水平，公共投资成本将会相应降低。基础设施需求一“高”和投资成本一“低”，可为中国海外投资提供机遇。
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奋斗，发展速度和建设成就举世瞩目，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最大贸易国，出现市场、资源能源、投资“三头”对外深度融合的态势。中国经济总量拓展到一定规模，进入发展形态的“换档期”；增长速度呈现出“新常态”，此乃自然规律。其包含三个特点：从高速增长转向为中高速增长，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中国经济发展正主动适应和引领这一“新常态”：更加积极地转方式并调整结构，更加坚定地深化改革开放。
“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中国对外开放区域的结构转型。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始于经济特区的建立，改革开放前期的重点在东南沿海，广东、福建、江苏、浙江、上海等省市成为最先的受益者。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东、中、西部的区域就形成更大的差距甚至失衡。而“一带一路”特别是“一带”，主要经西部向西亚和欧洲延伸，这必将带来中国对外开放地域格局的重大调整和变化，不仅促进占国土面积三分之二的广大中西部地区开发，同时使东西部地区共同承担对外开放的重任。
“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改革开放转型和国际产业转移的趋势。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主要是以引进外资、国外技术和管理模式为主。从1979至2012年，外商在华投资项目达763278个，外资总额达12761.08亿美元。就某种意义而言，世界发达国家向中国实施了国际性产业大转移。经过数十年励精图治与潜心发展，中国经济进入历史性的发展新阶段：一是中国已由净资本引入国向净资本输出国转变。2014年底，中国对外投资已经突破了千亿美元。二是中国经济已经具备了生产要素输出的能力。中国产业由国内向国外转移，优质富余产能向外输出，可让沿线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搭上中国发展的时代列车，可谓“世界养育中国，中国回馈世界”。
“一带一路”倡议还顺应了中国的改革与开发不断可持续发展深入的进程。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正在改变“引进来”的单一模式，逐步实现“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重大转变。只有坚持对外开放，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改革与开放的关系，是辩证的统一。改革进程不仅是自内向外，而且可以通过对外开放对国内改革形成“倒逼”，进一步促进国内改革。共建“一带一路”的重大构想，有助于中国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在全球经济缓慢复苏进程中，区域合作各方可相得益彰，产生“1+1>2”的作用，给世界经济增添动力。
（三）共建“一带一路”符合各参与方根本利益
“一带一路”建设可以使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连成一体，极大提高各方的互联互通水平。这里的互通不是简单的交通道路的平面连接，而是全方位、复合型、多层次的互联互通网络。沿线各国通过自主参与，通过各自发展战略相互对接，可实现多元、均衡、可持续的发展。“一带一路”通过横向联系，可充分交流信息，发掘区域内外市场潜力，创造需求和增加就业，促进投资并扩大消费，并增进沿线人民的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
“一带一路”的重要目标是保证各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抢存量，而做增量。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创建者之一，是获益者和贡献者，同时也是改革的参与者。中国主张对国际秩序和体系进行改革，但这种改革并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创新完善，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国际治理法治化，从而使这个世界更平等、更和谐、更安全。国际秩序亦须与时俱进，其中某些不尽合理的成分亟需改变。例如，基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金融规则主要是由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制定。中国推动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等，是发挥相对优势推进“增量改革”，对国际经济秩序有针对性地施以积极补充。
“一带一路”计划有利于各国经济结构转型需要。中国早期对外开放主要针对发达国家和地区。而今，许多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当初中国同样的经历。“一带一路”建设，可帮助其实施道路、桥梁、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港口改造、航线升级换代，提升航运能力；也可帮助其发展制造业和加工业，如纺织服装、家电、汽车制造、钢铁、电力等。这也顺应了中国产业技术升级的需要。一些产品在中国已不具价格优势，换个生产成本较低的地区可能使这些产业枯木逢春，并促进相关国家的产业发展。
三、“一带一路”倡议之内涵与外延
（一）“一带一路”的合作理念与机制
和平合作，互利共赢。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旨在建成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中国致力推进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正确义利观。“一带一路”的目标是打造“三位一体”的国际关系，即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其总体理念和举措，顺应时代潮流，体现了中国同世界各国的利益汇合点。
政治互信，经济融合。国际关系学认为世界属无政府状态，即无统一政府强力推行政令。因此，“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基于但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范围，各个国家和国际、地区组织均可自愿参与“一带一路”。大家内外结合，各尽其能，成为亚洲整体振兴的翅膀，并逐步向外发挥辐射作用，形成新的更大范围的商贸和经济发展之路。
开放包容，守望相助。“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理念之一，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形成的“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经验的外延。陆海联动、东西统筹，力求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不搞“一刀切”，充分考虑并照顾沿线各国的不同发展阶段和经济需求；求同存异，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
互学互鉴，战略对接。努力发挥现有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的作用，不“另起炉灶”，不取代现行的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在其基础上兼容并蓄、取长补短、相得益彰，汇集各方智慧和创意，发挥各方优势和潜力，推出适销对路的产品，对接当地适宜的项目，引进适用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建立多层次、多形式、兼容性的新合作机制。
天人合一，人海合一。“一带一路”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以经济合作为主轴，以人文交流为支撑，在新的时代具有新的意义，利于在对外沟通时促进不同文明的对话交融，展现和平、友好、开放、包容、互利的共赢精神，形成属于全世界的非物质遗产，为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与合作作出新的独特贡献。
（二）“一带一路”的建设方向
“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形成巨大的“哑铃”状全方位经济合作地域。“哑铃”一头是充满活力的东亚经济圈，另一头是经济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是发展潜力巨大的广大腹地国家。“一带一路”确定了亚欧区域合作的五大战略方向。“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五大战略方向实际上由六个经济走廊和若干海上支点作支撑。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六个经济合作走廊——新亚欧大陆桥、中俄蒙经济走廊、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这些经济走廊以经济增长辐射周边，是对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延伸与超越。
历代海上丝路包括三大航线：东洋航线，由中国沿海港口至朝鲜、日本；南洋航线，由中国沿海港口至东南亚诸国；西洋航线，由中国沿海港口至南亚、阿拉伯和东非沿海诸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范围更加广阔，将构建连通东盟、南亚、西亚、北非、欧洲等各大经济板块的市场链，发展面向南海、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合作经济带，并以促成亚欧非经济贸易一体化为长期发展目标。东盟地处海上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将起到交通枢纽的重要作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重点港口为支点，共同建设联通四方、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例如，在南亚和东南亚，港口群建设可包括孟加拉国的吉大港、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缅甸的皎漂港，以及印尼的比通港等。
“一带一路”的内涵和外延还在不断丰富和补充完善中。例如，南非对“一带一路”表示出高度的热情，提出“2D”（德班连接达累斯萨拉姆）和“2C”（开普敦连接开罗）具体构想，希借“一带一路”东风而成为非洲发展之枢纽；尼泊尔地震之后，尼泊尔和中国共同商定修复阿尼哥公路。总之，中国会根据“一带一路”的总体规划，同沿线国家共同商议，由企业依其投资意愿和市场需求最终决定。
（三）“一带一路”的合作领域
全方位合作，涵盖“五通”：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投资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从顶层设计迈入推进务实合作的阶段，为更便于操作实施，“五通”被拓展为八个具体合作领域。
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包含公路、铁路、航空、电信、电力（包括核电）和城市公共设施等。“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基础设施需求旺盛，中国将在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和通信干线网络三个方面加强合作。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和国际产能合作是重点合作领域，中国可通过其推动其他领域的全方位合作。
国际贸易。在机械设备、机电产品、高科技产品、能源资源产品、农产品等方面，中国将与沿线各国和地区开展投资与贸易领域的广泛合作，不断创新，进一步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合作水平并扩大贸易空间。
跨国投资。中国新型的装备制造业、工程基建、交通轨道、通信设备，具有较强实力，要鼓励和引导企业拓展产业投资合作，到沿线国家投资兴业，合作建设产业园区，设立研发中心，提升产业层次，增加当地就业。
资源开发。加大煤炭、油气、金属矿产等传统能源资源勘探开发合作，深化生产、运输和加工等多环节合作；加强能效和新能源开发等领域的合作，包括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等清洁和可再生能源合作；加强深加工技术、装备与工程服务合作，积极推进能源资源就地就近加工转化合作，形成上下游一体化产业链。
金融合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部分金融服务支撑体系相对薄弱，亟需加强中外合作。中国将拓展金融合作领域，加快亚投行和丝路基金运作，并加强发挥双边政策资金和社会资金的作用。人民币国际化是重大课题，要深入研究并继续扩大双边本币互换的规模，扩大贸易本币的结算。
人文交流。拓展人文交流合作，为深化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和人民友好往来，为深化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中国每年将向沿线国家提供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以扩大教育交流。沿线国家还将加强旅游合作、体育交流、医疗卫生合作，并共同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生态环保。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合作共建绿色丝绸之路。中国将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建立健全联动机制，统筹规划实施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广泛开展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保等各类公益慈善活动。
海上合作。积极推进海上沿线国家和产业园区的建设，促进海洋经济合作和海洋资源开发；深化农业渔业互联互通、海洋环保、航道安全、海上搜救、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合作，多方开展重点项目建设并加强海洋人才培训。
（四）主要合作协议和先期成果
2015年3月，中国政府正式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显示出高度的合作热情，可谓“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
在欧亚地区，“丝绸之路经济带”同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同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战略对接。在东北亚，中韩决定推进四项发展战略对接，并促成“欧亚计划”与“一带一路”有机连接；中蒙商定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与“草原之路”；中俄蒙就建设三国经济走廊达成重要共识。在东南亚，中国与印尼同意加快对接两国发展战略，中越加紧磋商“一带一路”同“两廊一圈”合作，中新探讨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在南亚，中印加强“一带一路”建设领域合作，中巴经济走廊路线图进一步明晰，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联合工作组初见成效。在欧洲，“一带一路”将与容克投资计划、英国基础设施升级改造计划和“英格兰北部经济中心”对接，“中国制造2025”将同“德国工业4.0”对接协调。在中东欧，中国已同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六国签署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与中东欧各国在“16+1”合作框架下共同开启亚得里亚海、波罗的海、黑海沿岸“三海港区合作”，并加快推进以匈塞铁路为骨干的中欧陆海联运快线。
中国政府已同20多个国家签署产能合作协议，覆盖亚非拉欧四大洲。其中包括同哈萨克斯坦首创总金额达200多亿美元的一揽子产能合作新模式；设立首批100亿美元中非产能合作基金，同非盟签署“三网一化”合作谅解备忘录并开展对接。产能合作聚焦周边产业园区、跨境经济合作园区、临港工业园建设等。中法、中韩达成协议决定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开创了南北和南南合作新模式。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三个方向，以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两大方向上，均有一批重大项目取得突破和早期收获，涵盖铁路、公路、港口、电网、油气管线等。东南亚方向，有中缅铁路、公路、皎漂港及特区，柬埔寨西哈努克港及开发区，中老、中泰铁路，印尼雅万高铁、港口及开发区，以及泰国罗勇工业园。中亚方向，有中吉乌铁路、中塔公路二期以及中亚天然气管道C线和D线。东北亚方向，包括中俄东线、西线天然气管道。南亚方向，有“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为中心，瓜达尔港、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合作为四大重点的“1+4”合作布局。此外，泛亚铁路网已经在中线迈开步伐。
融资方面，中国倡议成立的、资金规模为1000亿美元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资金规模为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对现行国际金融机构形成有益的补充。习近平主席在亚投行开业仪式致辞中表示，中国除按期缴纳股本金之外，还将向银行特别基金出资5000万美元，用于支持欠发达成员国开展基础设施项目准备。此外，中方还同有关各方合作建立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等。在多层次的金融支撑体系下，融资有望得到有效保障。
此外，在民心相通与合作便利化方面，中国与沿线国家交流密切，教育、文化合作不断扩大。中国与4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缔结互免签证协定，19个沿线国家和地区给予中国公民落地签便利。
四、推进“一带一路”的风险防范问题
“一带一路”的实施是一项长期、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必然面临诸多的风险和挑战。
参与国际秩序重构与规则制定。当前国际政治格局进入深度调整期，全球经济金融规则进入重构期。中东、亚太、欧洲三大地缘政治板块新旧矛盾交织，实质上涉及地区安全秩序重构的问题。汇率波动、原油价格起伏等，涉及世界经济和金融秩序的重组，并可能牵动增长结构、产业结构和资本流动的变化。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应未雨绸缪，以深邃和广阔的国际视野，参与和推进新规则、新秩序的构建，不断改革和完善世界贸易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
防范地缘政治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制度体制上存在巨大差异。某些国家正处于社会和经济结构转型期，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中东、中亚、南亚在国际关系学界被称为“战略不稳定弧”，经济项目面临特殊政治风险和安全风险。近年，中国在利比亚、伊拉克、乌克兰、叙利亚等国家所遇投资困境和风险损失值得高度重视。除加强政府间政策沟通外，还须构建多层次的安全防范和保护机制，为“一带一路”保驾护航。
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因素挑战。“一带一路”区域按目前统计涵盖60多个国家，44亿人口。沿线国家地理、历史、宗教、民族等存在巨大的差异，增加了合作的难度。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教派林立，民族宗教间历史纷争复杂，甚至同一宗教内某些教派势不两立。中东、中亚、东南亚存在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势力。投资环境存在安全隐患，对外来企业人员和设备均构成威胁，必须妥为应对。扩大合作并排除干扰。大国的认知、理解不尽相同，对“一带一路”项目理解存在差异，参与深度和广度也各有不同。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对任何其他大国的崛起自然产生战略焦虑感；日本政治呈现右倾，对中国影响的扩展会产生警觉；一些沿线国家与中国还存在领土或海洋权益争端，不稳定因素一时还难以消除，也不排除某些域外因素的干扰。必须设法扩大“一带一路”国际环境中的积极面，抑制消极面。
规避国际金融风险。在经济领域，经济全球化“双刃剑”效用时而凸显，“一体化”与“碎片化”交织共生。后金融危机持续显现，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全球债务规模膨胀，国际货币市场跌宕起伏。须谨慎而为，规避汇率波动并防范债务风险；加强金融监管，逐步建立高效监管协调机制，加强征信部门和评级机构间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增强各国主权基金、各种股权投资基金和社会资金的利益捆绑和风险分担；考虑构建金融预警系统，应对风险并处理危机。
建立健全法治体系。地区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法律法规体系极为不同。有些国家为外企投资创造了便利条件；也有一些国家市场封闭，增加了企业投资评估的复杂性。面对一些合作门槛看似较低的地区，参与方更需事先将合作规则与收益分配等谈判清楚。有些国家政局欠稳，党派理念差别甚大，一旦政党轮替，前任政策可能改变，从而给外方投资带来巨大风险。因此，在具体实施“一带一路”计划时，必须将沿线政治、法律环境等研究透彻，防患于未然。
着力按市场规律运行。须研究对接基础设施规则和技术标准；推动贸易便利化协定的实施，着力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构建良好营商环境；加强海关监管互认和执法互助，加强边境口岸、检验检疫、认证认可、标准计量和统计信息等方面的国际对接与合作；提高贸易透明度和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推进国际电子商务和服务贸易等新商业业态；加强双边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磋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进一步细化“一带一路”顶层设计。作为自上而下出台的一项倡议，“一带一路”的近、中、远期规划有待逐步完善；须坚持企业主体、市场主导、政府推动、商业运作的原则，对接中国产能优势和有关国家需求。政府需提供规划引导和政策支持，最终由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决策投资；政府在推行国际公共产品方面需要积累经验，企业需提高跨国市场经营管理水平。另外，还需要培养大批国际化专业人才，参与者文明素养、法律意识和市场诚信等也均为重要课题。
全国一盘棋。与世界互联互通的同时，还须理顺国内各地间的互联互通。“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今后对外开放和对外经济合作的总纲领，不存在“谁不在路上、谁不在带上”的问题。“一带一路”为综合开放的网络，其中任何节点都可能成为起点。国内各个省区市之间的关系绝非分割独立，各地意欲借力东风，就要转变观念、放宽视野、立足大局、相互配合、增强合力、消除壁垒，在“一带一路”总体规划指导下实现地区间的联动发展。
当今世界，多极化、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尽管区域局部动荡不断，但世界总体和平、发展、进步为大势所趋。在大国博弈加剧，合作与竞争并存，格局转换、秩序变革和经济调整三重叠加的背景下，中国变量之影响显著扩大，携手各国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际事务中作用不断增强。展望“一带一路”雄关漫道、千里足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必将栉风沐雨、砥砺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