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获得总统大选胜利，成为2016年继英国“脱欧公投”后又一次震惊世界的“黑天鹅”事件。特朗普反对自由贸易的政策立场获得了大批所谓全球化的“输家”——白人男性工人的支持，其赤裸裸的种族歧视言语不仅没有因“政治不正确”而招惹麻烦，反而满足了在全球化进程中出现“身份认同”危机的白人选民的要求。自20世纪70年代全球化进程席卷全球直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美国一直自视为同时也被公认为是全球化的领导者。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全球化常常被认为就是美国化。因此，对美国之外的世界来说，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似乎意味着美国与全球化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特朗普的当选令全球的观察家提出了同样的问题：美国与全球化的关系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又会对全球化未来的发展带来什么影响？笔者认为，美国中下层中产阶级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空心化”、美国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美国身份认同”危机及美国政治体系的“失效”使其无法对上述问题做出有效回应，是特朗普当选的主要原因。上述问题的产生都与全球化发展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未来 美国与全球化的关系将发生复杂且难以预测的变化。
美国曾是经济全球化的领头羊，但新当选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主张却表现出很强的“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色彩。特朗普的当选说明，经济全球化的效应在美国社会逐渐发酵，产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影响，其中尤其重要的是美国中产阶级特别是其中下层成为全球化最大的“输家”。美国中产阶级特别是其中下层的遭遇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这种遭遇是否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中产阶级的遭遇和美国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之间又存在怎样的联系？
1999年托马斯·弗里德曼称，全球化已经替代了冷战体系。与冷战体系不同，全球化是技术发展和盲目的经济力量的产物，而非政府政策的结果。全球化就像是没有工程师的高速列车，如果不及时上车就会被永远抛弃或被其击败。拒绝全球化就好像拒绝日出一样是徒劳的。反对全球化的力量将主要来自穷国的人们。但经过近20年之后，人们却惊讶地发现，导致美国和欧洲制造业和文员职位大幅减少的力量，已使得中国和印度数亿人摆脱贫困。这些力量大大加剧了西方经济体内部的不平等，同时却让全球变得更平等。赢家是中国和印度的工厂工人，而输家则是西方的中产阶层。这个图景在2016年美国大选过程中被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中产阶级中下层和对未来感到无奈甚至恐惧的年轻人，对意识形态光谱上的极左人士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极右人士特朗普的坚定支持令主流社会诧异不已。
民主党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以74岁高龄参加选举，其“社会主义者”的身份及其在国会内“反对者”的姿态不仅没有吓倒选民，反而在青年民主党支持者中引发巨大的热情。其竞选政策主张包括：改变美国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和财富分配严重不公的现状、大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击败财富影响美国政治的潜规则、提高富人的税率、推动美国能源改革、公立大学免费等，这些主张均获得了基层选民的热烈欢迎。他在50个州的初选中拿下23个州对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造成巨大压力，迫使希拉里最后依靠党内“超级代表”的支持才获得了民主党候选人的提名。
在特朗普和希拉里的最终竞争中，决定两人胜负的是“铁锈带”上的几个摇摆州，如俄亥俄、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和威斯康星等州。这些州在四年前、八年前都支持奥巴马，但在2016年却倒向了特朗普。“铁锈带”作为美国中西部一带的老工业区，曾经是美国经济的引擎。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美国的交通运输、产业结构、环境压力、贸易需求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铁锈带”进入了由盛而衰的过程。以密歇根州的弗林特市为例，1980年，通用公司在此地雇佣了8万工人，但现在只有7200人。由于制造业岗位的迅速减少，密歇根州的居民把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称为“失去的十年”。在这个十年里，密歇根州汽车制造岗位减少了一半，人均收入在全美各州中排名降到了第34名。有大学学历的人纷纷搬离该州，使得密歇根的人口更趋老化、教育程度更低、人们的心理状况也更脆弱。“铁锈带”的问题在统计数据中并不能完全显示出来，甚至常常会被更深地掩盖起来。例如密歇根州的失业率是4.5%，看上去低于全国平均失业率，但究其原因，并非就业岗位有所增加，而是工人数量已经减少。特朗普正是回应了白人蓝领工人和中下层中产阶级的焦虑和愤怒，才一举拿下了这几个摇摆州的选举人票，由此奠定了胜局。
2016年大选反映出的美国中产阶级在全球化过程中的艰难处境，始自20世纪70年代。此后，中产阶级“空心化”现象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美国中产阶级的人数曾经占总人口的多数，但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ResearchCenter）2015年的统计，美国中等收入成年人共1.208亿，高收入和低收入成年人共1.213亿，即中产阶级总人数小于富人阶层和穷人阶层人数之和。中产阶级人数在美国总人口中的占比从1971年的61%下降到2015年的50%。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社会总收入正从中产阶级向富人阶层转移，富人阶层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从1970年的29%上升到2014年的49%。中产阶级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受到最沉重的打击，其2013年的中位财富比2001年下降了28%。
（二）美国的中产阶级：为什么“输”了？
在全球化过程中，美国中产阶级“空心化”的形成原因在主流学界的研究中与中国 墨西哥这些受到特朗普指责的国家并没有多少关系。
第一，生产率的提高导致对制造业岗位需求的减少，而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原因是信息技术及其他各种技术被广泛地运用于生产中。其实早在21世纪初，美国制造业岗位的减少已成为事实，而且制造业岗位减少并非美国一国独特的现象。据研究，从1995年到2002年，全球制造业产出增长了30%，却丧失了约2200万个就业岗位。其中，中国丧失了1600万个制造业就业岗位，跌幅达15%；巴西和日本的制造业减员幅度分别为20%和16%；而美国制造业裁员200万，就业萎缩11%。根据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得出的结论，美国就业减少的80%与信息技术的应用和有关生产能力的其他效率提高有关。此后，这种情况继续发展，根据对2000年以后的情况分析，美国减少的制造业就业岗位中，绝大多数（88%）是被机器人替代的。通用汽车现在用5000名工人可以制造出的汽车在20世纪60年代需要25000名工人。
第二，中等收入工作岗位的数量在过去20年里几乎停滞。市场并不像一个自动扶梯，而更像是两层缺少楼梯连接的地板。最上层的工作岗位在增加，且工资在上涨，最下层的工作岗位也在增加，而工资保持不变，但对于接受过中等教育、工资水平也处于中等的工人的需求却没有增加。美国的经济正在一分为二，要求接受过大量教育和培训的、高学历高收入的工作岗位正在快速增加，而不需要怎么接受教育或者特殊技能的、低工资低门槛的就业岗位也在快速增加。唯有中产阶级的工作岗位数量停滞不前。
第三，美国男性作为一个群体在适应变化的劳动力市场时表现相对较差。男性的教育成就在下降，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参与度也在显著下滑。对于没有大学本科学位的男性来说，过去30年里工资或从未上涨过，或有所下降。当这些男性离开中等技能的蓝领工作后，他们的职业技能和收入状况更加糟糕。由于这部分男性一般是所在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其退出中等就业市场对所在家庭的经济冲击无疑是致命的。
另一个让普通美国人感到不满的是日益严重的分配不公现象，而与之伴随的则是美国社会流动性的减弱。奥巴马总统在2013年的一次演讲中曾表示，二战后美国最富有的10%的人口的收入一直占据全国的三分之一，但由于每个人的工资和收入都在上涨，而且整个社会是向上流动的，所以人们总体上比较乐观；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美国最富有的10%人口的收入占据全国的一半，而最富有的1%家庭的资本净值比普通家庭高出238倍，创下了美国历史记录，同时美国社会的向上流动性也比其他发达国家差。日趋严重的不平等和流动性减弱一起构成了对美国梦、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美国全球地位的根本威胁。美国经济学家的研究为总统的言辞提供了学术根据，研究的结论是不论一个美国人的教育背景如何，他的起点对其终点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从统计意义上讲，围绕着财富分配的总体流动性在下降。或者说 如果一个美国人属于中产阶级，他就将一直属于这个阶级，这也意味着让其他人进入中产阶级的空间正在变小。人们难以通过教育提升自己的阶级属性。至于这种美国社会向上流动性减弱的原因，学者的回答并不肯定，猜测的原因包括工会的作用渐渐弱化，无法帮助工人谈判涨薪；中等收入的工作岗位数量没有增长等。
全球化过程是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的过程。人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其自由流动范围的扩大、速度的加快，除了具有重要经济意义外，其社会和文化意义也正出乎人们意料地展现出来。如上文提及，经济全球化导致美国中产阶级特别是其中下层成为“输家”，它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超出经济领域，直接关系到人们对实现“美国梦”的预期。这种预期曾经是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的重要原因，当这种预期出现问题时，说明美国社会内部出了问题。随着美国政治、社会、文化不断受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政治、文化、移民等全球化力量的冲击，美国人的身份认同开始出现动摇。过去三十多年里，这种冲击由小变大，影响也日积月累，以至于出现了所谓的“美国身份认同”危机，这个危机最终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全面爆发，成为决定大选结果的重要因素。未来美国应对该危机的具体政策及效果将对其与全球化的关系走向产生重要影响。
（一）“美国身份认同”危机
用美国中产阶级在经济上遭遇挫折来解释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的崛起太过简单，因为这无法解释何以特朗普在竞选中疯狂使用充满种族歧视的言语，顾问团队中充斥“白人至上主义者”，支持率却未受影响。这意味着一定有经济以外的因素让部分美国人感到极度不安，也就是已经出现多年并在2016年爆发的“美国身份认同”危机。
2004年，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我们是谁：对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发出警告，盎格鲁—新教文化以及“美国信念”正在受到威胁，而后者正是前者的产物。所谓盎格鲁—新教文化包括以下因素：英语；基督教；宗教义务；英式法治理念，统治者责任理念和个人权利理念，对天主教持异议的新教的价值观包括个人主义、工作道德以及相信人有能力和义务努力创建尘世天堂即“山巅之城”。亨廷顿认为，盎格鲁—新教文化受到的威胁来自以下方面：一是来自拉美和亚洲的移民潮，以及移民社群及其原籍国政府对美国社会施加的影响；二是政治和学术精英推崇的多文化主义、多样性理论、世界主义和跨国身份认同。中国有学者把这解读为“次国家认同”和“跨国认同”分别是解构“国家认同”以及威胁国家安全的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亨廷顿在12年前发出的警告在2016年的美国国内政治中得到了回应，特朗普的当选是潜伏于美国社会的“美国身份认同”危机的外在表现。
美国一直被认为是个移民国家，因此一般认为在这个“熔炉”（melting pot）中，移居美国的各民族人民会逐渐“美国化”形成“美国身份认同”，并实现“美国梦”。但其实从建国开始，美国就不是一个外界想象中的“移民国家”，始终与其移民史相伴相随的是或隐或现的“白人民族主义”（whitenationalism）。1790年美国第一部归化法案规定，只有“自由的白人”移民才能获得公民权，该政策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黑人自建国以来就受到长期的歧视性对待，这是美国人权史上抹不去的污点。其他民族，如亚洲人和欧洲人也受到不平等对待。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禁止所有中国劳工进入美国。1917年美国国会制定了第一部限制性较强的移民法案，其中规定了“亚洲禁区”（Asiatic Barred Zone），即除了日本和菲律宾，出生在其他亚洲国家的人不得移民美国。日本和菲律宾的情况相对特殊有其原因。日本早于1907年就根据日美君子协定（the Gentlemen’s Agreement of 1907）限制了移民美国的人数，而菲律宾作为美国的殖民地，其公民被认为是美国公民，可以自由出入美国。但是，1924的《约翰逊—里德法》（Johnson-ReedAct）进一步加强限制，几乎所有亚洲国家公民都不再被允许进入美国，日本和菲律宾也被纳入其中。20世纪初期，一些白人本土主义者认为，在“白人”的三个来源——斯堪的纳维亚、阿尔卑斯山和地中海——之中，只有斯堪的纳维亚移民可以与美国社会共处。《约翰逊—里德法》把欧洲移民的国别配额写入其中，以减少斯拉夫人、犹太人、意大利人和其他国家移民的数量来换取斯堪的纳维亚移民数量的增加。这说明伴随着美国历史发展，“白人民族主义”以各种形式或明或暗地出现，却从未消失过。直到20世纪中期至60年代，美国出于打击纳粹种族主义及与苏联竞争在亚非地区的后殖民地国家的原因，才开始放弃国内的传统“白人民族主义”。在此国际大背景下，“白人至上”思想无法继续在国内政治中占据上风，美国黑人的不断抗争终于获得了回报，在法律意义上摆脱了选举权的限制和种族隔离制度；而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内的改革派也成功推动了移民制度改革，终止了移民政策中的国别配额制。正是因为这一改革，使得此后拉美和亚洲移民数量剧增，直至改变美国的人口结构。
当然，除了国际政治因素，在全球化进程中人员流动更为便捷、美国经济对高技术人才和普通劳工的大量需求，也是美国改革移民政策并导致拉美和亚洲移民数量剧增的重要原因。根据2010年美国全国人口普查统计，美国拉美裔人口已从2000年的3530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5050万人，增长率高达43%，占美国总人口的16%。与此同时，美国白人人口在2000年至2010年的10年间从1.946亿人增加到1.968亿人，增长率仅为1%，在美国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从69%下降至64%。预计到2042年，美国白人将成为“少数民族”。到2050年时，拉美裔人口将占总人口的30%，非洲裔将占15%，亚裔也将达9.2%，其他少数族裔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形成“多数少数化，少数多数化，整体拉丁化”的种族格局。
（二）新的“美国身份认同”尚未产生
人口和种族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但代表新的社会结构的“美国身份认同”尚未形成，也就是在人口和种族结构发生巨变的过程中，曾经的“熔炉”并未很好地发挥作用。“身份认同”光谱上的“左”“右”两派各持己见，却都无法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同。进步主义“左派”从根本上否定“熔炉”的概念。他们认为，各种文化的平等性决定了文化多样性（cultural diversity）要优于追求一种共同的文化（acommon culture）。因此，与其再寻求用“熔炉”的方式帮助形成一个新的“美国身份认同”，不如用“搅拌碗”（mixing bowl）或者“色拉盘”（saladbowl）的模式取而代之，以使各个民族/种族的文化可以得到保留。以“另类右翼运动”（alt-rightmovement）为代表的“白人至上主义”思想属于极右派。所谓的“另类右翼运动”没有实体组织或主导机构而是一场发生在网络上的运动。参与者通过网站、聊天板、社交媒体和表情包传递信息。该运动的参与者多为白人男性青年，除了支持白人至上，他们反对多元文化、移民、女性主义和“政治正确”（politicalcorrectness）。有意思的是，这场运动起源于很多右派保守主义者反对小布什政府的政策特别是入侵伊拉克，“另类右翼者们”都是孤立主义者。他们对自由市场抱怀疑态度，认为商业利益与文化保护和文化同质有必然的冲突。两位自封为“另类右翼运动”的领导人表示他们是“自然的保守主义者”（natural conservatives）对于“外国和不熟悉的东西有本能的警觉”，与“华盛顿特区的保守主义者”（belt way conservatives）完全不同，因为后者比“民主党人和呆头呆脑的进步主义分子”更憎恨“另类右翼”追随者。
特朗普在竞选后期聘用布莱特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执行主席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为竞选经理，当选后又任命他为白宫首席战略师，使“另类右翼运动”正式进入主流政治进程。班农曾公开表示，布莱特巴特网站是“另类右翼运动”的平台。特朗普虽然为其提供了发挥更大政治影响力的机会，但他本人并非其中一员，很多白人中老年男性支持者也非该运动的追随者。特朗普在竞选中对墨西哥裔美国人和穆斯林美国人的攻击，符合保守主义男性的心理状态。一方面他们对多元文化冲击感到不适和不安，另一方面他们对失去工作岗位、美国在中东反恐陷入困局并连累国内安全充满担忧和愤怒。此外，很多右派保守主义者支持特朗普，但不支持他的“种族主义”言论和政策主张，因为不希望由一位民主党总统来提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这也反映出美国社会保守力量对社会、政治和文化严重自由主义倾向的担心和恐惧，这也是“美国身份认同危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三、政治体制“失效”与民粹主义盛行
主流的学术研究表明，美国中产阶级中下层在过去几十年中的生存状态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化的“输家”；部分白人对美国社会日益转向自由主义价值取向感到不安，对白人将成为少数人种感到不适。尽管如此，美国政治精英和主要政党并未真正重视上述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更有甚者，为了自身利益，他们利用失败、不适和不安的情绪破坏政治合作，使得体制“失效”的情况更加严重。这也是桑德斯在民主党初选中获得超高人气以及特朗普最终赢得大选的重要原因；和属于建制派的希拉里·克林顿、杰布·布什（JebBush）等人相比，他们都属于非建制派。当选民的基本诉求无法得到美国主要的政党和政治精英的有效回应时，选民就对建制派丧失了信心，选择接受一个“反智”的政治素人，以寻求方向并不明确的改变，民粹主义抬头必然与反建制运动同时出现。
（一）政治精英与现实的疏离
希拉里·克林顿在竞选中曾将特朗普的支持者称为“可怜虫”，虽然她此后公开为这种说法道歉，但这可能真实反映了美国东、西海岸政治、媒体和文化精英们对特朗普的支持者即蓝领工人和所谓“红脖子”的鄙视。这也是美国政治、媒体和文化精英对此次总统选举结果感到分外惊讶的主要原因，他们完全没有想到“可怜虫”为数不少，他们真的愿意把票投给特朗普，以民粹式的反抗成功地击败了看不起他们的精英。精英们没有“可怜虫”似的朋友、同事和邻居，他们生活在一个真正全球化的世界中，他们的生活和“可怜虫”们完全没有交集，这是两个平行的世界。
政党有自身的选民基础，它们为了争取选票，必须为一部分选民提供服务或帮助他们谋得利益，以获得其支持。民主党多年来已经发展成一个以专业精英和少数族裔为主要支持者的政党，而共和党的主要支持者则是意识形态保守者、富人和蓝领工人。两党共同存在的问题是在服务和关注主流支持者的同时，忽略了另一部分人，他们是对前途感到日益渺茫的年轻人（千禧一代），因经济利益受损、身份认同危机而产生不安全感的白人中老年男性。两大主要政党的缺位也是党内精英与现实疏离的一种表现。
（二）政治体系“失效”
根据哈佛大学商学院2016年9月的一份报告，政治体系是美国竞争力最大的弱点之一。虽然这一政治体系曾经被其他很多国家羡慕，但在冷战结束后的20多年里，政治越来越成为美国的负担。目前，美国政治体系已经成为阻碍美国经济发展最大的障碍。具体而言，美国政治体系出现了以下一些主要的问题，使得体系“失效”令民众失望而无奈，转而呼唤变革。
第一，政治极化严重，谈判和决策过程日渐透明，使两党达成妥协的难度大增，国会工作效率低下，民众对国会的不满意度居高不下。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政治极化现象日趋严重，民主、共和两党“基本盘”高度对立，迫使政党高层在关键议题上不得不坚守极端立场，因此两党间很难达成妥协。著名的案例是2013年美国联邦政府关门一事。共和党内极端势力“茶党”代表参议员泰德·克鲁兹（Ted Cruz）等人以预算案为筹码，强力推动反对奥巴马政府的医改法案，但国会内民主党要坚决守住医改法案，因为它是奥巴马第一任期内的最大政绩，双方为此激烈争斗，不愿做任何妥协，最后导致政府关门。谈判和决策过程的透明化也是政治妥协难以达成的重要原因。由于信息传播速度加快和媒体生态的变化，民众对知情权的要求提高，政党和政治人物之间的谈判与决策过程透明度逐渐提高，这使得参与谈判的各方做出妥协的风险变大，政治人物为了自身利益，与政治对手达成妥协的意愿下降。妥协文化的逐渐消失，使得国会的工作效率低下，第112届和第113届国会制定的法案数量处于历史最低点，很多议案仅仅因为政治利益而通过，之后从未成为法案。
第二，共和党被党内极右派绑架，处于事实上的“失控”状态。美国国会工作的低效很大程度上与共和党有关。一方面，共和党在奥巴马当选总统后就采取了“反对奥巴马”战略（anti-Obamastrategy）拒绝与国会内的民主党和白宫合作；另一方面，当共和党当权派发现采取上述战略对共和党也无益而试图改变时，却发现被党内极右派绑架，无法领导共和党朝正确方向前进了。根据国会运作规则，共和党在一般的程序性投票中需要获得218票才能将相关提案送至众议院审议。共和党领导人约翰·博纳（JohnAndrewBoehner）在担任众议长期间，需要在247名共和党众议员中确保获得218票，但是他却受到了党内“茶党”势力的要挟使得争取218张票成为“不可能”。在众议院内，由40名极右派共和党议员组成的“自由小组”（freedomcaucus）以选票为武器，要求党内领导层将其极端主张塞入相关议案。博纳为了确保程序性投票获得通过，不得不一次次地满足“自由小组”的要求，而其代价就是党内主流派和极端派的裂痕加大，两派共识难以形成，国会运作停滞不前。在此压力下，博纳最终提出辞职。
第三，新的信息传播方式使得传统政治人物和政治组织方式难以适应现实。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戴文·努尼斯（Devin Nunes）自2002年进入国会工作，他认为这十几年来美国政治发生的最大变化是网上媒体管道和利益团体的崛起。在他看来，它们传播负面的、有时甚至是错误的信息，而众议员们又觉得有必要去应对这些“错的”问题。努尼斯回应选民的工作时间中，以前有90%的时间回应的是选民打来的电话、发来的电子邮件或寄来的信件，回应选民们对某个真实议案的态度；剩下10%的时间用来回应“飞机的化学凝结物正在毒害我”以及其他一些阴谋论。但现在的情况是，绝大部分来自选民的邮件都是离谱的、激进的看法，只有一小部分是建立在真实信息之上的。2013年暑期，努尼斯第一次在电台谈话节目里听到共和党应该利用政府关门战略迫使奥巴马放弃医改法案的主张，当时他认为这个办法根本不值一提，但等到9月国会重新开会时，他所在议会小组（caucus）中有一半议员认同这种做法。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使得“阴谋论”和极端观点“病毒式”飞速传播，传统主流政治人物对此感到无能为力。
由于美国政治体系“失效”无法回应民众遭遇到的问题和挑战；政治精英出于私利而对普通人的困境漠然视之，民众对政府和美国政治精英的不满逐渐上升。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信任联邦政府的民众占总人口的比例从2002年左右开始下降，2015年低于20%，仅高于2011年的历史最低点（15%）。从1958年至2015年的数据看，2002年至2015年是第三轮持续下降。第一轮是1964年至1980年，第二轮是1990年至1994年。与对政府和政治精英信任度下降同时出现的必定是民粹主义的抬头，其特点是反建制、反精英、反智。美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民粹主义思潮，但这次民粹主义抬头有些新的特点。一是民粹政治人物的动员工具是社交媒体，而非传统政党。特朗普在竞选和当选后频繁使用推特、脸谱和其他社交媒体，用带有攻击性和挑衅性的语言直接和支持者对话，引发大量传统媒体的报道，这使得特朗普不需要政党募集竞选资金，或动员基层组织催票，可以直接动员选民。二是民粹分子的“左派”和“右派”诉求不同。“左派”聚焦于反对华尔街，“右派”关注政府对移民的优惠政策甚于对本土美国人的保护，但他们和“左派”一样也反对游说集团和大商业利益。民粹主义的抬头将使已陷于僵局的美国国内政治面临更大的挑战。一方面，民粹主义抬头将使普通民众对主要政党的疏离感进一步加强，政党在政治进程中的作用进一步弱化，不利于美国内政保持稳定有序；另一方面，民粹主义反映的是民众愤怒和失望的情绪，而非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受到社交媒体运作特点的影响，民众的情绪容易被操纵，或发生突然的变化，使政治人物和政党在应对时难以准确预测政策效果，国内政治发展的不确定性上升。
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美国与全球化的关系将会向何处去？可以肯定的是，美国不会脱离全球化的运行轨道，即使美国政府推出一些“逆全球化”的政策，也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美国与全球化的关系，因为美国政府只是众多推动全球化进程的行为体之一，外界不应过度评估其对全球化发展方向的影响。
目前看来，有些趋势是可以肯定的。第一，美国政府在短期内执行的经济政策将是逆全球化的。特朗普竞选纲领中的经济政策包括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Partnership，简称TPP），减少流失海外的制造业岗位，指责中国为汇率操纵国，要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征收高额关税等。当选后，即使不是全部兑现，特朗普政府也必须兑现部分竞选承诺，以获得支持者的认同；而部分地将其竞选承诺变为政策，也将对全球贸易产生重大影响，是全球化发展进程中的一股逆流。
第二，美国国内政治分裂的状况将延续一段时间，这使政府无法很好地回应民众诉求，政治人物为了寻求自身利益，会频繁地把“全球化”作为替罪羊，进一步扭曲美国与全球化的关系。共和党在新一届众议院中的多数优势有所减弱，这迫使共和党议员立场转向更为保守，以便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实现连任。这将使得共和党内原本已存在的裂痕进一步扩大。国会共和党与白宫合作的可能性更加扑朔迷离。从民主党方面来看，奥巴马离开白宫后，民主党将面临群龙无首的局面，以桑德斯和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Warren）为代表的“极左”势力和以希拉里·克林顿为代表的主流派谁会成为民主党发展的主导力量，目前尚难预料。不管结果如何，民主党将尽一切力量在国会内反对共和党和白宫的议程，分裂政府继续下去的可能性远远高于合作政府的可能性。如情况果真如此，则联邦政府将不可能有效回应民众诉求，行政当局和国会反而可能将“全球化”作为替罪羊，掩饰自己的失职。
第三，美国民众对参与全球化的信心下降，美国外交政策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回摆。美国49%的普通民众对参与全球经济持否定态度，因为它导致了低工资和工作岗位的减少；46%的普通民众对参与全球经济持肯定态度，因为它为美国提供了新的市场和增长机会。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外交精英持上述两种观点的比例分别是86%和2%。外交精英没有能力说服普通民众接受他们的观点，而政府暂时也难以建立有效的补偿机制使全球化的“输家”缓和对全球化的负面看法，这意味着外交精英和普通民众的观点分歧将延续下去。这对美国对外经贸政策的影响可能使美国对外经贸政策因缺少民意支持而出现较强的不确定性。美国人对参与全球化的态度相对谨慎，57%的美国人认为“管好自己的问题就行了，让别的国家去处理它们的问题”，只有37%的民众认为“美国应帮助其他国家处理好它们的问题”。这与20世纪90年代自信领导全球化的美国形成天壤之别，是美国民众除了经济之外，对美国反恐政策受挫、深陷中东乱局和美国全球影响力相对下降的一种直接反应。在此民意基础上，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必然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回摆，表现出一些“孤立主义”的特点。
2016年大选尘埃落定之时，就是美国社会进一步反思美国与全球化关系的开始。反思的角度各有不同，但过程将同样痛苦和漫长。而在此过程中，美国将继续被全球化的历史洪流裹挟向前。只是其社会内部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确定性终究令外部世界忧心忡忡，而被有些美国人指责为在全球化过程中“搭美国便车”的国家，除了密切关注美国的政策走向之外，更应该做的是尽快凝聚形成国内共识，提升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以迎接全球化带来的全新挑战。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