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战略研究是外交学及国际政治等专业本科学习中会涉及的内容，但由于其综合性较强，且学习研究时需要有相关研究理论及方法的支撑，因此，学生学习此类课程多是在“教师为主、学生为辅”的课堂氛围下进行的。笔者正是基于此种现状，试图探究以影像作为分析对象的外交战略学习。
本文将首先从影像学习的急迫性着手，分别从文科学习的瓶颈和学生提高能力的客观要求两个方面进行论述；接着分析以影像作为外交战略学习研究对象的可行性，从抽象到具体渐进展开；继而以电影《我的1919》为例，具体阐释基于影像学习外交战略的可操作性；最后对文章进行总结，点明将影像引入外交战略学习的意义及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一、影像学习的急迫性
1.1文科学习的瓶颈
著名教育家、武汉大学前任校长刘道玉曾表示“文科到现在停留在表述性的教学模式上，基本没有形象化、实践性的教学手段”，学生无法真正参与到课堂中，从而导致学生学习效率低下，难以达到课程预期的目标。具体到外交战略研究上，其属于文科范畴，因此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美国教育学家约翰·杜威亦在20世纪中叶前就提出：知识的获得不是个体“旁观”的过程，而是“探究”的过程。外交战略研究作为综合性较强的课程，对分析和操作能力的要求较高。只重视知识层面而忽略能力提升的照本宣科式的教学无法使学生达到此类课程的学习目标，而影像的引入，恰恰能够达到这一目的。
1.2学生提高能力的客观要求
“说教加阅读”的学习方式可看作是基础，其优点难以忽略，但从能力训练的角度看，有了一定的知识积累，加之合理方法的指导，才有可能有能力方面的提高，这亦满足了学有余力的学生的学习要求。外交战略由一系列动态环节构成 文献资料将其平面化后呈现在学习者面前，学生若对其整体进行研究，第一步便是还原各个环节及其发生背景，而这多半又是文献资料叠加的结果。不可否认在此过程中，学生对于基础知识的积累定有所增加，但鉴于认知的局限和课程目标的指导，搜集的对象仍有所限制，且提高的大半为搜集文献的能力，而非分析研究的能力。若仅以传统方式学习，从学生角度看不利于其后者能力的习得，而从教师角度看，亦与“十三五”规划中倡导的“改革人才培养机制”理念相左。学生在运用影像进行外交战略分析时，实则已从“教师为主，学生为辅”的学习模式过渡到了“学生为主，教师为辅”的自主学习模式。同时在教师指导下，对影像（事实层面）的分析（理论层面）过程也是能力提升的过程，涉及研究方法的学习、理论的综合应用、书面及口头表达等多方面。因此，改变学生对外交战略研究传统的学习方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影像学习的引入不仅有利于立体生动地了解一项外交战略行为的形成，更能借此达到提高研究分析能力的目的。
目前，国内暂无基于影像的高校外交学及国际政治相关学科学习的研究。笔者者在此部分将通过梳理其他相关文献资料，从哲学范畴的本体论入手，进而归结出外交战略研究的中心本体，最后通过对影像这一实体的分析，论述以影像作为外交战略研究对象的可行性。
2.1哲学范畴的本体论
本体论是西方哲学特有的一种形态。从17世纪发展至今，依旧是西方哲学的根源和基础。德国哲学家沃尔夫是第一位给本体论下定义的人，他认为本体论即论述各种抽象的、完全普遍的哲学范畴，这个抽象的形而上学中进一步产生出偶性、实体、因果、现象等范畴。实际上本体论的发展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柏拉图时期，从亚里士多德起，“第一哲学”也就是本体论。
西方现代哲学家，例如巴姆对于本体论的认识较之上述哲人的理解就要简单许多，他认为由于本体论是研究“是”的，那么究竟什么是本体论就要看“是”是什么意思。
中国学者也不乏对哲学范畴内本体论下定义的学者,例如，高尚涛在《国际关系本体论分析》中就认为本体论（ontology）是指在观察和研究对象事物时，对其所做的根本性假设，也是对所认识事物的终极假定。简言之，哲学范畴内的本体论主要研究的便是“是”为何。
需稍做补充的是，在探讨哲学中各个流派时，除了本体论外，认识论和方法论亦是两个基石性的问题。本体论的分歧导致了认识论的分析，进而在方法论方面有所反映。
2.2外交战略研究的本体
本体论是对研究对象的根本性假设。基于对哲学范畴内本体论的理解，随着本体论的不断演变和发展，现代西方学者认为本体论的定义为研究对象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这不光是研究外交战略时无法避免的一个问题，也是在其他所有学科研究中初始阶段的重要一环。
卢凌宇、林敏娟在《外交决策分析与国际关系学范式革命》中曾提出：从本体论上看，外交决策分析把国家关系设定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假定个人是国际关系的起点，把人置于国际关系的中心。外交战略中，外交决策为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环，因此推而广之，人在外交战略中的重要性也不能忽略。
从另一个维度看，外交战略研究可以看作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它与自然科学的研究不同，最突出的一点即为社会科学的主观性要强于自然科学，这既会导致研究者研究方法的选择不同，也会影响其对研究对象的选择——即对外交战略研究本体论的考量。正如秦亚青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社会科学与人文的契合》一文中指出的那样：本体论的分歧导致了认识论的分歧。
2.3影像作为分析
本体上文中提及人是外交战略研究的中心，那么通过何种途径进行分析则成为了需要考虑的问题。作者认为基于影像的客观既成性及其特点，分析影像能够达到这一目的。
2.3.1影像与真实历史的存在关系
通常，人们在试图认识和观察某一外在事物时，总是通过一些中间媒介间接地对认识的对象进行观察和认识。在研究外交战略时，同样也是如此，而作者认为影像就可以起到中间媒介的作用。
影像的客观既成性使其与文献资料一样，成为实体性质的存在，能将相关的真实历史事件以图像的形式保存或演绎出来。历史是不成型的，其传承只能靠文字、光影等为载体，而在这种转化过程中已经损耗了一部分真实性。完全客观的事实是不可能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只能是理解的方法。因而从这个维度看，影像同文献资料一样，能够成为分析的对象。影像较之真实历史，的确无法完全进行还原，但从某种程度上说，所谓史料、档案等同样也无法不差分毫地对历史事件全部囊括。若将真实历史定义为事实层面的存在，那么影像、史料、档案都可看作是此种存在的一部分。既然传统的研究可以把文献作为中间物，对真实历史事件进行探究那么分析影像亦可成为探究历史事件的途径；同时基于影像的特性，其更有利于成为进行因果推理的分析对象。
由于上文已阐述了外交战略研究的本体为人，因而在这里为区分两者，作者将影像定义为分析本体。
较之书面文献，其特点与优势更为突出，作者将其归纳为以下四点。
（1）可视性。影像资料与文献资料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影像的可视性。传统的文科学习重视对于教材和文献的研读，虽保证了知识层面的积累，但却轻视实践层面分析能力的提升。影像的可视性使外交战略不再是平面上的文字，而是直观的可视化呈现；在对影像反映出的案例进行研究分析的过程中，便可自然地完成从立体事件到文字分析的过渡。
同时，如约瑟夫·奈、亨利·基辛格等兼具政客的身份的学者，往往比单纯拥有其一身份的人对于战略的把握要精准。这种能力并非仅通过文本分析就可习得，而是在置身其中的大环境下才能获得。可视化的影像即可在现有的条件下营造如此环境。
（2）完整性。影像（无论是电影、电视剧抑或是纪录片）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呈现出来的必然是一个故事或事件。无论时间长短，其内容一般来说都是完整的，即有故事或事件的开端和结尾。例如，在电影《我的1919》中，电影自顾维钧抵达法国开始，以中国拒签《凡尔赛和约》结束。一个例子显然无法印证这一观点，但从观者角度看，其观看需求及市场竞争也同样对故事的完整性进行了约束。
基于此，这就给研究方法的运用提供了用武之地。例如DerekBeach和RasmusBrunPedersen在2013年出版的Process-Tracing Methods：Foundations and Guidelines16中提出，在对单一案例进行分析时 用理论检验过程的情况下就需找出自变量和因变量，并探究“黑匣子”里的因果机制。
（3）以人为中心性。上文对本体论的阐释可得出人是外交战略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中心因素。个人的目标、能力和缺陷对国家的意图 能力和战略的制定与贯彻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个人不仅影响本国的行为，而且会对他国的行为形成约束17影像是由一个个人物建构起来的 在电影和电视剧中表现更为突出，而这恰恰也与外交战略研究本体论的内涵有共通之处。
（4）大众性。《外交决策分析与国际关系学范式革命》一文中提到尽管外交决策前途远大，但外交决策分析在国际关系学中仍然处于边缘地位，其发展严重受制于昂贵的研究成本等因素18，而影像作为大众最易获得的对象之一，可以使基于能力提升的外交战略学习分析的成本大大降低。学者在探究其中机制时往往需要通过多种途径，查阅海量资料——其目的是挖掘历史的真实性，破解“黑匣子”；但从本科生的学习研究层面看，更应注重的是能力的培养，因此，具有大众性质的影像便成为了一个较为理想的研究对象。
三、基于影像学习外交战略的可操作性阐释（以电影《我的1919》为例）
基于上文外交战略研究学习中引入影像的急迫性和可行性分析，此部分将以电影《我的1919》为例，从理论到实践，具体对影像学习的实施加以阐释。笔者首先对基于影像学习的整体实施过程进行设计，进而以《我的1919》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外交战略机制化分析，以证明基于影像的外交战略学习的可操作性。需要说明的是学习过程中奉行的理念为“学生为主，教师为辅”，即两方共同的努力，而非其中一方的执行，只是两方在不同环节上起到的主次作用不同。
3.1影像学习整体过程设计
外交战略研究影像学习不仅局限于课上时间，学生和教师在课下的准备也应视为学习和教学的重要部分。作者将整个过程归纳为五个环节，分别为影像选择、案例分析、成果展示、疑惑探讨和经验提炼。
在影像选择环节中，教师作为实施主体起到了筛选影像的作用。课下选择影像可节约课上时间，并以影像资源库的形式在课前提供给学生。在选择过程中，可选取不同国家的影像资料，这也有助于学生从不同国家的视角分析外交战略的形成。
在认领影像后，学生进行案例分析。此环节同样在课下进行，并最终以案例分析报告的形式呈现。在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学生可依据教材等资料进行研究方法的学习，构建分析框架，从而对影像完成初步的分析。
成果展示可借助学校硬软件设施，在课上进行可视化展示。在这一过程中，学生需完成从纸质文字到可视化呈现的转换，同时，基于外交战略形成的动态化过程，学生为追求更好的展现效果，需适当学习软件使用技术，更加立体地将整个战略的形成过程展现出来。成果展示环节是学生综合能力的体现。
完成成果展示后，疑惑探讨环节可随即展开。此环节中，教师和学生向分析小组成员抛出有关案例的问题，不仅限于案例本身，也可就研究理论和方法进行发问。小组成员在解答和讨论的过程中能对自身需提高的方面有更清晰的认识，教师在此过程中进行引导，并适当补充相关知识。
最后的经验提炼以学生的反思总结为主，可就案例分析过程及疑惑探讨等方面入手，通过教师及听众的反馈和自我检查找出不足之处和提升方法，汇成书面形式的反思总结。
在所有环节实施的过程中，教师与学生间的沟通是不能忽视的。教师提供必要的指导及帮助，引导学生使用规范的科学研究方法对外交战略进行分析；学生及时与教师沟通反馈，解决自身的困惑，提出基于自身经历的课堂建议，促进双方能力提升。
影像学习整体过程如图1所示。
作者将在该部分中以《我的1919》为分析对象 进行机制化分析，以阐释基于影像进行外交战略研究学习的可操作性。
3.2.1电影情节回顾
《我的1919》主要讲述了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出席巴黎和会。时任驻美公使的顾维钧为全权代表，和其他四位中国外交代表作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初始，座次之争使代表们心中已有不满。陆徵祥之后向顾维钧转达北洋政府的电报内容：东方之事须与日本协商解决。而顾维钧却担心这种协商又会成为妥协。
一天下午二时许，中国代表被告知须在一小时后回应日本代表继承德国在山东之权益的发言。陆徵祥称病离开，顾维钧和王正廷准备出席会议。会上，顾维钧据理力争，反驳日方代表牧野男爵，但这也在中国代表团中激发了更加难以弥合的间隙。
隔日，日本代表通过美国与顾维钧见面，希望其有所妥协，顾未允。此时，国内政府来信，要求中国代表对日态度不应强烈。日本大使馆不知被谁人袭击，法国总理克里蒙梭也意外中枪，顾维钧借探望之机，试图获取法国的同情；而克里蒙梭也表示中国的提议正在考虑中。
不久，劳合·乔治、克里蒙梭和威尔逊约见了陆徵祥和顾维钧，原本一向站在中国一边，顾维钧也一向信任的美国，没有再为中国说话，威尔逊总统态度大变，提出的预和约仍旧没能解决山东问题。
消息传到国内，五四运动爆发，中国代表收到国内外86封信件要求拒绝签字，但与此同时，国内政府仍坚持要签字。而在中国代表团中意见也无法统一。在最后签字前的这段时间，顾维钧仍旧在与各国进行交涉但仍旧无任何进展。
1919年6月28日，电影画面显示只有陆徵祥和顾维钧出席里最后的签字仪式，但未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且也未在签字之前得到任何来自国内政府的指示。
3.2.2分析前提
《我的1919》反映的外交战略即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署《凡尔赛条约》，作者进行的机制化分析也将围绕这一事件，基于电影本身展开。虽部分情节用历史资料无法证实 但因分析对象为该影像，且作者在上文中指出外交战略研究的本科学习可更重视如何用习得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对一外交战略的形成进行研究，因此下文中的分析仍以电影为分析本体，且重点关注这一外交战略形成的因果机制。
由于影像以顾维钧的视角展开，本文在分析的过程中也将围绕中国，从个人角度出发，进行论述，如此既忠实于分析本体本身，也可兼顾外交战略的人本本体。
3.2.3提出问题
影像中，此外交战略的实施表现为顾维钧拒签《凡尔赛和约》，笔者因而提出问题：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一结果的产生。
3.2.4作出假设
在反复观看影像后，笔者认为导致拒签《和约》（因变量）的最主要因素可归结为顾维钧个人和致突变因子的作用（自变量）。本文将此处的致突变因子定义为一个集合名词，最初为生物和化学领域中的专有名词，在这里指代一个外交战略形成过程中表现出的所有无法事先预料，且对之后环节、乃至最终结果产生不可预测之影响的因素。基于此，作者提出假设命题：个人和致突变因子导致中国代表拒签《凡尔赛和约》。下文中的机制化分析正是为了探索从自变量到因变量的因果机制，如图2所示。
3.2.5分析框架及方法
《历史中的战略行为：一个战略思维教程》一书将战略行为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战略评估、战略决策、战略动员和战略执行19，作者欲将次作为分析框架；但结合案例本身，对其中部分环节进行了微调，具体调整如下。
首先，战略动员替换成战略调整。战略动员是指国家通过动员国际、国内战略资源（特别是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以备实践已决定的战略。在战略动员阶段，国家的官僚体制是战略动员的主要行为体，肩负着动员的具体任务20。但从影像本身看，这一点反映得并不明显，相反，战略调整的过程更加突出，且是一个“弱国外交”的体现角度，这也是作者分析时将其从战略执行中剥离出来的原因。
其次，为将战略调整阶段具体化，作者将此过程细化为从雏形战略到成形战略的过程，并且通过分析得出此作用既是主动的，也是被动的。
再次，通观整部电影，突发性因素，也即上文中提到的致突变因子是此外交战略形成过程中不可忽略的一个影响因素，因此，作者在分析时也将其加入到了分析框架中。但由于其不可预测性，致突变因子影响各环节的作用是被动的。
最后，作者认为在现实中，无论是从战略评估到战略实施，还是每一个子环节，其形成过程不可能仅用单一路径就能解释，影响因素也会更加繁杂。影像中弱化了较多因素的影响，分析起来相对容易，也可视为是控制变量的体现。因此，改动后的分析框架如图3所示。
《我的1919》以时间顺序展开，构成了完整的情节，作者将以追踪其过程的方式，构建起此外交战略的形成框架，进而找出其中的因果机制。
3.2.6机制化分析
阶段一
在战略评估阶段，顾维钧作为特命全权代表赴法国参加会议，由于当时顾维钧是驻美公使，且与国内沟通顺畅，因而不难推测出顾氏及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向国内汇报相关信息，以让北洋政府及时准备停战及拟定参加和会的代表团人员名单。影像开头描述了顾维钧对这次和会抱有极大期望，也提出有望在会议上解决“二十一条”“外国人在中国的特权”以及最为重要的“山东问题”。这说明至少对于顾氏而言，他在会前作出了细致的评估，而这一点也在顾氏发表演讲前，王正廷博士的“溢美之词”中可见端倪。同时，影像中也明示顾维钧与国内有电报往来。此阶段在影像中着重于顾维钧这一层面，但通过之后其他代表抵法、代表团人员构成等亦可看出国内政府在战略评估阶段做的准备，这可以视作为一种双层准备。因此，在这一阶段，可用图4概括。
在这一阶段，顾维钧起到了沟通国内、准备和会的作用，其个人对于和会准备阶段的影响不言而喻。
阶段二
战略决策阶段是外交战略形成过程中较为重要的一环，影像则是通过一系列具体事件串联出这一阶段的主要脉络，并且也较为清晰地展示出了个人及致突变因子的影响。
代表抵法后，原先定下的五个席位缩减为两个，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为此向会议提出异议。席位的减少于国家而言是对国家尊严的蔑视，于代表团成员而言则是出席机会的竞争。陆徵祥总长最后决定代表轮流出席，虽次序问题未在影像中展现，但从代表之间的言语中不难看出其中间隙已生。
一日午餐时，中国代表突然接到消息，要在一小时后对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之言论进行表态，且若放弃这次表态，之后恐再无反驳的机会。陆徵祥称病不出席 并令顾维钧和王正廷两位代表出席。其余两位未得到指示的代表不快地离开。王正廷博士以顾维钧对山东问题的研究颇深为由，望顾氏对日本代表进行驳斥，顾维钧只得接受。
回应演讲异常成功，除日本外的其他大国均报以高度赞扬。这本是一次为和约制定较为有益的推动，但在代表团中却产生分歧，认为顾维钧太过年轻气盛，不懂外交技巧，并与北洋政府通报，且日本方面已向国内施压。总长虽支持顾氏，但代表团内的矛盾却愈演愈烈。
代表团成员内部矛盾的爆发是在进行外交决策前不可预测的 这导致战略决策主体在进行决策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其他消极因素的干扰。
之后，陆徵祥和顾维钧二人接受了英法美三国领导人的约见，会上，原本支持中国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出于维护美国利益的考虑，与英法两国站在一起，出乎顾维钧的意料。威尔逊宣读有关中国山东问题的处理办法时，顾氏在影像中显示出的“联美”思想也被打破。消息传至国内，五四运动爆发，但突如其来的国内人们运动仍未引起北洋政府的足够重视 依旧在五月四日后发电要求代表团签署最后的和约。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意见分歧成为决策团体进行战略决策过程中无法忽视的因素，顾维钧也因此继续周旋于各大国之间，进行外交谈判。此阶段如图5所示。
阶段三
在战略调整阶段，最初决策主体内部形成了两派意见：拒签和签字。以顾维钧为首的拒签派认为无论签与不签，在巴黎和会上都难以取得满意的山东问题解决方法，若是拒签，则可让中国民族、乃至全世界为之一振。而签字派则担心政府命令及会后如国际联盟参与资格等问题，认为还是签字为妥。同时，在与英法美的闭门会议上，威尔逊也说明山东问题可以待中国日后加入国联后再解决。此时，由于意见不合且有先前的间隙未解决，陆徵祥称身体不适离开修养，其他三位代表也在影像中未做过多叙述，只提及顾维钧一人依然在各大国间寻求支持，但仍旧无果。五人代表团仅一人在争取修改最终和约，与此同时，国内政府至签字仪式前仍无明确指示。拒签和约的外交战略此时已成形。
此阶段中，拒签和签字两种意见可看作为雏形战略，此时，该战略仅为决策团体中未成形的想法，经过决策者的努力及实践，虽过程为决策者主动推进，但仍未达到最优结果。最终，基于现实决策者形成成形战略，完成战略调整阶段。该阶段过程，如图6所示。
阶段四
战略执行阶段即是对成形战略的实施，影像中显示陆徵祥和顾维钧出席的签字仪式，在媒体和各国代表的注视下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
至此，整个外交战略机制完成，整体机制化分析如图7所示。
3.2.7得出结论
基于影像，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个人和致突变因子是导致中国代表拒签《凡尔赛和约》的原因。
四、总结与反思
本文基于理论层面的急迫性和可行性，论证了以影像作为外交战略学习研究对象的合理性，在影像学习的整体过程框架下，以电影《我的1919》为例，围绕影像，对中国拒绝在《凡尔赛和约》签字这一外交战略的形成过程进行机制化分析，进而说明基于影像的外交战略学习的可操作性。
从学理角度看，本文从本体论角度出发，从哲学层面具体到外交战略层面，并结合影像这一分析本体，论述了影像学习的可行性，试将实践方式运用理论加以阐释。外交战略研究的人本本体论及影像作为分析本体的思想能够在分析影像的过程中得到较好的体现。本文以《我的1919》为例，构建出了一个机制化分析的框架，完成了从影像到理论分析的过渡。
从现实角度看，外交战略乃至文科的传统学习方式客观上表现出了对新兴学习方式的探索，影像学习恰好就能（初步）满足该急迫性。在外交战略研究学习中弱化了对“表述性”说教的接受，尝试用分析影像的方式进行学习，重视对分析能力的提升，而非仅仅关注知识层面，这为外交战略研究的学习提供了一种新型实践模式。推而广之，影像学习对于其他文科课程的学习都引入了一种新思路。同时，整个影像学习的过程，加大了学生参与的权重，提高了学生在研究外交战略的参与度。
需要指出的是：科学研究中须包括实证检验这一环节，但仅通过一个影像反映出的单一案例还不足以完成这一步骤。同时，影像学习侧重于对案例的“解释性”分析，暂且无法涉及定量分析的能力训练，这些都为下一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注释：略
注：基金：2015年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影像外交学:理论、方法与历史融合的实验教学”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