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特朗普在选举期间的种种言论观点，还是上台后声称要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都被认为带有强烈的民粹主义色彩。民粹主义成为我们理解特朗普政府和当前美国政治的一把钥匙。但要准确理解这种民粹主义产生的原因，研判其未来走势及对美国和世界的影响，不能囿于就事论事地描述表象，更不能先入为主地对民粹主义予以褒贬，应以客观中立的态度和唯物辩证的眼光，将当前的民粹主义思潮和运动放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和世界整体图景中看，深入和全面地评价其在国家发展转型中的作用和影响。
就概念而言，“民粹主义”的含义宽泛而模糊，既可以指一种社会思潮，也可以是大规模社会运动，同时也用来描述一种政治策略或政策纲领的特征。它源于一国社会中相当规模的平民团体对其他特定群体或对象（如精英、富人、大公司或其他阶层和族群）的不信任与仇视情绪，并因情绪的主体和客体不同而可大致作左、右之分。在一定社会条件下，这种情绪可能转化为诉求更为明确的社会思潮或社会运动，例如寻求改善本群体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地位等。这种诉求也可能被少数政治人物加以放大和利用，成为其实现自身政治目的的工具或策略。民粹主义最初起源于19世纪末的俄国和美国，并在当前各国政治中不同程度地普遍存在，具有模糊易变、激情驱动、“反智”、“仇富”、“排外”等多种特征。作为现代化的产物，民粹主义是国家转型期间大众危机意识的公开表达，同时也常常对国家转型进程有重要影响，推动政府、社会与市场三类力量之间关系的重新调适。
由于自独立以来就得以确立的民权主义传统和权力制衡结构以及此后不断发展的民主选举制度，同时由于在建立现代国家过程中所经历的剧烈而深刻的转型变革和随之而来的各种危机，民粹主义一直是美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现象，也是影响和塑造美国发展与转型方向的重要力量，美国甚至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民粹主义国家。民粹主义运动在美国历史上的周期性兴起及其对政治社会带来的深远影响，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19世纪后期出现的人民党运动，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全国影响的大规模民粹运动。这一运动在19世纪60～70年代的“格兰其运动”和“美钞派运动”基础上形成，主体是南方农场主。人民党运动痛斥经济垄断、政治腐败、公共舆论的冷漠以及少数“大人物”与平民之间的巨大鸿沟，号召广大平民联合维权，要求政府发挥更大作用。1892年2月，南北农民联盟召开会议，正式组建“人民党”并于同年7月通过“奥马哈纲领”，在货币、交通、土地等方面提出以国家干预为核心特征、矛头直指垄断资本的新型政策主张，标志着人民党作为代表农民利益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人民党运动一度声势浩大，1892年推出本党候选人参与总统选举，获得104万张选票，并有多名党员当选参众议员、州长和地方官员，令民主共和两党高度震惊。1896年与民主党联手参与总统选举失败后，人民党运动陷入低潮。
20世纪30年代，民粹主义运动再度兴起。在加州，汤森医生领导的倡导关注老人福利问题的“汤森运动”，主张联邦政府征收2%的营业税用于支付60岁以上老人的养老金，以此解决老无所依难题，并缓解生产过剩和刺激青年就业得到老人、青年和下层中产阶级热烈拥护，据称其支持者超过1000万。在底特律，天主教神父查尔斯·库格林利用当地电台猛烈抨击银行家和大企业的不道德以及政府的不作为，秉持人民党运动传统，倡导对工业和银行实施国有化，其演说吸引的听众达3000～4000万。在路易斯安那，与人民党渊源颇深的该州州长休伊·朗对财富高度集中和社会严重分化的现象予以猛烈谴责，不仅在本州实施开征营业税、取消人头税、提供免费教育、加大公共投资等改善底层生活的举措，还提出“共享财富计划”并组建“共享财富社”，践行社会公平的理想。这为他赢得了“为下层阶级代言”的民粹主义名声。
20世纪60年代再度兴起的民粹运动则以种族主义色彩为突出特征，并以作为少数政客的一种政治工具和竞选策略的方式出现。乔治·华莱士为竞选阿拉巴马州州长，利用种族问题煽动民粹情绪，争取该州中下层白人选民支持，提出了臭名昭著的“现在隔离……明显隔离……永远隔离”口号；煽动对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当权派、银行家和富有阶级的仇恨，抨击“墨守成规的官员”“伪智者”和“尖脑袋的知识分子”，向普通百姓保证他们的智慧要比那些专家更精密、更值得信任；还反对联邦政府向各州征税，迎合并放大部分民众对联邦政府和官员的怀疑与不满。1968年，华莱士作为独立候选人参与同尼克松对阵的总统选举，利用种族主义者对联邦公民权利议程的不满而获得13.5%的选票，特别是赢得南方5州全力支持，反映了这一时期民粹主义的强劲势头。华莱士的这种民粹策略给其他政治人物带来了压力，此后尼克松、卡特和里根也不得不在竞选时更多采用民粹策略，例如煽动对媒体的敌意、突出自己“局外人”身份、嘲讽政治精英、批评政府低效等。
20世纪90年代，美国迎来又一波民粹主义浪潮。来自德克萨斯的亿万富翁罗斯·佩罗在1992年和1996年两次以第三方身份参与总统大选搅起一股新的强劲的民粹情绪。其主张可概括为五个“反对”：一是反对外包，主张在与外国竞争中保护美国人的工作机会；二是反对政府，认为大政府太过臃肿、腐败低效，白白耗费大量资源；三是反对精英，认为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精英都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四是反对赤字政策，对里根和老布什政府不重视预算平衡的做法表示质疑；五是反对海外干预，认为华盛顿受到服务于外国利益的说客的过多影响，偏离美国自身利益轨道。为参与1992年总统竞选，佩罗组建了“我们团结起来支持美国”（United We Stand America）的组织，并于1995年将其改名为“改革党”，极力突出“我们”这种典型的民粹表达方式，提出“只有人民才是国家的所有者，该是他们从这一所有权中获益的时候了”重点吸引白人、男性、青年和没有特定宗教归属的选民。他在1992年大选中得到190多万张选票，占全部选票的近1/5。
民粹主义本质上是社会转型期间大众危机意识的表达。上述几次民粹主义运动，都是在美国国家转型期间社会危机意识上升的具体表现，同时也成为加速国家转型和塑造转型方向的重要力量。
19世纪末是美国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过渡的阶段。从现代国家的演进规律看，需要对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予以相应调整，并在社会各阶层间形成更可持续的利益分配安排。但这一时期美国在经济上依旧自由放任，政治上延续“分赃制度”，劳资矛盾突出，城乡差别巨大。这正是人民党运动兴起的时代背景，反映出在内战中失败并在工业大潮中被边缘化的南方农场主群体的沮丧状态以及广大中下层劳动者对自身地位的危机意识和愤怒情绪。人民党运动迫使民主共和两党更加关注基层选民，开启了20世纪初期的进步主义运动，并为此后一系列法律出台与政府改革起到重要的启蒙和铺垫作用，是这一时期推动美国国家转型的重要力量。
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民粹主义，则是对20年代共和党执政期间重新实施经济放任政策的一种鲜明反对，是对这一时期更为严重的贫富分化的集体不满同时是对“大萧条”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国家困境的本能反应，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美国社会对国际局势危机四伏、战争风险日趋逼近的一种深层焦虑。其积极意义在于：这一此起彼伏、声势浩大的民粹运动，既为罗斯福推行“新政”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氛围，同时也对其构成强大约束，迫使其在“第二次新政”中推出更多有利于下层民众的政策，修正了市场、政府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失衡关系，挽救了美式资本主义，避免了“法西斯主义”，使国家从此走上“新政”道路。
20世纪60年代华莱士掀起的民粹运动，也有深刻的国内外背景。在国内经济持续“滞涨”，“富裕中的贫困”仍大量存在，广大民众的战争记忆日益淡化，青年一代的心理迷茫却与日俱增；国际上，冷战氛围持续笼罩，苏联实力快速增长，美国陷入越战泥潭，第三世界风起云涌。面对糟糕的内外形势及黑人、妇女等争取权利的运动，华莱士的种族主义论调恰好代表了南方乡村普通白人的怒吼，是普通民众的愤怒和无助情绪的畸形表达。当然，这一时期民粹运动的效果反而是强化了对种族问题的关注加速了民权运动的推进。而其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它昭示着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华莱士对政府作用的质疑，标志着美国即将进入“向右转”的新时代。此后尼克松、卡特和里根政府越发具有保守特征的内外政策（即便是民主党的卡特政府也是如此），是这一右倾趋势的不断发展。
20世纪90年代民粹主义兴起的最主要背景则是全球化。80年代以来，里根政府时期开始实施新自由主义的内外政策，拥抱和推动全球化成为总纲领。这虽使美国经济暂时摆脱滞涨，但减税、扩军、放松管制和产业转移等更加有利于富人和大公司的政策，逐步在社会层面产生负面效应，工作机会大量流失贫富分化更加明显，福利政策止步不前，普通民众对经济增长无感。民众对国家对外干预的支持逐步下降，希望政府更关注美国国内，更关注普通民众福祉并期待通过政府改革实现这些目标。这正是佩罗领导的民粹运动得以成势的原因。虽然到1996年佩罗再次参选时其煽动的民粹运动已经式微，但其表达的社会诉求却引起克林顿政府高度重视。克林顿政府任内推动的政府绩效评估与机构改革更偏向中下层民众的福利政策以及消除预算赤字等方面努力，都或多或少与这一时期的民粹运动有关。
当前美国国内正兴起一股新的民粹主义思潮。这既是上一波民粹主义运动的延续和发展，也是美国内部各种矛盾日益累积激化、民众危机意识和不满情绪不断上升的结果，更与过去10多年来各种政治人物在选举中反复运用煽动民粹的策略有关是多种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正是这种强大的民粹主义思潮和运动，以及特朗普本人的民粹特征和他对社会民粹力量的充分运用，最终使他得以入主白宫。而特朗普上台后的表现及推出的一系列政策，仍然体现出鲜明的民粹主义色彩。可以说当前美国社会的民粹运动和特朗普政府的民粹政策，成为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社会的危机意识与不满情绪的最强烈表达。
当前这股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有其必然性。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前10年，无论是民主党的克林顿政府还是共和党的小布什政府，都大致延续着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路线，使得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日益恶化。经济方面，持续的外包和金融管制的放松导致国内经济“空心化”，民众就业压力不断增大，大公司和富人受益更多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小布什政府执政后期爆发的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受到严重打击，成为过去30年新自由主义发展路线的积弊的集中体现和矛盾爆发的导火索。社会方面，人口结构深刻变化少数族裔迅速增加，白人占比持续降低，潜在的族群矛盾日益显性化；“9·11”事件又使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关系更为微妙敏感，在依旧保持“政治正确”的背后，新的仇恨情绪其实已在悄然酝酿；此外，由贫富严重分化导致的少数精英与多数民众之间的对立情绪也在不断发展。安全和外交上，恐怖主义的阴霾始终挥之不去，阿战伊战两场战争推进不顺，新兴大国崛起又严重动摇了美国的全球优势地位。世界各国都在指责美国的不义和谈论美国的衰落，绝大多数美国民众也感觉到国家的发展脱离了正确轨道，而两党以及政府和国会则忙于集团利益而相互争斗，在国家治理方面乏善可陈。总之，冷战结束初期萦绕在美国头顶的耀眼光环迅速褪色，前所未有的优越感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消失殆尽。经济停滞、政治极化、社会分化、体制衰败和国家的衰落，使美国社会整体都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危机意识空前强化，为新一波民粹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厚实的土壤。
在这种背景下，从2008年到2016年间，美国政治与社会中出现了左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都在快速抬头的局面。在2008年总统选举中，共和党人推出的“另类”副总统候选人佩林，与传统共和党人有天壤之别，已鲜明体现出右翼民粹主义的色彩。而最终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之所以赢得总统选举，除因为其清新的个人形象、雄辩的语言表达、“局外人”的身份定位以及有力的“变革”口号外，还与当时正处金融危机爆发初期，民众急于寻求改变现状、摆脱困境有密切关系。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在各方面推进改革举措，虽遏止了危机蔓延并使美国逐步摆脱衰退，但无力解决很多深层问题，甚至还使矛盾更为激化，政治对立更为严重民粹情绪沿着“左”“右”两条路线同时快速发展。左翼民粹主义的典型代表是2011年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虽然有形的“占领”运动很快消散但其提出的“我们是99%”的理念却深入人心，引发各界对贫富分化问题的持续关注。右翼民粹主义的典型代表则是“茶党”运动。“茶党”运动以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为核心主张，人数虽少却能量巨大，在共和党内部和全国范围内掀起层层波澜，成为国会和地方各州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2016年总统选举，从一定意义上讲，成为民粹派与建制派、左翼民粹与右翼民粹的巅峰对决。在民主党内部，此前不被看好的桑德斯异军突起，成为左翼民粹主义的急先锋。虽然桑德斯最终未获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但已在民主党内部造成巨大震撼，致使民主党党纲和希拉里的竞选纲领都要借鉴吸收桑德斯的主张。在共和党内部，同样不被看好的特朗普一路过关斩将，以放荡不羁之姿和典型的民粹策略赢得广泛支持，最终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特朗普与希拉里的对决中，特朗普依然延续民粹策略，而希拉里则显得更像建制派。在金融危机爆发初期，由于形势紧急，强调帮助弱势群体和政府发挥更大作用的左翼民粹思潮有明显优势；而8年后，经济复苏依然乏力贫富分化更为扩大，普通民众对经济增长无感，这样的环境显然对右翼民粹思潮更有利。就此而言，正是由于国内右翼民粹主义思潮的乘势兴起、特朗普在竞选中对民粹策略的成功运用，以及其他一些偶然因素，最终使特朗普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
除了心理和品格方面的一些极独特之处，特朗普本人与历史上民粹主义代表人物有着十分类似的个性及行为特征。例如，查尔斯·库格林讲话时热情奔放、极富感染力，注重借助电台这一当时的主流媒介为个人声望造势，善于用宗教语言来阐释和论证自己的政治主张，甚至刻意挑起对犹太人的仇恨—这不得不让人想起特朗普对自媒体的熟练运用、对基督教信仰的强调以及煽动对穆斯林群体仇视的做法。休伊·朗的穿着十分随意，漠视各种礼仪，行事不拘一格，像普通百姓一样精通《圣经》却对经济学著作一窍不通同时又善于利用哄骗、威胁、煽动、交易、嘲讽等政治手段——这些特征在特朗普身上也有突出体现乔治·华莱士的典型特征是好斗、善变、自负、爱唱高调、言语直白、乐于挑动矛盾冲突、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并刻意把自己装扮成普通人模样，穿便宜且不合身的套装，把头发光滑地梳向后面，毫不讳言自己的私人偏好和恶习等——这与特朗普的个性特征与公共形象极为相近。罗斯·佩罗亿万富翁的身份、简单直白的语言表达及其娴熟的“政治表演能力”，也同样容易使人联想起特朗普的个人财产和竞选表现。总之，个性张扬、不拘一格、旗帜鲜明、善于调动民众热情、社会评价高度分化，是所有民粹代表人物的共同特征。
特朗普团队成员也同样体现出明显的民粹主义色彩，特别是极右翼民粹主义的味道十足。其中，特朗普竞选团队首席执行官及白宫首席战略顾问斯蒂芬·班农是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从其言论看，班农显然以冲突的视角观察世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或许可以很好地解释其思想体系。其观点的核心特征是“反字当头”：反建制、反富人、反全球化、反移民、反穆斯林、反黑人、反女权 反犹太人、反世俗、反主流媒体；班农还主张“造反有理”，自称“列宁主义者”希望“炸掉”现有国家制度和国际体系，发动一场全球民族主义革命，并称目前“正是一场残酷血腥冲突的最初阶段”。其曾领导的“布赖特巴特新闻网”成为极右翼观点的主要发布平台。班农对特朗普本人和特朗普政府的决策有巨大影响力，甚至打破惯例被指定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成员，意味着长期以来被边缘化的美国极右翼势力正趾高气扬地踏着红地毯步入美国权力核心，班农本人也因此被《时代》杂志称为“伟大的操纵者”。
作为特朗普竞选口号和政策基调的“美国优先”，也同样体现出强烈的民粹主义色彩。一方面，这一口号本身就容易令人产生极右翼民粹的联想。“美国优先”口号最先在20世纪30年代由媒体大亨威廉·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提出，并于1940年组建“美国优先委员会”。最初只是主张美国应确保自身利益和行动自由，避免卷入欧洲事务，后因反犹、亲纳粹力量的加入（以1941年加入该组织的Charles A. Lindbergh为代表）而变味，成为臭名昭著的极端种族主义集团。虽然特朗普在以“美国优先”为竞选口号时可能并不了解这段历史，但却引起媒体广泛关注和个别团体的强烈反对。⑩另一方面，从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对“美国优先”这一“治国新愿景”的阐释中，也同样可以感受到其民粹意味。首先，就特朗普所谓凡事都要有利于“美国工人和美国家庭”“此次就职不是从总统到总统的更替，而是将权力真正交还给人民”而言这种对“人民优先”的强调是典型的民粹路线；其次，就特朗普所谓“拿回我们的工作”“拿回我们的边界”“拿回我们的财富”“拿回我们的梦想”而言，这又折射出“内政优先”、漠视甚至仇视他国的含义；就特朗普要求民众对国家“完全忠诚”（total allegiance）、“向爱国主义敞开心扉”而言，又十分隐晦地暗示出“国家主义”的味道，而这也常常是右翼民粹主义的副产品。
在“美国优先”原则指导下，特朗普声称要采取的和已在推动的各项政策，其取向也十分民粹。在经济政策方面，重审《多德—弗兰克法案》、放松金融管制的思路，体现了共和党的一贯作风和右翼民粹主义反对国家干预的特点；反对自由贸易而主张“公平贸易”、反对TPP与TTIP等多边协定而更倾向于双边协定的做法，与历史上的民粹主义者一贯主张的抵制国际义务、确保行动自由的路数完全一致“买美国货、雇美国人”、吸引制造业回归国内以及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拉动本国就业等主张，则是“国内优先”和“人民优先”原则的直接体现。在社会政策方面，主张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以限制墨西哥移民、主张通过“禁穆令”对穆斯林移民进行更为严格的移民审查，以及对信仰基督教的外国难民予以特别优待等主张，则暴露出其明显的宗教偏见和强烈的种族色彩，彰显了极右翼民粹主义的本质属性。在对外政策上，特朗普政府表现出的漠视国际准则否认国际义务、减少对外干预和对外援助的思想倾向，以及对个别国家的强烈敌意或不寻常的好感等，也都是历史上的民粹主义者的惯常表现。
三、美国国家转型的不确定性及其可能的影响
可能有人觉得特朗普过于另类、难以理解，但在做上述历史梳理和对比后，不难发现其实特朗普与历史上其他民粹主义者有惊人相似之处，当前这股民粹运动的兴起也有很大必然性。从目前情况看，民粹主义尤其是极右翼民粹已成为贯穿特朗普政府内外政策的主旋律，也因而成为我们理解特朗普政府和美国政治走向的一把钥匙。由于民粹主义的非理性和不确定的特征，其在国家转型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方式和产生的影响也是多变和复杂的。尤其是极端民粹主义的观点和主张更加飘忽不定，其作用和影响更加难以预测。同时，民粹主义也为我们观察世界政治的变化打开了一扇窗户。不管未来特朗普政府执政地位如何变化，这股民粹主义力量都不会轻易消退，其对美国、对世界和对中国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对此大致作四个方面的初步思考和判断。
其一，在当前民粹力量推动下，美国肯定会进入新一轮的国家转型；特朗普的当选标志着美国政治的一个新时代正在到来。民粹力量一直是推动美国国家转型的重要力量。19世纪末以人民党为主要力量的民粹主义最终推动了从“自由放任”到“政府干预”的国家转型；20世纪30年代此起彼伏的民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罗斯福新政的方向；20世纪60年代的民粹主义虽以种族话题为主却实则开启了以尼克松当选为标志的日益保守的政治议程。至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上台，“新自由主义”成为美国政治的主旋律，从此“里根路线”正式取代此前50年的“新政路线”，成为美国治国理念的总方针，拥抱和支持全球化成为突出特征。此后老布什政府对里根路线萧规曹随，克林顿政府所谓“中间道路”只是在坚持这一总路线的同时进行局部修正；特别是在冷战结束的大背景下，克林顿政府在推动“国际主义”、拥抱全球化方面走得很远；随后小布什政府又回到经典的里根路线，并更注重以政权改造和军事侵略为手段继续推进美国的国际主义议程。如今，里根路线走了几十年，虽然帮助美国赢得了冷战胜利、确立了全球霸权，但也积累了太多矛盾，造成“内部空心”和“外部透支”；尤其是“9·11”恐袭和“9·15”金融海啸两大标志性事件，证明这条路已经走到了头，到了该转型的时候了。当前，无论特朗普政府是否已有系统周密的治国方案，也无论国内政治斗争如何纷繁凌乱，特朗普的当选很可能意味着此前几十年美国一直遵循的治国理念将出现重大转变，即从强调“国际主义”向强调“国家主义”方向倾斜，而这又是民粹力量全力推动的结果。这一转型其实在小布什时期就已初露端倪，奥巴马政府时期又进一步酝酿。例如，特朗普所主张的“禁穆”“限墨”“公平贸易”“制造业回归”“买美国货”等，在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时期就已有讨论。只是奥巴马政府仍希望左右兼顾，因而一边主张“制造业回归”，一边大力推动TPP、TTIP等多边自贸协定并引领应对气候变化等国际合作。相较前任的“含蓄”与“兼顾”，特朗普政府则以一种更为极端和直白的方式宣告了这一转型的启动。
其二，美国此次转型过程必然会异常艰难曲折，期间爆发激烈斗争和出现各种乱象在所难免，甚至不排除出现美国颠覆性错误。客观地说，特朗普虽然本人放荡不羁并多有表述不当之处，但他却道出了现状的很多不合理和不可持续之处，在普通民众中激起广泛共鸣，使人们看到国家转型变革的必然性和紧迫性。部分传统主流媒体对特朗普的刻意丑化只是反映了这些传统媒体并不自觉的建制派心态或左翼民粹特征及其对右翼民粹的本能反感。而且要看到，特朗普之所以当选，之所以坚定推行所谓“禁穆令”等措施，其背后都有为数众多的坚定支持者。就此而言，特朗普政府推动的国家转型有必然性和坚实民意基础。但与此同时更要看到的是，当前内外形势决定了新一轮国家转型必定是极为艰巨的大工程。从社会角度看，美国国内多种族、多文化的长期并存是客观现实，少数族裔人数增多与力量上升是强大潮流，国内不同群体的诉求主张日益多元的趋势也将不会改变。这决定了，特朗普政府未上台时可以雄心勃勃一旦上台将很快退入守势，做出任何重大改变都极不容易。从发展阶段看，美国已经患上“发达病”和典型的“现代国家治理难题”，并不是国家体系中的某一局部环节出了问题，而是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内部以及三者关系同时出现失衡状况。新一轮国家转型绝不会一帆风顺、一蹴而就要立足当前与长远需求协调好国内各方利益、平衡国内国外两个大局殊为不易，能不能转好仍是个未知数。从世界潮流看，全球化是当前时代的最重要特征，全球范围内已形成极为紧密和复杂的平行与垂直产业分工，美国是这一复杂分工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若果真要以“国家主义”为方针从全球化体系中实现“硬脱钩”就算可能的话，也将代价极大。特别是，虽然民粹主义是推动国家转型的强大力量，民粹主义所反映出的求变心态完全值得理解，其所提出的诉求值得当政者严肃对待，但民粹主义本身并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和治国良方。民粹主义的政策设想往往过于理想化，常被批评是“政策浪漫主义”，在现实中并不可行。美国历史上不少政治人物都曾使用过民粹策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但百余年来还从未有过社会民粹运动（特别是极右翼民粹）的领军人物登上国家最高领导岗位的先例。因而特朗普上台这一事件本身就潜藏着巨大不确定性。而特朗普执政后也将面临两难：如果逐步放弃民粹而向主流政治靠拢很可能失去已有支持基础；如果继续煽动民粹，坚定奉行“扩军”、“修墙”、“禁穆”、“松绑”（放松金融管制）、“保护”（实施贸易保护）、“回归”（强迫制造业回归）、“废医改”、“甩包袱”（抵制国际义务）等措施，则可能激化矛盾，引发金融、社会、政治等方面的更深层危机。
其三，内忧必然伴随并加剧外患，民粹力量搅动下的美国外交也不会消停，并可能引发剧烈的国际关系变化和国际格局调整。特朗普强推的所谓“禁穆令”骤然间使美国同穆斯林世界关系生变。过去8年间奥巴马政府花了很大力气，才基本修复了因小布什政府在中东地区大搞“政权更迭”和“民主改造”而严重恶化的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眼下，即便特朗普政府的“禁穆令”被部分叫停并有所修正，却已使美伊关系再度陷入微妙、脆弱和不确定的境地，并可能在中东引发连锁性的地缘政治与反恐形势变化。特朗普政府飘忽不定的行事风格及其对欧盟的猛烈批评，也使美国的同盟私下议论纷纷，特别是使欧洲国家陷入深深不安，其中一些国家已在酝酿对冲性举措。就此而言，美国同盟体系的走向也存在不确定性。特朗普政府对全球化的态度和贸易保护主义路线，还可能引发全球范围内南北关系的重大变化，增大全球贸易战风险，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构成巨大冲击。上世纪30年代，美国在民粹背景下推出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并由此引发各国贸易战，是不能忘记的前车之鉴。同时特朗普政府表现出的对国际机制、国际规则、国际义务与多边合作的漠视，可能进一步削弱当前全球治理体制的效力使全球合力应对气候变化、发展难题、恐怖主义、难民危机等全球性议题的难度更大。这种逃避国际责任的做法，让人怀疑“美国优先”是不是意味着未来特朗普政府将毫无顾忌地挑战国际社会长期遵循的价值准则和普遍坚守的道义底线。各国有必要认真思考如何在缺乏美国积极与建设性参与的情况下继续推进全球治理。特别是，一个民粹扰动下的美国将对其他大国怀有更强敌意，中美关系的韧性面临更大挑战。对特朗普而言既可能选择为专心解决国内问题而努力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也可能为转移内部矛盾或防止他国向中国靠近，在中美关系上采取更多破坏性的举动。实际情况会向何处发展，仍有待观察。
其四，特朗普并非特例，世界多国民粹主义都在抬头；民粹搅动下的各国是否会恶性互动，是需要高度关注的重大课题。在欧洲，民粹浪潮已促成英国“硬脱欧”，“疑欧”情绪和“脱欧”冲动快速蔓延，极端右翼民粹势力的兴起正有力冲击着欧洲的传统政治生态；在日本，安倍政权上台标志着右翼势力进一步做大，右翼民粹势力的张狂程度与日俱增；在拉美，出现了由“左”向“右”的巨大转变，右翼民粹力量也快速得势。在中东，“伊斯兰国”的崛起，也一定程度表明了宗教极端民粹力量的复兴。这种全球范围内的民粹运动，其直接原因在于10年前金融危机加剧了各国困境和矛盾，其深层原因则在于各国长期延续的传统发展模式已经行不通了。在各国民粹力量风起云涌的背后，是这些国家对新的发展道路的苦苦探索，其中“国家主义”很可能成为优先选项。各国民粹主义普遍兴起和各国同时启动国家转型是未来相当一段时期世界政治的最重大特征。在这一特殊时期，各国将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一些共同特质，如民众心气不顺、政治斗争升级、保护冲动增加、仇视特定群体（官员、富人或某些族裔等）、对特定国家怀有更大恐惧与敌意等。回顾以往100多年历史可以发现，在一战和二战前，西方各国内部都兴起了广泛的民粹主义思潮。这并不是说民粹主义导致了世界战争，而是说19世纪末欧美各国的民粹主义和20世纪30年代的民粹主义真切反映出那一时代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正是这一矛盾最终升级为世界战争。如今，整个世界生产体系和各国之间也积累了不少问题和矛盾，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当然也要看到，这些问题和矛盾远未到山穷水尽、水火不容的地步。如何在尚有腾挪空间的情况下尽快化解民粹主义背后所折射出的深层问题，确立更为先进、更为包容、更可持续的新型发展道路，是各国普遍面临的最紧迫和最重大课题。损人利己、以邻为壑并不是出路，唯有携手合作、共同发展才是正途。携手还是脱钩，合作还是对抗——人类社会又一次站在十字路口。在此关键时刻，特别需要各国群策群力，特别需要有人登高一呼，以“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意识与合作共赢的具体方案，共同引领和塑造21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
注释：略
延伸材料阅读：
2017年是欧洲大选年，继荷兰3月15日立法选举之后，法国将于4月迎来总统大选，德国将在9月举行立法选举，意大利也有可能提前进行选举。在众多场“选举”的聚光灯下，欧洲国家内部各种政治倾向的交锋不断升级，“民粹主义”政党异军突起、日益活跃，欧洲政治生态正在发生“民粹政党主流化”和“主流政党民粹化”的双向对流性调整，这一动向将在选举之年给欧洲政治版图造成怎样的影响？各国打着“民粹主义”旗号的政党是否能解决欧洲国家目前普遍面临的困境？回答这些问题还应该先了解这一轮欧洲“民粹主义”发迹的根本原因。
“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在欧洲大陆早非新鲜事物，由于主张激进、极端，欧洲历史上有民粹色彩的政党很难获得多数民众的支持。此番欧洲各国民粹政党登堂入室，上台唱戏，成为主流政党执政地位的有力竞争者，主要原因还在于过去十年间欧洲社会遭受的“两个冲击，两个衰退”：
一是金融危机的冲击。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欧洲各国经济发展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巨大的金融冲击波对欧洲实体经济造成严重破坏导致多国经济陷入全面衰退，失业人数急剧攀升，民众对执政党复兴国内经济的政策措施产生失望情绪。
二是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全球化加速资本和人力在市场中的流动欧盟内部市场优势由于自身的原因，在全球化时代正在逐渐流失，欧洲国家制造业、服务业等实体经济的发展面临不少挑战。
三是欧盟治理能力的衰退。金融危机叠加主权债务危机在欧盟内部扩散发酵，欧盟国家联手“救助”并没能解决希腊等国的债务问题反而引发了其他成员国民众对于欧盟现行体制的质疑。近年来难民问题、恐怖主义威胁在欧洲阴云不散，加剧了民众对于欧盟边境管理制度的不认同感。
四是社会福利制度的衰退。北欧、西欧不少国家建立了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为国民医疗、教育等提供保障。随着金融危机对政府财政影响的深化，欧洲国家普遍对国内福利制度进行改革，减少政府负担，提升个人责任。这一政策趋势引发了欧洲民众对现任政府的失望和不满。
因此，高调打出反全球化、反欧盟、反移民、反伊斯兰主张的“民粹主义”政党迎合了普通民众对于经济不景气、失业率高、外来移民潮和恐怖袭击的忧虑和对现任政府的失望。然而，“民粹主义”是否能解决欧洲现有问题，不妨抓住历史的纵轴，看看历史上“民粹主义”政权的最终结局。20世纪60年代，卡扎菲、本·阿里、阿萨德等社会底层起家的魅力型民间领袖，在西亚、北非地区建立了一系列“民粹主义”政权，最终这些政权又在民众自发组织的“街头政治”运动中被颠覆。“民粹主义”色彩突出的“阿拉伯之春”政治运动引发了西亚北非地区的长期动荡。
欧洲国家的选举还将接连举行，如任由“民粹主义”思潮不断发展，将对欧洲一体化、欧盟民主制度合法性等产生持续冲击，最终导致欧洲政治版图“碎片化”发展。届时，欧洲各国再想借助欧盟形成合力，提高国际话语权和经济竞争力，恐难有依托。
3月25日，欧盟各机构及成员国领导人出席罗马峰会，庆祝《罗马条约》签署60周年。60年前，正是荷比卢法德意六国领导人在罗马签署条约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迈出了欧洲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步伐。经过前后七轮扩容，其成员国从最初欧洲经济共同体的6个增加到目前欧盟的28个。GDP总量从1958年的1.1万亿美元增加至2016年的19.2万亿美元。欧洲一体化进程既是人类历史上克服国家间“一切人反对一切人战争”状态和“丛林游戏”的有益尝试，更极大程度促进了欧洲各国经济繁荣发展。仅以中欧贸易为例，根据欧盟委员会资料显示：“20年前，中国与欧盟的贸易几乎为零”，2015年，中国对欧盟货物贸易额已高达5210亿欧元，中国成为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
曾经成功解决欧洲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一体化进程，在如今的发展考验、难民考验、恐袭考验下屡遭挫折，但“民粹主义”的路子，只有口号，没有民主制度的保障，只怕也难成出路。解决今日欧洲的问题，“独行快，众行远”的老话仍有指导意义。冲破现有困境，欧盟可望在花甲之年实现新的跨越。
据英国《经济学人》报道，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往往并不同步。比如，1992年，老布什输掉了总统大选，原因公众认为与其任期相近经济衰退日由他一手造成；再比如，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曾实施了一系列产生阵痛的改革，选民却在2005年将他撵下台，让默克尔白白捡了个大便宜。
如今，距离1920年代大萧条之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已过去近十年一场大范围的经济上行趋势终于来临。美国、欧洲、亚洲以及新兴市场都开足了马力，这在2010年经济短期反弹后首次出现。
虽然经济在回暖，可是，政治氛围却不怎么乐观。由于经济多年增长缓慢而滋生的民粹主义反噬依然在不断蔓延。全球化不再被看好。目前，坐镇白宫的是一位经济民粹主义者。本周荷兰大选备受关注，作为竞选人之一的反伊斯兰倡导者基尔特·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仅仅是欧洲诸多对现实不满的人士中的一位而已。
这种不同步情形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公众将经济回暖归功于这些民粹政治家，那么他们便会拥护这些人的政策，这造成的影响可能的毁灭性的。期盼已久的经济回暖令人振奋且信心大增，可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是：到底是什么推动了增长？
众志成诚
过去十年曾出现过多次让人误以为真的希望曙光。每年伊始，我们满怀期待，却总是不得偿所愿——欧元危机、新兴市场动荡、油价暴跌，还有对中国经济崩溃的不时担忧。美国经济虽保持持续增长，却始终逆风而行。一年前，美联储原本预计在2016年加息4次，却由于全球经济疲软，并未实行。
现在形势大不一样。美联储在三个月以来第二次加息，一方面归功于美国经济的活力，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全球各地经济增长的贡献。人们对中国产能过剩和人民币贬值的担忧也已然消退。2月，中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涨幅几乎达到九年来最高值。日本第四季度资本支出增长达到三年来最高值。2015年以来，欧元区经济发展不断加速。欧盟委员会经济景气指数达到2011年以来最高点；欧元区失业率降到2009年以来最低值。
全球经济发展看来也充满活力。作为全球贸易的风向标，韩国2月出口增长率超过20%。中国台湾厂商已连续12个月扩大生产。即使是深陷衰退的地区，经济最不景气的时段也已然过去。巴西经济连续八个季度萎缩，不过，随着通胀按预期降低，巴西利率正在下调。今年，巴西与俄罗斯不再拖后腿，有望促进全球GDP的增长。国际金融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估算，在1月，发展中国家的月增长率达到2011年以来的最快水平。
这并不意味着全球经济回归正常。因为担心再次出现供大于求的情况，截止3月15日的一周内油价下跌了10%；如果油价持续下跌，产油国经济将受到冲击由此带来的危害将远大于消费者所享受到的收益。中国的债务积累始终令人担忧。富裕国家的生产率增长仍然疲软。除了美国，其他国家的工资增长仍然缓慢。虽然美国企业信心大增，但是投资却没有那么理想。
巩固经济复苏需要精妙的平衡策略。随着通货膨胀按预期增长，央行不得不施压采取紧缩政策，避免通胀过快，导致证券市场和借款人蒙受损失。欧洲经济尤其脆弱，因为欧洲央行已接近债券购买计划的合法上限，欧洲央行一直利用这一计划令疲软经济体的货币保持低位。
然而，最大的风险其实是美国政客们要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就业环境改善，人们信心指数上涨后，特朗普便开始自吹自擂。的确，在放松管制和财政刺激之后，股市和商业环境有所改善，不过，特朗普声称是自己神奇地创造了就业这种话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因为美国经济连续77个月促进了就业增长。
没有凯恩斯，就没有现在的一切
最重要的是，经济上行与特朗普提出的“美国优先”的经济民族主义没有丝毫关系。即便是有，那也只能是全球经济回暖证明了民粹主义者批判的专家们是正确的。经济学家一直认为，从金融危机中复苏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哈佛大学的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研究了100个银行危机案例，表示收入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通常需要八年时间。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债务危机后，最好的复苏方法是迅速清理资产负债表、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尽可能谨慎的财政刺激。
如今的经济复苏就是最好的证明。美联储在实现充分就业前，一直将国内利率保持在低位。欧洲央行的债券购买计划让易发危机的国家能够负担得起贷款成本。欧洲错误地强调紧缩，（最近略有宽松）使得就业难上加难。日本过去上调增值税税率，使之前的经济复苏成果付之一炬；这次政府明智地决定至少等到2019年再对税率进行上调。
争论到底是谁推动了经济回暖不仅是为了赢得自吹自擂的权利。人们对民粹主义经济的认可对一些国家的叛逆性质的政党极其有利，如将竞选总统竞选的法国极右翼代表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此外，这种认可还会导致政府出台和实施错误政策：特朗普提出要减税刺激经济回升，而此时美国经济发展不需如此，且这种政策只能给美联储平添麻烦。美国政府内部贸易保护主义者的观点会因他们错误的世界观而变得更加坚定，同时也会促使特朗普破坏全球化的基础架构（比如绕过世界贸易组织来发泄对中国的不满），从而可能引发贸易战。美国国内的财政刺激和强劲的美元会扩大美国的贸易赤字。由此可见，经济回暖和民粹主义并无关系，它们只能再次导致美国经济下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