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战略透支性质与判断
2013年，伴随中国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的召开，中国外交经历了从“韬光养晦”向“奋发有为”的转型。随着外交转型的深入推进，中国外交在国际上采取了多方面的主动出击行为。在南海问题上，面对国际压力，采取了有力的维权行动。此外，“一带一路”倡议取得积极成果，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取得很大成效，中国为南南合作提供了更大的支持和帮助，并试图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外，中国连续举办亚信峰会、APEC领导人会议、九三阅兵式、G20峰会，并将于2017年5月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国际社会发出了更为强劲的中国声音。
毫无疑问，中国外交的风格、气质和面貌在过去三年中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呈现出某种新的大国外交气象。这个变化一方面令人们感到欣喜，同时，也让一些人产生担忧。一个重要的担忧在于，奋发有为外交的持续推进，需要中国大幅增加在外交问题上的战略资源投入。在中国还只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在国际上试图追求如此大的作为 资源是否足以承受，这些投入是否能够产生与之相称的回报，包括在国际上采取这样的做法，是否会引发来自其他国家的不利的反弹。这些来自不同方面的因素，在某种情况下可能汇聚成一种“战略透支”的风险。有学者认为，当前开辟或固化了多个战场或多条战线，“根本的‘战略透支’的风险或许正在上升”。这样的观点，不仅对成功背后的风险和代价提出了警醒，也促使我们在变化的形势下，进一步深入思考战略透支这个问题本身。
一、战略透支的性质与判断
“战略透支”的分析，不同于在单一领域就单个外交行动的得失进行评估，它侧重的是从中长期对中国外交的成本、收益、战略得失进行整体性的评估。它是为了看森林而不是看树木，因而在战略分析上有其独特的价值。“战略透支”的存在与否，往往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它在战略推进的早期阶段往往并不明显，否则战略透支就可以比较容易地被避免，从而很难在历史上较多地发生。
从字面上看，战略透支是一个含义比较清晰的概念，它是“战略”和“透支”的结合。战略透支问题受到人们的重视，很大程度上源于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保罗·肯尼迪指出，“如果一个国家把它的很大一部分资源不是用于创造财富，而是用于军事目的，那么，从长远来看，这很可能导致该国国力的削弱”。如果一个国家在战略上过分扩张，就会出现一种风险：“对外扩张得到的潜在好处，很可能被它付出的巨大代价抵消”。保罗·肯尼迪探讨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与军事之间的关系即随着一国经济实力增强，它可以建立更为强大的军事力量，这又有利于财富的获取和保护，财富与军力之间可以出现有利的正向循环，但有时也会出现大国的过度扩张，导致国力的衰退。战略上的过分扩张，抛开其军事层面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与战略透支概念是有相通之处的。
杰克·斯奈德认为，过度扩张（overexpansion）是工业化时代大国中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不仅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和日本，而且此后的美国和苏联，也不时表现出过度扩张的倾向。过度扩张的一个本质性表现是，试图通过扩张来获取安全，但最终付出沉重的代价，结果反而损害了本国的安全。过度扩张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由此激发其他国家组成反对它的联盟，从而导致“自我包围”的结果；另一种是在远离中心的边缘地带不断扩张，以至所花费的成本超过所获得的收益。
总体上，保罗·肯尼迪和杰克·斯奈德的分析，主要基于二战以前欧洲、以及冷战时期美苏的历史经验。在冷战后时代，大国无顾忌地进行传统意义上的领土扩张，或者相互之间进行大规模体系性战争的可能性已经变得非常低了。但他们提出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和思想，在当前依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几乎所有人都会同意战略透支不是一个好现象。困难之处在于，如何辨别战略透支的存在性。为此，需要确定基本的判断标准。本文认为，在这个方面，可以形成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认识：
首先，战略透支肯定意味着战略成本大于战略收益，但并非只要成本大于收益就存在战略透支。
战略透支往往意味着持久性的、相当规模的成本大于收益，从而给国家造成很大的战略负担，包括出现财政上的入不敷出、经济基本面受到扭曲，从而对国家的兴衰产生明确可见的负面影响。从这个意义上美国肯尼迪政府为推翻古巴的卡斯特罗政府，而发动的猪湾入侵行动，就其本身而言，无疑是一个代价远远大于收益的行动，这一行动因其中存在的错误之多，甚至被称为“完美的失败”。但人们并不会把它与战略透支联系起来，因为它所涉及的代价虽然不小，但与美国国力的规模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与之相比，美国在越南这个战略价值并不显著的地方进行的多年残酷战争，是战略过度扩张的一个典型体现。这场战争对越南来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它同时也让美国付出了很大代价，包括5.8万人战死，美国为战争花费了1700亿美元，并且花费了另外2000亿美元用于越战老兵的年金和补偿金。战争恶化了美国国内政治环境，出现了大量游行示威和逃避兵役的情况。1967年，在美国纽瓦克和底特律爆发骚乱，数十人被杀，几千人被捕。60年代后期，越南的战争和国内的种族主义引发的紧张，几乎浸染到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战争也使长期存在的国际收支困难进一步恶化。主要由于越南战争的财政支出，黄金以惊人的速度流出美国。美元的信誉受到冲击，爆发了多次美元危机。孔华润认为，“美国在越南的战争是大国傲慢自欺、滥用和挥霍财富与权力的范例”。在此背景下，尼克松以结束越战的承诺当选美国总统。1973年1月，双方在巴黎签订停火协议，然而，美国几乎没有庆祝活动，因为大多数美国人早已得出结论，这场战争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其次，在不得不付出很大代价的情况下，即使行为的成本远远大于收益，它也不属于战略透支的范畴。虽然如何进一步优化策略，降低代价始终是重要的值得努力的方向。
中国实行奋发有为的外交政策，无疑会增大在对外战略方面的资源投入，从而提升了战略成本。由此，它是否能相应地提升战略收益，成为判断这一外交转型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过，这样的观点，背后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就是如果不转变政策的话，韬光养晦可以继续有效地持续下去，而且韬光养晦的成本并不会显著上升。这样的假设可能不一定成立，特别是在钓鱼岛、南海问题面临很大压力，经济体量又变得十分引人注目的情况下，如何继续有效地执行韬光养晦，已经变成十分困难的事情。
此外，有些情况下的对抗，或者外交成本的付出，是别无选择的结果。这特别体现在对于其他国家的扩张行为、无理行为的抵抗上。二战中，与德国的对抗让英国筋疲力尽，到战争结束的1945年，英国濒临破产边缘。
二战中，英国动员了大量的兵力：1945年，在2015万名能就业的成人中有1000万人在编或服役。英国在战争中拍卖了大量海外资产，并竭尽所能地向美国借债。战后，为了增加出口以获得外汇，几乎所有东西都要配给。直到1954年，英国才取消了基本食物的配给制，这比欧洲其他国家晚了许多。更有甚者，英国战后从德国最多得到了2900万美元的战后赔偿，但为了维持占领区的供给，每年却要支出8000万美元。英国财政大臣休·达尔登认为，英国是在“给予德国人赔偿”。
但这些都不属于战略透支的范畴。面对希特勒德国巨大的野心和咄咄逼人的态势，起而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哪怕战斗中最后一兵一卒也在所不惜，这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与生存所必须，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进行的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成本收益的计算。
当前，中国在南海、钓鱼岛等问题上维护自身领土主权的做法，不能只从经济上的花费、以及或许可以折算为经济价值的物质收益，两者之间的对比来进行计算。因为它是一个涉及根本利益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退让的代价可能是巨大的。
中国在南海问题上采取的坚定立场，维护的不仅是中国在这一地区的经济权益与利益，而且是一种会对周边国家、域外国家的行为方式产生影响的决心显示行为，其影响会波及广泛的利益领域，但对真实利益的大小难以进行一个准确的判断。周边国家对中国在南海的坚决应对的反应，是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在中国采取这样一种态度的早期，可能会出现周边国家较多反弹的局面。但随着中国展露出确定无疑的决心 以及物质能力与之相配套的稳步提升，一些周边国家会逐渐采取更加符合其利益的务实立场。在来自其他国家的反弹比较集中地发生的时候，关于我们的行为是不是强硬过度、我们是不是有点走过头了的担心是最大的。抛开中国自身而言，我们可以发现，世界上相当多国家在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利益时的做法都是相当激进和强烈的。相比之下，中国的做法虽然很坚决，但在手段上表现出明显的节制，在战略意图上有相当的克制。
第三、战略透支的存在与否，不仅涉及成本与收益的比较，而且涉及在什么时间进行成本收益评估。
国际战略的重要特点，是在复杂和变化的国际环境下，把不同的工具结合起来，从长期角度实现更高层级的目标。国际战略往往涉及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视野。一个战略的贯彻有不同阶段，包括战略规划与准备阶段，战略动员与早期投入阶段，持续深入推进阶段，以及可能会有的战略收束或收获阶段。
战略行为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成本收益结构。人们所说的战略透支，往往是对一个战略进行的总体评价，而不是针对特定的战略阶段而言。在战略的早期投入阶段、打基础的阶段，成本大于收益是十分正常的现象。有时，战略需要熬过一个比较长的投入大于产生的阶段。
1883年，英国拥有38艘战列舰，到1914年，英国战列舰总数达到31艘现代主力战舰（另外还有16艘正在建设）及39艘“无畏级”战列舰。为了维持海军的优势，自1900年起，英国的人均军备开支就已经超过了任何其他大国。为了国防目的而迅速增加的赋税造成了国内政治的紧张。如何评估，以及什么是评估这一时期英国海军大规模建设成本收益的合适时间框架，本身是一个颇有意思的问题。人们使用不同的时间框架，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英国如此大规模的海军建设投入，并没有被人认为是战略透支，而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一种战略上的必须或者无奈。确实，从事后看，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海上实力优势，对于英国在一战中的胜利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与此相似，50年代对朝鲜战争的参与，就事情本身而言，无疑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和代价。但中国的参与，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自身的战略自信，改变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实力与决心的认知，在此后一个时期内对于稳定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起到了重要作用。从不同的时间视野出发评价其成本收益，得到的结论可能存在不小的差异。
当前，中国在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的背景下，试图提升在国际体系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增强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无疑需要通过比较长期和持续的投入，才能取得较显著效果，并在此后带来一些有形无形的收益。但在此之前，可能不少投入在中短期内并不容易看到明显的收益和效果。
第四、在战略推进的中途，很多结果难以预料，从而给判断战略透支的存在与否带来较大困难。
战略的推进和执行往往是一个动态调整过程，而非僵化的过程。大战略在很大时候是指明努力方向的一个政策框架，而非十分具体的指南和操作手册。在战略执行过程中，国际环境可能出现比较大的变动，国家之间会有微妙复杂的相互作用，为此，需要在难以预料的变化的形势中，适时地进行战略调整，包括比较经常地进行战略反思。从这个意义上，战略透支的发生，常常不是因为战略本身，而是因为在战略执行中的僵化、政策力度过大、不适当的政策执行时间过长等因素造成的。由于执行水平不一，同样的战略，既可以成为好的战略，也可以导致很差的结果。因此，是否存在战略透支，事前或者事中往往难以看得清楚，大多数判断都是事后给出的。这不是因为学者只能够做到“事后诸葛亮”，而是由战略的动态调整和演进过程中的多变性造成的。从这个意义上，战略透支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经验问题，而非先验问题。
美国的反恐战争，在2001~2003年，人们一般不认为它存在战略透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反恐战争进行的时间不断延长，美国政府没有及时制定有效的退出战略，再加上金融危机的出现，使得反恐战争具有了某种战略透支的意味，成为美国政府一个比较长期的战略负担。但这样的结果是人们在2003年前后很难预料到的。
最后，战略透支是一个与大国兴衰相联系的概念，它针对的对象往往是体系中的一流大国，而不是其他国家的兴衰。
从这个意义上，人们会讨论美国、苏联是否存在战略透支，但它作为概念往往不针对二流国家或者更弱的国家。假设巴西、墨西哥、土耳其或者埃及在外交战略上出现某种比较大的不成功，人们一般不对他们使用战略透支的说法，而只会说他们采取了一种不成功的或者失败的战略。这样的做法也许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道理，它主要是人们的一种约定俗成。
虽然战略透支是与大国兴衰相联系的概念，但大国衰落不一定是战略透支的结果。没有战略透支，国家也可能衰落，不过战略透支会加快国家的衰落过程，因此是大国应该努力加以避免的情况。
二、奋发有为外交的收益与成本
虽然笔者认为中国外交基本不存在战略透支的问题，但战略透支概念仍然为分析当前中国奋发有为的外交努力提供了一个有益视角。2013年以来中国外交的奋发有为，一方面无疑取得了多方面成果，另一方面，中国外交资源投入的增大也显而易见。由此，就出现了一个战略资源投入与战略收益获取之间的动态平衡问题。
有学者提出中国外交存在战略透支风险的警醒，这显然是出于珍惜自身拥有的战略资源、强调战略资源使用效率的心理。不管是否真的存在战略透支，这样一种意识都是非常需要的。基于这种意识对中国对外战略进行深入细致的评估和反思，也是很有必要的。
以下，我们从战略透支概念所提供的框架出发，对中国外交近几年的几个重要实践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
（一）中国在周边的维权行动
2012年以后，在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下，中国加大了在南海、钓鱼岛问题上的维权力度。为了有效维权，中国投入了相当数量的战略资源，包括大大加快了海上执法力量以及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力量的建设，在南海开展了较大规模的岛礁建设，中国公务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进行常态化的巡航，等等。
中国采取的这些措施，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还无法推动南海、钓鱼岛问题的解决 但明显提升了自身在南海、钓鱼岛问题上的战略主动性，为此投入的资源一方面是出于维护领土主权完整的目的，同时本身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为此投入的资源本身并不是一种浪费，而是对提升中国军事能力具有不可忽视的助益。因此，从资源投入的目的及其客观效果来说，这一努力并不存在战略透支、资源的过度投入问题。特别是，中国的国防开支长期保持在当年GDP总量的1.3%附近，远远低于美国国防开支占GDP的比重，在这样一个比例关系下，如果中国能够逐渐实现在周边地区军事实力的相对优势，这样一种战略资源的投入从中国经济承受力的角度来看，本身是可持续的。从力量积累和弥补力量短板的角度来看，这一资源投入对于中国的崛起进程也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二）南南合作
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中国在南南合作中正在发挥更大的作用，包括向其他国家提供更大的帮助。如2015年9月26日，中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宣布，中国将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首期提供2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国将继续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力争2030年达到120亿美元；中国将免除对有关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截至2015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
2015年12月4日 中国领导人在中非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宣布，中方愿在未来3年同非方重点实施“十大合作计划”，为确保“十大合作计划”顺利实施，中方决定提供总额6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包括提供50亿美元的无偿援助和无息贷款；提供350亿美元的优惠性质贷款及出口信贷额度，并提高优惠贷款优惠度；为中非发展基金和非洲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贷款各增资50亿美元；设立首批资金100亿美元的“中非产能合作基金”。
显然，近两年来，中国加大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和支持力度，但其中无偿援助的总额依然相对有限，同时，中国自身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对外援助的总额并不能说很高。中国对外援助一个重要特点在于 能够以相对不大的援助金额，带来受援国经济社会面貌的较大改变，这与中国的援助重视基础设施建设、重视发展有关。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是在自己力所能及范围内为世界发展所做的贡献。从长期来说，中国也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中获益。中国的援助方式可能存在进一步改善的空间，但它本身是一种有价值的行为，到目前为止，还谈不上透支或者规模过大的问题。
（三）主场外交
自2013年以来，中国连续举办了多次具有较大国际影响的主场外交，包括2014年5月的亚信峰会，2014年11月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15年的“9·3”阅兵活动，2016年9月的杭州G20峰会，此外，2017年5月，中国还要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017年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将在厦门举行。在3-4年时间内，中国连续举办如此多的高规格主场外交活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这种情况在世界上也不多见。
举办这样的主场外交活动，无疑需要一定程度的经济投入，其收益则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形的，主要是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上升和国际关注度的提高以及使中国在某些国际问题上的观点和主张更好地得到关注、推广和落实。此外，主场外交对主办城市本身的发展，和其国际知名度提升也有一定积极作用。对于喜欢算实物账的人来说，主场外交的投入是可见的，而其收益则是无形的，似乎不怎么清晰的，有时是缺乏保障的。
从大国崛起的角度，举办重要的主场外交常常是其获得国际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标志。1875年在柏林举行的国际会议，显示了德国在欧洲重要性的上升。1921~1922年，美、英、法、意、日、比、荷、葡和中国北洋政府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了耗时近三个月的海军会议。1944-1951年，在美国围绕成立联合国、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签订旧金山对日和约等连续举行了很多复杂的国际活动与会议。此外，21世纪以来，东盟国家承担的国际会议的数量也显著增多。
举办重要外交活动，是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在其国际地位明显提升阶段采取的一种较为通用的做法。虽然主场外交的举办，可以以一种更为节约的方式进行，但不同的会议举办方式背后有不同的政策考虑，并会产生不同的国际效果，不管怎么说，主场外交活动就其本身的消耗而言，与战略透支基本上是一个相对无关的问题。
（四）“一带一路”建设
2013年底，中国领导人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截至2016年底，中国同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一带一路沿线很多项目在快速展开和推进，其中规模较大、颇引人注目的有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印尼雅万高铁项目、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科伦坡港口城项目等等。由于“一带一路”涉及的国家数量多，约为联合国成员国数量的三分之一，其中不少是高风险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一带一路”涉及的项目数量多、地域分布广、推进速度快，有些项目面临较为复杂的国际情况，包括雅万高铁在内的一些项目，在推进过程中也确实存在不少曲折。这让不少人对“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风险感到担忧。
毫无疑问，因为“一带一路”涉及的项目数量庞大、涉及很多性质不同的项目，项目面临的具体情况常常有比较大的差异。由此，项目的经济效益，特别是短期经济效益有好有坏是一种很正常的情况。我们既不宜把某些项目的成功等同于“一带一路”的成功，也不宜把某些项目的失败等同于“一带一路”的失败。而需综合考虑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得失。
“一带一路”的不少项目取得了比较重要的成功，如以中国装备和标准制造的亚吉铁路正式通车、中国企业中标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港务局项目；也有一些项目经历了一定的波折后，又继续在向前推进，比较典型的是科伦坡港口城项目的全面复工，中泰铁路经历了曲折后依然有了比较大的进展；在缅甸经历重要政治转型的背景下，中国企业于2015年12月中标皎漂深水港及工业区项目，等等。
也有一些项目存在的质疑声音较多。如中巴经济走廊被称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 其成功建设对“一带一路”的推进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成果的取得并不能否认其中也存在着的一些客观风险，对此，中国学者从一开始就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中巴经济走廊，以及“一带一路”涉及的其他经济走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现实困难，这是一个客观事实，这种情况引发不少中国学者的担忧，并从善意的角度提醒政府和企业注意其中存在的风险和挑战。这一方面说明“一带一路”的重要性，也说明“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并不会一帆风顺。
在正视“一带一路”沿线存在的风险挑战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夸大其中的风险和问题。毕竟，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前，很多项目已经在“一带一路”沿线推进，包括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提出都在2013年9月之前，中国在缅甸的一些项目如密松水电站、莱比塘铜矿则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间。不管有没有“一带一路”中国的资本、技术、企业、人员在世界上走出去的步伐并不会停止，从中长期看，它呈现一定的加快之势。
中国外交多年来一个重要的特点是灵活务实，根据现实情况进行比较迅速和实事求是的调整。“一带一路”是中国政府提出的一个长期战略倡议，但这在任何意义上不意味着中国会以不计代价的方式来加以推进。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国政府会在努力对现实情况获得更好了解的情况下，以一种符合经济规律、有利于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利益的方式加以推进。在建设的过程中，对成本的控制应该是随时随地的行为。
三、结语
2013年以来，中国外交的奋发有为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个是安全领域的抵御战略压力和维护领土领海主权权益，一个是经济领域的扩大合作范围与领域、拓展合作深度。从战略透支概念所提供的战略成本与收益计算的视角来看，当前在安全领域的投入并不存在战略透支问题，但没有战略透支并不是说没有战略风险，战略风险的来源，主要在于多线作战可能带来的利益兼顾问题，以及在力量还有所不足、战略时机还不是很成熟时如何实现进取与克制、力量运用的坚定与审慎之间的平衡问题。在经济领域，包括“一带一路”建设在内，虽然中国增大了资源的投入，但总体是在“互利共赢”的原则下进行，它并不是一个中国对国际社会、对沿线国家单方面的利益输送。虽然全球治理、发展中国家合作、“一带一路”建设从宏观上看，摊子铺得比较大，但经济合作不同于美国参与的越南战争、苏联参与的阿富汗战争，其进程相对来说更好控制、能相对灵活地进行过程调整、在操作过程中发现问题可以比较容易地纠偏。由此，这个看起来更可能出现战略透支的方面，其实是相对不容易出现战略透支的领域。
战略透支的概念框架，对中国外交的积极进取提供了有价值的警醒。不过中国外交当前总体上不存在战略透支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崛起国，未来一个时期最重要的是如何有效地积累实力，缩小与体系内最强国美国的实力差距，并在这个过程中，化解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这将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我们需要根据中国崛起所处的不同阶段，制定较为合理的阶段性目标，在动态演化的国际环境下，进一步用好手中的战略资源，保持战略定力，把握好战略进取的尺度，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注释：略
