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门与历史学科关系极为密切的学科，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与历史学科主流历史观的演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当下的学术界，由于全球史观在历史学科的生成和传播，国际关系学科的形态也在发生深刻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研究世界史的历史学家们大体遵循前辈学者所确立的指导方针，即通常将世界历史看作国别史、区域史的叠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所造成的一系列后果，包括世界力量对比状况的空前变化、科技的快速进步以及知识的广泛传播，引发了这一领域历史学家们的深刻思考。一些有远见的历史学家意识到，需要建立一种全新的历史观，超越既有的以民族国家和地区的界限来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全球史观由此萌生。经过生活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历史学者的不懈努力，全球史观目前已经成为历史学界的主流。
所谓全球史观，就是将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看待的历史观，因而它又被称为整体历史观。它从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方面考查人类历史，高度注意统一性，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从分散发展向整体发展转变的过程，这一转变始于新航路的开辟，并在其后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体日益密切复杂的互动中不断得到加强。全球史观的关键点其实并不在于是否谈论了一个“整个世界”，而在于是否把研究对象置于普遍联系而不是相互隔绝的“世界”之中。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倡导和运用的唯物史观，可能是最早的全球史观。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对人类历史特别是交往关系的阐述中有非常鲜明的体现。
全球史观根本区别于以往那种明确或潜在的“西方中心观”和“国家中心观”，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为了对冲“西方中心观”、“国家中心观”而产生的。自近代西方社会在人类历史中崛起以来，“西方中心观”、“国家中心观”得以形成并流布甚广，在人类社会科学诸多领域均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中尤以历史学科为甚，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编纂的7卷本《世界史》是这一历史观最为典型的代表。但也应当看到，即使在西方学术界，“西方中心观”、“国家中心观”自现代以降也不断遭到批评。历史学家兼国际关系理论家爱德华·卡尔（Edward Carl）就写道：“在过去400年间，英语世界的历史无疑是伟大的历史时期。但是，把这当作是全球史的中心内容，而把别的一切东西当作是这中心内容的边缘内容，这是一种令人不快的歪曲观点。”一些史学理论大家也认为，“主要从西欧观点解释事件已经不够了，我们必须尝试采用更加广阔的世界史观”。全球史观的生成及传播，使人类在观察、理解和阐释自己历史的时候，不再基于特定的因而肯定是有偏见的区域或者国家的视角，而是从总体上超越原有视角，而采取一种全景式的宏大视角。
全球史观已经在历史学界催生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学术研究成果。比如，在欧美学术界，美国学者勒芬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iano）的《全球通史》自1970年出版问世以来，被译成多种文字，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学术影响。另一位美国学者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所著的《世界史：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的互动》，也在全球畅销50年。在中国学术界，自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运动所产生的动能，学术研究的展开和深入使得全球史观缓慢萌发。已故世界史大家吴于廑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指出：“研究世界历史就必须以世界为一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这个历程就是世界历史。”吴于廑和齐世荣两位先生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就是一套融入全球史观的优秀教科书；于沛主编的《全球化和历史》论文集中收入多篇论文，专门讨论了全球史观问题。
全球史观的生成对于国际政治学研究是有重大学理价值的。这一点体现在对后者的理念、视角、研究对象、研究议程等多个方面。
以往的国际政治学，其关注的对象主要是主权国家，或者说国家是国际关系最主要的行为体；其他类型的国际行为体，比如国际组织、政党等即使受到关注，也是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不仅如此，在国际行为体中，以往的国际政治学也只限于关注大国或者中等强国，数量众多的小国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实际上被遮蔽了。直到最近几年，小国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才受到部分学者的关注，但相关研究成果仍未得到学术界足够重视。与这种国际政治学相对应的就是国际关系史以及更为具体的国际关系思想史，也是或明或暗地以大国特别是以西方大国为中心，以至于一些严谨的国际政治学者在相关著述中不得不对自己可能持有的偏见加以说明。
全球史观的形成，对上述片面性的纠正提供了可能，并因此催生了“全球政治学”（Global Politics）的理念和构建全球政治的行动。这种全球政治学不是以往国际政治学的改良版，而是革命版。它将政治学、比较政治和国际政治整合在一个框架内，摒弃了以往功能主义的、区隔国内和国际的做法；它所研究的对象不再局限于国家行为体，而是包括各种超国家行为体和次国家行为体，由此导致对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关系的观察更为立体；它所展现的思维不再纠缠于传统的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而是崭新的复杂系统思维；它在价值取向上不再是保守主义或者循环论，而是发展主义或者进化论的。正是基于上述情况，全球政治学比以往的国际政治学在研究议程上更为丰富，其所形成的判断也可能更有解释力。
实际上，学术界已经在构建全球政治学方面做出了努力，并形成了有效的知识生产。2005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联合发起主题为“为什么没有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Why is there no none-western theory）的研究项目，其研究成果在学术界引起关注。中国学者秦亚青参与了这一项目，并贡献了自己的学术智慧。2014年3月，身为印度裔的阿查亚担任了国际研究协会（ISA）主席，这是一个在国际政治学术史上尚未被充分解读的重大事件。因为之前担任该协会主席的学者都是来自欧美国家。阿查亚在题为“全球国际关系学和世界中的区域”（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Regions in the World）的主题讲话中，较为系统地提出，全球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六个核心要素，包括全球国际关系学应当建立在一种多元化的普遍主义之上，以世界历史为基础，包含而非取代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融合地区、地区主义与区域研究，避免例外主义，承认能动性的多种来源和性质。在阿查亚看来，“全球国际关系学”这一理念，是对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学者对本学科现状日益不满所做出的回应。阿查亚提到的“全球国际关系学”，其实就是我们这里所讲的全球政治学。而全球政治学的构建与人类历史发展的全球化趋势对学术研究提出的要求是一致的。
最近一个时期，由于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国际社会出现了“逆全球化”的声音和做法，出现了“权力政治回潮”、“国家中心论回潮”、“民族主义回潮”等现象。但在笔者看来，这些都只是暂时性现象，是人类历史曲折性的再一次展现。全球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使得这样一种历史现象总体上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我们绝不能因为全球化的暂时性倒退或者局部性挫折而张皇失措，而是应当保持足够的历史定力和历史远见。
总之，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现实背景下，全球史观是有厚重现实基础的，它的形成具有学理必然性。基于这样一种历史观来观察和阐述全球政治，全球政治学的生成也就有现实性，其发展也就有了强大的推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